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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76 当天晚上天寒地冻。这预示着这个冬天比1788年还要寒冷，确实，这也是整个世纪最寒冷的冬季。气候条件使得共和国的大军可以横越封冻的莱茵河进入荷兰，但这种气候给国内民众造成严重困难。河流结冰之后，在秋季就已变得稀缺的煤和木材的供应完全停滞。这种影响也波及全国。南方的橄榄树刚刚从1788年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现在再受冻害，连罗讷河也完全封冻。1794年的收成不够理想，又要优先满足军队的需求。法国从波罗的海和北非等遥远地区购买谷物。但是，由于冰冻和解冻之后的洪水影响，到港的谷物无法转运和研磨。一些城市，包括里昂和巴黎，试图以大米为补充食粮，但经常缺少足够的燃料煮熟大米。因此到了春季，面包变成配给供应，地方政府因为面包价格补贴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在危机最严重的1795年2月到3月，巴黎人每天尚能得到一磅面包。但在外省，食物配给经常要少得多，供应也很不正常。最高限价令废除了，其他商品的价格也一路飙升。从12月到次年4月，巴黎的肉价上涨300％，黄油价格上涨的幅度超过一倍。1795年1月，街头出现冻死的饥民。另一些饥寒交迫之人选择提前结束生命，巴黎和鲁昂、勒阿弗尔等北方城市的自杀率显著上升。由于取消价格管制，政府自己也不得不为大笔采购支付高昂的市场价格，因为战争行动需要大量物资。税款入库进展迟缓，因为政治动荡使得相关政府机构陷于瘫痪，而歉收又削减了农民的收入。支付给农民的东西只有指券。为了偿付国家债务，唯一的办法是印制更多的指券，到1795年5月，指券流通量比一年前增长了近一倍。这时指券的价值跌至票面值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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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78 在这种背景下，巴黎继续着反雅各宾派的斗争。弗雷隆麾下的纨绔子弟控制了剧院，当剧院上演他们不喜欢的节目时，他们就齐声高呼新的战斗口号“人民在觉醒”来破坏演出。他们还试图淹没“马赛曲”的歌声，称那只是雅各宾派的圣歌。戴红帽的人受到攻击，自由树被砍倒，恐怖时期的墙上标语被涂掉。1795年的前几周出现了持续的反马拉崇拜运动。1793至1794年曾大量制作的这位“人民之友”的石膏胸像如今已遭到系统的追查和粉碎。人们想尽办法拆除国民公会大厅外的马拉纪念碑，右派的报刊则呼吁将他的遗骨从先贤祠中迁出。无套裤汉运动的余党十分仇视这类攻击圣徒的行为，因为尊奉这个圣徒的人远不止付费的雅各宾会员。在巴黎的某些区，群众协会纷纷表示抗议，这些区大多位于东部街区，仍受恐怖时期的老兵的支配。他们的努力得到一份新报纸的支持，这就是此前一直默默无名的极端民主派、前封建法学家巴贝夫出版的《人民保民官》。1月底，他号召举行新的人民起义，实行仍被搁置的1793年宪法中的所有民主制度。这个重整旗鼓的口号带来的效果适得其反。一周后，警察进行密集搜捕，巴贝夫最后被逮捕，国民公会下令关闭群众俱乐部。1月8日，在马拉的遗骨仅在先贤祠安放了五个月之后，国民公会就对纨绔子弟的攻势让步，下令将马拉从先贤祠中迁出。国民公会宣布，任何人死后十年方可进入先贤祠。因为这个借口，共和二年的很多其他殉道者的遗骨亦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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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80 截至此时，反动浪潮已强大到让国民公会不能再佯装抵挡的程度。12月和次年1月，针对流亡者的法律开始放松，水手、手工工人和工匠在满足某些附带条件的前提下可以回国。4月11日，被宣布为非法的联邦主义者也被允许返回。与此同时，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建立，负责调查两个革命委员会的前成员所遭受的指控，3月2日的报告对这些被控者非常不利。巴雷尔、比约和科洛被软禁在家中等候受审。同样受指控的瓦迪尔则已藏匿起来。一周之后发生的事件也许可以突出地表明他们对共和二年的雅各宾体制的反动发展到何种程度。教堂重新开放，供群众进行宗教活动。在最后一次短暂地遵循雅各宾主义路线期间，1794年9月18日，国民公会最终宣布放弃宣誓派教会，从而将1790年以来大革命的路线引向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局。它颁布法令声称：共和国不再为任何宗教崇拜支付费用和工资——但这并不是说它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付过。这也意味着国家不再认可最高主宰，这种崇拜与罗伯斯庇尔的联系太紧密了。但这一措施意味着放弃大革命自己创建的建制教会。教会与国家正式分离，这在法国尚属首次。在某些人看来，这一法令是向废除基督教运动的回归，外省的一些地方也确实再度爆发迫害抗拒派教士的事件。但大多数人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是在转移依然忠实于教会之人对共和国的敌意。