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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拉和忿激派的强烈要求下，雅各宾派对1793年4月6日成立的救国委员会进行了改选。在7月10日改选时，被认为过于软弱无能的丹东派成员纷纷落选，圣茹斯特等不少激进的雅各宾派成员，或曰罗伯斯比尔派分子当选。7月27日，罗伯斯比尔本人进入救国委员会。从此，救国委员会就在他和圣茹斯特的实际领导下行使职权。8月2日，根据罗伯斯比尔等人的提议，国民公会正式决定以救国委员会为临时政府，握有全部行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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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不可腐蚀者”的罗伯斯比尔凭借他的革命威望与能言善辩，奋力推动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执行救国委员会的政策。应当说，罗伯斯比尔等人在掌权后采取的各项政策，在打击封建势力、完成资产阶级预定革命目的方面已走到极点。但这就够了吗？回答是否定的。法国当时所处的险恶环境，决定着雅各宾派只有突破这个极点，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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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雅各宾派突破这一极点的推动力来自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生计困难和生活必需品缺乏早已使民众怨声载道，而共和国军队在前线的节节败退则使国人忧心如焚。7月13日，夏洛特·科黛，一名25岁的诺曼底女王党分子竟在革命的巴黎把“人民之友”马拉刺死在澡盆中。噩耗传来，巴黎的无套裤汉们大为震惊与愤慨，但更让他们怒不可遏的是，9月初南方的土伦港失陷后，那里的王党分子竟宣布在押的路易十六之子为路易十七。9月4日至5日，一场长期受压抑的人民骚动终于爆发了。手持武器的人们汇集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喊口号，开向国民公会，把国民公会包围起来。此次示威的领导人之一肖梅特宣读了一份请愿书，他在指出饥饿的惟一罪魁是富人和包买商，同他们斗争的惟一手段就应是实施恐怖，要求建立革命军到各地巡逻，成为“公正而坚定的法庭”和“防止阴谋的打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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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示威群众的围观下，国民公会在经过激烈辩论后通过决议，同意建立革命军，改组革命法庭，实行恐怖政策，制定全面限价法令。由此雅各宾派政府开始走上恐怖统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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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统治表现在3个方面。首先是经济恐怖。其主要内容是在经济上实行全面限制生活必需品价格、无偿征发军用物资、限制贸易和商人的利润率，建立全国统一供应机构和征粮及打击投机活动的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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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恐怖而来的是宗教恐怖。为此，非基督教化运动中的活跃分子拉卡纳尔·罗姆等人创造了一个“共和历”⑭和若干全国性的新节日，提倡新信仰，并推出了“理性女神”之类的新神，而后，他们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教会运动，激励人们去摧毁和抢劫教堂，逮捕和处决主教，追捕拒绝宣誓的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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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雅各宾专政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其政治恐怖。1793年9月17日颁布的《惩治嫌疑犯条例》授权救国委员会将与政府为敌的人，不论是联邦党、朱安党还是教士，一古脑儿都加以逮捕。从同年10月，雅各宾派将自己的全部敌人不加区别地一律处死。自从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以来，法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这种规模的政治屠杀。在巴黎，处决犯人的协和广场每天血流成河。人头落地者中包括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奥尔良公爵、原巴黎市长巴伊和在吉伦特派掌权时代出尽风头的罗兰夫人。政治屠杀不仅限于巴黎，国民公会的特派员们在外省也杀人。不过，在外省，恐怖的规模取决于叛乱的严重程度和国民公会特派员的气质。巴拉斯和弗雷隆曾在土伦实行过大规模集体处决。在南特，国民公会特派员卡利耶别出心裁地让人设计制造了一些舱底活动的船只，先后将数千名南特人淹死在冬日的卢瓦尔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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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统治使雅各宾派得以迫使全民族为救国而作出牺牲。在这一过程中，雅各宾专政在通过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来对付国内的叛乱和外国的武装干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同年秋天起，不断有捷报从前线传来：联邦派叛乱被最后平息，旺代叛军主力受到重创，奥地利军连遭败绩，英国人占据的土伦被收复，普军向美因兹败退而去。1794年的春天是胜利的春天。