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33350

1706333351 [7]　转引自A. Fugie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s, iv: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mpire Napoléonien, Paris, 1954, p. 153.

1706333352

1706333353 [8]　英国革命期间的革命军将领，但对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起过重大作用。——译注

1706333354

1706333355 [9]　转引自Godechot, Counter-Revolution, pp. 365-366.

1706333356

1706333357 [10]　转引自Godechot, Counters-Revolution, p. 364.

1706333358

1706333359 [11]　转引自M. J. Sydenham, “The Crime of 3 Nivôse (24 December, 1800)”, in Bosher, French Government and Society, p. 300.

1706333360

1706333361 [12]　转引自M. J. Sydenham, “The Crime of 3 Nivôse (24 December, 1800)”, in Bosher, French Government and Society, p. 306.

1706333362

1706333363 [13]　转引自A. Latreille, L’Eglise catholiqu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Volume2., Paris, 1946, i. p. 229.

1706333364

1706333365 [14]　转引自Blanning,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 pp. 224-225.

1706333366

1706333367 [15]　转引自F. M. H. Markham, Napoleon,London, 1963, pp. 92-93.

1706333368

1706333369

1706333370

1706333371

1706333372 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1706331461]

1706333373 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十七章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透视

1706333374

1706333375 吕内维尔和亚眠条约结束了革命战争，这场战争的总体特征远甚于此前的任何冲突。比如，有教养的旅行者颇感震惊地发现，他们已经无法在与自己国家交战的国家自由行走。对于这种变化，英国人的感受最为强烈，在18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的势力割断了他们与西欧大部分地区的联系。和约缔结后，大陆重新向他们开放，1802年，数以千计的英国人渡过海峡，前去参观大革命的现场，以亲眼看看乔治三世和他的大臣们曾与之战斗的事物。“我对这个国家的民众曾有十分可怕的看法，”4月份抵达加莱的法妮·伯尼写道（她嫁给了一位流亡者），“觉得他们全都成了嗜血的魔鬼。”[1]但她发现法国人根本不是这样。当时加莱的经济因为多佛海峡的渡船中断而遭受严重打击，当地人很高兴看到富裕的英国游客再次路过此地。这些赶往巴黎的游客希望一睹终结大革命的英雄的风采，而当时这位英雄还没有被英国人妖魔化为“科西嘉怪物”，不过他们首先注意到的是道路。1787年曾让阿瑟·杨肃然起敬的大道如今已是坑坑洼洼、无人料理。到处都是废墟和封闭的建筑：废弃的修道院和修女院，荒芜的贵族城堡。不过，在途经信仰虔诚的佛兰德和皮卡迪时，旅行者注意到，礼拜日有大批身穿最好的亚麻衣衫的信众聚集在一起望弥撒，但较大的教堂大多被洗劫和破坏。一个从勒阿弗尔来的绅士记载道，鲁昂大教堂由于被改造成火药工厂而被弄得“漆黑而肮脏”。到处都是三色旗，路遇之人很少有不戴帽徽的。不过从公共建筑还是能看出信条的转变。虽然上面刻着“自由、平等、人道、博爱，抑或死亡”的标语，但“抑或死亡”被轻轻地涂掉了。不用说，君主的徽章和标志到处都被擦去或掩盖，凡尔赛的宫殿也已人去楼空。有个参观者写道：“窗户残破不堪，或已堵塞封闭，大门铰链脱落，此前那些一根莠草也见不到、只有欢笑和光彩的庭院，如今已是荒草蔓生。目睹这一切怎能不让人动容呢？”[2]不过，当他到达巴黎后，他发现大革命前的那些故交，其变化并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大。巴士底狱已经没有了，原址被用作堆木场。杜伊勒利宫的参观者希望能见到住在里面的第一执政，也可以请向导给他们指点1792年屠杀时瑞士禁卫军留下的血污。街道上富人的私人马车少多了，街头小贩在出售各种家具构件以及贵族或教会生活用品的残骸。但是这个大城市像往常一样充满生气，罗亚尔宫甚至比阿瑟·杨在沸腾的1789年到访时还要拥挤。当然，那里没有人谈论政治。它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热闹的游乐场所，而且这样的场所还有好几个。富裕而时髦的上流社会又开始像君主制时代一样自我炫耀，街头的警力也使得治安有了很大的改善。军事游行和检阅几乎是每天的例行表演，这在一个由将军统治的国家并不奇怪。

