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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政变看起来像是对雅各宾主义的最后一击。11月9日，吕西安·波拿巴声称有人在策划阴谋，诱使议会同意将会议地点改为从前的圣克鲁王宫。因为它位于郊区，远离巴黎民众的影响，但民众自1795年以后就再没有染指过政治。波拿巴曾在1795年将立法机构从武装群众手中挽救出来，现在他被任命为首都地区的所有部队的指挥官。与此同时，督政府全体辞职，包括西耶斯在内，虽然戈伊埃和穆兰只是出于压力才这么做。于是法国没有了行政机构。此举旨在引诱议会于次日（即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在圣克鲁设立一个临时政府。但事情的进展不太顺利。虽然波拿巴在军事方面表现卓越，但当他要求进行宪法改革时，元老院反应冷淡。五百人委员会一直是雅各宾派的据点，波拿巴在那里被包围，议员们动了粗，有人还高喊“他不受法律保护！”他在厮打中受伤出血，被人带出了议会大厅。他的弟弟随后赶到，向大厅外的士兵宣称雅各宾派试图刺杀波拿巴。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中，这个说法足以劝诱士兵执行清理议会大厅的命令。几个小时以后，一批符合法定人数的议员重新开会，投票赞同立法机构休会六周，此间一个由50名议员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将负责对宪法做彻底修改。而此前元老院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议。在休会期间，行政权力授予三位执政组成的临时政府，他们是狄柯、西耶斯和波拿巴。督政府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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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政府为什么会垮台？雾月政变的密谋者们责怪宪法结构难以维系，它使立法机构过于强大，而行政机构过于虚弱。但实际上，在施行共和三年宪法的大部分时间内，督政府控制并支配着议会，不过它依靠的仅仅是操纵选举和清洗的手段。“对一个拥有三千万人口的民族而言，”波拿巴在果月政变后对塔列朗说，“在18世纪还要靠刺刀去拯救国家，这真是莫大的悲剧。”[4]但他认为，仅靠技术上的平衡和调整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希望进行彻底的改造。他在同一封信中说道：“我所赋予的各级政府的权威，应被视为民族的真正代表”。立法机构应是政府的一部分，它享有制定普遍的或（以好听一点的说法）“结构性的”法律的权力。而“具体的”法律工作应是行政机构的职权。西耶斯这位自封的政治天才并不赞成这种无止境的行政权。他仍然抱有启蒙时代对专制主义的恐惧，并梦想着高明的制衡体系，以便将行政权力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在他看来，真正的难题是选举，民族当然是主权者，正如他自己在1789年大革命那个遥远明媚的春天曾宣告的那样，但是督政府的选举形式未必是这一主权的最佳表达方式。各级当权者当然应该是堪当此任的人，是富有责任感的公民，但他们不应该依从那些受他们统治的人。“信任自下而上，”他声称，“而权威自上而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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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些极端的解决方案，而它们所要解决的难题主要是政治性的，而非宪法造成的。实际上，共和三年宪法从未有过认真履行的机会。第一次选举由于三分之二条款而毫无意义，随后的历次选举都先后被打折扣。难怪越来越多的公民对投票感到厌烦，因为他们担心，在这种空洞的仪式过后，督政府总是会排斥那些它不喜欢的人。从1792年以后，虽然法国的统治者们总是把民族主权或人民主权挂在嘴边，但他们从未接受过选民的裁决。他们也没有接受所有代议制政体迟早都会出现的局面——不可避免的党派政治。他们仍然沉浸在卢梭的公意学说中，以为所有诚实的公民都分享公意，因而他们把政治组织看作小宗派，看作针对宪政的非法密谋，其目的是制造分裂而不是促进共识。因此，无论是新雅各宾派俱乐部还是君主派的博爱社，都没有时间发展成为党派组织，尽管它们本来有这样的可能。它们时而都在容忍，但仅仅是为了排挤对方。另外，督政官们也没有认真尝试组建一个中间温和派以支持自己的权威，当然，1799年的选举中他们曾批准可以接受的候选人当选，这也许表明他们在朝这个方向摸索。