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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对富人征税也是加速指券贬值的因素之一。1793年5月20日，政府在无套裤汉的压力下第一次采用这套手段。虽然激愤派一再强烈要求，但该项措施的真正落实是在九月危机的时候。9月3日，规定的征税对象包括收入超过6000里弗的未婚者以及收入超过10000里弗的已婚者，根据收入高低逐级征收。这种征税是惩戒性的，但是那些需要交税的人是可以用贬值的指券交付的。这类税收算来下能达百万之巨。但是地方政府并不愿意接受，尽管在那些“联邦党叛乱”商业中心，恐怖手段一直就是针对那些现在已经藏匿起来的发薪水的人，后果自然很糟。在法国的富人眼里，这种强制征税无异于一种令人发指的手段，在恐怖统治时期是一种报复性的阶级立法。1794年春天颁布的关于处理从革命敌人那里没收来的财产也是一例，这就是著名的“风月法令”。2月26日（风月8日），圣茹斯特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提出“被定为革命敌人的”财产应该“没收”。3月3日（风月13日）他又提出各地警备委员会应起草一份1789年5月1日以来所有革命敌人的名单，这些人的财产应该分给“贫穷的爱国者”。十天以后他又制定了一份法令，设立了“民众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来决定什么人应该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决定哪些人的财产应被没收并重新分配。实际上，这些法令没有得到全面实施，而且零星执行的情况也十分混乱。圣茹斯特本人好像也未想过要如何贯彻执行，他在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里的同僚也不太积极。他们支持这种民粹措施，只不过是为了不输给新政治危机下的巴黎激进分子，这场危机已然在风月时达到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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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一名代表回忆说：“恐怖体制的建立不是刻意所求，而是因为环境所迫自然而然形成的。”[14]但是这也意味着没有人能控制得了这个恐怖体制，即便是那些有利可图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结束恐怖，即便是在恐怖体制已经慢慢地派不上用场的情况下。任何人对恐怖指指点点都会被认为是在同情受害者，因此他就会成为受害者之一。但是从恐怖作为政府体制被提出的时候，很多代表——可能也是大多数——就深感不安，但是紧急情况一旦解除——10月份与奥地利战役大捷，数周后又控制了几个“联邦党”叛乱中心，大败旺代军——恐怖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的野蛮方式所承受的压力就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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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认识到这一点，罗伯斯庇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很清楚没有必要的过激行为会让国内很多人对革命失去信心，也会召来更顽固的国外敌人。基于上述考虑，罗伯斯庇尔想要营救王后和吉伦特派，谴责废除基督教运动，在霜月十四法令中也极力要拓展中央政府的权力。因此当11月22日丹东号召不要再流血并在设计霜月十四法令时也起到了建设性作用的情况下，罗伯斯庇尔也毫不掩饰对他的支持。后来丹东批评雅各宾派而呼吁温和，罗伯斯庇尔也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两天后，两人的朋友、新闻界老手德慕兰在罗伯斯庇尔的推动下，出版了《老科德利埃报》。这份报纸的题目就说明了它的立场，即批评现在科德利埃俱乐部的主要人物，批评提倡继续恐怖、支持废除基督教的那些人。现在，罗伯斯庇尔已经怀疑大部分埃贝尔的盟友可能已经成了皮特的走狗，在臭名昭著的王党阴谋分子巴兹男爵煽动下，投靠了反革命。1793年夏天以后这些人一直在攻击丹东。11月中旬，沙博告诉罗伯斯庇尔，此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想要诋毁革命，想要扼杀革命的支持者。此时一切都已经明了。沙博以前是名僧侣，当过特派员，也曾加入过治安委员会，但在9月底因投票被迫退出。一伙腐化的代表，想要趁着前印度公司清算账务之际发一笔横财，他们把别人也卷了进来，其中包括像沙博这样的爱国者，所以就给了艾贝尔派揭发他们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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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像罗伯斯庇尔一样很警觉的人，这样的事情的确不可能发生。但是巴兹男爵确有其人，而且他的那些颠覆性的活动也不是什么秘密，此外指控印度公司的不可告人的交易证据确凿。治安委员会怀疑沙博只想挽救自己的声望，于是将他投入大牢，等着他指控别人。与此同时，罗伯斯庇尔也还在鼓励德慕兰继续攻击那些恐怖分子和废除基督教运动。12月12日他想要重组救国委员会，把比约和科洛这些极端分子赶走，召入丹东。虽然这个尝试失败了，但是战斗还在继续。12月15日《老科德利埃报》将法国的局势比作罗马帝制那个血腥时代，影射里昂屠杀。12月20日，罗伯斯庇尔建议国民公会设立“司法委员会”，来调查各类冤假错案。那时，在德慕兰和他的朋友看来，逮捕龙森和文森是合理的。龙森是巴黎革命的指挥官，刚从里昂回到巴黎。文森是陆军部的秘书长，之前暗示要对所谓的“宽容派”施行清剿。12月17日领导攻击的是丹东的朋友诗人法布尔·戴格朗蒂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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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被打垮的就是所谓的“埃贝尔派”，而那些侥幸逃脱的人也只能胡言乱语地说自己是无辜的。但是12月21日科洛·戴布瓦突然回到巴黎，使他们有了一线生机。科洛匆匆赶回巴黎是因为听说了龙森被捕，之前他曾和龙森一起出巡里昂。科洛想要为他们在里昂的所作所为辩解，以免自己惹火上身。科洛径直去了雅各宾俱乐部为那些被捕的人辩解，十分振奋人心。因为有埃贝尔的推动，雅各宾俱乐部决定和科洛联手，要求指控者提供更充分的证据。科洛的干涉让恐怖再次成为统治手段，结果自清剿吉伦特派以来的政见分歧再次复燃。这次分歧一开始就波及到救国委员会，比约和科洛在12月26日成功取缔了罗伯斯庇尔提议建立的“司法委员会”。1794年1月，法布尔·戴格朗蒂纳也被卷入了印度公司丑闻，所以分歧还在持续。罗伯斯庇尔忍无可忍了。德慕兰也在第五期的《老科德利埃报》上指控埃贝尔贪污，而国民公会中宽容派的主要发言人也蒙受了投机和诈骗的罪名。1月8日法布尔在雅各宾俱乐部进行恶毒指控，罗伯斯庇尔和宽容派之间的“短暂蜜月”终结。