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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富有史学传统的民族,但是在暴风骤雨般的大革命时期以及战事不断的拿破仑帝国时期,或许是人们忙于创造历史和对付外敌,历史学一度在这史学的国度几乎被人遗忘。随着帝国的垮台和波旁王朝的卷土重来,人们又重新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冀从历史中找到当代一系列政治事件的根源或解释。一时间,研究历史竟成了一种时尚。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试图以阶级斗争观点观照、阐述历史的史学家群体尤其引人瞩目。这一异军突起的史学家群体主要由下列出类拔萃的史学家组成。他们是梯叶里、米涅、梯也尔、基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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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叶里出身贫寒,在从巴黎高师毕业后,一度做过圣西门的秘书和养子,并与这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合写过几本小册子。梯叶里原先并不从事史学研究,但在波旁王朝复辟后治史甚勤。他在1820年完成了其处女作《乡巴佬雅克的真实史》,该书描述了法国普通人民受压迫奴役和奋起反抗的历史。不过,他的成名作则是1825年出版的《诺曼人征服英国史》。该书不仅观点新颖,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很有价值,而且文采斐然。其后,他又出版了《历史研究的十年》、《墨洛温王朝时代的历史》、《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等重要著作。从上述著作可以看出,梯叶里是按照资产阶级观点来阐述历史的。他把第三等级看作是国家的真正主人,竭力赞颂英法第三等级反抗贵族的斗争,甚至讴歌中世纪人民的起义。由于受圣西门的影响,梯叶里力图用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阐释历史,并且把阶级关系归结为财产关系。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各个阶级之所以要进行斗争,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实际利益是互相冲突的。后来,这位圣西门的私淑弟子曾被人誉为法国历史编纂学中的“阶级斗争说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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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涅出身于普罗旺斯的一个饰物工匠之家,在大学时与梯也尔结为至交。他早年爱好文学,但自1820年开始转向研究历史。1821年,米涅像每一个有抱负的外省青年一样,只身赴巴黎闯荡。初到巴黎,他一方面为报刊撰稿,一方面在雅典学院讲授近代史。1824年,他以一部明快简洁、说理透辟的《法国大革命史》一举成名。该书所叙的史事,始自1789年大革命的爆发,止于1814年拿破仑的失败。在这部在研究法国大革命史方面具有开创之功的力作中,米涅强调了法国大革命的必然性,并用各个社会阶级的不同利益的冲突来说明各个政治集团和派别之间的斗争,认为恐怖统治与拿破仑专政都是法国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值得一提的是,此书付梓之时距拿破仑时代的结束尚不足10年。但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能与之媲美的这方面的著作可谓是凤毛麟角。与后来热衷于仕途的梯也尔不同,米涅成名后始终过着书斋生活。因此,他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成就要远甚于他的那位同乡好友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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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也尔虽是19世纪法国政坛上名噪一时的政客,但他在史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也不可等闲视之。这位身材矮小、近似侏儒的外省青年到巴黎闯荡不久,即以其生花妙笔在巴黎新闻界崭露头角。在其好友米涅的影响下,他从1822年起开始埋头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在1827年出齐了10卷本的《法国大革命史》。该书出版后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并使梯也尔在政治记者之外,又多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头衔。10卷本《法国大革命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引用丰富的原始资料详实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场景,更重要的是作者采用阶级斗争的视角来阐释大革命和波旁王朝的复辟。正如梯也尔在写作时所希望的那样,这部著作在问世后迅速成了自由派反对波旁复辟王朝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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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时期最负盛名的史学家应当是基佐。基佐出生于法国南部的尼姆城一个信奉新教的资产阶级家庭,其父是当地颇有名望的律师,但在雅各宾专政时被推上了断头台。父亲暴死后,年幼的基佐不得不跟随母亲背井离乡,流亡瑞士。1805年,基佐只身前往巴黎学习法律。在大批爱好文学的挚友影响下,他逐渐地对文学批评和历史著述产生了兴趣。1812年,基佐因出版了由他翻译并评注的英国史学家吉本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而成名,并被巴黎大学聘为近代史教授。基佐在政治上属于君主立宪派,因此在复辟王朝初期一度受到重用。但由于他的政治理念中含有自由主义的成分,故极端保皇派在得势后即把他打入冷宫。从此,基佐就站在当局的对立面著书立说。1820年,他在《论复辟以来法国政府与当今内阁》一书中分析了法国革命的原因、动力和成就,引人瞩目地用第三等级反对特权等级的斗争来说明法国历史。与此同时,他还在巴黎大学开设讲座,系统地阐述代议制统治为什么能在英国树立起来,而在欧洲其他国家则不能。由于基佐的著述与讲学不仅没有迎合当局的口味,反而大唱反调,因此他在1823年被当局解除了巴黎大学的教职。从这时起,一直到波旁复辟王朝垮台,基佐撰写与出版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如《法国历史研究》、《英国革命史》、《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等。他在这些著作中,猛烈抨击了贵族特权的捍卫者,高度赞扬代议制度,热情描写了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它从封建贵族手中夺取政权的历史。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写作这些著作的过程中,始终力图凸现“阶级斗争”这根贯穿着人类全部历史的“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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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作者评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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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年4月,随着路易十八以“承上帝之命法兰西和纳伐尔国王”的名义归国即位,波旁王室的白百合花旗又在法国上空重新飘扬。那么,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已有25年之后,波旁复辟王朝还能恢复革命前的旧制度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因为此时,虽说山河依旧(反法联盟已迫使法国返回到1792年时的六边形边界),但法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政事与人心却与当年迥然相异。应当说,路易十八尚称得上是一位识时务者。他很快就决定,与新体制、新阶级实行妥协。于是,他“钦赐”了一个宪章,并通过这一宪章肯定了他的意愿——基本上维持产生于1789年的社会,实行君主立宪制。