他们似乎曾想到热月党人的共和国对所有思想右倾的人具有不言而喻的优点，这些人可能继续支持他们而又不必加强组织活动。他们的确有过这方面的努力，但缺乏信念。11月10日，当波拿巴在元老院声称不再有任何人尊重宪法时，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即便是宪法指定的监护人也从来不相信宪法能顺利运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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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立场并非没有理由。1796—1797年，王党分子可能打算作为一个宪政体制内的政治党派活动，但他们的长远目标无疑是推翻宪政并请回国王。那位国王也明确承诺要倒转1789年6月以来的一切事情。至于雅各宾派，他们在1799年日益频繁地表态，他们只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派，是按宪法手段合法组织起来的当局反对派。他们的这些表白也许是真诚的。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急切地向共和二年的言论回归，总是对巴贝夫记忆犹新，并始终对各姊妹共和国的激进分子给予口头上的支持。所有这些都让人们有理由担心，雅各宾派所忠诚的实际上仍然是1793年的平等主义宪法。无论是他们的态度还是王党分子的态度，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一旦他们当权就会比督政府更容忍反对派。双方都没有任何妥协或调和的意思，也都不愿意承认对手的良好意愿和合理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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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困扰督政府的难题远不止是宪法问题。而迫于波拿巴的无情压力在一个月内草拟出的共和八年宪法，实际上也没有解决这些难题。它所做的是授予行政机构全权，这样一来就使当局没有理由不面对大革命造成的尚未解决的深刻难题。在政治体制的基层，所有公民都可以投票选举“他们中间被认为最适合于履行公共职务之人”。但这一规定仅仅是为了遴选十分之一的选民组成“社区选民”。后者再从自己的成员当中选出十分之一组成省选民。省选民中再选出十分之一，列入“适合担任国家职务”的全国名单。这个名单包括立法机构的成员。而成员的选择现在由一个新机构——上议院来决定，这部简明宪法给它规定的权力就是这个。但西耶斯期望有个“保守权威”来长期检审国家行为的合法性。1795年，他曾提议设立“宪法评委会”以履行这一职能，但没有成功。现在，由于设立了上议院，这个想法实现了，他也成为这个机构的首任主席。立法机构本身仍然是两院制：由100名保民官组成的下议院可以审议所有法律草案，但无权表决；由300名议员组成的上议院有权表决法律，但无权审议；两个议院都无权提出法律议案。起草法律的权力完全归于政府，具体法律条文由国务会议拟订，这个会议堪称旧君主制的一个核心机构的复制品。上述条款大多出自西耶斯，但他关于行政机构的设想却没有被采纳。在这个问题上，波拿巴将军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西耶斯最初提议的行政机构由两名执政官组成，一名主管内政，一名负责外交。执政官和国家机构的其他官员由一名最高官员任命，这位“大选举官”的职务是终身的，但他不行使其他权力，因此他实际上是某种立宪君主。波拿巴曾是这个角色的候选人。但一开始他就明确表态说，自己无意充任他所称的“肥猪”。他想要实际权力，最终他成功了。于是执政官将有三名，11月10日以后正是这样，但首席执政官将享有最高权威。没有人怀疑谁会担任这一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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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新宪法的起草宣告完成。正如事先承诺的那样，从前的立法委员会将不会重现。宪法将通过全民公决认可，在革命历的雪月（1799年12月21日到1800年1月20日）里，每个社区都将开放登记处以登记他们的赞成或反对意见。根据2月初宣布的结果，共有3011007票赞成，1562票反对。大约有600万选民没有投票，虽然当局采用了各种天才手腕以放大赞同宪法的人数，但这些都无关紧要。早在12月25日，即在人民认可之前，宪法就已生效。它的起草者宣称，宪法是“建立在真正的代议制政府原则与神圣的财产、平等和自由权利之上。它所确立的权威将是强大而稳固的，因为这些权威必定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公民们，革命已经奠基于其最初的原则之上。