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33227 [6]　转引自J. 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2 Vols., Paris, 1956), i. p. 91.

1706333228

1706333229 [7]　转引自T. C. W. Blan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 Oxford, 1983, 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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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231 [8]　转引自T. C. W. Blan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 Oxford, 1983, p.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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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233 [9]　转引自R. R. 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i: The Struggle, Princeton, 1964, p. 413.

1706333234

1706333235 [10]　转引自R. R. 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i: The Struggle,Princeton, 1964, p. 417.

1706333236

1706333237 [11]　转引自Blan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p. 330.

1706333238

1706333239 [12]　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 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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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241 [13]　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p. 186.

1706333242

1706333243 [14]　转引自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 ii. p. 563.

1706333244

1706333245 [15]　转引自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 ii. p. 465.

1706333246

1706333247 [16]　转引自Acton, Bourbons of Naples,p. 389.

1706333248

1706333249 [17]　转引自S. J. Woolf, A History of Italy1700—1860, London, 1979, p. 186.

1706333250

1706333251 [18]　转引自T. Pakenham, The Year of Liberty,London, 1969, p.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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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256 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1706331460]

1706333257 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十六章 革命的终结 1799—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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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259 唯有稳定能使大革命的成就维系持久。但当时间步入1799年时，在重启的对外战争和持续的政治争吵之中，这种稳定看来比任何时候都遥不可及。然而，大量潜在的支持力量在等待着那个能实现这种稳定和持久的体制。一位督政府的特派员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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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261 （巴黎西边的塞纳—瓦兹地区的农民）根本不是君主制的支持者，什一税和租税的记忆让他们十分反感。狩猎权被废除后，他们十分满意，觉得收成可以翻番，他们也承认并十分重视权利平等。很多人购买了国有土地，所有人的处境都有所改善，当他们对旧制度与新制度作比较时，他们更喜欢后者。但是旧制度的罪恶已经远去，他们唯一还记得的罪恶是革命动荡带来的。法国的胜利受到部分农民的欢迎，但它没有打动大部分农民，因为胜利是用他们儿子的鲜血换来的，而农民不是完全能接受这样的牺牲。他们不太注意运用公民权利，因为运用这些权利会让他们身心疲惫。他们仍然信赖神父，不过这主要是因为固执，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情感。这种情形表明，只要恢复和平、安宁和一段时间的平静，农民就会再次热爱大革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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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263 但是大革命，也就是督政府体制，能够实现这种和平、宁静和平静吗？