1月12日法布尔被捕，唯一站出来替他辩解的是其私交丹东，截至当时他基本游离于各党派斗争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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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半月的争执吵闹后，一段令人不安的宁静降临。德慕兰放弃了《老科德利埃报》，外省的镇压高峰过去了，霜月十四法令也让那些叛变的特派员就范。朱利安代表罗伯斯庇尔调查这些人备受质疑的活动。一些关键人物也纷纷指责宽容派和埃贝尔派之间的派系斗争，他们认为这是共和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2月1日治安委员会释放了文森和龙森两人，原因是证据不足。丹东很支持委员会的这个举动，同时也要求释放法布尔，结果自己因此遭人怀疑。文森与龙森两人肯定不会因此对治安委员会感恩戴德。他们从牢里出来，马上决定报复那些把他们关入大牢的人，所以再度掀起派系斗争。治安委员会和救国委员会竭尽所能，想要平息战火，德慕兰宣称他不想再出版《老科德利埃报》。但是他们平息党争的努力适得其反，埃贝尔派不单指控宽容派，此时也针对这些人，认为他们在为宽容派开脱。外省恐怖分子卡里埃和若沃格相继回到巴黎，更助长了这样的势头。在这些人看来，国民公会就是一个“派系”，必须进行清洗，所以必须要来一场起义。科德利埃俱乐部是他们的大本营，现在他们也去煽动无套裤汉。2月底支持他们的各区俱乐部纷纷递交陈情书，谴责“不忠的”代表。3月4日科德利埃俱乐部决定创办一个民众刊物，名字就用马拉的《人民之友》，同时俱乐部推定在悬挂于俱乐部会议厅的《人权宣言》蒙上黑布，直到“派系”被清洗。埃贝尔谴责德慕兰是敌人的间谍，谴责他在误导罗伯斯庇尔本人。他也在呼吁一场民众运动，一次“新的5月31日运动”。3月6日科德利埃俱乐部所在的马拉区宣布自己随时准备起义，直到彻底清洗那些人民的屠杀者，他们冲进了市政厅，要求起事。没有其他区跟着马拉区行动，而且肖梅特也被起事者监控起来，没有人想要重演九月屠杀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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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委员会和救国委员会本该在下周改选，此时已惊恐万分了。不合时宜的最高限价早让巴黎陷入一片骚乱，在每一个集市日上，售卖基本生活品的摊位前的恶斗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黑市则更为猖獗。一名在3月19日因对杂货商叫嚣而被捕的失业工人说：“有自由，但是富人的自由。他们全力以赴，就是为了打击穷人。”[15]在这样的背景下，起义不乏支持者也不难理解。治安委员会和救国委员会决定携手合作。即便是科洛·戴布瓦，他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也劝雅各宾俱乐部维持稳定才是上策，并试图劝服科德利埃俱乐部也与其合作。这是一种十分古怪的兄弟合作情谊，在最为紧张的时刻可能会卷走一些革命俱乐部。科德利埃俱乐部同意了，他们揭下了《人权宣言》上的黑布，以示诚意。但是龙森和文森两人对这样的举动很不满，他们继续要求清洗。支持他们的是埃贝尔，有时候埃贝尔比他们两人叫嚣得更起劲。救国委员会一直没有行动，它在3月11日和平地完成自己的改选。罗伯斯庇尔休完一个月病假回来，委员会的势力才有所强化，它开始还击。3月13日圣茹斯特代表救国委员会谴责“外国阴谋集团”到处散播的阴谋，目的就是要行贿并最终诋毁代议制政府，饿死所有的巴黎人。圣茹斯特的发言刊印了数千份，在首都传阅。发言的语词十分夸张，指责各派系分裂了国民意志，指控起事行为实际是对抗人民自己，因为权力在人民手里。圣茹斯特的发言并不是针对某个人，但是却把埃贝尔、文森、龙森还有他们的追随者以及一切可能的支持者都包括进来。这些人大体上有20多人，在随后的两天内都被捕了，被送交到革命法庭。公诉人弗基耶－坦维尔受救国委员会之令，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给这些人定罪。所以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政治审判。这20人的罪名包括煽动叛变、企图人为制造饥荒、蓄意破坏粮食供给以及阴谋制造监狱屠杀。3月21日到24日这四天行刑，结果早在预料之中。24日下午与“杜歇老爹”一起上断头台的有文森、龙森和马拉区的领导者莫姆洛。因外国阴谋集团一案获罪的还包括众多外国人，包括克洛兹，面对着断头台前一如既往的拥挤的人群，他告别了深爱的人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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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断头台前的人群也颇有敌意。最终无套裤汉放弃了那些宣称为他们而战的人，那些最忠诚的代言者。警察报告很清楚地证明了巴黎百姓动不动就完全相信弗基耶－坦维尔那套胡编乱造的指控。救国委员会也必须要指控有人阴谋制造饥荒，同时又颁布了风月法令。3月13日圣茹斯特的发言广为传播，救国委员会所做的这一切都说明它是多么想要赢得民众的支持。供给委员会为了稳定首都面包价格给出的特别承诺也说明了这一点，过犹不及。3月6日巴黎其他47个区并没有跟着莫姆洛领导的马拉区准备起义，已经说明那些激情澎湃宣布起事的人在两天前几乎毫不费力地动员周边各区的民众力量只不过是偶然的成功，和去年9月差不多。即便他们鼓动成功，也丝毫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呼吁会赢得别人的支持。革命的警觉和紧张局势已经维持了两年之久，无套裤汉也已经有点筋疲力尽了。他们的很多目的都已经实现，打击囤积的要求已经写入了法律中，在全民征兵、最高限价、全面逮捕疑犯这些方面也都已经颁布了法令，而且以恐怖手段执行这些法令的政府也已组建完成。去年夏天以来，为了这些目的而战的爱国者也觉得理应支持一个推行这些法令的政府，打击各类派系。之前的“嗜血者”现在也通过各种方式，成了政府的雇员：要么是警备委员会的成员，负责颁布逮捕疑犯，签发爱国公民证书，按照霜月十四的法令，向国民公会下属的两个委员会负责；要么是各区议会里拿薪水的议员。这是丹东在1793年9月4日提出了一箭双雕的办法。[17]正统派可能会嘲笑这些“40苏的爱国者”，因为后者放弃了常设议会这项重要权利，为了就是拿这点薪水，所以这年秋天很多区纷纷建立非官方的议会，或是“区社团”。但是最活跃的、最讲求实际的、经验最丰富的无套裤汉已经被挑选出来进入国家各级机构。从这一点来看，埃贝尔派就是有政治野心的可疑捣乱分子，他们就在这样一个已经赢得国内外战争的政府之下暗地捣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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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无套裤汉也走到了终点。尽管肖梅特没有和埃贝尔一起被捕，但也仅多活了几天。4月13日肖梅特和那些被认为是他的支持者的人一起上了断头台，其中有前巴黎大主教戈培尔。作为巴黎公社独立的喉舌，肖梅特的死也代表了巴黎公社命运的终结。巴黎公社花了一周时间，才对国民公会推翻所谓埃贝尔派阴谋表明立场，所以认定他们和埃贝尔派有所牵连。也是依靠这个借口，国民公会在4月底下达了全面清洗巴黎公社的法令，之后公社完全慑服于救国委员会的控制。同样的罪名也落到了早已丧失主意的革命军头上，之前有人认为龙森可能会带领他们叛变。3月27日革命军解散。深为革命军恐怖所害的农民、教士，还有那些生活还算宽裕的公民到现在真的可以松一口气了。