此时，共和国军队不仅已将所有的外国军队逐出国土，而且还反攻到境外作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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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得救了。但雅各宾派内部的斗争却日趋激化。当时，在雅各宾派内部明显地分为左中右三派。作为左派的埃贝尔派在忿激派被镇压后，成了城市下层群众激进运动的代表。他们不顾胜利已经取得，临时性的战时政策应该结束的客观形势，仍坚持要继续加强恐怖统治。在将打击矛头对准一切有产者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的埃贝尔本人甚至还主张要打击所有的商人，提出：“正如不能宽恕较大的商人一样，也不能宽恕卖胡萝卜的小商人。”此外，该派还经常煽动下层群众闹事，并扬言要举行起义推翻现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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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右派的是丹东派。其代表人物丹东原是积极主张实行恐怖政策的。但在形势好转后，他对继续滥行恐怖、肆意杀人的现象极度反感，遂在国民公会中提出要“爱惜人类的鲜血”，实行“宽容”政策。此外，丹东还提出，“任何类型的私有财产……都应该永恒存在而不可侵犯”。此举使丹东深得资产阶级的好感。同丹东站在一起的还有德穆兰等人。德穆兰在其创办的《老科德利埃报》中大力宣传言论自由，坚决反对恐怖扩大化，矛头不仅指向埃贝尔派，而且也指向罗伯斯比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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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中间派是雅各宾派中的主流派，掌握着救国委员会的实权。起初，罗伯斯比尔的态度在左右夹击中摇摆不定。但当左右两派分别对自己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时，罗伯斯比尔在短短的时间里用死刑镇压了两个反对派。然而，滥用断头机解决不了雅各宾专政所面临的矛盾，反而使它日益陷入困境。下层群众因代表自己利益的埃贝尔派被镇压而对罗伯斯比尔政权充满怨恨，日益背离革命；而丹东的被杀则更使资产阶级与罗伯斯比尔政权势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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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革命已经冰冷了”的局势，罗伯斯比尔曾试图以崇拜“最高主宰”来再度鼓起群众的热情。1794年6月8日（牧月20日），巴黎举行了盛大的最高主宰节仪式。当罗伯斯比尔手捧鲜花、麦穗走在队伍最前面时，其权限似乎已达顶点。然而，细心的人会发现，此时，国民公会的议员队伍有意无意与他拉开距离。议员中不断发出“独裁者”、“暴君”的责骂声。更有人讥讽道：“请看看他吧，仅仅说他是我们的主人，还显得不够，我们应该说他是我们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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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对“最高主宰”反应冷淡，又急又恼的罗伯斯比尔在两天后促使国民公会通过了令人生畏的牧月法令。该法令简化了审判程序，取消了预审和辩护人，将惩罚一律定为死刑。而且可以推理判决，不需证据。由于这个法令的实行，被处死的人数急剧增加。在从牧月法令通过到热月政变的近45天时间里，仅巴黎一地就处死1376人，平均每周达196人，杀人最多时每天达50人。需要指出的是，此期被处死的人中属于原特权等级的已很少，绝大多数为资产阶级、下层群众、军人、官员。一时间，巴黎人人自危，对断头台的恐惧与厌恶弥漫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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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斯比尔造成的这种人人自危的局面，注定了他必然垮台的命运。很快地，在国民公会和各个委员会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准备推翻罗伯斯比尔政权的各派人物的联合。随着这些反对派对罗伯斯比尔的攻击的公开化，以及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他们一边，使罗伯斯比尔觉察到了自身的危险。为此，他企图抢先下手，向国民公会控告其政敌。7月26日（热月8日），罗伯斯比尔在国民公会作了十分严厉的发言，宣称：“现在存在着破坏公共自由的阴谋，其力量来自在国民公会中进行扰乱的一个罪恶的联盟。”他的发言开始时虽把议员们震慑住了，但没有人响应他，这也是这位领袖一年来头一次在发言后遭到冷遇。由于占席位最多的平原派也完全倒向反对派，使罗伯斯比尔深感孤立无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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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反对派们开始反攻了。在这天举行的国民公会会议上，罗伯斯比尔及其屈指可数的拥护者已无法与对手相抗衡。中午12时，罗伯斯比尔的忠实追随者圣茹斯特上台发言，当他刚开始为罗伯斯比尔辩护，就被反对派的主将塔里安打断。会场上响起一片“消灭暴君”的喊声。愤怒至极的罗伯斯比尔两次要求发言，都被议员们的怒斥声顶了回去。在可怕的喧嚣声中，国民公会通过了逮捕罗伯斯比尔的决议，同时被捕的还有圣茹斯特、库通、勒巴与罗伯斯比尔之弟奥古斯丁。史称“热月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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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斯比尔等人被逮捕后，曾被其在巴黎公社的支持者营救至市政厅。但巴拉斯动员了军队，并当着袖手旁观的市民包围了市政厅。7月28日（热月10日）凌晨2时，巴拉斯率军冲进了市政厅，重新逮捕了罗伯斯比尔。当天晚上，罗伯斯比尔等共22人被送上了断头台。