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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26 [17]　1793年9月5日面对围攻的无套裤汉，国民公会通过了丹东的提议，一方面出席区议会的人领取40苏的津贴；另一方面废除区议会的常设性，以后每周只开会两次。此举引发了各区无套裤汉内部的分裂，尤其是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矛盾。前者往往来自无套裤汉的上层，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阻碍津贴法贯彻执行。（参见Albert Soboul, 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II: Mouvement Populaire et Governement Révolution2 Juin1793—9 Thermidor Ann II.La Roche-sur-Yon H. Potier, 1958. pp. 592-595）——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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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31 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1706331456]

1706332832 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十二章 热月 1794—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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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34 只有当恐怖的缔造者和最初的拥护者在恐怖中毁灭或被置于沉默与无能为力的境地时，人们才会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恐怖究竟为了什么，大革命又该走向何方。1794年3月底，一个警察暗探听到有人说：“我不知道这一切最终会有什么结果。人们斥责两个革命委员，于是我们觉得这些委员会很可疑。人们斥责革命军队，如今它也解散了。革命这一名称的意思好像是某种反对一切事物的事物。”[1]但是，有一个人会用雄辩有力的声音反对这个说法：他就是罗伯斯庇尔。整个秋天和初冬，他也在为革命的方向和意义苦恼，与宽容派的调情和他的政策便能证明这一点。但到2月份，他的想法逐步清晰起来。2月5日，他在国民公会发表了一个革命的信仰表白。他说：“我们正在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是和平地享有自由和平等，是永恒正义的统治。而永恒正义的法则不是镌刻在大理石或石头上，而是在所有人的心中……何种政府能实现这些奇迹？唯有民主制或共和制政府，这两个词是同义词。”[2]但罗伯斯庇尔指出，民主制并不等同于始终处于行动之中的主权人民（这就含蓄地拒绝了无套裤汉介入政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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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36 民主制是这样一种状态：主权人民在自己创制的法律指导下从事一切自己能胜任的工作，不能胜任的工作则由其代表来完成。所以他们应在民主制政府的原则中寻找政治行为的方针……那么民主制或民众制政府的根本原则是什么呢？或者说，维持它并使它运转的根本支柱是什么呢？是美德……这只能是对养育你们的故土及其法律的热爱……这种崇高的情感意味着把公共利益置于一切个人利益之上……你们的政治行为的首要方针必然是将你们的一切行为与维持平等、发展美德联系起来……在法国大革命的体系中，不道德的即为非政治的，腐败者亦即反革命。缺陷、堕落和偏见是通往君主制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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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38 如果这些观念是别人提出的，那可能只是法国大革命中层出不穷、乏味浮夸的言辞的又一范例。然而，罗伯斯庇尔是个强有力的权威人物，他对自己的观点十分认真。