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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伦巴第,欢迎法国人的群众比法军侵略过的任何地方都更多,除了荷兰共和国。在各城市中,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热烈欢迎外来干涉,他们认为这是打破最近教会和贵族对意大利生活的强力遏制的工具。自1748年以来,意大利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相对繁荣。意大利北部的思想生活也兴盛起来,改革派君主[如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和他的长兄约瑟夫二世皇帝(统治米兰公国)]的举措使得很多有思想的意大利人深信:启蒙运动很快就会在整个半岛取得胜利。但在1790年代早期,这些希望已经破灭。约瑟夫已经死去,利奥波德返回维也纳继承帝位,不久也撒手人寰。而且,随着可怕的消息从法国汹涌而至,改革终于被抛弃,政府对独立的精神生活严加控制。帕尔马和那不勒斯的波旁君主国已陷入歇斯底里的境地,教皇则诅咒改革是对信仰的威胁。对资产阶级激进派来说,更为不祥的是,这场反动浪潮显然得到了某种群众支持。当利奥波德二世离开托斯卡纳时,兴高采烈的骚动者高呼“玛利亚万岁!”他们驱逐利奥波德安排在教会中的詹森派教士,并重新请回改革派试图禁止的神像、圣骨和宗教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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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796年,当法军源源不断地进入伦巴第平原并粉碎所有前来阻止他们的奥地利军队时,垂头丧气的意大利知识分子兴奋不已。他们深信入侵者将会支持他们。在逃脱皮埃蒙特的迫害之后,阿尔巴共和国的流亡者便尾随波拿巴踏上了胜利的征途。与此同时,追随波拿巴的雅各宾派粗暴地废黜了当地的统治者,并宣布了自由平等的法则。波拿巴到达米兰时,发现一个俱乐部正在等待迎接他。这个俱乐部拥有800名成员,其中大部分是律师和商人。不出一周,这个“自由平等之友社”就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了。又过了几个星期,它开始倡导一个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是乌托邦的理想:意大利的统一。波拿巴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情感和表达情感的工具。在5月1日发出的一项声明中,他谴责了国王、富人和特权者,并含糊其辞地提到了实现“伦巴第的独立,此举将给它带来幸福”。[12]但是他补充说,如果法国军队不能获得它已无法取得的供应,它便不可能实现这些崇高的目标。因此这些原属奥地利的省份被要求为法军的开支提供“微不足道的捐助”,米兰的新当权者们则被委以收取此项捐助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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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意大利及法国的意大利友人的不可避免的剥夺就这样开始了。当这支破衣烂衫的军队攻入世界上最富饶的平原时,它的将军曾以无数的战利品为许诺,如今他打算信守诺言,至少对自己的部下要这样。波拿巴在声明中提到的“微不足道的捐助”是指2000万的战争税。与此同时,军队所到之处,食品征用也无情地展开。他们为储存抢劫来的粮食和葡萄酒而专门设立了物资仓库,此外还计划建立容纳4000头牲口的围栏。各地市政府的金库被没收,意大利各城市中别具一格的公共当铺中的货物也遭到搜刮。法军还满心欢喜地破坏托斯卡纳的中立,借口是莱霍恩贮存有大批英国货物。英国人事先得到警报,并以令人惊叹的速度从水陆两栖撤走了大部分货物,但这个城市的其他物资被洗劫一空。艺术品被成批从教堂和宫殿中搬出,然后整车装船运往法国。此外还有金银,仅1796年一年,波拿巴上缴给巴黎的金银价值大约4500万里弗。米兰当局每月靠非常规征收获得100万里弗,有了这笔钱,波拿巴才能以硬通货为士兵支付薪饷,而在当时的法国,硬通货已经完全绝迹。至于征调的物资,如需有偿付款也是用信誉扫地的土地券来支付。不消说,这位司令和他的主要副手也发了大财,但抢劫行动很快就遭到抵抗。5月25日,愤怒的农民推翻了帕维亚的雅各宾行政当局,这个机构本是法军如成群的蝗虫过境时建立起来的。在战斗前线发生变化时,被过分的反宗教暴行激怒的起义农民便开始行动了。波拿巴不得不转而对付起义,他下令对该城进行24小时无限制的抢劫。其他的抵抗不那么引人瞩目,但更难对付,因为它们大多发生在农村。大多数城镇都有雅各宾派的活动中心,这些人在开始时是打算欢迎法国人的,他们还与法国人合作,组织对同胞的掠夺活动。