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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四、基佐——七月王朝后期国王最为倚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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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自30年代中期，内心始终想既统又治的路易·菲力蒲越来越公开地干预和操纵内阁，排斥与他意见相左的大臣。在力图把七月王朝引向专制道路的过程中，国王使尽手段，在支配着政坛的“抗拒派”内部挑拨离间，使其一分为三，然后再分别把它们玩弄于股掌之上。“抗拒派”内部新形成的这3派分别是以梯也尔为首的中左派，以基佐为首的中右派和以昂德烈·杜班为首的“第三党”。中左派经常以代议制政府的维护者自居，摆出一副反对国王个人专权的架势，借此蛊惑群众，实际上这些人所真正追求的也不过是满足个人的权势欲望；中右派大力鼓吹在秩序之中才能求得发展，并主张为保证秩序不惜让国王擅权；至于“第三党”，则是一个典型的无纲领、无原则、纯粹以谋取内阁官位为目的的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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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10月起，不时以顶撞国王捞取薄名的梯也尔在其执掌的第二届内阁垮台后被路易·菲力蒲完全踢开。与此同时，经常宣称国王不仅要统，而且要治的基佐却成为国王最为倚重的“左右手”。在1840年10月27日组成的新内阁中，担任首相的虽为年迈的苏尔特元帅，但实际掌握着内阁大权的却是身为外交大臣的基佐。就这样，基佐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始终以外交大臣之名行首相之实。及至1847年9月，在苏尔特因老朽不堪辞去首相职务后，基佐终于盼来了实至名归的这一天。令他懊丧不已的是，翌年2月爆发的一场革命，把他从才坐了半年的首相宝座上拉了下来。不过，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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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37年5月，当时刚辞去教育大臣职位的基佐就在众议院阐述过自己的政治纲领。他说：“我愿意，我寻求，我竭尽所能致力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优势，把他们自1789年至1830年对特权与专制政权的伟大胜利一劳永逸地、正常地巩固起来。”纵观基佐执政时的所作所为，这位历史学家出身的政治家并未食言，他确确实实地为确立资产阶级的政治优势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不过严格地说，此处的资产阶级并非整个资产阶级，充其量只是其中高高在上的那一部分，即大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优势，他百般歌颂七月王朝的政治制度，甚至大言不惭地宣称此期的法国人正“生活在前所未有的最自由的社会环境中……所有的人都凭着汗水和战功获得晋升”。所有关于选举制和议会制的改革建议，都被他断然拒绝。当众议院里有人提出降低选举财产资格的提案时，基佐竟在大庭广众之下以嘲讽的口气答复说：“诸位先生们，快快去发财吧！发了财就可成为选民了。”基佐的社会经济政策也明显地偏袒大资产阶级，特别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如向各大商业公司、工业公司发放巨额津贴和奖金，把大量资本投入金融信贷，推行有利于大工厂主和大矿山主的对外贸易政策和关税保护政策。为使金融资产阶级尽快发财，他甚至不顾法国的实情，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提供种种投机的机会。凡此种种，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广大中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的强烈不满。就连大资产阶级中的工业资本家也因基佐更多地照顾金融资本家的利益而对他时有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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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政策方面，基佐在接任外交大臣时曾宣称：“我们不想谈论制服、战争和复仇。让法国繁荣吧，让它自由、富裕、聪明起来和无忧无虑吧——我们不会因为它对世界大事不发生影响而惋惜的。我们如果卷入这些事件中，是不可能不把革命精神——这人类的毒素带进去的。”虽然基佐在这番话中摆出一种在国际事务中独善其身的架势，但实际上他一接任外交大臣就进行积极的外交活动，力图扩大法国在海外的势力。当时，法国在外交领域面临着两大棘手的问题：一个是阿尔及利亚的殖民问题，一个是同英国的关系问题。在处理第一个问题时，基佐毫不犹豫地以战争为手段，力图征服整个阿尔及利亚。于是，法军在占领阿尔及利亚沿地中海地区后，又大举向其内地进犯，其间甚至实行残酷的焦土政策，洗劫和焚烧村落。1847年11月，基佐终于如愿以偿完全占领了这个国家。在处理第二个问题时，基佐的强硬立场却荡然无存。当此期英法两国发生外交争执和殖民地纠纷时，基佐总是屈膝求和。基佐对英国一味地忍让和退缩，同梯也尔对英国的好战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同时也使他遭到了舆论猛烈谴责。由于英法两国在商业、经济、殖民地等问题上的矛盾根深蒂固，基佐想与英国建立协约关系的愿望最终落空。在这种情况下，基佐为使法国避免在欧洲陷于孤立的危险，开始向奥、普、俄反革命保守势力靠拢，追随神圣同盟的反动政策。