然而,那些跟他从国外回来的流亡贵族们却无意于妥协。他们所希望的“复辟”绝非是名义上的,而是实质性的。为此,他们力图恢复把“王位和祭坛”作为社会结构主要骨架的“神权政治”,并丧心病狂地反攻倒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什么也没忘记,什么也没学会”的流亡贵族们的倒行逆施,始则“促成”了拿破仑的百日崛起,终则使波旁复辟王朝的统治在“光荣的三日”中彻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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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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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米盖尔:前引书,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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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米盖尔:前引书,第337—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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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沈炼之主编:《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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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见吕一民主编:《世界著名首相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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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参见张泽乾著:《法国文化史》,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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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第九章 七月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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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喜欢持伞在街上遛达的“平民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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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大资产阶级借助巴黎人民起义的胜利而推上王位的路易·菲力蒲即位时已57岁。就如假发、套裤、佩剑象征着旧制度一样,新国王的穿着举止俨然是新制度的象征:身穿便服,喜欢手持雨伞在街上遛达,并不时与途中碰到的平民握手。好一个“平民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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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王外表的平民化并无法掩盖其内心的专制嗜权。尽管这位因领取了巨额流亡者赔偿金而成为全国最富有者之一的资产阶级国王时常仔细阅读《泰晤士报》,并不时借鉴英国资产阶级的生财之道来扩大自己的财富,但他内心里对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却颇不以为然。也就是说,他并不愿像英王那样“统而不治”。他不仅要“统”,而且也要“治”。让他心有不甘的是,虽然七月王朝和波旁复辟王朝同属君主立宪政体,但自己的地位和权限与前朝君主似不可同日而语。两种称谓的变动即是明证:“法国的国王”已在修改后的宪章中易名为“法国人的国王”;原先的“臣民”亦被议会用“公民”所取代。对国王来说,好在此期的法国并未实行完全的议会制。路易·菲力蒲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与议会对抗,但他也绝非无所作为。事实上,他曾多次运用其任命内阁成员的权力,在某些内阁尚未失去议会信任时就把它们给打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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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王朝的建立,三色旗恢复为国旗,王家盾形纹章和国家印章中原有的百合花图案不见了;报刊也不用事先接受审查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天主教又从“国教”改为“大多数人民的宗教”。此举意味着法国人既可以信犹太教、新教,也可以不信教。从今以后,用伏尔泰的话来说,每一个法国人都可以“沿着自己所喜欢的道路进入天堂”了。新王朝倡导的宗教平等极大地平息了七月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激烈的反教权主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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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王朝是一个“三色旗”的君主政体。但它依托的阶级基础却狭窄之极。选民的资格是根据纳税额确定的。1830年,在3000万法国人中,约有100万人缴纳营业税,但只有其中的10万人有投票权。这意味着人数众多的中小资产阶级也被排斥在选民之外,更遑论广大的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了。由于“合法国民”,即享有选举权的公民整体过于狭窄,1831年4月的选举法将选举财产资格从纳税500法郎降至200法郎;“才学之士”,即科学院院士、医生、科学家、退休军官等为100法郎;当选人财产资格从1000法郎降至500法郎。尽管如此,参加选举的人数也不过从原先的10万人增至16万8千人。①如果说,该选举法为城市中等资产阶级参与国事开了一道门缝的话,那么,小资产阶级仍然吃的是闭门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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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规定选出的众议院议员自然是国内的富有者及其代表。根据1840年议会的统计,其议员成分大致为:土地所有者占30%,行政官吏约占40%,其余30%为从事工商业、金融业的资产者和自由职业者。土地所有者之所以能占有如此大的份额,其主要原因是一般土地税比营业税征收得更重。因此,土地所有者也就更易获得选民资格。至于贵族院,凡不愿效忠七月王朝的贵族成员皆被清除,贵族院成员的世袭制也在1831年12月被“贵族院法”所废除。与此同时,它向大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敞开了大门。要知道,在复辟王朝时期,大资产阶级是无缘进入贵族院的。就这样,大资产阶级既使“上议院”俯首听命,同时又通过选举纳税额控制了“下议院”。由此,大资产阶级终于有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制度,即它在1789年所期望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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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这一让自己心满意足、来之不易的政治成果,占支配地位的大资产阶级利用了国民自卫军来实行严密的社会防卫。国民自卫军士兵有权选举自己的军官。不过,参加国民自卫军者必须自己支付购买武器和装备的费用,必须效忠国王。不知出于何种心理,每一个小资产者都盼望参加国民自卫军。于是,就出现了法国史家用讽刺的笔触描绘的景象:“每逢星期日,小资产者参加民兵队操练,以保卫剥夺他们投票权的政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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