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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极端保王派过度的反动反而对自由派有利。后者不久就博得社会舆论的好感。很快地，自由派通过众议院每年一度的补缺选举，逐步壮大了自己在众议院的力量。在1827年11月的选举中，自由派获得了250个席位，极端保王派只获得200个席位。在这种情况下，查理十世不得不免去维莱尔的首相职务，十分勉强地授命自由派人士马蒂尼亚克组阁。马蒂尼亚克上台后重新给报刊某些自由，并为满足反教权派资产阶级的要求，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禁止耶稣会教士开办新的教育机构，限制规模小的神学院中的学生人数。上述措施在极端保王派中引起强烈反响。于是，在查理十世暗中策划下，马蒂尼亚克在1829年8月倒台。接任首相的是原流亡分子、查理十世的亲信波利尼亚克。波利尼亚克内阁中不乏臭名昭著的人物，如内务大臣是以要求“对仇视宗教的敌人处以酷刑”而劣名远扬的拉布尔多内，陆军大臣是滑铁卢战役中降敌的布尔蒙将军。这一切，自然在国内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几天后，自由资产阶级舆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辩论报》刊登了一篇抨击该内阁的文章。文章尖锐地指出：“科布伦茨、滑铁卢、1815年，这就是三条准则，这就是内阁中三位大臣的人品。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内阁，它都令人惊骇，令人发指，……挤压、绞拧这个内阁吧。它流出来的只是凌辱、灾祸和危险。”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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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四、波旁王朝的统治在“光荣的三日”中最终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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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的不满情绪，由于经济危机的接踵而来而更加剧烈。从1825年起，法国与英国同时遭到第一次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侵袭，一批批的工厂、银行相继倒闭。正如俗话说的，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工业、金融发生危机之时，法国的农业也极为不景气，先是作为主食的土豆产量暴跌，继而又是谷物的严重歉收。在短短的几年里，农产品的价格大幅上扬，导致广大群众实际收入下降，生计难以维持。1829年冬季，法国一些地方出现了饥民骚动，乞丐成群结队要求政府开办慈善工场，反对粮商囤积居奇。翌年春天，由于接连出现了几场神秘的火灾，巴黎盆地一带民心鼎沸，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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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派报刊的推波助澜下，各种大大小小的骚动遍及全国，极端地敌视现存制度的抨击性小册子几乎在自由地流传，资产阶级组织的“拒纳捐税联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查理十世因知道自己的倒行逆施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长期不敢召开议会。但在1830年初，迫于议员和全国民众的强烈要求，他只得同意议会开会。3月2日，议会开幕。议员们群情激昂地对波利尼亚克内阁进行了抨击。3月18日，议会向国王呈交了一份由221名议员签名的《致词》。议员们在《致词》中指出：“陛下政府的观点要永远符合陛下人民的愿望，《宪章》把这作为公众事务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陛下，我们的忠心和忠诚促使我们对您说，这种情况已不存在了。”④一言以蔽之，《致词》在公开要求政府必须与议会大多数的意愿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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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史称《221人致词》的历史性文献不仅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要求推翻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的意愿，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以代议制取代查理十世及其追随者力求复辟的旧制度。面对议员们提出的在法国建立代议制的正式要求，是违心地接受还是断然拒绝？不出人们所料，查理十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并下令让不听话的议会休会。5月16日，查理十世甚至悍然解散了众议院。国王在解散议会时，原以为波利尼亚克内阁刚在阿尔及利亚发动了一次顺利的战役，威望会有所上升，其支持者将在新的选举中取胜。孰料，在6月底7月初进行的选举以波利尼亚克内阁的支持者彻底失败而告终。作为反对派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从221席增至274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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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结果让查理十世目瞪口呆。但执迷不悟的他不久就决定，要不顾一切地硬干下去。于是，他在7月25日签署了4道敕令（史称《七月敕令》）。第一道敕令是取消出版自由；第二道敕令是宣布新的选举无效，解散新议会；第三道敕令是实行新的选举法，今后只有土地所有者拥有选举权，商人缴纳的营业税不再算作选举的财产资格；第四道敕令确定下次选举在9月份分两级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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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的《七月敕令》成了七月革命的导火线。7月26日，官方报纸《导报》公布了这4道敕令后，立即引起了资产阶级、学生、工人群众的强烈不满，点燃了人民愤怒的火焰。这天，一些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报纸编辑聚在《国民报》编辑部举行集会，表示不理会国王敕令，明天继续出报。《国民报》的创办者梯也尔充当了他们中间的“领头羊”。只见他大笔一挥，以《国民报》编辑部的名义草拟了书面抗议：“政府违反了法制，我们可以不服从……政府现在丧失了合法性，……我们反抗它。”上述言辞可谓是起义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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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也尔在放下笔后对满屋子的同行慷慨陈词：“你们知道，抗议书下会摆着颗颗人头。好，交出我的。”话音刚落，他第一个在抗议书上签名。