随着罗伯斯比尔和雅各宾专政的倒台，法国大革命的上升阶段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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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七、热月党的“反动”与督政府的左右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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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月党”远不是一个政党，它只是人们对热月政变时联合起来反对罗伯斯比尔的那些国民公会议员的习惯性称号。由于在反罗伯斯比尔时出发点不同，热月党人内部明显地分成三派：右派由过去丹东派的成员组成，亦称新宽容派，其主要人物有塔里安、弗雷隆、巴拉斯等，他们坚决主张完全废除恐怖统治；左派由原山岳派和接近埃贝尔派的人组成，其主要人物有巴雷尔、瓦迪埃、阿马尔等，他们虽激烈反对罗伯斯比尔，但仍主张实行恐怖统治；中间派基本上由平原派组成，代表人物有杜里奥、杜埃人梅兰、康巴塞雷斯等，他们虽摇摆不定，但在多数场合倾向于右派。因而，在热月党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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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热月党的反动”，说穿了就是对恐怖的反动，是对雅各宾专政及其激进措施的反动，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反动对于恢复资本主义正常秩序是不可或缺的。从1794年8月5日起，热月党人开始释放不符合法律规定而被捕的人。当有人对获释者中包括一些贵族和逃亡者的父母提出异议，并要求把后者重新逮捕入狱时，塔里安的答复是，在共和国里“只有好坏公民之分。一个人奉公守法，出身贵族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人是流氓无赖，即使有平民的社会身份又有什么用处？”热月党人还削弱、取消了雅各宾时期建立或强化的专政机器：革命法庭于1794年7月29日被停止活动；救国委员会于7月31日被改组，同时其职权亦被大大削弱；牧月法令于8月1日被废除。尔后，他们对过去极力推行恐怖政策的人进行了惩办，提出“必须终止杀人犯的统治”。曾在南特地方大开杀戒的特派员卡里耶是第一个被追究的人。他在11月11日被捕，经审讯后被推上了断头台。在结束政治恐怖的同时，热月党人还致力于消除经济恐怖。为此，他们终止了统制经济体制，大力恢复经济自由原则。在这一过程中，原来坚持经济自由原则的吉伦特派议员被恢复了名誉，重新坐回国民公会的议席。此外，热月党人还制定了新的宗教政策，于1795年2月21日下令有条件地恢复天主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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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反动，法国的社会风气面目全非。人们不再称“男公民”和“女公民”，而改称“先生”、“太太”。共和主义严肃刻苦的精神被荒淫放荡所取代。“金色青年”（富家子弟）穿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而先前风行一时的无套裤汉装束——长裤、工作服，尤其是平直的头发和小红帽，已成明日黄花。跳舞之风大盛，有产者们频繁举行大型舞会。其间甚至出现了一种“牺牲者舞会”，这种舞会只有家中有人死于断头台者才能参加。沉寂多时的沙龙又重新热闹了起来，塔里安的新婚夫人卡芭吕斯被其仰慕者奉为“热月圣母”。她设在库尔拉雷纳的“茅屋”别墅里的沙龙成了名流趋之若鹜的场所。作为此时最著名的沙龙的女主人，卡芭吕斯俨然成为名媛贵妇的楷模，就连她穿的那种希腊式的半透明短连衣裙也风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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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月党人虽在登台执政时高举着“宽容”的大旗，但实际上在施政过程中仍强烈地倾向于排斥异己，并频频使用恐怖手段来制服来自左翼的反对力量。比如他们不仅强行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而且还用流放或处死的方式消灭了国民公会中残留的雅各宾派分子；又如当指券崩溃、经济危机使人民由失望变成愤怒，先后举行芽月起义、牧月起义时，热月党人亦毫不犹豫地动用军队大力镇压。因抓人过多，一时间监狱人满为患。不少人经审讯后死在断头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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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月党人对企图复辟的王党势力同样也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1795年6月8日，在押的路易十六的年幼的独子（又被称为路易十七）在狱中死去。逃亡在意大利的路易十六长弟普罗旺斯伯爵于6月24日宣布自己即位为王，称路易十八，同时声称要惩办弑君者，恢复旧等级制度，以天主教为国教。这一消息传到国内后，旺代叛乱者和朱安党人再次蠢蠢欲动，白色恐怖猖獗。而在巴黎的反抗派教士和归来的流亡者则肆无忌惮地兴风作浪。同年6月下旬，一支由流亡贵族和王党分子组成的数千人的流亡军穿着英国提供的军服，由英国军舰运送，在布列塔尼的基伯隆半岛登陆，准备汇合国内叛军，反攻复“国”。热月党政府立即派奥什将军前去镇压。在经过半个多月的对峙后，法军于7月21日全线出击，被逼到半岛尽头的流亡军被迫投降。根据当时的法律，手持武器，身着英国军装被捕的748名流亡分子作为反法联盟的帮凶及叛国分子被全部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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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伯隆战役表明，热月党人在防止旧制度复辟，保卫共和国方面是毫不含糊的。如果说，热月党人在打击左派时，其政策明显右倾的话，那么，在基伯隆战役后，热月党的政策开始明显向左摆。如将原准备从逃亡者名单除名予以赦免的人一律逐出巴黎，其亲戚不得担任公职；恢复过去打击反抗派教士的全部法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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