这样一来，1795年2月21日的法令便水到渠成了。这条法令宣布任何宗教都可以按其意愿自由进行宗教活动。法令的语气有点勉强，引言中还有很多诋毁教士和迷信的言辞。宗教被确认为私人事务，地方当局不得给予任何形式的认可或支持。宗教信仰的任何外在表现形式，如僧侣的服饰、礼仪和教堂的钟，仍然被严格禁止。信徒应购买或租赁宗教活动场所，并向自己的教士或神父付费。但是法令通过之后，教士神父们发现信徒都很愿意。一个巴黎人在日记中写道：“今天，1795年3月8日，他们开始在巴黎到处公开做弥撒，在房间里、公寓里、大厅里，还有一些修道院的小礼拜堂。所有人都去听弥撒……有些地方的弥撒从早上六点持续到中午，很多人还领了圣餐……从1793年10月13日星期日以来还没有举行过弥撒。”[11]一个星期之前，在信仰笃诚的布列塔尼，一个英国囚犯被管风琴声吸引，声音是从被摧毁和劫掠的坎培尔大教堂发出的，他在那里面发现“成排的人跪着”，“一个灰白头发、令人起敬的体面教士身穿祭服，正在祭坛上布道”。[12]教堂里的会众大多是“来自乡间的贫苦人，另有几个地位较高的人，我敢肯定，如果人们认为这种做法不会受责备的话，本来会有更多的人在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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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82 新宗教政策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议员们的这样一种意识：旺代必须获得持久的和平，那里的宗教不满情绪曾将革命的反对者推向保王党。虽然1793年叛乱者在萨维奈的战败终结了旺代的“大战”，但杜罗在次年春天进行的恶劣报复并不利于旺代居民与共和国的和解。报复的后果是激怒了整个地区的民众，而不是平息他们的不满。与此同时，在布列塔尼的北方，严苛的征兵政策使得投靠朱安党人的年轻人较之以前有所增长。在地方首领们的协调下，具有一定规模的、有组织的武装团伙开始出现。到5月份，整个布列塔尼大约有22000名朱安党人在活动。夏季结束之前，他们的谋杀、威胁、扰乱交通、攻击宣誓派教士和国有土地购买者的行动让当地陷入一片混乱，只有较大的城镇尚在政府控制之下。1794年7月，一支新的布列塔尼天主教王党军队宣告成立。这次行动虽然只是其始作俑者、保王党冒险家比萨伊的一次意愿表达，但仍引起国民公会的警觉。农村的叛乱已经使得西部的大片地区脱离了共和国的控制，只有那些设防坚固的港口才能防止英国人前来援助叛乱者。因此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更具和解色彩的新政策浮出水面。杜罗已于热月之前被召回，并在1794年9月被逮捕，不过后来被判定不必对当年春天的暴行负个人责任。共和国军队奉命停止挑衅行动，并从各驻扎地撤回军营，与此同时，和平的触角伸向知名的游击战首领——旺代的斯托弗莱和夏莱特以及布列塔尼的比萨伊。奥什将军已从德国前线被调回，全面指挥卢瓦尔河以北的部队，他宣布对所有放下武器的叛乱者实行大赦并发放奖金。审判卡里埃的消息传来后，叛乱者确信共和国已放弃恐怖政策，12月1月，国民公会也宣布对一个月内投降的叛乱者实行大赦。很多人放下了武器，到1795年1月，关于全面停火的正式谈判已在进行中。2月初，率部控制旺代低洼地区的夏莱特签署了拉若尼和平协议。根据该协议，叛乱者将停止行动，条件是保障其宗教信仰自由，不得进行报复，并且该地区免于兵役法。共和国将归还所有被没收的私人财产，对造成的损失做出赔偿，并允许叛乱者继续持有武器以共和国的名义维持当地的法律和秩序。共和国不会向叛乱者做出的让步，就是在一个已经认可的国中之国中恢复君主制。“蓝党”可能认为，这样慷慨的条款是以前一直强硬的斯托弗莱能在5月初为旺代林区接受此类条件的原因，而4月20日的马比莱条约将类条款扩展至布列塔尼的朱安党人，原因也是因为条件很慷慨。如果他们真的这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了。夏莱特之所以签字，仅仅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已陷入危险的孤立中。另两个停战协定仅仅是叛乱者的缓兵之计，因为当时他们暗中得到确切的信息：比萨伊已经说服英国人对布列塔尼海岸发动一场大规模远征。夏莱特得知此事后也保证配合这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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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84 不过在这场危机爆发之前，国民公会必须克服发生在自己门口的一次严峻挑战——巴黎人民最后一次尝试以如今已成传说的九三年方式迫使民族代表就范。普通巴黎市民认为，1795年的可怕冬天之所以能够熬过去，完全是依靠当时国民公会坚决维持的面包定期配给制。但到3月初，公会维持配给制的能力也出现了动摇。议员们在冬季饥荒最严重时尚能维系的群众信任也随之动摇。面包店前面的队伍开始变长，配给份额被削减，在某些日子里，一些街区甚至完全没有面包供应。保王党人自1792年以来首次公开声称，供应短缺表明共和国已经失败。最先感觉到食品告罄的是妇女们，不过她们的第一直觉并不是把病恹恹的路易十七从坦普尔凄凉的囚牢里请出来扶上王位。