当天，成千上万的工人、手工业者、职员、小商人、退伍军官和部分士兵在巴黎自发地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打倒波利尼亚克！”“打倒波旁王朝！”“宪章万岁！”“自由万岁！”的口号响彻巴黎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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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示威群众同前来镇压的国王军队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7月27日，巴黎终于爆发了起义。当天深夜，在戈德弗鲁瓦·卡芬雅克和综合工科学校青年学生的领导下，街道上筑起了街垒。起义者拿着白天从枪支商店抢来的武器，同国王军队作战。从7月28日清晨开始，起义范围迅速地扩大。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巴黎全城布满了用铺路的大石块、推倒的马车、家具及砍倒的树木筑成的上千个街垒。巴黎圣母院的塔上引人注目地飘扬着三色旗。8万多起义者同马尔蒙元帅统率的王室军队展开了激战。在战斗过程中，王室军队的一些官兵临阵倒戈。由于镇压不了起义者，加之手下已有1/3的人死伤逃亡，马尔蒙元帅不得不灰溜溜地率残部退守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7月29日，起义者向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发起攻击。据守旺多姆广场的国王军队的集体倒戈，使驻守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的王室军队完全乱了阵脚。中午时分，在起义者的猛攻下，马尔蒙率残部逃往查理十世避居的圣克鲁宫，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被起义者所占领。当时，塔列朗通过其住所的窗子目睹了这历史性的一幕后看了看怀表，然后说道：“12时零5分，波旁王朝已经停止统治了。”从起义爆发到最终取得胜利，共历时3天。在法国史学家的笔下，这3天是“光荣的三日”。“光荣的三日”无疑是1830年7月革命的高潮。在这3天中，起义者死亡的有六七百人，受伤者约2000人。死伤者的身份很能说明问题。他们大都是手工业者、小商贩、工人和学生，但没有一个资产者。更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街垒战爆发时，众议院的自由派议员皆怯懦地躲在家中，不敢参与战斗。就连那个率先在抗议书上签名的梯也尔，也在28日那天临阵怯场，仓皇逃出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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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闻悉起义者的脚步已踏进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后，这些自由派议员又一个个大摇大摆地抛头露面了。而梯也尔更是立马策鞭返回巴黎，急不可待地为资产阶级抢夺革命胜利果实。很快地，资产阶级自由派把起义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组成了以银行家拉菲特为首的市政委员会，任命拉法耶特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当时，查理十世仍屯兵郊外，伺机反扑，形势不容乐观。在这关键时刻，梯也尔力促把奥尔良公爵推上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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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良公爵实际上是波旁王族的后裔，其远祖是路易十四之弟。与其他波旁王族的后裔不同的是，他的父亲“菲力蒲平等”在大革命时期曾主动放弃贵族头衔，并在国民公会中赞成处死路易十六，他本人则参加过保卫革命的热马普战役，且随复辟王朝回国后始终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往来密切。无疑，对法国资产阶级来说，奥尔良公爵确实是取代查理十世的理想人选。7月30日，梯也尔在《国民报》上发表了一篇由他起草的宣言，内称：“查理十世不能再回巴黎了，因为他是屠杀人民的凶手。然而，建立共和制会使我们欧洲不和，引起致命的纠纷。奥尔良公爵在战火中高举过三色旗，是惟一能够再次高举三色旗的人；他将从人民那里接过王冠。”⑤当梯也尔为奥尔良公爵出山大造舆论，且得到众多自由派议员支持时，奥尔良公爵本人正避居纳伊，静观事态的发展。深感自己在政坛上将时来运转的梯也尔自告奋勇充当说客。当天，他在拉菲特的派遣下去求见奥尔良公爵。7月31日，奥尔良公爵进入巴黎。议会授予他“摄政王”头衔。然后，一些议员立即把他带到市政厅，此时，起义的工人们正在那里准备建立共和国。在拉法耶特将军的陪同下，奥尔良公爵挥舞着三色旗出现在阳台上。就这样，工人群众和共和派期望建立的共和国被大资产阶级“偷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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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菲力蒲从拉法耶特手中接过三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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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仍躲在朗布依埃城堡的查理十世见大势已去，宣布放弃王位，让位给波尔多公爵亨利五世，同时指定奥尔良公爵为摄政王。不过，奥尔良公爵并不愿从前国王手中取得王位。8月3日，巴黎派遣两万名士兵进军朗布依埃，强迫查理十世流亡国外。已如惊弓之鸟的查理十世立即慌慌张张地逃往英国。8月7日，两院联席会议通过1830年宪章，宣布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蒲为国王。9日，新国王宣誓效忠于“立宪宪章”。不容忽视的是，新国王是在议会中加冕的。随着路易·菲力蒲国王登基，一个新的王朝——七月王朝诞生了。与此同时，波旁王朝在法国的200多年统治至此永远地被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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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五、复辟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三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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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时期的政治统治显然是极为黑暗的，其经济发展也乏善可陈，不过，让人觉得多少有些突兀的是，此期的思想文化领域却精彩纷呈，其中有三道明亮的风景线最为引人瞩目。它们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浪漫主义文学和用阶级斗争观点观照、阐述历史的史学家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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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它在显现出一些长处的同时也日益暴露出严重的弊端。