1706333376

1706333377 这些就是13年动荡之后的直观结果，其中有些是当代剧变的表现，另一些是持久的、无可挽回的变迁的征兆。不过，当改革者们在1789年那个令人心醉的春天准备实现民族的再生时，几乎没有人思考过他们的目标和梦想到底是什么。因此法国大革命最初的动力主要是思想方面的，而不是社会经济方面的。连续三代的经济繁荣使得法国的有闲阶级财富增加，他们的人数也有了很大增长。他们把经济收益投资在文化方面，而文化首先意味着教育。他们都曾聆听过教士的教诲，后者努力想让他们养成虔诚和服从的习惯。他们谴责这种教育，并以促进宗教改革以来独立思考已取得的进步为己任。到18世纪中叶，一种受过教育的、批判性的公共舆论开始形成，在一个不断扩大的思想舞台，具有各种思想色彩的作家都想涉足其中，而政府也越来越想迎合这场思想运动。公众信任的丧失是财政和政治危机的根源，这场危机加速了政府体制的崩溃，尽管这个体制的习性及轻重考量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过。一个抱负有余而手段不足的国家的迅速垮台总会造成普遍的意外。但没有人预料到这一点，也没有人想推动这一天的到来，虽然人们对现存的制度和手段极为失望。但是，在1788年，在旧式绝对君主制的瓦解无可挽回时，人们开始思考用什么替代旧制度的问题。由于三级会议的召集以及此前陈情书的起草，整个法国（远不止是受过教育的精英）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一时间一切都成为可能，一切弊政都可救治，一切不满都可以匡正。总之，所有的旧账都可以算清。福音就是变革，远在法国之外的受教育阶层也为之欢呼雀跃。对开明人士而言，这是为人类事务构建更为合理、正义和人道的组织的大好时机。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发动大革命的国民议会吸纳了这个国家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后者也自以为是启蒙的产品、工具和胜利象征。在整个法国，与他们背景相似的人在同样的理想的鼓舞下纷纷拥护他们。雅各宾俱乐部的自发性激增，还有它那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崇高理想，都是这种理想的反映。在某些俱乐部中，这种理想从未熄灭过，虽然它们随着革命的迁延而日益成为少数。

1706333378

1706333379 从很多方面看，法国的革命者的确在一个持久的基础上赋予国家事务以更大的合理性和逻辑性。在行政重组方面，新建立的省一直沿用至今而少有变化，它扫除了千余年来生成的叠床架屋的司法区划体系。米制和十进制经过五年的精心制订，终于在1795年4月开始采用，这个体制终结了另一种产生于习惯的可怕混乱，此后它们还走向了全世界。民法典几乎同样成功，1789年前的几代人一直在梦想和探讨这种明晰而简约的法律汇编。虽然是第一执政的权威和意志使其最终成型，但起草工作早在1790年革命的第一波浪潮中就已开始。过去刑法中的野蛮和极不公正现象被永远根除。断头台则不那么成功。如果不是成为恐怖的主要大众化工具的话，也许它会赢得人们更多的认可，即一种人道的改良举措，这也是最初设计它的目的：更快、更可靠，而且绝不会有痛苦。不过在某些方面，它竟奇特地满足了设计者的初衷。对于断头台上草草处死的大部分人，人们以为他们是在反抗另一些同样由逻辑、平等和人道精神指引的变革，不过任何有理智的人大概都不会接受这种指责的根据。

1706333380

1706333381 正是因为有抵制，大革命才变得激烈。1789年的人们天真地认为，他们使民族再生的努力不会遇到任何反对，他们觉得，自己意图的真诚和善良对于别人就像对于自己一样一目了然。但是，启蒙运动总是毫无顾忌地把无知、迷信和自私归咎于它的对手，而它的门徒也完全继承了这种思想模式。有些评论家把恐怖精神追溯到1789年，因为那时的爱国者已经毫不犹豫地使用恫吓手段来追求自己的目标。这种看法并非完全错误。1789年6月15日，当马卢埃批评宣布成立国民议会的提议时，一个观众从走廊里向他猛扑过去，嘴里高喊“住口！你这邪恶的公民！”[3]一个月后，巴纳夫公开为私刑处死富隆和贝尔蒂埃的行为辩护。在1789年，如果没有流血的威胁，国王对成立国民议会的抵制确实可能无法克服，但爱国党人对抗的成功恰恰为应对未来的挑战树立了榜样。在这个民族已经对公开的屠戮感到厌恶时，政治活动者仍然无法接受其对手的合法性和良好意愿。最终，一位公开蔑视知识分子的将军走上了前台，他以稳定的名义压制了知识分子的所有纷争。