她们想到的是恐怖时期的经济管制。一个警察密探在3月16日写道：“人们在谈论热月9日之前的体制，那时物价不像现在这样贵，钱和指券价值相等。”[13]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听到新暴动的传言，尤其是在巴黎的东边。然而就在此刻，国民公会重新接纳了走出躲藏地的幸存的吉伦特派，如朗居奈、伊斯纳尔和卢韦，这些人都以谴责无套裤汉而闻名。对幸存的恐怖体制的主要领导人的审判也在进行中——对巴雷尔、比约、科洛和瓦迪尔的检举弹劾于3月22日开始。当成批的妇女为改善供应而向国民公会请愿时，她们不得不在充满敌意、洋洋自得并且嘲笑她们装束的纨绔子弟丛中被推来搡去。但议员们对此无动于衷。他们通过决议，从供应正常的地区征调三分之二的可动用粮，作为强制性借用，并决定将面包配额分发到各家门口以根除排队现象。同时议员们也采取了自我保护措施，他们颁布法令，严惩对国民公会的攻击行为。弗雷隆将手下的金色青年改组成非正式的立法机构卫队。但他很快就变得无足轻重了。3月27日和28日，经历了几天的面包骚乱之后，向国民公会进军的企图出现了，而骚乱就发生在以前的激进街区，如雅克·鲁原来的行动中心格拉维里埃区。骚乱者现在拾起巴贝夫的口号，要求实行1793年宪法，而不管它还有哪些其他后果，都将意味着国民公会的终结。但1792年或1793年那种典型的无套裤汉行动组织已经没有了。这种行动所必需的机构已在12个月前灰飞烟灭，而没有这样的机构，如今积聚起来的力量最终要走向失败。但到4月1日（芽月12日），骚乱在几天之后达到高潮，大约一万人（主要来自巴黎东区）向国民公会进军，这让聚集起来阻止他们的纨绔子弟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冲进大厅，要求面包和1793年宪法，并且来回盘桓，使得议会四个小时无法进行任何辩论。但他们没有更清晰的请愿方案，相互之间也没有协调。他们本来指望一些山岳派的残留议员能够支持他们，但这些如今被称为“山顶派”的议员却带头催促他们离开。傍晚时分，得到纨绔子弟支援的国民卫队从西边开了过来，于是群众两手空空地散去了。国民公会任命刚刚从荷兰胜利归来的皮什格吕将军统筹首都的所有武装和治安秩序。接着，为了突出它的蔑视态度，也许还为了发泄备受压抑的紧张情绪，国民公会发布了对四个被弹劾的恐怖分子的裁决令。在一片欢呼声中，巴雷尔、比约和科洛（瓦迪尔缺席）被判决流放。他们至少逃脱了卡里埃的厄运，但他们的同事认为，这种幸运不会持续太久。他们的流放地是圭亚那，后来人称魔鬼岛，不过在1795年，它更为人熟知（也许不太确切）的名字是“不流血的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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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86 在当时的巴黎，这样的举动简直就是挑衅。在随后的几天里，这座城市动荡不安，传言有新的进军和示威活动。皮什格吕的对策是驱散大型集会，下令逮捕任何有可疑记录之人。4月10日，为了支持他的行动，国民公会授权他解除恐怖期间各个街区的“知名”活动分子的武装。这一措施使得整个1600名巴黎人被官方剥夺防卫能力，无法应对任何形式的报复行为。此时16名原山岳派议员也被软禁。在这些措施之下，共和二年曾在革命政府中任职或与之合作的人实际上被认定为公共敌人，虽然他们大部人已不担任任何公职。新举措的影响不仅限于巴黎。在外省，随着冰封的河道在春季里解冻，这些举措便成为厉行反恐怖政策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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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88 这场反动被称为“白色的”，意思是说它的精神源泉是保王主义的。有些情况的确是这样：在巴黎以外，由于国民公会在1795年上半年无力应对饥荒局面，由此造成的幻灭感催生了一股怀旧浪潮，人们怀念国王照料臣民的基本生计的日子。在加尔省，当初的反革命中心尼姆周围出现了一些“太阳连队”，他们恐吓原来的恐怖分子，其领导人都是彻头彻尾的保王党人，并与阿图瓦伯爵的代理人有接触。里昂地区的耶稣连队与此类似。但是，白色恐怖的主要推动力无非是对暴行和悲剧的报复，它的受害者正是一年前掌权的那些人。白色恐怖更接近于1793年的那种无序的恐怖，而不是次年春天那种组织良好的体制性的恐怖。同样，断头台也不是它的特色，因为这是它所憎恶的恐怖时期的象征物。白色恐怖的执行者是行私刑的暴徒、谋杀团伙、搞诱骗和伏击的人。它最早出现在芽月起义及随之而来的镇压之前。例如在尼姆，第一批受害者死于2月底，这些原来的恐怖官员正是被声称护送他们去监狱的国民卫队所屠杀。基本在同一时期，原奥朗日群众调查委员会的法官也在沙维尼翁被私刑处决。但是，大规模反恐怖运动的真正发动器是4月10日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一些较为狂热的地方官员——他们通常也是坚定的热月党人特派员任命的——不仅解除了嫌疑犯的武装，还把他们投入监狱。在1795年夏天，多达8万到9万人度过了几周或数月的牢狱生活。在大部分地区，囚犯在秋天都已出狱，并未经受多大折磨。但罗讷河谷、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东部的情况不同，这些地区在恐怖时期曾十分血腥，血仇报复传统亦很强固，因此监禁前恐怖分子就成了屠杀他们的良机。