由此，一种批判资本主义、设计改造社会蓝图的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应运而生。在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3名空想社会主义者中，法国占有两位。他们分别是圣西门和傅立叶。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思想成果不仅在法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贡献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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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西门于1760年出生在巴黎的一个贵族之家，自称是“查理曼的后代”。他在青少年时就受到启蒙思想家的熏陶，并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主动放弃了伯爵的头衔，称自己为公民，并因从事国有财产的投机活动成为大富翁。1794年，他在雅各宾专政走向极端恐怖时被捕入狱。在身陷囹圄数月之后，他在重新获得自由时已一贫如洗。个人生活大起大落的遭际与大革命日益暴露的社会矛盾，使他萌发了深入研究社会问题的念头。为此，他白天不得不为了谋生到当铺作抄写员，或给印刷厂当校对，到书店当小伙计，晚上则发奋读书、写作。在他生活最困难时，他甚至不得不靠从前的仆人资助生活。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信念。1802年，圣西门发表了处女作《一个日内瓦居民致其同胞的信》。不过，他的创作高峰是在复辟时期。其间，他先后写出了一系列力作：《组织者》（1819）、《论实业制度》（1821）、《工业家问答》（1823）和《新基督教》（1825）。圣西门在这些著作中既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又对未来的理想社会作了憧憬与描绘。在他的笔下，人类历史可分为“开化时期”、“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中世纪神学和封建制度”、“新封建制度”和“实业制度”。他认为，旧的社会制度必然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因此，法国大革命后产生的新的奴役制度——“新封建制度”也必将被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实业制度”取而代之。在这一理想的社会制度中，社会唯一的长远的目的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手工业的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特别是满足人数最多的最贫穷阶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各尽所能，各尽其劳”，是新社会的原则。圣西门并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差别，但他认为，个人的社会地位与收入应同他的才华和投资成正比。圣西门还认为，社会的领导权应交给专家学者，未来的政府应以三院为基础，即科学院（由工程师、作家、艺术家组成）、审核院（由数学家、物理学家组成）和执行院（由工业、农业和商业企业领导人组成）。由此可见，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法国大行其道的专家治国论似可溯源于圣西门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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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立叶可谓是堪与圣西门比肩的又一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于1772年出生于法国东部贝藏松市的一个富商家庭。由于父亲早逝，傅立叶很早就子承父业。在大革命期间，已定居里昂的傅立叶因商品被征用和家中被抄而破产。破产后的他仍在商业界供职。不过，其身份已从老板变为普通雇员。多年的从商经历，使他熟谙资本主义社会竞争、投机、欺诈的黑暗内幕。1803年，傅立叶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全世界和谐》。5年后，他匿名出版了自己的首部力作《四种运动论》，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宇宙观、历史观。与圣西门一样，复辟时期亦是傅立叶创作的巅峰期。其间，他创作并出版了自己的两部扛鼎之作。其一是《论家务和农业协作社》（1822年，此书在1834年再版时易名为《宇宙统一论》）；其二是《新的工业世界和社会事业》（1829年，简称《新世界》）。傅立叶的思想在这两部著作中达到了最高峰，而他的声望也因这两部著作的问世与日俱增。如果说，圣西门思想中最精彩的地方表现在其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与描绘，那么，傅立叶思想中最让人称道之处则是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揭露和批判。在他笔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在一种“恶性循环中”运动，即在不断产生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他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矛盾对立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是与“自然秩序”相对立的制度。资本主义的“文明制度过去是、将来也只能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是“幸运的对立物，是颠倒世界，是社会地狱”。与圣西门一样，傅立叶也构想了他的“理想社会——和谐制度”。“和谐制度”的基层组织是由1620人为宜组成的、工农业相结合的生产——消费合作社“法郎吉”（Phalange）。“法郎吉”下面又按劳动专业分成若干小组，称“谢利叶”（Serie）。法郎吉的成员每天可以按个人的志趣到不同的“谢利叶”去劳动。“法郎吉”成员共同劳动、生活，男女平等，共同分享公共收入。在这里，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和沉重的负担，而是一种生活享受。此外，在“法郎吉”里还实行普及免费教育，人们既要学科学知识，也要学工艺和劳动技能。我们在傅立叶的理想社会中不难看出，它至少包含着三点非常难能可贵的思想火花：力图消灭城乡对立、主张男女平等、提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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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是和古典主义相对立的文学艺术流派，它的主要特点是强调灵感，尊重情感，注重个性，热爱自然。早在18世纪末，德国与英国就已率先兴起了浪漫主义运动。在这方面，法国无疑是“后来者”。但在复辟时期，确切地说从20年代初开始，浪漫主义也终于在法国形成了勃兴的局面，并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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