革命结束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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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波拿巴统治法国的15年间，这篇告示中的厚颜无耻将变成家常便饭。在执政府宪法的那些简明而模棱两可的条款中，1789年原则只剩下一点残缺不全的痕迹。第一执政肯定不是第一个宣布大革命结束的人。但一旦稳定局势的承诺变成现实，这一次将是真的，或会是真的。这取决于十年来撕裂法国的难题能否得到满意的解决。在两年内这些难题解决了。此后几年中，大多数法国公民觉得这种解决方式有点无耻，而牺牲1789年的大部分原则只是付出的一个小小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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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法国面临的最严峻的难题，很多是因为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状态。1797年的和约并不包括英国这个最顽强的对手，而且有经验的政治家中没有多少人认为大陆和平能维系长久。最终，战争的重启让一个军人走上了政坛。他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是结束战争，而且要以胜利的方式结束。如果法国战败，他很难指望另作他图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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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年年底，事态已经朝有利于他的方向演变。奥地利人的贪婪和两面三刀使得各同盟国倍感苦恼，如果按照合理的计划，盟国的军队早已深入法国境内了。但是，图古特未去支援在瑞士的俄国盟友，而是将查理大公麾下的奥地利精锐部队调往北边的莱茵河沿线。在意大利，他的目标是要在苏沃洛夫占领的土地上确立奥地利的控制权，而不是把法军残部赶到阿尔卑斯山另一边。1799年秋天，苏沃洛夫完成了从瑞士撤军的壮举。但这次撤退损失惨重，再加上英俄联军入侵巴达维亚共和国的行动失败，反复无常的保罗一世认为两个主要盟友已经背叛了他。1800年年初，他已决心退出战争，并下令部队回国。第一执政利用这个机会向弗兰茨皇帝和乔治三世提出议和，不过只能在康博福米奥——即那次辉煌但不稳定的胜利——的条款基础上议和。他知道这肯定会遭到拒绝，于是准备再次对奥地利发起打击，就像1796年一样，从莱茵河和意大利北部同时向维也纳进军。这一次他掌握了全局，像此前的督政官一样，他也意识到意大利战场是次要的。但是，莱茵河方面的司令莫罗认为进攻维也纳太冒险，而波拿巴的权威尚不够稳固，无法驾驭这位将军。于是他将一切都押在复制自己1796—1797年在意大利的胜利之上。他在法国东部极为隐秘地集中部队和给养，并于1800年4月底从瑞士穿越阿尔卑斯山。6月2日，他进入米兰，而就在前几天，自去年夏天被围困在热那亚的法军刚刚投降。这就意味着，当他于6月14日在马伦戈与奥地利人对阵时，后者已无后顾之忧，而且在兵力和武器上占据了优势。因此他差点输掉这次战役，只是最后一刻后备军新生力量的到来才挽救了他。但他的对手并没有重整队伍次日再战，而是急于寻求停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奥地利人要撤离整个伦巴第和利古里亚地区。于是第一执政可以宣称再次获胜，很快莱茵河方面也签署了停战协定。法国再次提出议和，但条件还是一样的，奥地利人则相信自己有力量取得更好的议和条件。11月，战事再起，这时第一执政地位已经足够稳固，可以坚持发动一次横贯德国的致命攻击。12月3日，莫罗在慕尼黑外围的霍恩林登取得决定性胜利。圣诞节时，战斗停止，谈判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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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的结果是吕内维尔条约。由于图古特在夏季的失败后倒台，缔约速度加快，条约于1801年2月9日签字。它不仅进一步确认了康博福米奥条约的条款，如承认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是法国领土，承认法国在意大利北部的各姊妹共和国，而且认可奥地利人对威尼斯的控制，从而将哈布斯堡家族逐出托斯卡纳。