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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六、救国的雅各宾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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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被处死了，神授的君权不复存在。这一切不仅在六边形国土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激起欧洲君主国的反法浪潮，因为在君主制的欧洲眼里，法国已成为十恶不赦的“弑君共和国”。何况，在这之前，法国军队已开始越出国境并在占领区推行革命政策，此举更令君主制的欧洲惊恐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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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被处死的消息一传到英伦三岛，英国宫廷如丧考妣，当即举行哀悼。1793年1月24日，英国以路易十六被杀为由把法国公使肖夫兰驱逐出境。2月1日，国民公会同时向英国与荷兰宣战。如果说，向英国宣战主要是为了报复，那么，同荷兰开战则是国民公会力图攫取阿姆斯特丹银行以改善国内财政状况的一种手段。在英国的鼓动下，以英国为首的第一次反法联盟很快就组成了。它除了原已向法开战的奥地利、普鲁士之外，还有西班牙、葡萄牙、撒丁王国、那不勒斯王国以及德意志诸邦。法国已同欧洲大部分国家处于战争状态。难怪布里索在向国人演说时宣称：“现在要和你们在陆地和海洋上交手作战的敌人是欧洲的所有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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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法国刚刚向欧洲所有的暴君宣战就发现自己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外敌的联盟和前线的失利、旺代等西部省份的大规模叛乱、持续不断的财政与社会危机以及如火如荼的人民运动……，这一切统统汇合到一起后，使共和国在1793年春几乎陷于崩溃，同时也使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⑪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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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之间的决斗由杜穆里埃叛变事件拉开了序幕。1793年4月初，法国前方将领杜穆里埃在战败后投敌。于是，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比尔和马拉首先发难。罗伯斯比尔在演说中提出：“我以为要采取的第一条救国措施，就是决定审讯所有被指控为杜穆里埃的同谋犯的人，尤其是布里索。”马拉则以雅各宾俱乐部主席的身份发出通告，要求各郡发动声势浩大的请愿和控诉运动，惩治在审判国王时企图以诉诸全民表决的办法挽救国王生命的吉伦特派分子。对此，吉伦特派予以反击。他们通过国民公会对马拉签发通告之事提出控告。马拉被传到革命法庭后，表现出“自由的使徒和殉道者”的姿态，并在被判无罪开释后，凯旋式地回到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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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夺取决定性的胜利，吉伦特派向雅各宾派的堡垒——巴黎公社发动了进攻。他们谴责巴黎公社是“既贪钱又贪权的无政府主义权力机构”，要求国民公会立即取消这个机构。尚由吉伦特派控制的国民公会很快就成立了一个仅由吉伦特派组成的12人调查委员会，对巴黎公社进行调查。5月24日，该委员会以阴谋叛乱嫌疑逮捕了公社领导人埃贝尔。翌日，当巴黎公社要求释放埃贝尔时，时任国民公会议长的吉伦特派分子伊斯纳尔竟发出了如此的威胁：“如果有人胆敢用那种无休无止的起义损害国民代议制，我就要以全法兰西的名义向你们宣告：巴黎将会被夷为平地，塞纳河两岸将仅留下巴黎的遗址。”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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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纳尔的话让人很快就联想起布伦瑞克宣言。于是，怒火中烧的雅各宾派和巴黎公社决定诉诸暴力。5月26日，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号召人民举行起义：“在一切法律都遭到破坏，专制达到极点，善意和廉耻都被践踏得不成样子的时候，人民就应该起来暴动。现在，这一时刻已经来到了。”由此，雅各宾派也与早就主张起义的“忿激派”走到了一起。后者代表的是城乡下层群众的利益，自登场后坚持要求限价、惩办投机者和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其领导人是雅克·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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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凌晨，随着巴黎圣母院的大钟被人敲响，全城都响起了警钟，鸣放了警炮，各区代表在市政厅选举新的公社，原来的领导人继续当选。下午，示威群众把议会团团包围了起来。人们提出解散12人委员会，逮捕22名吉伦特派主要成员，清洗政府机关，将全国面包价格定为3个苏1磅。在群众压力下，国民公会决定解散12人委员会，发给武装工人每天40苏的津贴，允许群众旁听国民公会的一切会议，但是拒绝逮捕吉伦特派的代表，也不答应实行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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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吉伦特派的“行动日”就这样以妥协而告终，然而，斗争并未结束。6月1日，马拉在巴黎公社发表了激烈的演说，号召人民保卫自己的权利。起义委员会也要求作好战斗准备。次日是星期天，大批不用上班的工人加入了起义队伍。8万国民自卫军在昂利奥的率领下包围了国民议会并用163门大炮对准了议会。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吵，议长率领全体议员走出议会大厅，试图突围。这时，昂利奥大声下令道：“炮手们，各就各位！”