对此抱有信心的人看来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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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265 由于战事重启，督政府显然需要依靠征兵制来组建作战部队，此举已经在比利时各省引发叛乱。除此之外，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督政府还试图操纵每年一度的选举。虽然内政部习惯性地颁布谴责王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双重罪恶的告示，但选举大会因暗中操控而再次出现僵局，个别督政官则在他们认为自己有影响力的地区支持那些可以接受的候选人。一个省级选举官员声称：“不管人民做出怎样的选择，政府都只接受它已经委派好的人。”[2]虽然这次选举的投票人数创历史新低（的确受保王党人的抵制的影响），但选举大会还是拒绝督政府的指导。推举的187名候选人中只有66人当选，27个选举大会出现选举平局，于是便产生了类似于1798年的竞争者名单。但这一次轮到即将卸任的议会踢开行政机构了。花月当选的那些可靠议员现在看起来已是严格的立宪主义者，在出现平局的选举大会中，他们认可的是较大的派别获胜，只有两个大会除外。这就导致大约50名雅各宾派及其同路人（包括花月中被清洗的一些人）进入了议会。没有别的议员的支持，他们无法形成多数，但是，有很多温和派议员因为各种原因也对督政府心怀不满。当新的议会于5月20日召开时，军事溃败的消息从各条战线雪片似地飞来。上届议会在结束之前做出了一个令人毫无信任感的姿态。当再次需要抽签决定谁退出督政府时，最自信的督政官吕贝尔被抽中了。5月16日增选入替的是一直批评宪法的驻柏林大使西耶斯。与1795年不同的是，他没有拒绝这个职务。很久以来他就认为必须做出某种变革，现在他显然认为时机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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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267 因此新议会的开幕加剧了政治危机，因为行政机构是分裂的、立法机关是反复无常的，军事危局可能像1793年一样严峻。督政府立刻遭到猛烈抨击，不过新上任的西耶斯引人瞩目地袖手旁观。6月6日，五百人委员会就军事失败问题质询行政机构。雅各宾派议员断言，是腐败和投机倒把的供应商使得共和国的军队供应不足，同样腐败的督政官们则纵容这些“破坏分子”的贪污行径。已经丧失统一的督政府在面对这样的攻击时完全乱了阵脚，没有做出任何答复。一周之后，五百人委员会决定将会期一直延续下去，直到督政府做出答复为止，随后元老院也如法炮制。这时有人宣布特雷拉尔上一年担任督政官是非法的，因为他卸任议员还不足12个月。这个问题在特雷拉尔当选为督政官的时候就有过充分讨论，而此时，这一规则将可能排除西耶斯。不过特雷拉尔选择的是辞职而非战斗。当选的继任者是戈伊埃，一个毫无影响力的左倾官僚，他站在了西耶斯一边。总是见风使舵的巴拉斯也投靠了西耶斯。因此，当议会将炮口转向拉·雷维列尔和梅尔兰，并控告他们组织花月清洗属违宪行为时，这两个人已成为行政机构中的少数派。这时他们的三位同事催促他们辞职以避免被弹劾，因为除非事先采取军事干预，弹劾看来已不可避免。西耶斯宠幸的茹贝尔将军也适时地大声鼓噪。历经几小时的挣扎之后，他们同意辞职。6月18日，更缺乏影响力的两个角色取代了他们：一个是弑君者狄柯，另一个是涉世不深的穆兰将军。这就是牧月政变——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由议会对督政府而非相反方向的清洗。意大利征服者的幼弟、新当选的左翼议员吕西安·波拿巴兴奋地说，立法机构终于再次确立了自己在宪政中应有的领导地位。一年前改变选区的欺骗手法曾在民意中激起广泛的愤怒，这无疑为议会的进攻提供了火力。但这次事件使西耶斯成为协调者。行政权力实际上已掌握在他的手中，这种权力的集中自罗伯斯庇尔以来尚属首次。而西耶斯的目标是削弱立法机构的权威，而非增加它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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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269 率先意识到自己如何被误导的是雅各宾派。作为花月的主要牺牲品，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成为这次报复行为的主要受益者。他们的报纸在取缔一年多之后再次出版，8月1日还宣布了出版自由。7月6日，一个新的俱乐部——骑术俱乐部宣布成立，聚会地点就设在杜伊勒利宫中那富有历史意义和英雄色彩的老国民公会大厅的周围，主持者则是幸存的雅各宾老卫士，以德鲁埃为代表，此时他主要作为巴贝夫的前合作者为人熟知。雅各宾派也重新担任公职，兰戴取代拉梅尔出任财政部长。更为重要的是，当来自前线的消息持续恶化时，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具有雅各宾色彩的立法。6月28日，茹尔当征兵法以其最充分的形态实行，宣布立即征召所有20—25岁的符合兵役条件的公民，任何人都不可找人替代。作为议员的茹尔当亲自动议这一措施，并大费口舌来描述这次新的“总动员”。同时他还提议对富人强制借款一亿里弗以支持战争。到这个时候，军队占领的外国土地已不多，无法像1794年以后那样借地为生，因此共和国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资源。对最富有的公民来说，借款的利率十分严苛。这两项措施都让人想起共和二年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更严重的是7月12日通过的人质法。根据这项法律，某个省或某个区如对新措施及其他措施抵制，将导致其被宣布为“骚乱”状态。在这样的地方，当局有权逮捕流亡者或贵族的亲戚，监禁他们并让被监禁者承担费用，对他们罚款、没收财产以支付骚乱造成的任何损失。与相关责任人的牵连不需要任何证明。总而言之，这些法律看起来意味着无套裤汉恐怖的回归，它首先威胁到富人和有产者。1793年和1796年的强制借款的确是以他们为目标，但人质法让人想起了惩治嫌犯条例，而且该法的实施者享有更宽泛的权力。这些法律的通过让雅各宾派胆子逐渐变大，他们继续动议弹劾已下野的督政官和他们的军事部长谢雷尔将军，这些人被指控大量贪污。但是根据宪法，这样的控告需历时三十天并经三读之后方能通过，这就给了西耶斯时间，他可以协调各项措施以遏制雅各宾派的冲动。作为督政府的主席，他利用革命重要时刻的周年纪念——7月14日、7月27日（热月9日）和8月10日，公开对极端主义的血腥危险发出警告。此外还有针对骑术俱乐部的宣传攻势，因为这家俱乐部被指控试图引入1793年宪法。