巴黎那些嗜血成性的民众强加于这个国家头上的恐怖统治好像很快就要结束了。几乎没有人能预见恐怖还会延续多久，因为此时牢牢掌控恐怖的不是无套裤汉，而是政府，结果可能比先前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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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Hardman, Documents, ii.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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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自Forrest, Bordeaux,p.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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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自Hardman, Documents, ii. p.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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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自Thompson, Documents, pp. 25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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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引自Hardman, Documents, ii, p.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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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dited by W. Bauer. Un Allemand en France sous la terreur: Souvenir de Frédéric-Christian Laukhard, Paris, 1915, pp. 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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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引自de la Gorce, Histoire religieuse, iii. p.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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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引自R. Sécher, Le Genocide franco-françois: La Vendée-Vengé, Paris, 1986, p.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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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引自W. Markov and A. Soboul, Die Sansculotten von Paris, Berlin, 1957, p.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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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原文如此，恐有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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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指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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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引自Robespierre: Textes choisis, ed., J. Poperen (3 vols., Paris, 1958. iii. 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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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引自C. Lucas, The Structure of the Terror: The Example of Javogues and the Loire,Oxford, 1973, p.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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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引自H. Hampson, A Concise History of French Revolution,London, 1975, p.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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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引自Rudé,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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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克洛兹自称“人类演说家”（l’orateur du genre humain）。——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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