议员们面对黑洞洞的炮口屈服了，立即返回会场，并无可奈何地听任马拉宣读逮捕者名单。由此，自立法议会以来一直进行着的吉伦特派与山岳派的斗争以吉伦特派的倒台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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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伦特派为何会倒台呢？享誉国际史坛的法国大革命史专家索布尔作了如下精辟的评析：“吉伦特派宣布了战争，但又不知道如何去进行这场战争；他们废除了国王，但又不敢判处国王死刑；他们请求人民支持他们反对君主制，但又拒绝与人民一道进行统治；他们促成了经济危机的恶化，但又拒不满足人民的全部要求。”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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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伦特派倒台后，其在国民公会的支配地位亦由雅各宾派取而代之。然而，陶醉在刚刚取得的胜利中的雅各宾派很快就发现，自己所支配的国民公会正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反革命势力由于反法联盟军事的胜利和吉伦特派煽起的联邦派叛乱而更加嚣张了。同时，被物价高涨激怒了的人民运动也加强了它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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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内忧外患，雅各宾派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了争取广大农民对雅各宾派的支持，从6月3日至7月17日，他们连续颁布3个土地法令。6月3日法令规定，把逃亡者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售，并允许贫农在10年内分期偿付地价；6月10日法令规定，按人口平均分配农村公社的公有土地；7月17日法令宣布，无偿废除一切封建权利和义务，所有封建契约一律销毁。这些法令是法国革命期间最激进的土地法令。它们使多数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尤其使已掌握一块土地但还要负担封建义务的农民变成了自己土地的真正主人。法令颁布后，雅各宾派在农民中的支持率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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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不少郡以反对“巴黎的独裁”为名纷纷叛乱，雅各宾派迅速地通过了一部宪法，想以此洗清搞独裁的罪名，同时使各郡安下心来。这部于1793年6月24日在国民公会通过的宪法又被称作“共和元年宪法”或“雅各宾宪法”。1793年宪法包括新的《人权宣言》35条，宪法本文124条。它规定法国为统一的共和国，公民享有较为广泛的自由权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宪法不仅像1789年宪法那样承认了反抗压迫的权利，而且还承认了起义权，内称：“当政府侵犯人民权利的时候，起义对于全体人民和对于人民的各个部分都是最神圣、最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根据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制定出来的第一部共和制宪法，1793年宪法不仅是雅各宾派以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改造国家的纲领，而且还在19世纪上半叶成为共和派心目中政治民主的象征。不过，由于当时形势严峻，这部在公民投票中以180多万票对1.7万票获得通过的宪法并没有立即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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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稳定经济方面，雅各宾政府又于7月17日下令关闭了交易所，7月27日颁布了打击囤积居奇的法令，规定对投机商和囤积生活必需品的商人处以死刑。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群众关于打击投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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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拉和忿激派的强烈要求下，雅各宾派对1793年4月6日成立的救国委员会进行了改选。在7月10日改选时，被认为过于软弱无能的丹东派成员纷纷落选，圣茹斯特等不少激进的雅各宾派成员，或曰罗伯斯比尔派分子当选。7月27日，罗伯斯比尔本人进入救国委员会。从此，救国委员会就在他和圣茹斯特的实际领导下行使职权。8月2日，根据罗伯斯比尔等人的提议，国民公会正式决定以救国委员会为临时政府，握有全部行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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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不可腐蚀者”的罗伯斯比尔凭借他的革命威望与能言善辩，奋力推动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执行救国委员会的政策。应当说，罗伯斯比尔等人在掌权后采取的各项政策，在打击封建势力、完成资产阶级预定革命目的方面已走到极点。但这就够了吗？回答是否定的。法国当时所处的险恶环境，决定着雅各宾派只有突破这个极点，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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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雅各宾派突破这一极点的推动力来自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生计困难和生活必需品缺乏早已使民众怨声载道，而共和国军队在前线的节节败退则使国人忧心如焚。7月13日，夏洛特·科黛，一名25岁的诺曼底女王党分子竟在革命的巴黎把“人民之友”马拉刺死在澡盆中。噩耗传来，巴黎的无套裤汉们大为震惊与愤慨，但更让他们怒不可遏的是，9月初南方的土伦港失陷后，那里的王党分子竟宣布在押的路易十六之子为路易十七。9月4日至5日，一场长期受压抑的人民骚动终于爆发了。