在1794年的整个春季和夏初，为了清除共和国的腐败，剔除不能达到其严厉的道德标准的人，他越来越心神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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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40 他的这种不安心绪的第一个牺牲品是法布尔·戴格朗蒂纳，罗伯斯庇尔于1月8日在雅各宾俱乐部对他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指责。但在罗伯斯庇尔眼里，法布尔的贪婪、奸诈和腐败给他那些知名的伙伴蒙上了嫌疑，包括像德慕兰这样的宽容派首领。至于丹东这样夸夸其谈的墙头草，他们坚定地维护法布尔，表明他们把朋友置于爱国原则之上。在勾勒出美德理想国的蓝图后不久，罗伯斯庇尔病倒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公开露面。在这段时间里，政治日程受埃贝尔派左右。治安委员会的成员阿马尔负责对印度公司的丑闻提出报告，以便对被告进行审判，但他在汇报自己的结论时令人困惑地拖拉。可能他也卷入了丑闻之中。由于同事不断施加压力，他终于在3月16日的报告中对法布尔、夏波和很多人提出指控。罗伯斯庇尔和比约－瓦伦公开在国民公会指责他的报告过分集中于财政细节，也就排除了这场阴谋的所谓政治性枝蔓。3月19日，阿马尔再度作报告，这次他拓宽了范围，法布尔和他的伙伴被送上了法庭。在埃贝尔派刚被清洗之后，这次审判的时间和筹备工作成为两个革命委员会的中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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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42 双方似乎已经决裂。比约－瓦伦等人似乎觉得宽容派在怂恿埃贝尔派走向自我毁灭之后也自取灭亡。治安委员会的瓦迪埃也持这种看法。法布尔的案件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因为他被逮捕前是继续执行恐怖政策的主要反对者。这样就可以清除德慕兰和丹东等人，虽然丹东在宽容派运动中没有起什么作用。丹东那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使他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当他的朋友受审时，他很难不受牵连。“治安委员会”其他成员认为，将一桩腐败案审判扩大为政治表演太过危险。天平在罗伯斯庇尔的掌握之中，审判丹东的想法是对他日益严厉的政治原则的一次检验。逮捕丹东和宽容派的提议最早出现在埃贝尔派受审之时，但罗伯斯庇尔又犹豫了一个星期。直到3月30日，在与丹东举行两次神秘的会谈之后，罗伯斯庇尔似乎才决心抛弃丹东。但在采取行动时，他表现得十分果决。就在逮捕证发出的当天，他便开始搜集指控丹东的材料。他的便函构成圣茹斯特31日在国民公会发言的基础，后者以两个委员会的名义宣布逮捕“最后的王党分子，五年来他们结党营私，他们追随自由仅仅因为老虎须跟踪自己的猎物。”[3]他提议对这些人进行审判。也许是因为圣茹斯特强调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政治清洗，这项动议毫无阻碍地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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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44 圣茹斯特控词的含糊也反映在4月2日到5日的审判中。当时东印度公司的密谋者德慕兰和丹东站在了被告席上，受审者总共16人，其中有9名议员。丹东甚至没有受到腐败的指控，虽然这一指控再容易不过。他的罪名全都是笼统的，依据的是他自1789年以来的政治记录。但他雄辩滔滔，很快便成了法庭的主宰，这让弗基耶－坦维尔惶恐不安。直到国民公会根据一项蓄意歪曲的报告——说这些囚犯反抗革命法庭——下令进行缺席审判时，对他有罪判决才得以通过。囚犯们的“反抗”无非是嚷着传唤证人，不过现在这一点已是多余的了。4月5日，丹东、德慕兰、法布尔、夏波和其他人被送上了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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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46 在法国大革命中，像丹东和德慕兰的覆灭这样难以解释的故事实在少见，因为几乎完全没有关于涉案人物的可靠证据。埃贝尔和他的同伴至少是因叛乱而被公开传唤。德慕兰只是主张（而且这时他已不再坚持）少一点血腥味的体制；丹东受审时并无任何始终如一的激烈指控。他们之所以被清洗，似乎是因为他们可能而非实际的作为。实际上，对他们的处决标志着恐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此潜在的罪行也像确切的罪行一样成为处决的理由，有时候，未能达到理想的道德标准的人亦可以被处死。