但在农村,法国人完全被视为目无神明的外国强盗,乡民一有机会就对其进行抵抗、伏击和骚扰。1796年夏天,整个伦巴第平原到处是农民暴动,有的还曾歼灭零星的法军部队。不过这些行动基本是地方性的,从未汇聚在一起,而战线的来回推移使得交战各方的士兵都成了农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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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城市中,雅各宾派与法军的蜜月也未能长久延续。在6月被法军占领的教皇领地博洛尼亚和费拉拉,两年来镇压颠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反教会情绪,在博洛尼亚,最后一次处决就发生在法军到来前两个月。因此博洛尼亚的雅各宾派受到鼓舞,他们决心为自己的邦国起草一部独立的宪法,在当年余下的日子里,他们满心感激地为此忙碌着。最终的草案严格地以共和三年宪法为基础,这并不奇怪。但在米兰,躁动不安的激进派并没有获得这样的自由。5月底,他们成立仅两个星期的俱乐部被解散,只能在两个月后出现的“爱国社”中再次举行谨慎的聚会。9月,俱乐部经波拿巴批准后重建,不过名称被改为“文学与公共教育科学院”。但是,当它为召开志在使整个意大利获得新生的国民大会而展开活动,并采用有别于法国的红白绿三色徽时,法国再次进行抵制。无论是巴黎的督政府还是波拿巴本人,都对意大利的统一不感兴趣。11月,奥地利的新攻势可能会赶走法国人。在这种情形下,这家俱乐部准备在法军撤走时接管政权。有人组织了在市中心栽种自由树的集会,并以法律形式宣布伦巴第国家的独立。但奥地利人再度败北,法军的控制较以前有所加强,它粉碎了这场运动及发起该运动的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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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波拿巴意识到,漠视意大利人的这种理想就是背弃法国最可靠的给养源。如果可能的话,意大利爱国党人的能量应被利用而非排斥。基于这种考虑,当年秋天,他鼓励在博洛尼亚、费拉拉和摩德纳(这个公国也被法军攻占)被法国当局扶上台的人采取共同行动,以对抗地方保守势力的抵制。12月底,这些人的代表在雷焦举行会议,并宣布成立一个统一且不可分割的波河以南共和国,对此波拿巴并未提出异议。实际上,为了加快新国家的宪法起草,他还亲自加入,这部宪法最终于1797年3月27日公布。就这样,第一个意大利姊妹共和国诞生了,并得到了教皇的承认。根据2月的托伦蒂诺条约,这个国家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教皇的让步才得以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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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些进展,伦巴第的激进派的热情日甚一日,尽管波拿巴拒绝他们派代表参加雷焦会议。波河以南的人们采用的新三色徽以去年冬天米兰的三色徽为榜样,他们还建立国民卫队或“意大利军团”,为新的国家提供武装支持。在伦巴第人看来,所有这些都清晰地表达着同样的理想。根据新宪法于1797年4月举行的首次选举严格参照法国的模式,但选举结果也同样令人吃惊。由于教会的巨大影响,大量保守派当选。对此波拿巴也颇感意外。从2月以来,他一直忙于从阿尔卑斯山谷地向维也纳方向对奥地利人作最后的追击,所以无法控制意大利人第一次自由的意见表达。他抱怨说:“像伦巴第一样,波河以南共和国三四年内还需要一个临时政府,以便用这段时间削弱教士的影响力。否则,赋予自由就等于一事无成……不过……我的第一个步骤是合并伦巴第及河南共和国,建立一个单独的临时政府。”[13]这番话是5月1日写下的。几周之后(6月29日),阿尔卑斯山以南共和国建立,短命的波河以南共和国被并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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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看来,此举就像是蓄意制造一个附属于个人的被保护国。这个将军以专横跋扈的姿态给这个国家制订宪法,整个夏天他都在显贵簇拥的蒙贝罗宫中颁布各种政令。所有这些都表明,他为这个目标早有预谋。但实际上,波拿巴的上述想法可能更多是无计划的,在他行动的每个阶段,战略上的考虑压倒一切。河南共和国是抵挡来自南方的攻击的缓冲带,它有可资利用的自然边界。在伦巴第还没有类似的战略行动,直到奥地利人被驱逐出曼图亚。