此举更使他受到了政敌的有力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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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为政治家的基佐而言，“秩序”是高于一切的目标。其施政纲领亦可概括为在七月王朝这种几乎“尽善尽美”的政体规定的“秩序”之中稳步地求得社会的发展。然而，一味地强调“秩序”，到一定的时候必然导致出现一个停滞的社会。由于基佐在阻止社会改革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使人们觉得越来越难以忍受基佐政府的统治。1847年，从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到法国，促使法国业已存在的农业危机进一步加深，新一轮的工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接踵而来。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失业者和破产者。危机不仅使普通工人、农民忍饥挨饿，而且也使广大中小资产阶级的生活陷入困境。于是，人们对基佐政府及其七月王朝的怨气愈来愈大。他们指责道：“政府7年来做了些什么呢？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做！所有的危机都应归罪于这个沉重压在我们头上16年之久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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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地，反对停滞社会的各种抗议运动席卷了整个法国。其中，尤以“宴会运动”最为引人瞩目。“宴会运动”指的是反对七月王朝统治的各派社会力量以举行宴会为活动方式，抨击朝政，要求政府放弃过高的选民财产资格限制，改变大资产阶级、金融贵族独霸政权的局面的群众性聚餐运动。“宴会运动”发端于1847年7月9日，是日，著名律师巴罗在巴黎发起了第一次宴会运动，有1200名各界知名人士应邀出席，其中包括84名众议院议员。与会者在举杯畅饮之际慷慨陈词，一致要求政府进行选举改革，并向政府提交了关于实行选举改革的请愿书。随后不久，这种运动方式蔓延到外省的许多城市。如在第戎、斯特拉斯堡、科尔马、苏瓦松、圣康坦、莫城等地都出现过规模不小的宴会运动。及至11月，宴会运动呈现出更为明显的政治色彩。在11月7日举行的宴会上，《改革报》的创办人赖德律—洛兰重新树起了共和国的旗帜。然而基佐并没有意识到七月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他仍然为法国工人运动和共和主义运动持续多年的低落而陶醉，并继续对“改革派”的要求视而不见，对民众的愤慨装聋作哑。不过，统治阶级中的个别有识之士已预感到了危机。那位贵族出身的睿智的思想家、《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在1848年1月在众议院里的发言可谓发聋振聩：“人们说丝毫没有危险，因为没有发生暴动……革命还离我们很远。先生们，请允许我告诉你们，我认为你们错了。……请你们看一看工人阶级中间发生的事情吧……难道你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激情已经从政治问题转移到社会问题上了吗？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在他们当中逐渐传开的见解和思想，绝不只是企图推翻某些法律、某个内阁、某个政府本身，而是要推翻社会吗？”④托克维尔没有说错。在他发出革命已近在咫尺的警告后还不到一个月，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1848年2月革命果然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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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五、七月王朝在1848年2月的“政治爆炸”中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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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在外省已趋于平息的宴会运动却在巴黎更为红红火火地展开。参加者在举杯之际更加慷慨激昂地抨击政府，号召改革。眼见着这一运动方式已对政府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基佐遂在1848年1月对宴会运动采取了禁止和镇压手段。1月19日，自由派和共和派原想是日在巴黎举行大规模的宴会，但因政府下令禁止，宴会未能如期举行。于是，他们就把举行宴会的时间改在2月22日，同时准备在这一天组织一次和平的示威游行，抗议当局破坏集会自由。反政府的报纸早就开始预告这次盛会，反对派的所有议员也均答应届时赴会。不料，政府在2月21日再次发布禁令。人们终于被政府的高压政策激怒了。既然政治民主的正常渠道已被统治者完全堵塞，那么，人们就只有诉诸过激的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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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清晨，路易·菲力蒲在起床不久对其手下宽慰地表示：“人们不会在冬天闹革命！”然而，就在他话音刚落之际，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巴黎人民已行动起来了。1000多名工人、大学生和手工业者冒着大雨，奔向协和广场与马德兰广场，以示对政府破坏集会自由，禁开宴会的命令的反抗。11时，政府出动大批保安警察前往香榭丽舍大街，拆毁宴会的准备设施，并将一支正规军调往马德兰教堂附近待命。当局的挑衅行为进一步引发了酝酿已久的政治大爆炸。一支由3000多人组成的示威游行队伍唱着《马赛曲》，高呼着“改革万岁！”“打倒基佐！”的口号，由协和广场向波旁宫进发。由于波旁宫的入口与广场皆被军队控制，示威队伍返回协和广场。