“美德一词让丹东发笑，”罗伯斯庇尔曾阴森地说，“一个对所有道德观念都视若无物的人怎能是自由的捍卫者呢？”[4]丹东的死标志着美德理想国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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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48 这个理想国的另一个特征是持续的权力集中化。4月1日，部长理事会最终被废除。政府各部由委员会掌管，每个部由革命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监督。两周后（4月16日）的命令规定，所有密谋案件都将由巴黎的革命法庭审理，在随后的几周，外省大部分曾执行过恐怖政策的特别法庭被关闭。这就使得首都的监狱塞满了嫌疑犯，为应对这种局面，审判程序大大简化并加速。根据牧月22日（6月10日）法令，法官和陪审员的数目增加了，证人实际上被废除，被告也没有辩护律师。法庭的目的被定义为惩罚人民公敌，唯一允许的判决便是死刑。但是，人民公敌的定义十分宽泛，因为根据惩治嫌疑犯条例，任何人都可能受到这样的指控。此举对恐怖的性质立刻产生了影响。在1月到3月之间，处决的人数曾迅速下降，但4月份又有所上升，原因是对旺代的镇压再次强化，5月份人数又有回落，但从6月初开始，处决人数再次大幅攀升。新的恐怖高潮中的受难者主要是在巴黎被处决的。从1793年3月到1794年8月，共有2639人被送上革命广场的断头台，其中一半以上——共1515人——是在1794年6月至7月被处死的。在这些受难者当中，社会上层成员的比例也远高于整个恐怖时期的总比例：38％的贵族和26％的教士受难者是在这两个月被处决的，此外还有将近一半的富裕资产阶级。相对于其他时期，这两个月的恐怖更像是社会歧视的工具，而非惩罚具体的反革命行动的工具。当然，大部分死者也像其他受难者一样，的确有颠覆或叛国行动的嫌疑。但是恐怖形态的急剧转变意味着，在被处决的人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既是因为他们的实际行动，也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或者1789年前的身份）才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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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50 被处决的埃贝尔派也许会赞同这样的政策。但是，两个革命委员会在其被清洗后采取的其他措施，鲜能让他们满意。例如，在肖梅特被处决后，巴黎公社被置于治安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之下，其成员资格也被修改，以便构成一个可以从上层、而非从下面接受命令的多数派。于是公社立刻将注意力转向最高限价令——不过是转向埃贝尔派曾有意忽视的方面：限制工资。公社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搜集资料、编订埃贝尔派一直拒绝认真对待的工资表。与此同时，工资劳动者已经对即将到来的境况有了充分的警觉。4月，人们援引列沙普利耶法镇压要求提高工资的烟草工人首领。另一些工人团体也遇到威胁：如果他们胆敢提出类似要求的话，那他们将被征召为服从军事纪律的战时工人。但是，这些事件的发生恰好表明通货膨胀的压力远未得到遏制。然而，根据7月23日最终公布的新工资表，大多数工人的工资都被大幅度削减。1790年初，当指券价值暴跌时，很多人的工资涨了一倍或两倍。根据最高限价令，工资水平可以比1790年高50％，但已远不能反映工人的劳动价值。此外，工人此时已没有任何有效的抗议渠道。各区已被纳入政府机器，整个4至5月，巴黎公社都急于让人们忘却群众社团。到6月初，大部分社团都宣布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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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52 去基督教化的运动也开始逆转。两个革命委员会似乎也有一致的看法：废除基督教化是一场灾难。4月7日，库东宣布，新的提议将把国民的精神情感引向更具爱国主义的方向。这就是罗伯斯庇尔于5月7日在国民公会的演讲中提出的最高主宰崇拜。这种崇拜是在每个旬日举行的一系列共和节目中的第一个，它宣告了法国人民承认最高主宰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罗伯斯庇尔在掌声中宣布：这些准则是正义的永恒召唤者，因而也是社会的、共和的。在谴责僧侣势力的同时，他再次提到自己热衷的论点：共和国的目标是提升美德。他还为非基督教化中的极端行为叹息（虽然言语不多），并向卢梭这位公民宗教的缔造者唱起了赞歌。