这次行动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与威尼斯领地接壤的法国占领区的东部和北部边界纯粹是管区界限而没有任何战略价值。威尼斯在这场冲突中保持中立,但是,由于它横跨奥地利与意大利的主要联系通道,因此在整个战争期间,它的领地都是重要的战场。当波拿巴前往北方的莱奥本时,他在贯穿整个陆地的交通线沿线留驻了守军,但不久后方爆发了针对这些守军的激烈行动。4月17日,暴动达到高潮,维罗纳有400法军被屠杀。作为回应,波拿巴向威尼斯总督和元老院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威胁。不过,当奥地利人在莱奥本谈判中要求法国对他们在比利时和伦巴第的损失做出补偿时,这些骇人听闻的暴行成了绝佳的外交筹码。威尼斯将被交给哈布斯堡家族,但其边缘地带的一些土地应割让出来,以巩固法军在西部的征服成果。因此,当山南共和国于两个月后诞生时,它至少在东部已有一条连续的边界,即阿迪杰河一线。对此奥地利人表示接受,他们在10月的康博福米奥条约中获得了威尼斯的剩余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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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条件下,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姊妹共和国便顺理成章了。另一种选择,即把被占领土并入法国,但这可能很难行得通,而且会激怒法国的意大利友人。看情形他们已经足够愤怒。意大利人希望按河南共和国的方式起草自己的宪法,但宪法是波拿巴给他们指定的。除了那些最温和的人士,所有人都被排除在新国家的权力部门之外。7月9日颁布的新宪法尽管规定的是选举制,但波拿巴下令,为使军事体制向宪政体制的过渡“免于混乱及震荡”,他将在宪法实施的第一年中任命所有的行政及立法机构成员。该宪法只维持了14个月,共和国的寿命仅比它长7个月。在存在的那段岁月里,共和国成了一个笑柄,原因既在于法国人对其盟友的剥削(当法国人的征调开始时,一个瑞士官员抱怨说,“我们可不愿意变成山南人”[14]),也在于当时激进派的骚动。来自威尼斯、皮埃蒙特、教皇国和那不勒斯的雅各宾流亡者很快汇聚到了米兰,他们一直为意大利共和国、出版自由、反教会和反贵族的立法躁动不安。在意大利时,波拿巴尚能果断处置这类行动。宪法没有关于俱乐部的明确条款,1797年11月,人们仿照果月之后的法国成立宪政协会,于是数天之后,俱乐部就被当作“无政府主义者”的温床封闭了。一个月后,当波拿巴离开时,俱乐部重新开放,但这时它已成为波拿巴所担心的各种观点和言论的宣传工具。米兰的雅各宾派梦想着意大利的共和二年以扫除一切障碍,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一个热心的妇女甚至声称,谁要能提着教皇的头自己就嫁给谁。法国强加给这个最年轻的姊妹共和国的条款步步都在为自己盘算。1798年2月,双方签署同盟条约。条约规定2.5万法军将驻扎在这个共和国,并由共和国承担费用。条约还规定,共和国自身应征召并维持一支2.2万人的部队,而这除非采用必定会招致民怨的征兵制,否则根本不可能实现。法国货物享受优惠关税,而英国货物则被完全禁止。如果考虑到这个共和国是法国的创造品,并且它的生存完全仰赖于法国,这样的条款也许不是那么不堪忍受,但在很多人的意识中,这样的条款让人难以接受。米兰和其他城市的俱乐部谴责这一条约,而立法机构则拒绝批准。最终它们还是让步了,但让步并非发生在巴黎的命令发出之前,当时山南共和国的大使曾在巴黎暗示“山南的果月”。于是,在1798年4月,这个共和国的议会和行政机构被清洗,大部分波拿巴任命的保守派被排除(这让他大为光火),得势的是那些更同情俱乐部中的激进派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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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意大利的呼声再度高涨。由于各个孤立的姊妹共和国散布在整个半岛,统一的问题便更加紧迫了。古老的城市共和国热那亚难以抵挡法国的势力,1797年6月,在热那亚爱国党人和他们的法国伙伴的起义被镇压之后,这个国家被改为利古里亚共和国。新共和国的宪法就地起草,并在12月的全民公决中通过,这与山南共和国的经历恰成对比。同月月底,罗马的一场骚乱造成一个法国将军意外死亡。惊恐万状的法国大使、波拿巴的哥哥约瑟夫逃往佛罗伦萨。果月政变以后,法国的督政府再次涌起反教权主义情绪,下令入侵托伦蒂诺条约留给教皇国的那点残山剩水。教皇没有军队,1798年2月10日,法军未经抵抗即占领罗马。五天之后,一小批雅各宾派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但这些人并非罗马本地人,而是来自北方各姊妹共和国的冒险家。法军指挥官当即承认这个共和国,教皇被流放。