1706333382

1706333383 最初抵制变革的是贵族。召集三级会议的决定使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岌岌可危，作为三级会议中一个单独的等级，他们在1788年年底发现自己已经孤立并受到攻击。这场攻击是由一个知识分子集团发起的，这就是三十人委员会，它处心积虑地利用受教育精英阶层中的社会紧张，发动了一场要求立法机构不可分割的强大群众运动。很多惊恐的贵族向自己的特权寻求庇护，结果加剧了对抗情绪以及当时正在资产阶级中蔓延的不信任感。在三级会议开幕时，最初的问题仍未解决，而当问题终于有了结论时，几个月的反贵族宣传已经使得这一社会阶层整体成为民族再生的顽固反对者。即使到这个时候，贵族肯定不会全部如此。他们的陈情书表明，他们对改革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并且愿意放弃很多最有价值的特权。但此时，除非贵族彻底投降，任何做法都不能让爱国党人满意。贵族成为大革命中最有效的否定性和辱骂性术语，它被用来描述一切反对大革命的事物。平等成为大革命最强有力的感召口号之一，在平等的状态下，任何人均不得享有基于血统或家族等不公正标准之上的特权。甚至拿破仑也总是把平等挂在口头上，尽管他自己出身贵族并在一个专为穷苦贵族子弟开设的军事学校里接受教育，但他总是鼓吹，大革命为才能之士敞开了康庄大道，而他正是因此而成功。

1706333384

1706333385 因此，贵族是大革命中的首个也是最大的失败者。在革命开始前，他们就已同意放弃免税和税收特权，在一开始就失去了久已习惯的尊重和优先权。多年以后，这种尊重和优先权还会慢慢重现，而且今天依然不肯散去。但在1789年之后，这绝非不受质疑的自发现象。当年6月，他们失去了单独的政治代表权和团体权力。实际上这种有利条件为时非常短暂，因为除了在某些三级会议地区，它只存在于三级会议时期。8月，随着封建制的废除，他们的物质损失开始了。虽然他们并不是封建权益、捐税、荣誉和特权的唯一享有者，但毫无疑问，这个制度对他们的影响最大。在一些偏远地区，封建捐税的残留一直保留到19世纪。但从根本上说，到1794年，封建制度及领主从中获取的利益已经被彻底消除。8月4日之夜还改变了法国贵族的性质。此前，新兴有钱人可以投资能够封授为贵族的官职，从而成为精英中的一个开放精英阶层。但官职买卖制度的废除使得贵族第一次成了种姓，贵族的封授告终。一年后贵族身份不被认可，纹章等标识也被禁止。

1706333386

1706333387 但贵族现象不可能被废除。高贵被视为一种世袭性品质，它存在于血统之中，至少在那些认为贵族拥有这种血统的人看来是这样。不过在启蒙人士眼里，这是人类无知和迷信的又一例证。大革命的政策迫使很多贵族离开了这个不再被他们视为祖国的国家。至少有16500人在革命期间流亡国外，很可能还有数千人由于各种意外情况未被统计。拒绝回国或被处决的贵族，其财产被没收，大约12500个家庭丧失了全部或部分地产。不过很多人设法直接购回或逐步购回财产，而且早在1799年之前，流亡贵族就已开始谨慎地回国。皇帝拿破仑很快又建立起一种新贵族，并给这一新贵族定调子，这正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改变前贵族的性质。此外，他对贵族的全部要求就是拥有可观的地产，贵族要证明这一点并不难。在帝国时代的大多数省份，纳税最多的阶层由贵族占据主导地位。