牧月20日（6月8日），他提议全民向最高主宰致敬。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节日活动。6月8日也是圣灵降临节，这或许是个意外的巧合，也或许不是。如果不是的话，最高主宰崇拜可能被设想为对基督教的挑战，或对它的友好表示。在这一事件中，各地没有接到关于如何组织这次节日活动的指令。一些地方采用刚刚过去的理性节日中的纪念物，只是将旧标语涂成新的。其他地方利用这次机会举行公开的弥撒，几个月来这还是第一次。在巴黎，这次节日的组织被委托给经验丰富的画家大卫，他自己也是治安委员会的一员。大卫在马尔斯校场建起一座假山，山顶栽上一株自由树，来自杜伊勒利宫的群众游行队伍朝这里汇聚。国民公会的主席带领议员们走在队伍的前面，恰巧那一周是罗伯斯庇尔担任主席。他利用这个机会又发表了两篇关于美德与共和宗教的颂辞，但他显然忽视了某些议员对这个伪教皇的体态的嘲笑，尽管他曾注意到这一点。另一些人觉得这不是什么好笑的事。“瞧瞧这个鸡奸鬼，”丹东过去的一个伙伴图里奥喃喃地说，“当主子他还嫌不够，还要当上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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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54 越来越多的议员持有与图里奥类似的看法，两个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如此。从1792年秋天以来，罗伯斯庇尔时常被人指控想建立个人独裁，此时这一指控较以往更可靠。他代表救国委员会发言的次数似乎越来越多，而且他在全国肯定比在同事之中更为知名。在奥尔良和巴黎，最高主宰节上出现了“罗伯斯庇尔万岁”的呼声。两周前，两个自称为刺客的人还想刺杀他。其中的一个刺客实际上攻击的是科洛·戴布瓦，另一个人只走到了她认为的暴君住所的门口。两人都被处决，还有52个涉嫌卷入巴兹密谋的人，他们都穿象征弑亲的红色衣服。依据牧月22日法令，他们被处死。法令中的大部分条款是罗伯斯庇尔起草的，并由库东通报救国委员会，但事先并未征求后者的意见。虽然救国委员会仍然值得信赖，但他们行事的方式表明他们并不确信自己能赢得委员会的支持。确实，从4月份以来，救国委员会逐渐成为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还有库东）与其他成员激烈争论的场所。他们一度威胁卡诺，因为后者驳斥他们是“荒谬的独裁者”。4月16日，救国委员会内部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总监查局”，负责监控公共官员的行为，上述三人被任命为其中的成员。但此举也许是为了让他们淡出。然而，他们以特有的热情投身新的工作，结果引起治安委员会的警觉，后者认为总监查局侵犯了它的领域，何况春天的公开审判已经表明它的权力范围被严重侵蚀了。所有这些都让罗伯斯庇尔四面树敌，牧月22日的法令更是变本加厉。法令中的笼统言辞让国民公会的很多议员——更不要说两个委员会的委员——提高了警惕性。他们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对该法令进行辩论，罗伯斯庇尔则谴责这些试图散布分裂种子的人。他们都记得，丹东派被捕时并无国民公会事先发出的命令，因此他们特别担心一个凌驾于一切与之对立的法律之上的条款。也就是说，他们担心这个条款会摧毁他们正常的逮捕豁免权。于是，在牧月23日，一些嘲弄罗伯斯庇尔在最高主宰节上的显赫地位的人提出了一个动议，要求新法令特别保护议员的豁免权。从动议通过的那一刻起，反罗伯斯庇尔的力量走向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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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56 罗伯斯庇尔清楚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虽然他对此缺乏正确的认识。“为什么给我？”他对这些天来一直守候在他门口的一个请愿者说，“为什么不交给委员会？每个人都交给我，好像我有无限权力似的。”[6]作为卢梭的忠实学生，他坚信自己纯洁而正直的意图正在被不爱国的阴谋家们蓄意诽谤和阻挠。这些阴谋家当中有一些因行为过激而被从外省召回的议员，如富歇和塔里安，有图里奥这样的丹东分子，还有从前的屠夫莱让德尔。但6月12日，当救国委员会拒绝采取严厉措施并将“九个人头”——他认为他们是反对自己的阴谋集团的核心人物——交给他时，他便不再参加委员会的会议，而是日益频繁地在一个他知道能够获得支持的讲坛上公开露面，该讲坛就是雅各宾俱乐部。然而俱乐部的成员已不再有往日的权威了。在俱乐部而非国民公会表明立场，只能引起关于图谋暴动的猜疑。在那可怕的几周内，每天都有20至30人被处决，因而整个公共生活之中都弥漫着猜疑情绪。据说有60名议员晚上不敢睡在自己床上。