这个大公国再次被法军占领，并改名为伊特鲁利亚王国。它的君主是波旁家族的路易一世，即帕尔马公爵的儿子、西班牙国王的女婿。当这个胜利的共和国开始为波旁家族及所有人缔造王国时，革命的终结肯定已是指日可待了。南方的那不勒斯共和国并未复活，根据那不勒斯的波旁王室于1801年3月同法国缔结的和约，它丧失了一些边缘领地，并允许法军在重要港口驻防，但法国人承认它的合法地位。在1801年，法国人从长期盟友那里得到的东西比从敌人那里得到的更多。1796年后成为法国保护国的西班牙就将辽阔而荒芜的路易斯安那让给了法国。西班牙的大臣们认为，转让的价格足以支付他们在意大利恢复影响力（如他们希望的那样）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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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协议再次将英国置于孤立境地。在海上，英国仍然处于无法撼动的支配地位。在地中海，英国舰队挫败了所有解救或增援留在埃及的法军的尝试，1800年1月，法军司令克莱贝尔同意撤离。法国一直没有采取行动，但当年春天从欧洲传来的好消息却鼓舞守军坚持下去。第一执政从未真正放弃曾驱使他前往埃及的梦想，即使是英国远征军登陆埃及并于1801年3月迫使法军最后的残部投降之后。1800年9月，英军驱逐了马耳他的法国人。占领马耳他彻底疏远了保罗一世和前盟友的关系。作为圣约翰骑士团的大头领，他仍然认为这个岛屿理所当然地归他所有。于是他提议与波拿巴进行全面合作，并开始与波罗的海各国组织“武装中立”，以对抗控制着北欧各港口通道的海上暴君。但是，当控制波罗的海通道（英国海军供应的生命线）的丹麦加入这个中立同盟时，纳尔逊于1801年4月2日率舰队袭击哥本哈根，摧毁了丹麦人的舰队。而就在一周之前，保罗一世在圣彼得堡被刺杀，几天之后英俄重新开始接触。但直到那时，伦敦还没有人谋求组建另一次反法大联盟。当波拿巴于1799年12月提出议和时，英国人傲慢地答复说应先让波旁王朝复辟。一年以后他们不能再这样轻慢了，因为法国再次完全掌控大陆，而强烈的厌战情绪及经济困难使得国内出现了新的不满浪潮。1801年，爱尔兰在法律上与英格兰实现了统一，但局势仍不稳定。皮特认为最可能尽快恢复平静的措施是允许天主教徒进入议会，但乔治三世坚决反对。由于这一原因，1801年2月，皮特这位法国大革命的最顽强的对手辞职了。几天之后，他的继任者阿丁顿就向巴黎伸出了橄榄枝，波拿巴立刻做出回应。经过一个夏天的谈判之后，预备条约终于在10月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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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而言，最终使大革命战争走向终点的条件绝对是一场大捷。共和国根本没有做出任何重大让步。英国虽依靠海洋控制权有所收获，但仅仅获得了锡兰和特立尼达，前者损害的是荷兰，后者损害了西班牙。开普被交还给巴达维亚共和国，英国人也承诺撤离马耳他。法国人确实同意撤出埃及，但英国竟要为此提供船只。英国人试图搞一个附带的商业条约，或者为被废黜的荷兰执政及皮埃蒙特国王谋求一点赔偿，但这些努力都被置之不理。英国没有公开承认瑞士和意大利等姊妹共和国，以及法国对比利时的兼并，因为最初它进行战争就是为了防止这一兼并，在谈判行动本身就是一种默许式的承认。但预备条约公布时，整个英国爆发出的欢腾淹没了对这些屈辱条款的多数批评声。1802年3月25日在亚眠签署的正式和约认可了这些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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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个月，革命的法国将战争作为政策工具便整整十年了。十年跌宕起伏的战争对法国的改造，远比1789年原则曾期许的改造更为深刻，战争也大大改造了西欧的许多地区。在1792年4月，几乎没有法国人会想到，十年的战争过后，法国的疆界会推进到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山脊，并且它会控制从北海到亚得里亚海的所有附庸领地。不管战争努力是否值得，甚至是否必要，其结果无疑是辉煌的，波拿巴也能确保自己的声望臻于顶峰。1800年7月，他对一位普鲁士外交官说：“大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只要战争的祸害还在继续，法国大革命就没有完结……大革命在自己的进程中将继续扰乱、颠覆和推翻很多国家。我想要和平，我同样也需要稳定当前法国的政府，并将世界从混乱中拯救出来。”[7]但这次和平并未能维系长久，混乱不久便波及1790年代几乎没有被波及的欧洲其他地区。