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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革命已经冰冷了”的局势，罗伯斯比尔曾试图以崇拜“最高主宰”来再度鼓起群众的热情。1794年6月8日（牧月20日），巴黎举行了盛大的最高主宰节仪式。当罗伯斯比尔手捧鲜花、麦穗走在队伍最前面时，其权限似乎已达顶点。然而，细心的人会发现，此时，国民公会的议员队伍有意无意与他拉开距离。议员中不断发出“独裁者”、“暴君”的责骂声。更有人讥讽道：“请看看他吧，仅仅说他是我们的主人，还显得不够，我们应该说他是我们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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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对“最高主宰”反应冷淡，又急又恼的罗伯斯比尔在两天后促使国民公会通过了令人生畏的牧月法令。该法令简化了审判程序，取消了预审和辩护人，将惩罚一律定为死刑。而且可以推理判决，不需证据。由于这个法令的实行，被处死的人数急剧增加。在从牧月法令通过到热月政变的近45天时间里，仅巴黎一地就处死1376人，平均每周达196人，杀人最多时每天达50人。需要指出的是，此期被处死的人中属于原特权等级的已很少，绝大多数为资产阶级、下层群众、军人、官员。一时间，巴黎人人自危，对断头台的恐惧与厌恶弥漫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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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斯比尔造成的这种人人自危的局面，注定了他必然垮台的命运。很快地，在国民公会和各个委员会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准备推翻罗伯斯比尔政权的各派人物的联合。随着这些反对派对罗伯斯比尔的攻击的公开化，以及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他们一边，使罗伯斯比尔觉察到了自身的危险。为此，他企图抢先下手，向国民公会控告其政敌。7月26日（热月8日），罗伯斯比尔在国民公会作了十分严厉的发言，宣称：“现在存在着破坏公共自由的阴谋，其力量来自在国民公会中进行扰乱的一个罪恶的联盟。”他的发言开始时虽把议员们震慑住了，但没有人响应他，这也是这位领袖一年来头一次在发言后遭到冷遇。由于占席位最多的平原派也完全倒向反对派，使罗伯斯比尔深感孤立无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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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反对派们开始反攻了。在这天举行的国民公会会议上，罗伯斯比尔及其屈指可数的拥护者已无法与对手相抗衡。中午12时，罗伯斯比尔的忠实追随者圣茹斯特上台发言，当他刚开始为罗伯斯比尔辩护，就被反对派的主将塔里安打断。会场上响起一片“消灭暴君”的喊声。愤怒至极的罗伯斯比尔两次要求发言，都被议员们的怒斥声顶了回去。在可怕的喧嚣声中，国民公会通过了逮捕罗伯斯比尔的决议，同时被捕的还有圣茹斯特、库通、勒巴与罗伯斯比尔之弟奥古斯丁。史称“热月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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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斯比尔等人被逮捕后，曾被其在巴黎公社的支持者营救至市政厅。但巴拉斯动员了军队，并当着袖手旁观的市民包围了市政厅。7月28日（热月10日）凌晨2时，巴拉斯率军冲进了市政厅，重新逮捕了罗伯斯比尔。当天晚上，罗伯斯比尔等共22人被送上了断头台。随着罗伯斯比尔和雅各宾专政的倒台，法国大革命的上升阶段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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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七、热月党的“反动”与督政府的左右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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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月党”远不是一个政党，它只是人们对热月政变时联合起来反对罗伯斯比尔的那些国民公会议员的习惯性称号。由于在反罗伯斯比尔时出发点不同，热月党人内部明显地分成三派：右派由过去丹东派的成员组成，亦称新宽容派，其主要人物有塔里安、弗雷隆、巴拉斯等，他们坚决主张完全废除恐怖统治；左派由原山岳派和接近埃贝尔派的人组成，其主要人物有巴雷尔、瓦迪埃、阿马尔等，他们虽激烈反对罗伯斯比尔，但仍主张实行恐怖统治；中间派基本上由平原派组成，代表人物有杜里奥、杜埃人梅兰、康巴塞雷斯等，他们虽摇摆不定，但在多数场合倾向于右派。因而，在热月党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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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热月党的反动”，说穿了就是对恐怖的反动，是对雅各宾专政及其激进措施的反动，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反动对于恢复资本主义正常秩序是不可或缺的。从1794年8月5日起，热月党人开始释放不符合法律规定而被捕的人。当有人对获释者中包括一些贵族和逃亡者的父母提出异议，并要求把后者重新逮捕入狱时，塔里安的答复是，在共和国里“只有好坏公民之分。一个人奉公守法，出身贵族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人是流氓无赖，即使有平民的社会身份又有什么用处？”热月党人还削弱、取消了雅各宾时期建立或强化的专政机器：革命法庭于1794年7月29日被停止活动；救国委员会于7月31日被改组，同时其职权亦被大大削弱；牧月法令于8月1日被废除。尔后，他们对过去极力推行恐怖政策的人进行了惩办，提出“必须终止杀人犯的统治”。曾在南特地方大开杀戒的特派员卡里耶是第一个被追究的人。他在11月11日被捕，经审讯后被推上了断头台。在结束政治恐怖的同时，热月党人还致力于消除经济恐怖。为此，他们终止了统制经济体制，大力恢复经济自由原则。