但是,直到一场群众起义,即所谓“罗马晚祷起义”于2月25日被镇压之后,这个新国家才算稳定下来。在这里当然不可能由当地意大利人起草自己的宪法。巴黎派来了一个法学家委员会。他们设计了一个充斥着罗马术语的结构,如执政官、元老院和保民官,但其体制是现代的、巴黎式的。像山南的宪法一样,宪法实施的第一年也是任命而非选举官员。没有法国司令官的许可,任何事情都不能通过。此外,这位司令官还有权制定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法律。这一规定最为露骨地表明,意大利各新生共和国的存在首先是为了伟大法兰西民族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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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姊妹共和国星群中的迟来者的待遇方面。热那亚人是传统的国际银行家,利古里亚共和国被视为这一角色的继承人,于是法国对它的第一个要求是贷款80万法郎。当议会拒绝这个要求后,法国大使策划了一次政变(1798年8月31日),清除了主要的反对者。当米兰的骚动仍在持续,而且受到4月清洗之后掌权的激进派的鼓励时,巴黎再次向其代理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维护自己的权威。1798年6月,一位新大使被告知,山南共和国的目的是“完全服务于法兰西共和国的利益,帮助它成为整个半岛的所有政治纷争的仲裁者。山南共和国必须强大到对我们有用,但绝不可强大到对我们有害”。[15]因此,一些更为保守的、敌视意大利统一观念的人士应该上台。于是有人提出了一部以罗马共和国宪法为范本的新宪法,它将选举权严格局限在纳税最高者的范围之内。布吕恩将军被责令以武力确保宪法的实行,但这违背了他的意愿,于是他事先透露了宪法的内容,米兰和巴黎顿时开了锅,在巴黎,重新抬头的雅各宾派担心这部宪法是在为法国的宪政改革作实验。尽管如此,宪法还是于8月30日通过,布吕恩被责令确保这一变更在初选大会中获得批准。但是,他获得认可的行动是从政府中大量驱逐温和派,这是在蓄意违抗巴黎的命令,实际上也是山南共和国在一年之内的第三次政变。他被召回在所难免,而第四次政变也接踵而至,8月30日的宪法最终确立下来,12月,雅各宾派再次被驱逐。这一次的反响变弱了,因为第二次反法联盟战争已经开始,它的结局左右着所有姊妹共和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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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最初的枪声在意大利响起。11月12日,那不勒斯军队入侵罗马共和国,两周之内占领它的都城,并受到激动的群众的欢迎,因为共和国十个月来的反宗教暴行让他们深感憎恶。在这段时间里,教堂被洗劫,宗教兄弟会被解散,新的修道立誓被禁止,很多宗教机构被关闭。在一个以宗教和旅游为唯一资源、成群的穷人依赖教士施舍的国家,这些改革无疑是灾难性的。新政府的纸币几乎刚一发行就开始暴跌,于是困难进一步加剧。几周之后,重整旗鼓的法军发动反攻,将入侵者赶回那不勒斯,于是更糟糕的情况发生了。再次露面的罗马雅各宾派比以前更为好战,他们禁止任何公开的宗教活动,限制宗教圣职的授任,并进行强制借款。法国人的敲诈也加强了,其总价值可能达7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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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统治模式已经没有时间推广到最后也是最短命的姊妹共和国,即尚皮奥内于1799年1月26日在那不勒斯宣布成立的那不勒斯共和国。这时法国的督政官们已不再需要这样的卫星国了。由于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准备进军瑞士和意大利,法军的战线已经拉得很长,风险很大,因此贫穷而遥远的那不勒斯王国的战略价值很有限。尚皮奥内了解这一点,在费迪南德四世的军队逃跑之后,他很满足于签订停战协定,该协定规定他占领北方各省,但不包括那不勒斯城——这个意大利首屈一指的最大城市。他的全部要求是应防止纳尔逊及其英国的分舰队登陆。但是惊慌失措的国王和王后放弃了那不勒斯,与纳尔逊一起渡海前往西西里。这时那不勒斯激动暴躁的穷人,即臭名昭著的拉扎罗尼,拿起武器对抗法国人,于是整个城市陷入混乱,最后贵族被私刑处死,王宫也被洗劫一空。自从俱乐部于1795年瓦解,这个城市的雅各宾派经历了三年谨慎而默默无闻的蛰伏期,如今他们再度兴起,并呼吁尚皮奥内介入那不勒斯的局势。尚皮奥内无法抗拒这一赶超波拿巴的良机,但是,当那不勒斯共和国的蓝、红、黄三色旗终于在该城上空飘扬时,1000名法军和3000名拉扎罗尼人为此送命或受伤。雅各宾派临时政府着手起草宪法,但一个致力于“公共教育”的俱乐部拟定了一系列乌托邦改革方案。