在这一过程中，示威者与保安警察的冲突逐步升级。在一位老妇被杀，另一工人受重伤后，渴望复仇的示威者涌向街头，匆忙地寻找临时应急的武器，并冒雨筑起街垒。由此，示威者已变成起义者。他们不久就在巴蒂尼奥尔等地向保安警察开枪。警方毫不手软地对起义者进行回击，打死打伤4人。傍晚时分，人群在雨中散去。当天深夜，又有大批政府军入城，控制着城内的各个要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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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早晨，路易·菲力蒲面对局势的严重性无动于衷。当手下向他汇报起义者已建起街垒时，他竟不以为然地说：“那是两个顽童翻倒的轻便马车，你们却称之为街垒。”于是，国王的左右也随声附和，与国王一起讥笑巴黎的街垒。这天上午，内政大臣已拟好了一份黑名单，准备逮捕大批起义者，其中包括著名的改革派政治家与新闻记者。就在这时，事态出现了转折。当陆军大臣命令国民自卫军配合政府军镇守在协和广场、市政厅和杜伊勒里宫时，大部分国民自卫军没有按照命令到达守卫据点。更有甚者，为数不少的国民自卫军士兵却投向正在展开巷战的起义者一边。他们甚至向议会递交了要求基佐辞职的请愿书。巷战的加剧与国民自卫军的倒戈，使国王在中午时惊恐不安，并不得不采用牺牲基佐的办法来挽救局势。于是，他在下午匆匆将基佐解职，授命在自由派中享有声望的莫雷组阁，并答应“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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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改革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对国王在下午的种种表现已然深感满意。因此，他们在夜间开始四处活动，劝说人民停止战斗。但是，参与起义的广大工人和其他市民却不愿偃旗息鼓。他们一边对前来游说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响亮地回答道：“不管是莫雷还是基佐，这对我们来说都一样”，一边手持武器，继续战斗。是夜10时，起义者在开往当时外交部的所在地嘉布遣会修士林荫大道时，突然遭到正规军的袭击，顷刻之间就有36人被打死。起义者们拉着装满尸体的手推车游遍了整个巴黎，使这一血腥事件立即传遍全城。第二天，巴黎的所有街道都布满了街垒，被政府军的暴行激怒了的起义者们要复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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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平息起义者们的愤怒之情，路易·菲力蒲要求莫雷辞职，并召唤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组阁。但是，起义者们不相信梯也尔—巴罗内阁能真正进行改革。他们以高呼“不要莫雷，不要梯也尔，不要巴罗，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人！”的口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梯也尔、巴罗领命后到处张贴组阁公告时，人们一张张地撕下该公告，换上由共和派头面人物弗洛孔执笔的声明：“路易·菲力蒲效法查理十世，下令屠杀民众，让他去见查理十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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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时，随着起义群众越来越逼近杜伊勒里宫，宫内一片慌乱。梯也尔劝国王逃往圣克鲁，以便调集军队，伺机反扑。但路易·菲力蒲没有听从梯也尔的劝告。中午时分，随着政府军纷纷倒戈，自知大势已去的路易·菲力蒲发表正式声明：“现在我宣布退位，由我的孙子巴黎伯爵继承王位。”路易·菲力蒲在把王位让给年仅9岁的孙子后，自己立即动身前往英国。她的儿媳奥尔良公爵夫人企图在波旁宫宣布由自己来摄政。在她还没来得及做到这一点时，由迪努瓦埃上尉率领的一支国民自卫军已率先攻入杜伊勒里宫。因而，公爵夫人等王室成员只能在随从保护下，狼狈地逃出杜伊勒里宫。率先攻入王宫的起义者们在攻占王宫后，兴奋至极。他们轮流在宝座上坐上片刻，同时做出各种夸张的动作，逗得同伴哄堂大笑。迪努瓦埃上尉则在宝座的饰物上庄重地写下这样一行字：“巴黎人民向欧洲宣告：自由、平等、博爱。1848年2月24日。”不久，更多的起义者涌入杜伊勒里宫。他们把路易·菲力蒲的半身铜像抛到窗外，把国王的宝座抬到巴士底广场的烈士纪念柱前付之一炬。下午4时，起义群众冲进了波旁宫，驱散了立法议会，并由起义领导人庄严地宣布：“既不要国王，也不要摄政王。共和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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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巴黎起义群众经过几天的浴血奋战，终于以共和制取代了君主制。而那个压在法国人民头上达17年之久的七月王朝也最终在1848年2月的“政治爆炸”中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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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六、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笼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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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革命在法国蹒跚而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在六边形国土上日益显现。