1706333388

1706333389 因此，贵族的物质损失并不像设想中那么庞大，也并非不可挽回。但是这次创痛让他们久久不能忘怀，而且他们经历的波折着实令人心有余悸。由于反革命始终不曾取得成功，流亡生涯也是失望、苦涩和困苦的。“也许我永远要和家人分离了，”法莱索侯爵夫人在1793年年初哀叹说，“我是一个被自己国家放逐的流亡者，没有法律保护，身上已是一文不名，我儿时了解和热爱的东西以及我的幸福时光已经远去，除了凄惨，除了对未来的彻底绝望，我在四周看不到任何东西。”[4]当流亡者试图在基贝隆湾强行登陆，或通过别的战斗回国时，数百名这样的流亡妇女殒命。没有流亡的贵族则始终是嫌疑犯。虽然恐怖期间处决的贵族只有1200多人，但被作为嫌疑犯关押数月的贵族则要多得多。1797年，当局势看来已经缓和时，他们被剥夺了公民权，理由仅仅是他们是贵族，而且很多人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大批流放。由于这些磨难，贵族圈里滋生出对大革命及其拥护的一切事物的强烈仇恨和蔑视。在大革命的每一个阶段，法国公共生活的活跃分子中都有前贵族，但他们并未像1789年以前那样占据垄断地位，至于重现从前的日子就更不可能了。很多贵族此时故意远离公共生活，认为这是有失尊严之事。换句话说，无论是贵族还是非贵族，心理冲击远比物质损失严重。“服从的纽带到处都已松懈”，未来复辟王朝时期的大臣（1826年）维勒尔伯爵抱怨道，“……罪恶在我们的举止当中，我们的举止至今还受大革命的强烈影响。”[5]

1706333390

1706333391 大革命最初对教会的攻击几乎未受阻碍就通过了。8月4日那个欢欣亢奋的夜晚之后是更为冷静的辩论，教会在辩论中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因为国民议会拒绝对什一税的损失做出补偿。不过，在各等级合并为国民议会的过程中，教士的善意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大多数教士都难以相信，大革命在革新其他一切的同时却不能让民族的精神生活获得再生。然而，教士经受的磨难比贵族更具灾难性。8月4日的损失远远不止什一税，很多宗教机构失去了广泛的封建权益，但几个月后它们地产的彻底丧失则让这点损失显得微不足道。另外，大革命中获利最多的人，即国有地产的获得者，主要是从教会的损失中受益的。

1706333392

1706333393 在1790年宣誓之前，教会再次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这些损失并非全是物质方面的。实际上，过去高卢教会那种自行管理、自行课税的团体组织早在教士公民组织法之前就已经消失了，后者只相当于一份死刑执行令。教务专约所恢复的根本不是从前的教会，修道制度也在1790年走向覆灭。虽然很多男修士看来很愿意解除修道起誓，但法国的4.5万修女几乎一致反对解散她们的修道院。巴黎主教区的伽尔默罗会修女抱怨说：“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喜欢说修道院里满是受难者，他们因懊悔而慢慢憔悴枯死，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抗议：如果世上存在真正的幸福，那么我们就是在圣堂的庇护下享有这种幸福。”[6]教务专约没有对恢复修道生活做出规定，虽然修道团体再次出现，但从未像旧制度时代那样普遍。教士宣誓以及随后类似的做法分裂了教会。拒绝宣誓并因而抵制大革命的人，命运最为悲惨。在爱国者眼里，这些被剥夺圣俸的抗拒派很快就成为贱民，他们在任何地方的行动都被视为颠覆活动，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成了叛国者。在1792年9月的屠杀中，教士是最早罹难的人，当时共有223名教士被杀。此外，恐怖时期被判刑的教士近千人，而流亡或被流放的教士则将近2.5万，几乎占全体教士的六分之一。由于90％的流亡教士为在俗教士，因而教区神父损失了一半。到1794年，宣誓派教士也被视为嫌疑犯，他们面临被罗马和大多数法国人抛弃的厄运，虽然后者并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有些教士在教务专约颁布后作了迟来的辩白，但对其他人来说，宣誓意味着同罗马决裂，这一创伤不可能治愈，他们一心要组成一个“小教会”，不过这个教会在19世纪逐渐走向衰亡。大革命逼迫法国教会陷入一场痛苦的、悲剧性的分裂，而非基督教化中的过激行为只能加剧这种痛楚。当枢机主教团在讨论教务专约的最后细节时，一位意大利枢机主教的谈话鲜明地表达出个中创痛之深：