然而,当尚皮奥内以十足的波拿巴风格驱逐一名批评他的文职特派员之后,他失去了信任并被召回。他的离职是督政府时期文官对武官的最后一次胜利,但这次胜利未能坚持到底,因为军事法庭在6月宣布尚皮奥内无罪。然而,他在南意大利创立的共和国此时已经消失。俄国人已经到达伦巴第,为了防止被分割包围,那不勒斯的新任法军司令麦克唐纳放弃该城向北急行军。他的合作者唯一可以依靠的兵力是驻守在各要塞中的一百名法军。如果让这支力量控制拉扎罗尼,其力量足够,但它肯定不能与正在向那不勒斯进发的南方王党部队匹敌,这支“基督教神圣信仰军”的领导人是好战的教会王公卢佛枢机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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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佛是卡拉布里亚人,曾服务于教廷,但在那不勒斯宫廷更受优待。在与王室一起逃往西西里的船上,他主动请缨,要赶在法国人到达之前让自己的家乡举起义旗。费迪南德四世觉得自己已没有可失去的东西,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2月7日,卢佛和他的少数随从举着绘有十字架和王室徽章的旗帜在卡拉布里亚登陆。数周之内,他的追随者发展成为一支总数1.7万人的军队,并控制了整个意大利西南角。不久,邻近的阿普亚和巴西利卡塔省也落入他们手中。卢佛的策略是有针对性地利用社会对抗情绪,因为这个地区刚刚遭受自然灾害,人口过剩、贫困现象十分严重,而且不堪间接税和封建捐税的重压。他宣布废除间接税和封建捐税,而那不勒斯的雅各宾派只是在玩弄观念,于是人们得出这样的推论:法国人和他们的朋友代表的是富人及有权势者。他还激发农民对城市根深蒂固的反感,因为他知道,虽然不是所有城里人都是雅各宾派,但所有雅各宾派都是城里人。像所有地方一样,政治标签与当地长期存在的数不清的对抗和旧仇宿怨紧密相连,并为继续这些对抗和仇怨提供了依据。“神圣信仰”军的行动是一场农民的反叛,如果在其他情况下,它很容易成为反对波旁政府的斗争。像其他叛乱一样,它也是混乱无序的,其动机和影响主要局限于当地。卡拉布里亚的法律和秩序数十年未能恢复。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叛乱者准备和卢佛一起向防御空虚的那不勒斯进军,6月13日他们到达那里,同日英国舰队从海上威胁该城。随后的一个星期是混乱的围城战和无政府状态。失控的暴行让卢佛深感恐惧,他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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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以及前来为国王作战的很多非法之徒……肆无忌惮地抢劫。所有体面人都逃离了这个国家。我们老实一点的士兵会站在门口制止抢劫,但起不到作用。抢劫往往以雅各宾为借口:但这是抢劫者的说法,实际上,他们常常为了打劫而称呼有钱人是雅各宾派。我发现小地方也是这样。他们一边高喊“国王万岁”,一边啥都敢做,不用担心惩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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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没有想到平静到来之后的残酷报复,但他的国王、他那胆小的哈布斯堡王后以及王室的英国顾问们则不同。他们要求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王室回到那不勒斯后,公审就开始了。结果120名雅各宾派被绞死,1100多人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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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整个意大利都在反抗法国及其被保护者。当反法联盟开始调集军队时,法国入侵者试图控制整个半岛。在此前的战争中,皮埃蒙特已经被法国或法国控制的土地包围,并于1797年10月被迫同法国签订同盟条约。次年6月,法军进驻都灵的内城要塞,并在那里怂恿当地支持者从事反对这个君主国的活动。在山南共和国的修道院被解散后,法国人要求出售它们在皮埃蒙特的地产,于是事情演变成了危机。国王查理·埃曼纽尔四世拒绝这一要求,除非他能收回都灵的内城要塞。法国人的回答是要求更多的军事方便,当国王坚持立场时,法军便占领了整个国家(1798年12月),并迫使国王逊位。他规劝自己的臣民服从法国人,然后前往岛国撒丁,因为这个地方仍属于他。皮埃蒙特的爱国党人欢欣鼓舞,但为时不长。1798年2月,一次精心操纵的全民公决同意法国兼并皮埃蒙特。