在这一过程中，原来坚持经济自由原则的吉伦特派议员被恢复了名誉，重新坐回国民公会的议席。此外，热月党人还制定了新的宗教政策，于1795年2月21日下令有条件地恢复天主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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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反动，法国的社会风气面目全非。人们不再称“男公民”和“女公民”，而改称“先生”、“太太”。共和主义严肃刻苦的精神被荒淫放荡所取代。“金色青年”（富家子弟）穿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而先前风行一时的无套裤汉装束——长裤、工作服，尤其是平直的头发和小红帽，已成明日黄花。跳舞之风大盛，有产者们频繁举行大型舞会。其间甚至出现了一种“牺牲者舞会”，这种舞会只有家中有人死于断头台者才能参加。沉寂多时的沙龙又重新热闹了起来，塔里安的新婚夫人卡芭吕斯被其仰慕者奉为“热月圣母”。她设在库尔拉雷纳的“茅屋”别墅里的沙龙成了名流趋之若鹜的场所。作为此时最著名的沙龙的女主人，卡芭吕斯俨然成为名媛贵妇的楷模，就连她穿的那种希腊式的半透明短连衣裙也风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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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月党人虽在登台执政时高举着“宽容”的大旗，但实际上在施政过程中仍强烈地倾向于排斥异己，并频频使用恐怖手段来制服来自左翼的反对力量。比如他们不仅强行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而且还用流放或处死的方式消灭了国民公会中残留的雅各宾派分子；又如当指券崩溃、经济危机使人民由失望变成愤怒，先后举行芽月起义、牧月起义时，热月党人亦毫不犹豫地动用军队大力镇压。因抓人过多，一时间监狱人满为患。不少人经审讯后死在断头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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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月党人对企图复辟的王党势力同样也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1795年6月8日，在押的路易十六的年幼的独子（又被称为路易十七）在狱中死去。逃亡在意大利的路易十六长弟普罗旺斯伯爵于6月24日宣布自己即位为王，称路易十八，同时声称要惩办弑君者，恢复旧等级制度，以天主教为国教。这一消息传到国内后，旺代叛乱者和朱安党人再次蠢蠢欲动，白色恐怖猖獗。而在巴黎的反抗派教士和归来的流亡者则肆无忌惮地兴风作浪。同年6月下旬，一支由流亡贵族和王党分子组成的数千人的流亡军穿着英国提供的军服，由英国军舰运送，在布列塔尼的基伯隆半岛登陆，准备汇合国内叛军，反攻复“国”。热月党政府立即派奥什将军前去镇压。在经过半个多月的对峙后，法军于7月21日全线出击，被逼到半岛尽头的流亡军被迫投降。根据当时的法律，手持武器，身着英国军装被捕的748名流亡分子作为反法联盟的帮凶及叛国分子被全部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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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伯隆战役表明，热月党人在防止旧制度复辟，保卫共和国方面是毫不含糊的。如果说，热月党人在打击左派时，其政策明显右倾的话，那么，在基伯隆战役后，热月党的政策开始明显向左摆。如将原准备从逃亡者名单除名予以赦免的人一律逐出巴黎，其亲戚不得担任公职；恢复过去打击反抗派教士的全部法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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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年8月22日，国民公会通过新宪法，即“共和三年宪法”（亦称“1795年宪法”）。宪法的起草者多为温和的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他们主张回到按照大资产阶级利益来解释的1789年原则上来。既反对民主，也反对专政。出自这些人之手的新宪法较之1793年的“共和元年宪法”自然要保守得多，但它对建立与维护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作用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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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宪法仍实行三权分立原则，立法权由两院制的立法院掌握，上院为由250名议员组成的元老院，下院称500人院，立法院每两年改选1/3；行政权归5人组成的督政府，督政府每年改选一人，其主席由5人轮流担任；司法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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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热月党人的实际统治权，防范王党势力，国民公会在通过宪法后不久即颁布法令，规定在即将选举产生的新的立法机构中，须有2/3议员是原国民公会的议员。此举使王党势力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政权。于是，保王党开始纠集对此规定同样不满的其他派别人士，在巴黎一些区里大力宣传反对“2/3名额”。在保王党人的煽动组织下，巴黎的一些区已在准备进行武装暴动。局势危如累卵。10月伊始，国民公会指令巴拉斯指挥武装部队准备镇压。巴拉斯领命后遂召来曾在1793年土伦战役中崭露头角的年轻将领波拿巴⑮。此时正在失意之中的波拿巴奉召后即派他的骑兵营长缪拉去调大炮，并把大炮架在国民公会的所在地杜伊勒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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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5日夜间（葡月12—13日），保王党人终于动手了，巴黎的大部分地区落入了叛乱分子的手中，约25000名暴动者包围了杜伊勒里宫。