但这主要是皇帝拿破仑的业绩，而不是他借以上台的大革命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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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革命卷入战争漩涡之前，法国舆论就已经在国王的问题上呈现出对立状态。战争的首要结果建立了共和国，但共和国看来就像路易十六的统治一样惹人争议。在国王被处决几周之后，王党叛乱分子就在西部发动内战。这场内战从来没有被彻底平息，1799年又似乎再次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法国公民有自由表达的机会时，许多人更愿意要国王而不是共和国，正如1797年选举中表现的那样。如果复辟能恢复过去的平静岁月，或者国王能承认和担保大革命的某些早期成果的话，更多的人可能愿意接受复辟。因此在1799年年底的法国，很多人希望并期待第一执政能成为波旁王朝的蒙克[8]将军，而且他的军事权威的确曾稳定合法统治者的政府。这位野心勃勃的觊觎者也注意维护这些希望。1800年2月20日，路易十八以奉承的口气致信“洛迪、卡斯蒂廖内、阿尔科里的胜利者，意大利和埃及的征服者”，敦促他恢复波旁王朝以摘取至上荣誉，因为唯有复辟能确保法国的安宁。波拿巴并不急于答复。在以军事胜利巩固自己的权威之前，他的一切利益都要求他维持君主派的希望以便君主派舆论不致产生危害。但与此同时，他坚定地切断了君主主义的力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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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接的威胁来自朱安党人，就在波拿巴掌权前几个星期，他们再次开始行动。但波拿马的上台让反叛者乱了阵脚，一些朱安党领袖纷纷开始议和。波拿巴则准备采取慷慨姿态。12月28日，他在一份声明中称，新宪法将保障西部各省的信仰自由，去年夏天臭名昭著的人质法也被取消。他还与某些最重要的朱安党首领进行会晤，敦促他们效忠他。“波旁家族没有机会了”，他对这些人说，“你们已经为他们做了该做的一切，你们是正派人，请站到光荣的一边。”[9]有些首领未被说服，这其中包括卡杜达尔，他仍在与英国人合作。但到1800年春，大多数人已经与拿破仑达成协议，而且没有遭到严厉追究。如果不是抽调了4万部队，马伦戈战役几乎不可能打响，而这些部队在几个月前还奉命驻扎在西部的骚乱省份。这次战役的胜利也巩固了第一执政在国内的地位。9月8日，他觉得可以答复路易十八的提议了。对于这位圣路易的后代，他仅仅称之为“殿下”，并直截了当地告诉后者：“您不必指望回法国了，否则将有10万人的尸骨为您作铺路石。请致力于法国的和平和幸福吧……我很愿为您退隐后的安宁和愉快效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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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拿破仑还与流亡者和解。虽然新宪法禁止他们在任何情形下回国，但最后一项条款揭示了这一规定的意义所在：“流亡者的财产归于共和国，不可更改。”于是这些财产的获得者的权利有了保障，而路易十八从未做出这样的承诺。只要流亡者接受这一点，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回国是受欢迎的。1800年3月，流亡者名单正式封存。10月的大赦令赦免了所有曾拿起武器反对共和国的人。这时很多反叛者已经回国，并未出现针对他们的行动。同时，对于君主派或倾向于君主制的人，他们最担心的人已经被系统镇压，这些人就是雅各宾派。“雾月政变”的借口就是防止雅各宾阴谋，政变还驱逐了62名左翼议员。对于雅各宾派，拿破仑没有任何和解的姿态，新宪法使得这些人不可能再现1799年选举中的胜利。幸存的雅各宾派被第一执政谴责为“始终反叛任何政府的卑鄙的恐怖分子……9月3日的谋杀者、5月31日的肇事者、牧月的密谋者”。[11]到1800年夏天，他们只能在咖啡馆进行密谋，而且富歇那些无所不在的密探随时都在偷听他们的谈话。不过他们的谈话杀气十足，而且总是以如何刺杀法国的新统治者为中心。1800年12月24日，在第一执政的马车刚刚经过巴黎市中心后，一台巨大的“地狱装置”被引爆，多人死伤。不过这完全没有让政府感到意外，波拿巴深信雅各宾密谋者应对此负责。但事实恰恰相反，富歇很快就查明，炸弹是卡杜达尔派往巴黎的朱安党人的作品。富歇的主子对此不感兴趣，因为这是打击雅各宾派的天赐良机，必须有血的教训。于是教训来了，富歇抛开法律程序，逮捕了130名雅各宾派。警察多年前就得知这些人的大名，从1795年以来，每当督政府的钟摆摆向右边时，他们总会进监狱，对此他们已经习惯了。