然而，另一个日益明显的局面是：恐怖已不再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6月1日，英国人未能阻止来自美洲的庞大运粮船队，船队中“复仇”号的沉没在巴雷尔给国民公会的报告中被渲染成共和国英雄主义和无畏精神的史诗。更为重要的是，6月26日军队取得了弗勒吕斯大捷，入侵比利时、根除奥地利人最后的威胁的道路再次打通。此后人人都盼望能松一口气。然而，两个委员会被各种猜忌撕扯着，各方都在含沙射影地威胁对手，没有人知道如何终结屠杀，除非在自己毁灭前消灭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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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58 7月中旬出现了最后一次恢复统一——如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团结的话——的努力。作为自始至终的协调者，巴雷尔在22日举行了一次两个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会上同意加快实施风月法令。此后，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都相信，虽然此前有过一些分裂的迹象，但法国仍然有个统一的政府。但在第二天的联席会议上，罗伯斯庇尔在近一个月之后首次露面，并对比约、科洛、阿马尔和瓦迪尔作了一番充满敌意的人身攻击。他本人赞同新的联合政策，但由于他过早地发起攻击，任何停战都难以维系长久了。另外，两个委员会之外的议员担心最近鼓吹的团结成为现实，使得罗伯斯庇尔能够清洗那些他试图驱逐的议员。于是富歇和塔里安开始在两个委员会之外的议员中进行狂热的游说活动，通报最新得知的消息，为了区别于山岳派，这些议员被称为平原派。不过随着恐怖措施再度被强化，平原派的消极态度给他们招来了一个不太动听的称号：“沼泽派”。但罗伯斯庇尔也认为自己能够把握国民公会的大方向，7月26日，他再次在那里发表了一篇冗长凌乱的演讲，演讲中提到的人名不多，但通篇的威胁言辞似乎针对每一个人。他以当时风靡一时的方式称颂自己的廉洁和对美德的热爱，然后宣布社会上存在一个“危害公共自由的阴谋”，卷入阴谋的有议员和治安委员会的成员，甚至有救国委员会的委员，但他并未具体指明。这些“叛徒”必须被惩罚，他们的“小集团”必须被摧毁。两个委员会都应该清洗，因为“只要权力还与一伙无赖牵扯在一起，自由的卫士就会被永远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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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60 这是一份宣战书。罗伯斯庇尔的敌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生死将系于快速反击行动的成败，于是他们决心应战。起初一场嘈杂的争论发生，焦点是罗伯斯庇尔的演讲是否付印、该印多少份。受到攻击的议员们再次指控他的独裁图谋，对此全体议员表现出明显的同情态度。当晚，罗伯斯庇尔向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再次宣读了他的演讲，这些吵吵嚷嚷的成员拒绝对比约和科洛做出回应。根据库东的提议，他们表决赞成驱逐所有反对印刷该演讲的议员，于是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国民公会的新的清洗行动。比约和科洛怒不可遏，他们径直前往两个委员会，几乎整晚都在筹备次日上午不可避免的对峙。在两个委员会之外的议员中，塔里安也在积极备战，他知道当时的国民公会主席科洛会安排谁在何时发言。7月27日（即热月9日）上午，当圣茹斯特——他并未涉足前几周的派系活动——出人意料地代表罗伯斯庇尔发言时，情绪的力量表现得一目了然。比约代表治安委员会、塔里安代表及其他与会者谴责罗伯斯庇尔。他们的发言赢得欢呼，但当罗伯斯庇尔要求发言时，他被“打倒暴君”的呼声淹没了。科洛一直拒绝他发言，而轮番的攻击让议员们陷入狂热。最后有人提议逮捕罗伯斯庇尔，国民公会接受了这一提议。还有人提议逮捕圣茹斯特和同样支持罗伯斯庇尔的库东。相关的指令随即发出，巴黎国民卫队司令昂里奥同样被下令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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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62 这是一场议会骚乱。罗伯斯庇尔前几个月几乎完全幽闭在圣奥诺雷街的住所中，他高估了议员们对他的支持，这是致命的。在7月27日的演讲中[7]，他直接或间接地攻击了许多议员，以致没有人觉得有完全的安全保障。不过，在国民公会遭受的挫折并不意味着罗伯斯庇尔已经穷途末路。26日夜间的情形表明，他依然能得到雅各宾俱乐部及公共走廊上听众的支持。