1706333394

1706333395 哦，上帝啊……一个政府在禁止正教、在以最令人愤慨的法律迫害正教、在沾满如此众多的殉道者的鲜血之后，今天它竟要再次向正教敞开大门，但不是作为最有威望的宗教，而是作为大多数人的宗教见解，不是出于热爱，而是出于恐惧，不是从敬畏出发，而是从策略出发。这样的政府还能干出什么事呢？它还想把教会剥得精光，仅给它配少许教士。由它付钱的教士，政府自己任命的教士，过去的教士坦然走向火刑柱，而这种冒充正教徒的教士实则教会分裂的肇事者，他们既没有悔过，也没有与人和解。相反，我们看到，那些正派的牧者，那些耶稣基督的坚定信徒，却被迫从自己的国家流亡……与自己的教众分离……修士已经从整个大帝国被驱逐，圣洁的修女无处安身，主教座堂和神学院无以为生，神殿在遭亵渎之后已是肮脏破败，善款机构、虔诚的善举、权益和豁免都已被废除或摧毁。总之，教会只剩下一具无血无肉、灵魂和权威尽失的空壳。法国重建的就是这样一副宗教的空架子，那些想出这个悲哀计划的人还自鸣得意，还想篡夺祭坛修复者的头衔。[7]

1706333396

1706333397 不过这位安托内里枢机主教还是对教务专约投了赞成票。毕竟它有拯救的善意，因为它在法国恢复了宗教自由，重建起一个组织良好的教士团体以及教宗的权威。教宗制度虽然遭受严重的物质损失，但它也是在大革命的影响中获益最多的一方。在18世纪80年代，教宗似乎已是一种快要寿终正寝的制度，世俗化的君主鄙视它，德国和意大利的詹森派主教违抗它。表面看来，教宗制度毫无用处，而这大大误导了教士公民组织法的起草者们。然而，在18世纪90年代末，像受那个不敬神的共和国及其外国支持者迫害的教士一样，教宗本人也分享着殉道者的荣耀。与此同时，在整个法国和法国控制的欧洲各地，广大人民对根据教宗指令反对大革命的教士表现出了忠诚。对于这些事实，法国的第一执政都已意识到并且有勇气承认，虽然这违背大多数努力整顿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事务的人们的建议和意愿。和谐并没有马上到来。数年之内，他也像个雅各宾派，对教士的奸计恼怒之极，但他从未尝试废除1801年的基本纲领。这时教会已经恢复，并去除了各种无处辩解的赘疣和弊端，于是，在罗马不可挑战的教义和精神权威之下，它首次将其几乎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教化灵魂的工作中去。不过它要感谢大革命的远不止这些。像贵族一样，教会被大革命唤起的经历完全是痛苦的。在整个19世纪，罗马天主教会都把法国大革命及其所作所为诅咒为无神论者的轻狂暴行。其煽动者是邪恶的哲人和诡计多端的共济会会员，教会还赋予巴吕埃尔那些语无伦次的历史谎言以完全的权威性。另外，共和派的信念植根于大革命中，他们把教会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并加入共济会以示对抗。只有教会和国家的彻底分离，如在1794—1802年那样，才能缓解他们的猜疑。1905年这个目标终于实现，而在此前的几十年中，双方都不断走向极端主义，一切最终都可追溯到1790年。

1706333398

1706333399 在整个旧制度时代，教会控制着两项社会工作——教育和济贫，这种控制权的中断同样要追溯到那次致命的分裂。1789年的人们认为，教育是另一个有待以理性原则实现再生的领域。整个18世纪90年代，各种宏大的方案纷纷出现，包括最后一位哲人孔多塞于1792年草拟的计划。不过另一些更为紧迫的事务总是推迟教育实践行动。但旧的教育体制已经瓦解。尽管教育机构拥有的地产起初并未国有化，但其他的资助，如移交的什一税收入、主教座堂和修道院通常的捐赠，却已经干涸了。拒绝宣誓的教会教师被辞退，接过教职的教士经常被召去担任教区神父。教育性修会（如奥拉托里修会）最初逃过了大革命对修道院的攻击，但到1792年8月，所有具有影响力的教士都受到怀疑，以至于这样的修会最终也解散了。最后，1793年3月，因财源告罄而走投无路的共和国将学校和学院所有的地产收归国有。直到1802年，政府才采取措施填补由此造成的亏欠，尽管1793年宪法宣布教育是基本的人权。1795年的宪法没有做出这样轻率的承诺。督政府在每个省设立一所中心学校，并在巴黎建立一些高等学校，以取代被国民公会当作团体主义堡垒而废除的大学，但初等教育被留给地方兴办，公共财政对此不予支持。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教师（教士太危险，无法把教育共和国青年的任务交给他们），各级学校不堪其苦。大革命自身就是前所未有的教育发展的产物，但现在它给教育制造了大混乱，在校人数明显下降。1789年中学生人数为5万，十年之后，中心学校的学生只有1.2～1.4万。基础识字率从1789年的37％跌至1815年的30％左右。

[ 上一页 ]  [ :1.7063333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