对于南方的托斯卡纳,当时他们还没有考虑使用这种解决方法。但是,随着战事在春天重新开始,法国人觉得他们必须占领这个地区并攫取其尚未动用的资源。1799年3月,法军开进托斯卡纳,大公费迪南德匆忙逃往维也纳投靠自己的兄弟。但是,法国人刚刚控制该地就面临挑战:外部有奥地利-俄国军队的进攻,内部有当地民众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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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起义席卷整个半岛,尤其是在法军过于分散的兵力集中收缩到北部时。总的说来,在这动荡不安的十年中,这些起义很可能是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原则的最重要、最引人瞩目的批判和否定。对于作为起义主力军的意大利农民而言,法国人意味着军事掠夺、抢劫以及沉重的课税。一个十分常见的情况是,虽然法国人在谴责封建主义时口若悬河,但他们还会继续征收地主的各种捐税,因为这是很方便的收入来源。更糟糕的是,法国人还亵渎宗教,因为他们抢劫教堂、蔑视宗教习俗和信仰。波拿巴曾意识到这些做法可能带来的危险,而且像他这样的将军不止一个。对于为数众多的高级教士和愿意与他们建立有效关系的教士,他们殷切地寻求这些人的支持,并且分发宣扬自由、平等和基督教完全相容的布道传单。但是他们无法控制士兵的日常行为,后者从自己在国内外数年的历练中得知,教士是大革命最顽固、最善于潜伏的敌人,时而出现的渎神冒犯行径就是这种意识的表露。最后,法国人还代表着雅各宾派的统治,在农民眼里,这些富有的念过书的城里人更关心的是为自己揽权,通常还显摆一下无端而过火的反宗教情绪,他们并不关心乡下人认为重要的问题。农民知道,这些人掌权要归因于法国人,他们为了保持权力而对侵略者俯首帖耳,并且会利用权力来发财,如剥夺教会、独占收益。法国人通常把意大利的农村叛乱比作旺代,或称呼叛乱者为朱安党人。宗教和物质利益方面的双重怨愤,乡村与城市的对抗,意大利的起义者与法国国内的那种反革命典型确实有很多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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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非所有反对法国统治的人都是农民。法国的占领、抢劫和敲诈也为城市生活带来严重混乱。在1798年的罗马和1799年的佛罗伦萨,“玛利亚万岁”的反法口号响彻城市上空。不过,在城市中,地方性冲突通常也构成抵抗运动的基础。在托斯卡纳,攻击教会引发的怨气可追溯到18世纪60年代。由于法国人及其仆从没有取消自由贸易政策,在人口激增的城市,生活品价格一路走高,民怨沸腾,情形同样可以追溯到60年代。至于犹太人,所有雅各宾派都曾保证改善他们的尴尬地位,但在法国人撤走后,他们也受到群众的攻击。实际上,到1799年,越来越多的意大利雅各宾派也在背弃自己的恩人。雅各宾派从来就不是团结的。各地的温和派只希望重新开始18世纪80年代的稳定而有序的改革,在半岛的各个邦国,他们同急于谋求统一(必要时可使用恐怖手段)的激进派展开了斗争。在法国人掌握了控制权之后,一直受挫的激进派于1798年开始制定雄心勃勃的密谋计划,有时他们还与法国的反督政府雅各宾派协调步骤。1798年10月,督政府的一个消息灵通的代理人写道:“毫无疑问,此刻正在酝酿一个刺杀法国人的庞大阴谋……一些恶棍正在策划一起反对意大利各政府的新的西西里晚祷起义。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些阴谋,但这些可怕计划的某些内容仍不为人知。它涉及的是如何对这个深受憎恶的民族发动更为致命的战争,如果斗争再次开始的话。”[17]在皮埃蒙特,密谋者甚至已经着手争取农民的同情。1799年2月,虽然密谋者的动作被发觉,但朗格地区的农民还是在法国人即将兼并之前发难,不过极具反讽意味的是,他们不是以宗教物品为标识和象征,而是举起了雅各宾派殉道者勒·佩勒蒂埃和马拉的小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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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共和七年于1798年9月开始时,在法国人及法国大革命渗透的大部分地区,如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和意大利,都发生了对法国人及其革命的群众起义。1796—1798年,一场新的骚动席卷遥远的俄罗斯大草原,这也许与关于遥远西边骚乱的谣言有关,但是,唯一重大的亲法起义发生在一个法国人还未到来起义就已结束的地方。而且,即便是在这里,爱尔兰的农民也对法国人的主张没有任何认识。