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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年8月22日，国民公会通过新宪法，即“共和三年宪法”（亦称“1795年宪法”）。宪法的起草者多为温和的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他们主张回到按照大资产阶级利益来解释的1789年原则上来。既反对民主，也反对专政。出自这些人之手的新宪法较之1793年的“共和元年宪法”自然要保守得多，但它对建立与维护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作用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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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宪法仍实行三权分立原则，立法权由两院制的立法院掌握，上院为由250名议员组成的元老院，下院称500人院，立法院每两年改选1/3；行政权归5人组成的督政府，督政府每年改选一人，其主席由5人轮流担任；司法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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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热月党人的实际统治权，防范王党势力，国民公会在通过宪法后不久即颁布法令，规定在即将选举产生的新的立法机构中，须有2/3议员是原国民公会的议员。此举使王党势力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政权。于是，保王党开始纠集对此规定同样不满的其他派别人士，在巴黎一些区里大力宣传反对“2/3名额”。在保王党人的煽动组织下，巴黎的一些区已在准备进行武装暴动。局势危如累卵。10月伊始，国民公会指令巴拉斯指挥武装部队准备镇压。巴拉斯领命后遂召来曾在1793年土伦战役中崭露头角的年轻将领波拿巴⑮。此时正在失意之中的波拿巴奉召后即派他的骑兵营长缪拉去调大炮，并把大炮架在国民公会的所在地杜伊勒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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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5日夜间（葡月12—13日），保王党人终于动手了，巴黎的大部分地区落入了叛乱分子的手中，约25000名暴动者包围了杜伊勒里宫。面对4倍于己的敌人，波拿巴果断地下令开炮，用猛烈的炮火击溃了近在咫尺的暴动者。就这样波拿巴得到了“葡月将军”的美称，并以这一拯救了共和国的惊人之举，开始发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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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平息后不久，法国根据新宪法选举产生了新的立法机构，10月26日（雾月4日），持续了3年多的国民公会在“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中闭幕。翌日，新的立法两院开幕，选出了督政府。督政府时代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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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当选的5名督政官均是“弑君者”，即均是在审讯路易十六时赞成处死国王者。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巴拉斯、拉勒韦利耶尔、勒贝尔、勒图尔纳和卡尔诺。11月2日，他们进入恐怖时期的监狱——卢森堡宫就职。“为了宣告自己的成立”，督政府在11月5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其在政治方面，准备“向保王主义积极开战，振奋爱国主义，严厉镇压一切乱党，熄灭任何党派意识，消灭一切复仇愿望，建立和谐、融洽的气氛，恢复和平”。在经济方面，要“重开生产门路，振兴工商业，消灭投机，复兴艺术与科学，重建富裕，恢复公共信贷”。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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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踌躇满志的督政官们上任不久，就发现自己正处在左右夹击之中。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双重排斥政策（即既排斥保王主义，又排斥民主）。道理很简单，双重排斥必然引来双重的反对。而一个处在左右夹击中的政府，其政策往往不可避免地要左右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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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派的反对者中，此期最为引人瞩目的当属格拉古·巴贝夫及其领导的“平等派密谋”。巴贝夫出生于波卡底省圣康坦城，原名弗朗索瓦·诺埃尔。由于家境贫寒，他从15岁起就外出独立谋生。巴贝夫在大革命前曾先后任土地丈量员的秘书、法院公证处公证人助手和研究封建法律的专家，故熟谙封建剥削的内情。通过大量阅读卢梭、马布利、摩莱里等人的著作，巴贝夫深感私有制的不平等，并初步产生了完全财产公有的思想。大革命爆发后，他即积极投入革命活动。热月政变后，巴贝夫开始致力于反对只为有产者谋利的热月党统治。因服膺古罗马著名的保民官格拉古，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格拉古·巴贝夫，并将自己的报纸《出版自由报》易名为《人民的保民官》。1795年2月，他因反对热月党人被捕，并在狱中最终形成了其平等派学说。获释出狱后，巴贝夫成了职业革命家。他着手组织了“平等会”和起义委员会，发动一次有17000人参加的起义，推翻督政府。因叛徒告密，他在起事前夕被捕。在被宣判死刑后，巴贝夫在1797年5月26日自杀未遂。次日，他被血淋淋地抬上了断头台。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在督政府的历史中，也许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但它的重要意义在19世纪却得到了昭显：共产主义思想第一次变成为一股政治力量。也正因为如此，巴贝夫主义作为共产主义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载入了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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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左翼，保王党的活动更具威胁。在经受了基伯隆战役、葡月暴动等事件的打击后，保王党深感通过武力达到复辟目的的希望日益渺茫，于是转向以合法斗争为主。在1797年3—4月间立法院的选举中，保王党通过蛊惑人心的宣传和卓有成效的组织活动，使大批自己的候选人坐上了议席。在立法两院中，他们的人当上了主席。在督政府改选时，取代勒图尔内的竟是倾向王政的巴泰勒米。保王党在两院中取得优势后，不断地对督政府进行攻击，对督政府的施政横加干涉。在这种情况下，自知无路可退的督政府决定动用武力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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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7年9月4日（共和五年果月18日），根据督政府的授意，波拿巴派奥热罗将军率领巴黎周围驻军进入议会两院，宣布新当选的王党分子的当选资格无效，逮捕并流放了大批王党分子。