面对4倍于己的敌人，波拿巴果断地下令开炮，用猛烈的炮火击溃了近在咫尺的暴动者。就这样波拿巴得到了“葡月将军”的美称，并以这一拯救了共和国的惊人之举，开始发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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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平息后不久，法国根据新宪法选举产生了新的立法机构，10月26日（雾月4日），持续了3年多的国民公会在“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中闭幕。翌日，新的立法两院开幕，选出了督政府。督政府时代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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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当选的5名督政官均是“弑君者”，即均是在审讯路易十六时赞成处死国王者。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巴拉斯、拉勒韦利耶尔、勒贝尔、勒图尔纳和卡尔诺。11月2日，他们进入恐怖时期的监狱——卢森堡宫就职。“为了宣告自己的成立”，督政府在11月5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其在政治方面，准备“向保王主义积极开战，振奋爱国主义，严厉镇压一切乱党，熄灭任何党派意识，消灭一切复仇愿望，建立和谐、融洽的气氛，恢复和平”。在经济方面，要“重开生产门路，振兴工商业，消灭投机，复兴艺术与科学，重建富裕，恢复公共信贷”。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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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踌躇满志的督政官们上任不久，就发现自己正处在左右夹击之中。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双重排斥政策（即既排斥保王主义，又排斥民主）。道理很简单，双重排斥必然引来双重的反对。而一个处在左右夹击中的政府，其政策往往不可避免地要左右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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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派的反对者中，此期最为引人瞩目的当属格拉古·巴贝夫及其领导的“平等派密谋”。巴贝夫出生于波卡底省圣康坦城，原名弗朗索瓦·诺埃尔。由于家境贫寒，他从15岁起就外出独立谋生。巴贝夫在大革命前曾先后任土地丈量员的秘书、法院公证处公证人助手和研究封建法律的专家，故熟谙封建剥削的内情。通过大量阅读卢梭、马布利、摩莱里等人的著作，巴贝夫深感私有制的不平等，并初步产生了完全财产公有的思想。大革命爆发后，他即积极投入革命活动。热月政变后，巴贝夫开始致力于反对只为有产者谋利的热月党统治。因服膺古罗马著名的保民官格拉古，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格拉古·巴贝夫，并将自己的报纸《出版自由报》易名为《人民的保民官》。1795年2月，他因反对热月党人被捕，并在狱中最终形成了其平等派学说。获释出狱后，巴贝夫成了职业革命家。他着手组织了“平等会”和起义委员会，发动一次有17000人参加的起义，推翻督政府。因叛徒告密，他在起事前夕被捕。在被宣判死刑后，巴贝夫在1797年5月26日自杀未遂。次日，他被血淋淋地抬上了断头台。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在督政府的历史中，也许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但它的重要意义在19世纪却得到了昭显：共产主义思想第一次变成为一股政治力量。也正因为如此，巴贝夫主义作为共产主义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载入了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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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左翼，保王党的活动更具威胁。在经受了基伯隆战役、葡月暴动等事件的打击后，保王党深感通过武力达到复辟目的的希望日益渺茫，于是转向以合法斗争为主。在1797年3—4月间立法院的选举中，保王党通过蛊惑人心的宣传和卓有成效的组织活动，使大批自己的候选人坐上了议席。在立法两院中，他们的人当上了主席。在督政府改选时，取代勒图尔内的竟是倾向王政的巴泰勒米。保王党在两院中取得优势后，不断地对督政府进行攻击，对督政府的施政横加干涉。在这种情况下，自知无路可退的督政府决定动用武力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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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7年9月4日（共和五年果月18日），根据督政府的授意，波拿巴派奥热罗将军率领巴黎周围驻军进入议会两院，宣布新当选的王党分子的当选资格无效，逮捕并流放了大批王党分子。史称果月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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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月政变后新组建的督政府亦称第二督政府。第二督政府在大力打击保王派势力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左倾。在这一背景下，以新雅各宾派为代表的民主共和派得以抬头。在1798年4月立法院选举时，民主共和派取得了胜利。这一现象使督政府认识到，此时威胁政权的危险主要不是来自被果月镇压吓坏的、并已经瓦解的保王派，而是来自左面的反对派。于是，他们故伎重演，在5月11日（花月22日）又借助将军们的刺刀宣布106名民主派议员当选资格无效，通过“花月政变”将民主派打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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