手持武器的人们汇集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喊口号，开向国民公会，把国民公会包围起来。此次示威的领导人之一肖梅特宣读了一份请愿书，他在指出饥饿的惟一罪魁是富人和包买商，同他们斗争的惟一手段就应是实施恐怖，要求建立革命军到各地巡逻，成为“公正而坚定的法庭”和“防止阴谋的打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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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示威群众的围观下，国民公会在经过激烈辩论后通过决议，同意建立革命军，改组革命法庭，实行恐怖政策，制定全面限价法令。由此雅各宾派政府开始走上恐怖统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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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统治表现在3个方面。首先是经济恐怖。其主要内容是在经济上实行全面限制生活必需品价格、无偿征发军用物资、限制贸易和商人的利润率，建立全国统一供应机构和征粮及打击投机活动的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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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恐怖而来的是宗教恐怖。为此，非基督教化运动中的活跃分子拉卡纳尔·罗姆等人创造了一个“共和历”⑭和若干全国性的新节日，提倡新信仰，并推出了“理性女神”之类的新神，而后，他们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教会运动，激励人们去摧毁和抢劫教堂，逮捕和处决主教，追捕拒绝宣誓的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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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雅各宾专政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其政治恐怖。1793年9月17日颁布的《惩治嫌疑犯条例》授权救国委员会将与政府为敌的人，不论是联邦党、朱安党还是教士，一古脑儿都加以逮捕。从同年10月，雅各宾派将自己的全部敌人不加区别地一律处死。自从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以来，法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这种规模的政治屠杀。在巴黎，处决犯人的协和广场每天血流成河。人头落地者中包括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奥尔良公爵、原巴黎市长巴伊和在吉伦特派掌权时代出尽风头的罗兰夫人。政治屠杀不仅限于巴黎，国民公会的特派员们在外省也杀人。不过，在外省，恐怖的规模取决于叛乱的严重程度和国民公会特派员的气质。巴拉斯和弗雷隆曾在土伦实行过大规模集体处决。在南特，国民公会特派员卡利耶别出心裁地让人设计制造了一些舱底活动的船只，先后将数千名南特人淹死在冬日的卢瓦尔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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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统治使雅各宾派得以迫使全民族为救国而作出牺牲。在这一过程中，雅各宾专政在通过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来对付国内的叛乱和外国的武装干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同年秋天起，不断有捷报从前线传来：联邦派叛乱被最后平息，旺代叛军主力受到重创，奥地利军连遭败绩，英国人占据的土伦被收复，普军向美因兹败退而去。1794年的春天是胜利的春天。此时，共和国军队不仅已将所有的外国军队逐出国土，而且还反攻到境外作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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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得救了。但雅各宾派内部的斗争却日趋激化。当时，在雅各宾派内部明显地分为左中右三派。作为左派的埃贝尔派在忿激派被镇压后，成了城市下层群众激进运动的代表。他们不顾胜利已经取得，临时性的战时政策应该结束的客观形势，仍坚持要继续加强恐怖统治。在将打击矛头对准一切有产者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的埃贝尔本人甚至还主张要打击所有的商人，提出：“正如不能宽恕较大的商人一样，也不能宽恕卖胡萝卜的小商人。”此外，该派还经常煽动下层群众闹事，并扬言要举行起义推翻现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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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右派的是丹东派。其代表人物丹东原是积极主张实行恐怖政策的。但在形势好转后，他对继续滥行恐怖、肆意杀人的现象极度反感，遂在国民公会中提出要“爱惜人类的鲜血”，实行“宽容”政策。此外，丹东还提出，“任何类型的私有财产……都应该永恒存在而不可侵犯”。此举使丹东深得资产阶级的好感。同丹东站在一起的还有德穆兰等人。德穆兰在其创办的《老科德利埃报》中大力宣传言论自由，坚决反对恐怖扩大化，矛头不仅指向埃贝尔派，而且也指向罗伯斯比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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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中间派是雅各宾派中的主流派，掌握着救国委员会的实权。起初，罗伯斯比尔的态度在左右夹击中摇摆不定。但当左右两派分别对自己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时，罗伯斯比尔在短短的时间里用死刑镇压了两个反对派。然而，滥用断头机解决不了雅各宾专政所面临的矛盾，反而使它日益陷入困境。下层群众因代表自己利益的埃贝尔派被镇压而对罗伯斯比尔政权充满怨恨，日益背离革命；而丹东的被杀则更使资产阶级与罗伯斯比尔政权势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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