结果四人上了断头台，五人被枪决，其余大部分人被判流放，或者去圭亚那，或者去新流刑地塞舌尔。在这次事件中，真正的罪犯一个也没有受处罚，除了在爆炸中殒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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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对他痛恨的人和痛恨他的人实施报复时，波拿巴还有更精明的盘算。“这是一次机会，”他在国务会议上宣布，“政府应该利用……要实现中产阶级与共和国的和解，就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实例。”[12]当然，他指的共和国是自己领导的共和国，而且他也知道，挫败王党主义的最有效方式就是使得自己的统治看起来比国王更能保障稳定和财产安全。因此他无情地打击巴贝夫的平等主义信徒，而此前通过的危险立法已经被清除，该立法的通过也是平等派影响力的最后表现。人质法在雾月政变的四天后被废除，强制借款在九天后停止，取而代之的是一小笔比例制附加税。国家的债权人也放心了，因为1800年2月设立了一家国家银行——法兰西银行，80年的疑虑和偏见终于被抛弃了。政府于次年8月宣布，此后所有国家债务将按时以现款支付。当年夏天，1797年拉梅尔改革后的“三分之一担保债券”升值一倍。在正常的税收征收体制建立之后（其中复活了很多革命前很有效的做法），税款收入大为改善。1802年没有战争，这一年第一执政终于可以宣布预算平衡了。这些成就的基础还不牢靠，但它们在不断稳固。国家财政的监管日益严格，并具有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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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和秩序方面，同样的局面出现。中央政府在各地的权威得以强化，因为每个省都设立了省长，这让人想起在1789年被废黜的督办们，而且省长的权力也远比督政府的特派员广泛，后者是1795—1799年中央与地方当局的联络人。省长们面对的局势颇为混乱，自从茹尔当征兵法颁布以来，数以千计逃避兵役的强健青年干起了抢劫犯罪的营生。在南方，他们不可避免地加入保王党人的行列，骚扰地方官、收税员、国有土地购买者、离职的国民卫队成员、从前的雅各宾派积极分子以及其他被他们仇视的对象。在别的地方，他们混入流窜犯团伙中。由于他们为迫使富人屈服，采用了一系列酷刑手段，因此他们被称为烧火者。在执政后的第一年，所有部队都被调往莱茵河和意大利迎击外敌，因此犯罪浪潮无法遏制。在和平恢复后，不仅征兵的压力减轻了，而且回国的兵士可以执行中央任命的新地方当局的意志并镇压犯罪分子。1801年2月设立了一个权力广泛的特别法庭，以处理盗匪犯罪行为，混乱局面开始好转。虽然第一执政在高层政治行为中根本不理睬法律程序，但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他仍小心翼翼地表现得像个法治原则的使徒。赋予法国一部统一的、广泛的法典，这种说法至少从18世纪70年代以来就在流传。历届革命议会都为展开这项计划设立了委员会，但都没有实现。波拿巴决心继续这项工作。他在1800年也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此前各委员会的文件和方案全都交给了该委员会，他还不断催促其尽快拿出成果。在委员会的102次会议中，他亲自出席了其中的57次。这些会议完成了委员会的第一项成果——民法典。虽然法典直到1804年才正式公布，但预备草案从1801年年底就开始流传。在这些立法活动中，法国公民可能会赞赏委员会的活力和干劲，这为他们带来了一整套清晰的财产持有和转让规则，这也是法典的主旨所在。无论是国王还是代表制议会，都无法如此迅速地完成如此庞杂的工作。当法典公布时，有关大革命期间获取的土地的合法性和有效期的最后疑虑被打消了，这归功于同大革命最长久、最难以和解的对手——教会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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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曾试图彻底改造民族的宗教生活和宗教组织，这一不恰当的举动比任何其他政策都更伤害了早期的革命共识。革命岁月中没有哪种创伤比这更深，而且这也是各派最经常揭开的伤疤。1795年以后，法国各地群众性的日常宗教活动迅速复兴，但是，在督政府的最后阶段，官方的反教权政策再次加强。1799年8月29日，被囚禁于法国的庇护六世死去，而此刻他的故都已经陷落，成为法国人的姊妹共和国，巴黎人普遍认为教皇不会有继任者了。天主教会曾挑战过伟大民族，但它失败了。