另外，巴黎公社在埃贝尔派被清洗后进行了改组，那里也有他任命的大批成员。因此他在巴黎仍有机会，从1791年春天以来，他在群众当中一直有很高的威望，这会给他积聚力量。而且巴黎公社一开始也没有抛弃他。28日下午，公社命令首都的所有监狱看守拒绝接收囚犯，昂里奥也得以逃脱。在他试图集结自己的国民卫队准备起义的同时，被逮捕的议员被带到市政厅，置于公社的保护之下。但是，48个区中只有17个区的国民卫队响应昂里奥的号召并在格雷勿广场集合。另一些区的卫队摇摆不定，直到国民公会采取决定性行动时，他们才迅速服从。根据巴雷尔的提议，逃跑的囚犯将失去法律保护。根据最初由圣茹斯特——真是具有反讽意味——提出的法律条款，这意味着逃犯未经审判即可处决。忠于国民公会的武装交由在土伦之围中崭露头角的巴拉斯指挥。面对这样的决定，再加上无力让大多数区走出敌意和冷漠，公社开始踟蹰不前。夜间，集合起来的部队逐渐散去。因此，当巴拉斯带领部队于7月29日凌晨两点达到市政厅时，市政厅已无人防守。罗伯斯庇尔企图自杀，但子弹仅仅击穿了颌部。次日下午，身受重伤的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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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64 在随后的24小时，他的兄弟、库东、圣茹斯特以及其他80名来自巴黎公社的“罗伯斯庇尔派”被处死。目睹过行刑场景的爱尔兰政治流亡者汉密尔顿·罗万记载说：“不到一个半小时之内，大约六十人在革命广场被处决；我站在离行刑地一百余步远的地方，但死者的鲜血还是从我的脚下流过。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每当人头落到框子里，人群中就爆发出千篇一律的欢呼声‘打倒最高限价令！’”[8]这个星期前几天公布的工资表当然不是各区没有响应公社起义号召的唯一原因。危机来得太快，事先不可能有应对计划。而且，国民公会告知群众，罗伯斯庇尔图谋专制独裁，群众在此前就曾驯服地接受关于埃贝尔派和丹东派密谋的说法，这一次他们也不会劳神去拯救另一个同样被证明是泥足巨人的偶像。尽管如此，罗伯斯庇尔派的公社在危机爆发前几天颁布工资限制令的关键时刻疏远了普通巴黎群众，因为后者有个人所共知的癖好，那就是寻找替罪羊，而罗伯斯庇尔及其市内党羽的覆灭满足了这种癖好。至于罗伯斯庇尔本人，他从来就不是独裁者，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他有这个目标。但他生性多疑，持续了一个春天的政治压力让他走到了妄想的边缘。有关阴谋的谣言围绕着他，更不要说刺杀行动了。由于对自己的操守坚信不移，他很容易把矛盾看成用心不良，把行事独立看作机会主义。后来，他认为公共生活中几乎无人可以信赖，由于他把这个想法说得如此明白，也的确没有人可以信赖了。由于暗示那些跟他不一致或他不赞同的人都应被处死，他迫使这些人在被他毁灭之前先毁灭掉他。人们之所以称他为独裁者，是因为他们害怕一个掌权者在道德上的不妥协立场。在处死罗伯斯庇尔之后，他们用这一指控来证明自己行动的合理性。这就让他们把自己曾协同参与的行为过错归咎于罗伯斯庇尔。但在恐怖退潮后的几个月和刚刚开始的无情体制中，这种做法日益成为耻辱、指控和报复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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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66 热月9日的标志性意义主要不在于推翻某个人或某个集团，而在于否定一种政府形式。对此有不同想法的人很快就失望了。7月29日，巴雷尔轻描淡写地称这段插曲为“一次对政府毫无影响的纷乱”，并提名候选人以取代三位被处决的救国委员会成员，但他的提议未获通过。相反，国民公会接受塔里安的建议，规定救国委员会每个月应有四分之一的委员退出，退出者不享有接下来的补缺选举资格。废除革命法庭的动议暂时被否决，但有人竟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本身就表明当时的气候变化是何等剧烈。不久，国民公会所有的下设委员会均需按同样的程序进行改组，而救国委员会的新成员中就有塔里安本人。丹东从前的朋友也进入了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8月1日，改组后的两个委员会着手取消牧月22日法令。8月10日，它们对革命法庭的成员进行清洗，逮捕了弗基耶－坦维尔，终结了恐怖体制。8月，巴黎只有6人被送上断头台，在这一年余下的几个月中被处死的人只有40多个。反革命图谋现在必须经过取证后才能定罪。由于取证定罪工作困难重重，各监视委员会的大部分职责和权威形同虚设。因此8月24日，巴黎的监视委员会从48个削减为12个，其他地方每区一个。所有这些举措都日益仰赖于国民公会议员的创议，与此相应的是，8月11日，救国委员会失去了作为政府当中的总管的角色，这有悖于巴雷尔代表该委员会提出的方案。除了军事和对外关系，救国委员会的其他职责都被分派给其他委员会。