例如，5月4日里昂发生严重流血事件，大批群众有计划地攻击监狱，100名到120名囚犯被砍死。一周以后，埃克斯发生类似惨案，60名囚犯罹难；5月25日，塔拉斯孔有24人死亡；6月5日，马赛又有100人被处死，此举得到特派员的公开纵容。土伦从英国人手中收复之后，海军很快就恢复了那里的爱国热情。当混乱无序的反动行为的消息从西边传来时，军工厂的工人组织了一次亲雅各宾派的进军马赛行动，他们高呼“山岳派万岁”。5月17日出发时有数千人，但一周之后，他们被正规军和国民卫队组成的联合部队驱散了。此外还有40到50人被杀，另有52人被一个为审理涉案者而设立的特别军事委员会送上断头台。这些只是最触目惊心的个案。1795年夏天，孤立的谋杀事件、殴打和其他暴行在整个东南部地区司空见惯。施暴者大多是一些青年团伙，他们夸张炫耀的服饰、一应俱全的攻击武器和逃避兵役的坚定意愿与巴黎的金色青年十分接近。1795年，他们在整个东南部地区可能造成了2000人死亡。在5月的第一次暴行大爆发之后，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停止，实际上，6月从巴黎传来的新动乱的消息进一步刺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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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90 芽月的大示威让国民公会深感震骇，它下令：当巴黎的面包配给量不足时，可以用大米和饼干来补足。不过，长期的燃料短缺意味着大米无法煮食，同时面包的短缺又进一步恶化。法国已没有任何尚可动用的粮食储备，而英国对海洋的控制使得海外供应变得极不可靠。因此，巴黎的配给量在4月和5月持续减少，唯一令人宽慰的是天气在好转。4月22日，有人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所有巴黎人每天都只有四分之一磅面包。巴黎从未陷入这样的窘困中。”[14]但是到5月初，配给量削减到两盎司。5月7日处决福基耶－坦维尔和革命法庭其他成员的民众主义举措，并未转移饥饿的民众的注意力。当与荷兰、普鲁士和西班牙签署胜利和约的消息传来时，所有人都在问：一个可以支配欧洲的民族为何无力给自己的公民提供食品？失去理智的妇女斥责男人胆小懦弱，不敢冲进国民公会要求不惜代价地获得更多的面包，而王党分子则继续浑水摸鱼，他们暗示说，只有国王能够恢复充足的供应。不过，正如以前的芽月示威一样，人们最愿意听的还是无套裤汉残余分子的言论，这时他们开始组织另一次“革命日”，这次行动将会取得成功。各区大会开始定期召开，就像过去那样，有的大会还宣布永不休会，5月15日，即将发生新暴动的传言已经传得满城风雨。19日，一本题为《人民为获得面包和恢复权利而起义》的匿名小册子的出版成了信号，次日早上，巴黎东边工人街区那熟悉的警钟声响彻塞纳河两岸。在革命日历上，那天是牧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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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92 在狂热的妇女的催促下，男人们离开作坊，开始向国民公会进军。上文中的那个日记作者写道：“每个人都杀气腾腾。”[15]当第一批来人被侍者用鞭子赶出公共走廊时，情况仍然没有改观。中午刚过，国民公会就被来自圣安托万区和圣马塞尔区的武装国民卫队团团围住。当议员费罗和一批同事试图阻止他们进入大厅时，他被射杀了。群众砍下他的头颅挑在长矛上，这时大门也被冲开，密集的枪声中夹杂着“面包和1793年宪法”的呼声。暴动者进入大厅后立刻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释放被监禁的爱国者，各区设立永久性会议，重组独立的巴黎公社，强制性食品搜查，逮捕回国的流亡者和迫害过雅各宾派的议员。他们高喊“山岳派万岁”，这一次，他们的力量看来占压倒优势，所以“山顶派”议员不敢让他们离去，只能公开接受他们的要求。但是当天的早些时候，两个委员会发出了一份总呼吁书，要求部队和武装公民前来救援国民公会。当山岳派正在大厅里折衷妥协时，忠实于国民公会的部队正在外面集结。当改组或解散两个委员会的动议提出时，这些部队被召进来。午夜时分，他们终于将无套裤汉从大厅中赶了出去，虽然使用了暴力，但没有开枪。危机还远未结束。就在这短短几个小时内，暴动者发出了增援圣安托万区无套裤汉的呼吁，东部各区的国民卫队搬出大炮作为响应。5月21日下午，大炮被挪到国民公会外面，随之而来的还有两万名群众。虽然与之对垒的人马大概要多一倍，但他们并不可靠，一些炮手一度跑到了另一边。没有人急于开火。虽然国民公会一边有很多正规军，但也有数以千计的普通公民，他们与对手几乎没有分别，也像对手一样饥饿。所以当国民公会宣布愿意接受一份请愿书时，暴动者轻松地把握了这个机会。请愿书再次要求面包和1793年宪法，前面的要求得到了庄重的许诺，暴动者于是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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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94 就这样，他们失去了主动权，从此再也没有获得主动。