而这无疑给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登场提供了合适的舞台。在七月王朝时期粉墨登场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当中，最引人瞩目、在工人中影响最大的也许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而这一思潮的两大代表则分别是路易·勃朗和蒲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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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勃朗虽出身于贵族世家，但他却是一个集记者、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于一身的共和派人士。作为此期名声最大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家，路易·勃朗影响最大的著作是1839年发表在《进步杂志》上的长篇论文《论劳动组织》。他在文章中集中批判了现有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制度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认为竞争将导致一切阶级的毁灭，导致战争。为了消除上述弊端，他提出了建立“社会工场”的方案。这种“社会工场”实际上是一种生产合作社性质的东西。它由国家投资建立，其领导人开始时由国家指定，以后由选举产生；工场成员工资平等，人人参与管理；工人的劳动权利将得到切实保障。根据路易·勃朗的设想，随着“社会工场”逐步取代资本家的企业，资本主义就会逐渐地、和平地让位于社会主义。《论劳动组织》一文后又以小册子的形式印行。由于它通俗易懂，更由于“社会工场”和“劳动权”让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工人心向往之，因此，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竟成为当时法国工人阅读最多的社会主义书籍之一。而“劳动组织”、“合作”、“组合”等更是成为40年代法国工人经常挂在嘴上的流行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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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的出身远没有路易·勃朗“高贵”。这位农家子弟种过田，放过牛，当过排字工人。蒲鲁东的文化知识基本上靠自学而得。但就是这样一位自学成才的年轻人，却在1840年以一部《什么是财产？》名声大噪。他在书中对私有制和维护私有制的各种论据给予了尖锐的批判。其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力透纸背的断语：“财产就是盗窃。”1846年，他又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著作《贫困的哲学》。书中大肆宣扬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蒲鲁东同时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曾公开提出“打倒政党，打倒政权”的口号，反对一切国家。对此，马克思曾在《哲学的贫困》中给予有力的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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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此期法国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也还有其他一些可圈可点之人。如傅立叶的忠实信徒维克多·孔西德朗、致力于向资产阶级共和人士宣传“社会主义”的著名记者皮埃尔·勒鲁、作为法国妇权运动先驱者之一的女社会主义者弗洛拉·特丽斯当。此外，在七月王朝时期，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也在蓬勃发展。其代表人物既有以《伊加利亚旅行记》名噪一时的卡贝，也有力主以暴力手段实现共产主义的布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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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王朝前期，浪漫主义运动在法国进一步蓬勃发展，并使浪漫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艺潮流。但也就是在这时，一些文学家却开始与浪漫主义运动分道扬镳。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文学家在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革之后，已不再满足于浪漫主义的突出“自我”与借历史题材、异国情调来抒发主观情感，而是希望通过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具体、真实、客观和准确的描绘来展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在他们的努力下，一种新的文艺潮流——现实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并很快发展成堪与浪漫主义运动分庭抗礼的现实主义运动。在七月王朝时期，司汤达与巴尔扎克可谓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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