这样，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的一个月内，恐怖和革命政府的中央机构已被国民公会瓦解了，因为国民公会越来越确信这些机构已不再是必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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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68 这在全国率先开了放松神经的先河。8月10日的第二个周年纪念活动是在无拘无束的轻松气氛中进行的。不过，除了处决人数的下降外，时代变更的更明显证据要算释放嫌疑犯了。一开始这就是人们的普遍期望，激动的人群每天都聚集在监狱门外和治安委员会门口。巴黎的释放工作开始于8月初，月底有3500名囚犯获得自由。这些走出监狱的幸运者对把他们送进去的人充满敌意和怨恨，后者大部分是监视委员会的公民同胞，如今被斥为恐怖分子。因此他们要报复。8月31日，西南郊的格伦内尔火药厂发生爆炸，死伤者约400人，惶恐不安的恐怖分子认为这就是第一次报复行动。但实际上这可能是一个意外。并非意外的是大约在同一时间出现的针对无套裤汉的治安小分队，即所谓的“金色青年”。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被释放的囚犯，有些人是逃避兵役者，还有很多人是文员和小官僚，所有这些人都想惹麻烦。他们炫耀昂贵的服饰和几个星期前人们才敢展示的发式。金色青年的总人数大约在2000到3000之间。他们专门骚扰知名的恐怖分子，扰乱后者的聚会，破坏他们不赞成的公共活动。反罗伯斯庇尔的主要密谋者、原土伦特派员弗雷隆在自己的报纸《人民代言人》上公开怂恿这些捣乱分子。这份报纸在9月初问世，很快就与这种街头私人武装的暴行遥相呼应。不过在当时，他的报纸远不是唯一斥责恐怖的过激行为及其始作俑者的喉舌。在8月至9月间，一系列右派报纸在巴黎遍地开花，以致有人在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呼吁遏制它们的煽动行径。塔里安、弗雷隆和其他在那个革命的月份得胜的人如今被称为“热月党人”，面对上述呼吁，他们以捍卫出版自由的嘹亮口号来应答。他们说，那些要限制出版自由的人是“罗伯斯庇尔的尾巴”（这也是8月底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的标题），是企图借助恐怖手段重返政府的嗜血狂。8月29日，国民公会公开抨击那些在最后关头才反对罗伯斯庇尔的革命委员会的主要恐怖分子。有人提议弹劾巴雷尔、比约、科洛、瓦迪尔和大卫。这样做对国民公会而言仍然走得太远太快。它拒绝起诉这些人，而且，为了表明继续忠实于激进主义，国民公会下令将米拉波的遗骨从先贤祠中迁出，用马拉的遗骨替代。卢梭的遗体也被下令掘出，安放在先贤祠中。受到这些迹象的鼓舞，雅各宾俱乐部采取了攻势。9月4日，它驱逐了塔里安和弗雷隆。几天后，塔里安在街道上受到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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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70 所有这些，热月党人都声称是恐怖回潮的开端。格伦内尔的爆炸是雅各宾派所为，弗雷隆现在让他的队伍掉头来攻击雅各宾俱乐部。在法国，“雅各宾”这个词首次（在国外当然不是这样）成为一个具有普遍侮辱意味的术语，它与恐怖和那个曾长期支配俱乐部讲坛的“独裁者”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牵连。衣着光鲜的流氓滋扰曾支持雅各宾路线的各区大会，殴打大会首领。如果说在当时还需要什么让人回味一下最初的恐怖，那么一批来自南特的所谓联邦主义者堪当此种角色，但他们在革命法庭前被宣告无罪。在对他们进行调查期间，关于卡里埃在南特溺水处决的一些骇人听闻的细节被披露出来。这足以对他的协同者，即南特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提起诉讼，也足以促使国民公会对卡里埃本人立案调查。毕竟作为议员，除非国民公会有明确的指令，卡里埃本人可以免遭逮捕。对热月党人来说，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他们正想加大反雅各宾派的力度。早在10月份，塔里安就创办了一份自己的报纸《公民之友》，与此同时，莱让德尔在国民公会再次动议弹劾巴雷尔、比约和科洛。这一次拯救他们的是还没有人想攻击的原救国委员会成员，其中包括卡诺。他作证说，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曾赞成恐怖体制。但持续的压力使情况按施压者的愿望发展。10月16日，所有俱乐部和协会被责令公布其成员名单，成员之间的一切通信均被禁止。所有人都知道，这一措施旨在摧毁雅各宾俱乐部的全国性联系网，这个网络是其力量的源泉，而成员名单则等同于受打击者清单。