在几个小时前，当大厅里的暴动者被肃清后，国民公会就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它对无套裤汉的要求的真实看法：它烧毁所有在群众压力下做出的投票记录，并下令逮捕11名提议进行这类投票的山岳派议员。很多人认为（而且一些历史学家至今也认为），两个委员会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手腕，在对山顶派发动攻击前让后者也受到牵连。不过，当两个委员会真的发起攻击后，山岳派的命运就已注定了。他们不仅被指控利用已出现的暴动，而且（相当不合理地）被指控策划暴动。6月12日，他们被送交一个专门委员会受审。审判前已有一人自杀，当必然会到来的审判结果于6月17日宣布时，另一些人也效仿了他。6人被判死刑，但4人没有上断头台，而是在被带出法庭时自杀，可能他们事先就已计划以这一最后举动来树立爱国主义的反抗榜样。这时他们已得知那些试图领导牧月1日暴动的人已经遭到报复。5月21日的交锋发生过后，国民公会下令包围整个圣安托万地区。由于正规军行动缓慢，一些区对是否让自己的国民卫队参与单纯的惩罚行动感到犹豫，更何况是和那些兴高采烈的纨绔子弟一起行动，这些人正在圣安托万居民筑起的街垒外集合。纨绔子弟入侵该区的第一次企图被挫败。但是包围圈越来越近，外面的各区已经站在国民公会一边，要求交出杀害费罗的凶手及所有武器。第二天上午，被包围的三个区认识到抵抗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于是他们投降了，几天之后，杀死费罗的人被送上断头台。但镇压并未就此结束。曾审判山岳派议员的委员会又处决了36人，其中有些人是5月21日那天跑到暴动者一边的炮手。约有3000嫌疑犯被国民公会下令逮捕。所有区都顺从地解除了武装，并逮捕了一些上层要求它们清查的可疑分子，其总人数也将近三千。在随后的几年中，每当政治钟摆摆向右边时，这些人又会被当作潜在的危险分子再次被捕。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在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中面临危险。但是，群众运动在1794年已被严重削弱，而1795年最后一次无套裤汉暴动的失败标志着它最终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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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96 现在当然没有实行1793年宪法的问题了，如果这样的问题过去真的存在的话。早在2月份，一些主要议员已一致认为这部宪法完全不具备可行性，需要作彻底修改，更何况它已经成为叛乱的旗帜。但国民公会和以前的制宪议会一样，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基本理由是要给法国提供一部可以持久而稳定地表达大革命理想的宪法。但这种理想排除君主制吗？君主主义情感已经十分清晰地在春天的经济困境中萌生出来，一些较为保守的议员也许希望，由坚定的宪政主义者培养起来的路易十七有可能成为一个可以为人接受的君主。但是6月8日，这个10岁的孤儿死于瘰疬病，在1775年，很多人还认为他父亲用手一摸就能治愈这种疾病。普罗旺斯伯爵在路易十六被处死之后就自封为法国摄政，闻知此事后他立即宣布自己为路易十八。6月25日，他从自己的流亡地维罗纳发出一则宣言，但这一宣言完全摧毁了自己与被他认可享有统治权的王国当权者达成协议的希望。他在宣言中称，他一旦复辟就将恢复三个社会等级、天主教会以及实际上的整个旧制度，只有某些未指明的“流弊”除外。他承认没有三级会议的同意不得课税，但他没有指出三级会议召集的间隔时间长度。另外，他也没有提及关键的国有土地问题。他表示将大赦那些犯错的臣民，但不包括弑君的议员。总之，对于有利于复辟成功的那些人，他没有提出有保障意义的东西。他甚至断绝了立宪君主派的希望，这些人还曾指望回归某种类似于1791年宪法的体制。他堵死了通过协商复辟波旁王朝的路径。不过在1795年6月，这似乎无关紧要。信心满满的反革命准备用武力为复辟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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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898 [1]　引自R. Cobb, Les Armées révolutionnaires(2 vols., Paris, 1963), ii. p.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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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900 [2]　引自Robespierre: Textes choisis, iii. pp. 1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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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902 [3]　引自Stephens, Orators,ii. p.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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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904 [4]　Ibid., ii. p.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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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906 [5]　引自De la Groce, Histoire religieuse, iii. p.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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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908 [6]　引自Thompson, English Witnesses, p.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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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910 [7]　从上文看，似应为7月26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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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912 [8]　引自Thompson, English witmesses, p.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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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914 [9]　引自Schmidt, Tableaux,ii. p.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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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916 [10]　引自Schmidt, Tableaux, ii, p.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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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918 [11]　Journal de Célestin Guittard de Floriban, bourgeois de Paris sous la Révolution, ed. R. Aubert, Paris, 1974, p.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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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920 [12]　Thompson, English Witnesses, pp. 25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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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922 [13]　Schmidt, Tableaux, ii. p.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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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924 [14]　Journal de Guittard, p.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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