虽然无知民众仍然深陷轻信和盲从的泥潭中，教会作为一个机构却在迅速瓦解，这有利于人类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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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波拿巴从来没有低估宗教的力量和教会的韧劲。1796年春天，当他奉命向罗马进军以报复罗马人杀害法国使节时，他碰到了教宗派来的西班牙使者。西班牙人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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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他，在教义或涉及教义的问题上，如果你们想让教皇有半点造次的表态，那你们就错了，因为他绝不会这样做的。你们可以报复，可以洗劫、焚烧、摧毁罗马以及圣彼得的教堂，但不管你们如何攻击，宗教将依然屹立。如果你们希望教宗促进普遍的和平以及对合法权威的服从，他将很愿意去做。我觉得他完全沉浸在这个想法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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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波拿巴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对教皇的态度要比督政府给他的命令更为克制。次年年初，波河以南共和国成立，它的土地大部分取自圣座的领地，当时他告诫共和国的建立者：“任何事情都要循序渐进、手段温和。对待宗教应像对待财产一样。”[14]波拿巴本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在埃及的时候，他甚至冒充信奉伊斯兰教，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加强法国的统治。当他回到欧洲时，情况已经很明朗：庇护六世不会是最后一位教皇。分散在各地的枢机主教聚集起来召开选举教皇的会议，奥地利人答应他们可以在其新领地威尼斯开会。在1800年3月的会议上，一个出人意料的候选人脱颖而出。他就是伊莫拉的主教查拉蒙蒂，新教皇称庇护七世。他的声望主要来自1797年的圣诞节布道词，法国入侵者后来还印制并传播这篇布道词，他们的做法可以理解，因为主教宣称，基督教并不一定与民主平等不相容，他在论证中甚至引用卢梭的观点。因此，这位教皇的实用主义可能与法国新统治者的实用主义颇为契合，而后者正忙于为大革命造成的所有难题中最棘手的难题寻求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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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皇选举会议投票之前，第一执政就发出了和解的信号。督政府坚持革命历中的旬日，而不是礼拜日，但这一立场在不知不觉中被放弃了。1799年12月，波拿巴下令为庇护六世举行隆重葬礼。次年1月，他向朱安党代表暗示，他们的宗教诉求很快将得到满足。在查拉蒙蒂当选之后，他立刻表达了自己的想法。1800年6月再次进入米兰之后，他在大教堂召集该城教士——当时马伦戈战役还没有打响——并宣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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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正统的、罗马的宗教将完好无损地保留，并可以公开信奉，此乃本人的坚定意愿……没有道德就不存在社会，而没有宗教就没有良好的道德。因此，唯有宗教可以给予国家坚定而持久的依靠……一俟本人可与新教皇商谈，我很愿意清除妨碍法国与教会首脑实现完全和解的任何障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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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伦戈战役刚一结束，他就与庇护七世接触，提议就新的教务专约展开谈判，以便在法国重建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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