安贝尔的一个军官评论说:“上帝才帮助这些笨蛋,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多么不在乎教皇和他的宗教,他们肯定不会这么热心地指望我们的帮助。”[18]到18世纪90年代末,虽然革命的法国在境外仍有数以千计的朋友,但他们的数量在急剧下降。它的敌人则数以百万计,而且与日俱增。第二次反法同盟在纸面上承诺至少集结40余万人的大军,这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再加上敌视法国的群众,使得这个革命共和国面临着共和二年以来从未遇到过的致命威胁。1799年春天,当军事行动正式开始时,各地的抵抗运动大多被遏制或被压制到尚能承受的层次,不过在意大利,法军已经完全不能应付那里的抵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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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四年来接踵而至的成功所催生的傲慢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克服的。法国人率先向奥地利宣战,并在所有战线发起进攻。在德国,茹尔当渡过莱茵河,进军维也纳。虽然对方的兵力三倍于自己,但他还是于3月25日在斯托卡赫向查理大公发起攻击,结果遭受失败,部队陷于瘫痪。从瑞士发起进攻的军队也被迫退却,奥地利和俄国部队尾随而至。在意大利,法军在人数上同样处于劣势,而且面对的是可怕的苏沃洛夫,只能打一场血腥的防卫战。6月底,法军被逼退到热那亚周围的海岸地带。各姊妹共和国纷纷在复仇与报复的大混乱中崩溃,苏沃洛夫在都灵宣布查理·埃曼纽尔四世复辟。只有在遥远的埃及,那个比其他任何人都加速了这场新危机到来的将领还能连战连捷。但是欧洲不知道这些,波拿巴也不知道法国在这场新战争中的灾难性处境。6月底,他向巴黎写信要求增派部队。直到8月初,他才蒙一位英国海军将领的好意,从一张两个月前的报纸上得知累战皆败北的消息。他已经对在埃及的事业不抱希望,此时在他已经预见到,在这里除了投降别无他途。督政府也是这个看法。实际上,早在5月25日,它就已经下令波拿巴撤出埃及。但是,8月24日,当波拿巴自行决定秘密返回法国时,这些命令还没有到达。被他带到东方的部队只得自生自灭。两年以后,这支减员三分之二、伤病满营、士气低落的部队向英国人投降,英国人最终将他们送回了法国,而统治法国的正是那位曾抛弃他们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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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emoirs, ii. pp.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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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Schama, Patriots and Liberators,p.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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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引自Schama, Patriots and Liberators, p.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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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转引自J. 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2 Vols., Paris, 1956), ii. p.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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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封闭斯凯尔特河是1648年的威斯特发利亚和约中的一个条款,此举旨在打击尼德兰南部(即比利时,当时的西属尼德兰)、特别是安特卫普的出海贸易而有利于荷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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