这个俱乐部大约有3000名成员，其中包括250名议员，其会议自然能让人回想起过去那些振奋人心的岁月。不过，它也遭遇了王党分子的讥讽和骚扰，而这又让人想起热月后的冲突。因此很容易将这家俱乐部描绘成公共秩序的威胁。7月26日，有人根据这些理由劝说元老院将其驱逐出立法机构附近地带，正如1791年的斐扬派做法一样。骑术俱乐部于是前往河对岸的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巴克街，由此导致的憎恨情绪使得俱乐部成员的抗议声音更加强烈。8月13日，新任警察部长富歇最终关闭了俱乐部，此人对雅各宾主义再熟悉不过。这正是议会需要的指导方向。大部分议员都没有雅各宾派的经历，他们此时关心的是不要继续在极端主义的道路上滑行。五天后，五百人委员会经过三轮投票推翻了对梅尔兰、拉·雷维列尔和谢雷尔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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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271 但这还远不是雅各宾复苏的终点。因为，作为雅各宾复苏的重要诱导因素的紧急局面还远未结束。实际上，局势连续几周持续恶化。8月15日，被派往意大利并试图确立共和国的处于首席将领地位的茹贝尔战死，他的军队在诺维遭受灾难性失败。这个噩耗刚传到巴黎，英国人和俄国人在荷兰登陆、荷兰舰队投靠英俄的消息接踵而至。国内同样爆发起义，自1797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国际反法联盟的形成及其最初的成功鼓舞了君主派组织，这些组织在整个1798年都很沉寂，如今它们赶忙拼凑各种起事方案以配合预期中的入侵。在西南部，它们计划以一支农民军攻占雅各宾的据点图卢兹，这支军队主要由为了逃避新征兵法的难民构成。在整个春天，图卢兹周围因政治问题导致的非法行为与日俱增。7月份，当地的督政府代表报告说：“几个共和派被刺杀，大量财物被烧毁或损坏，40个多个村镇中的自由树被砍倒或被连根拔起。”[3]三周之后的8月5日，农村发生起义。一万人汇聚到波旁家族的白旗下，虽然他们大部分并没有武装。一个月的内战蹂躏了加龙河上游两岸，伤亡超过4000人。不过，虽然政府的正规军并未参战，但叛乱者还是没能占领图卢兹，而且临近各省的国民卫队源源不断地赶来增援这座城市。为支援这次起义，波尔多、达克斯和阿让等临近城市也纷纷举事，但全都是零星的厮打。在督政府的动荡岁月里，图卢兹是雅各宾派始终掌握的唯一一座大城市，但这次起义的的失败让西耶斯很尴尬，因为此刻他正想压制巴黎的左翼报刊。他在议会中的对手看到了重振旗鼓的机会。9月13日，茹尔当在五百人委员会上提议宣布国家处于危急之中，而根据1792年7月5日的法律，这种状态下所有权力机构都具有应急权威。这个提议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雅各宾派催促说，如果共和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重新点燃过去的革命激情；他们的对手则辩称，宣布国家处于危急状态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它已不适合于一个较有组织的国家；另一些人则警告说，搁置正常的法律程序将敞开通往1793年的大门，此前的经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有说服力的正是这个论据。茹尔当的提案在投票中以245票对171票被否决，这清楚地表明了议员们对新督政府及其反雅各宾政策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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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273 几天之后，这种信任就被证明是有根据存在的。军队突然开始取胜。9月19日，布吕恩和邓戴斯击退入侵荷兰的英俄军队，一个月之后，入侵者被迫撤离这个国家。在瑞士，由于图古特调离奥军主力以确保在莱茵地区的目标，俄军陷入孤立并被分割，伤亡惨重，9月底俄国人撤离海尔维蒂共和国。鉴于军队再度告捷，议会也陷于混乱，西耶斯认为做出改变的时机已然成熟，此时应永久增强行政权力了。但这不能依靠宪政方式，因为其程序太漫长繁琐。因此必须通过政变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且转变应十分深刻，军事支持也十分必要。但问题在于寻找一位可靠的将领。他最初青睐的茹贝尔已经死了，茹尔当是个雅各宾派，而他于10月初开始接触的莫罗显然很不情愿。就在此刻，波拿巴回来了。“这是你要找的人”，莫罗说。他说对了，不过只在短期内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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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275 波拿巴于10月1日回到法国，六天后到达巴黎。他北上巴黎的旅途堪称一场漫长的凯旋仪式，沿途有各种代表团和演讲会，兴高采烈的群众也聚集起来，以欢迎这位1797年和平的缔造者以及共和国的常胜将军。在首都他也是人人追捧的对象，因为他的光辉记录让整个政坛燃起了希望。像1797—1798年的那个冬天一样，他仍然表现得很低调，因为他需要时间来评估1798年5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局。但没有人经得起长久的等待，共和国面临的危机远未结束。奥地利人依然控制着意大利，威胁阿尔卑斯山前线，在法国西部，10月下半月再次爆发朱安党人叛乱。由于感受到新征兵法全面的威胁，各个朱安党团伙的首领于9月中旬商定再次发动支持国王的行动。10月14日，3000叛乱者占领勒芒，并对该城进行了为时四天的抢劫，以补充军械和给养。南特等其他主要城市也被短暂占领过。因此到了1799年秋天，威胁共和国的已不止是雅各宾主义。督政府曾不断在两个极端派别之间摇摆，如今这两个极端派别依旧活跃，这无疑更加凸显了它的脆弱。因此西耶斯立刻与波拿巴展开接触，从间接发展到面对面。这位将军并不喜欢他，但觉得可以利用他。就西耶斯而言，他低估了这个未曾涉足巴黎的诡谲政坛的军人，因为他给人的印象总是直接坦率。不过，两人出于各自的理由都赞同为实行宪政改革而合作。波拿巴的兄弟时任五百人会议的主席，他也卷入了这一行动。富歇和塔列朗也涉足极深，他们在去职之后正试图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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