11月初，在当初自己与罗伯斯庇尔经常发布全国性政策指令的讲坛上，比约对俱乐部敌人发表威胁言论，于是一群保守派纨绔子弟从他们平时的聚会地点平等宫（以前的罗亚尔宫）向俱乐部进发，石块如雨点般砸向俱乐部的每一扇窗户。两天后（11月12日），数百名纨绔子弟卷土重来，冲入俱乐部大厅，大厅里的所有人全部遭到殴打。刚刚下令逮捕卡里埃的国民公会也无意对俱乐部表示支持。它不但未惩处施暴者，反而以挑动公共骚乱为由，下令封闭雅各宾俱乐部这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但实际上，街头暴力成了胜利者。一个密探记载说，数天之内，“老是看到有人被称为雅各宾派、被凌辱，甚至被殴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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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72 在外省，革命政府倒台引起的反动发展较慢。当革命的司法权集中于巴黎时，特别法庭并未完全消失。此外当地还建立了一些最臭名昭著的法庭，如奥朗日的民众调查团，它的规章以牧月22日法令为范本，在6月到8月间共处死了332人。它和其他法庭（特别是西部的法庭）在热月9日之后的五六周内继续运转，并下达了很多死刑判决。但不久新的特派员便前往各省监督撤销恐怖体制事宜，根据8月24日的法令，看守委员会削减为每区一个，数千名外省恐怖分子被清理出公共机关。不久以后，被其监禁的囚犯陆续被释放。很多获释的囚犯及其亲戚朋友，如今掌握了改组后的群众协会和市政委员会的权力，立即开始囚禁从前迫害他们的人。例如，到9月的第一周，奥朗日民众调查团的成员就已经站到了被告席上。在整个秋天里，巴黎反对前恐怖分子的浪潮日渐明晰，外省对这一迹象的领悟也足够迅速。12月初，一个被囚禁于布雷斯特的“马拉”号军舰上的英国人写道，水手们突然之间不再高呼“山岳派万岁”和“雅各宾派万岁”了。船舱里的伙计告诉他，这些口号现在被禁止了，人们要喊“山岳派见鬼去吧”和“打倒雅各宾派”。不过，无论是在首都还是在外省，反动的最终象征性信号并不是雅各宾俱乐部被封闭，而是外省超级恐怖分子卡里埃的命运。11月23日，卡里埃被送上革命法庭，他一直坚称自己在南特只是服从国民公会的命令，因此整个国民公会“乃至其主席的铃铛”都是有罪的。但这些辩词无济于事。12月16日，他被判处死刑并被送上断头台。他的辩词也许很公正，但他肯定不应对归咎于他的一切暴行负责。在牺牲卡里埃之后，国民公会便树立了一个不祥的样板。在卡里埃服刑前一周，罗伯斯庇尔于1793年10月从断头台边拯救的71名吉伦特派同情者（包括不幸的托马斯·潘恩）已完全恢复了国民公会代表的资格。政治转向已经完成，但吉伦特派的回归和清除最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并未预示着克制和共见的回归。1795年远非和解的一年，反而成为复仇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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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74 所有这些事态看来都深得人心。警察的报告表明，巴黎人普遍赞同关闭雅各宾俱乐部和处决卡里埃。1794年下半年，首都的不满情绪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9月7日，当雅各宾运动开始出现短暂的复兴时，国民公会将最高限价令延长一年，以表明它将继续实行经济管制。但是，在夏季的危机中，指券再次加速贬值：从8月到12月，价值从票面值的34％跌为22％。因此，虽然罗伯斯庇尔之后的巴黎公社于8月9日放弃严厉的工资管制——这一措施曾让巴黎转而反对那个“暴君”——确定了一个更加慷慨的工资率，但要求提高工资的骚动在整个秋天从未停息过。政府的军需工厂率先发难，不过，国民公会并未让步，反而在1月份关闭了这些工厂。更为严重的是商品的匮乏，即使有商品供应，价格也远高于最高限价令许可的水平。10月的一份警察报告写道：“市场上的所有东西售价都在最高限价令之上”；更让人吃惊的是，“人们都说这项法令没有强制性，无限制的贸易自由是根治其弊病的唯一良方。”[10]当然，国民公会的议员们始终持这种观点。他们只是在群众的压力下才接受最高限价令，但最高限价令在颁布后的一年中发挥了效力，这也是他们前所未有地不情愿承认的事实。当听说民众对限价令的支持也在减退时，他们再次根据自己的信念行事。他们认为，价格管制使本已很严重的稀缺局面继续恶化，加剧了他们本想抑制的囤积行为。唯有一个自由的市场能够恢复充足的供应，更不要说重新激活对外贸易了——外贸在经济管制之下已陷入衰退。于是他们责成当局就这一事务起草报告，结果12月初的报告建议取消最高限价令。12月24日，这个建议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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