史称果月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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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月政变后新组建的督政府亦称第二督政府。第二督政府在大力打击保王派势力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左倾。在这一背景下，以新雅各宾派为代表的民主共和派得以抬头。在1798年4月立法院选举时，民主共和派取得了胜利。这一现象使督政府认识到，此时威胁政权的危险主要不是来自被果月镇压吓坏的、并已经瓦解的保王派，而是来自左面的反对派。于是，他们故伎重演，在5月11日（花月22日）又借助将军们的刺刀宣布106名民主派议员当选资格无效，通过“花月政变”将民主派打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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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政府虽然通过果月和花月两次政变，左右开弓，暂时保住了政权，但它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这就是它赖以统治的法制框架已受到毁灭性的破坏。正是这一原因，督政府已不可能完成稳定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任务。随着督政府与立法机关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督政府不得不日益倚重兵权在握的将军们。而这又无异于养虎遗患。果然，在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督政府被在其重用下才得以飞黄腾达的波拿巴将军推翻了。同时，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也被雾月政变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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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作者评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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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为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法国精心组织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踊跃参加纪念活动的不独是法国人，还有为数众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这表明，法国大革命不仅属于法国，而且也属于全世界。人们或许会问，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并非世界近代史上绝无仅有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仅前有多位“先行者”，后有更多的“后来者”，那么为何惟独它能脱颖而出，大放异彩呢？对于这一问题，有识之士的回答或许会多种多样。不过，笔者以为，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法国大革命为全人类留下了一份共同的遗产——《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简称《人权宣言》）。正是由于《人权宣言》的制订者们力图以全人类的名义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权观念，并通过一系列“不朽的原则”将这种人权观念在《人权宣言》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使人类历史上的所有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的形象”面前黯然失色。难怪世人在被问及法国大革命的最好象征时，往往会把《人权宣言》放在首位。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树立法国的国际威望方面，《人权宣言》所起的作用胜过了法国军队所打的所有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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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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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维诺克：《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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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维诺克：前引书，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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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索布尔：前引书，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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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指券（assignat），原为以教会财产（称国有财产）作抵押的国库债券，后变成与硬币同时流通的纸币。指券在发行之初，效益显著，但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指券贬值异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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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参见维诺克：前引书，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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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红色无檐帽，亦称腓尼基帽，为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激进分子的服饰，象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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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自中世纪以来，法国得到自治权的城镇政府机关通称公社。巴黎公社即巴黎的市政府。1871年巴黎公社的名称即从这里继承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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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丹东讲演集》，巴黎，1910年，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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