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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司汤达早年亦积极投身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1823年，他在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展开大论战时发表了著名的文艺论著《拉辛和莎士比亚》。司汤达发表这部作品时，虽然打的是浪漫主义的旗号，但实际上已经匠心独具地阐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在这部论著中，他特别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为现代人服务。从1827年他发表第一部小说《阿尔芒斯》起，司汤达开始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提出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付诸实践。1830年，他完成了副题为《1830年纪事》的长篇小说《红与黑》。司汤达在这部扛鼎之作中以气势磅礴的艺术画面，形象地再现了波旁复辟王朝统治后期法国的社会生活与时代风貌。小说主人公于连作为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出来的典型人物，更是成了一个妇孺皆知的文学形象。1839年，他又创作完成了第二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小说的故事背景虽然被放在19世纪初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小公国巴马，但它在表现个人的前途与爱情同强大的政治机器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的字里行间，仍然隐含着对法国政治现状的揭露和批判。司汤达在其创作生涯的后期，还创作了意在揭露七月王朝时期金融大资产阶级种种丑行的小说《吕西安·娄万》（又名《红与白》）。遗憾的是，由于死神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使这部小说成了未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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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稍比司汤达小十多岁的巴尔扎克无疑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他从1829年发表小说《朱安党人》开始，直至生命终结，创作了总题为《人间喜剧》的近百部小说。巴尔扎克在创作这部气势恢宏的社会史诗的过程中，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法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举凡大贵族、金融家、高利贷者、僧侣、商人、小业主、公证人、律师、医生等，无不通过他笔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得到了反映。在这部登场的人物多达2400余人的鸿篇巨制中，人们不难发现，有两条主线贯穿其中，这就是封建贵族的没落衰亡史和资产阶级的罪恶发迹史。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小说天才是以史学家的严谨科学的态度来创作《人间喜剧》的。他在《人间喜剧》的“总序”中写道：“法国社会将要作为历史学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员”，“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此言不仅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而且表达了他要把小说写成历史，写成“法国社会风俗史”的决心。显然，巴尔扎克用自己毕生的心血和智慧，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时代的重托和个人的心愿。人们甚至可以这样断言，《人间喜剧》就像是一座超越时空的艺术丰碑，永远屹立在世界各地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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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作者评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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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基佐不仅以史学大师名世，而且还是19世纪前期法国政坛上颇为活跃的政治家。基佐早年起即服膺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七月王朝为基佐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带来了机遇。从1830年到1848年这18年间，基佐在仕途上可谓是一帆风顺。作为资产阶级温和保守派的典型政治代表，基佐奉行的是介乎革命与反动、民主和保守之间的“中庸”路线。如果说他在与查理十世的专制统治斗争时表现得相当激进的话，那么，随着基佐在七月王朝位极人臣，他在政治观念上亦日趋保守。在他看来，七月王朝这一金融贵族统治的君主立宪政体已经极为完善，余下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种政体规定的秩序之中“稳步”地求得社会的发展，“秩序”被基佐奉为高于一切的目标。应当承认，基佐的内政外交曾在其执政的前半期获得一定的成功。然而，一味地强调“秩序”，到头来必然导致出现一个停滞的社会。正是由于基佐在阻止社会改革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终于使自己在1848年革命中成为众矢之的，并不得不像只丧家犬似的逃往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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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米盖尔：前引书，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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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米盖尔：前引书，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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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沙尔旦等著：《显贵的法国（1815—1848）》，巴黎，1974年，第1卷，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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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J. 蒂拉尔：《革命：1789—1851》，巴黎，1985年，第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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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第十章 从第二共和国到第二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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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共和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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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起义群众忙于在巴士底广场焚烧王座或冲进波旁宫驱散立法议会时，由诗人拉马丁打头的一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头面人物手持三色旗来到了市政厅。他们在这里最终拟定了临时政府成员的名单，并在当晚宣告了临时政府的成立。临时政府由11名成员组成。这些人多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以工人代表身份入阁的只有著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机械工人阿尔伯。显然，1848年2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已成为资产阶级的囊中之物。革命的法国是实行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这是一个牵动着当时每一个人的每一根神经的问题。尽管临时政府成员大多主张立即实行共和，但也有若干成员却无意于此。就在他们围绕着是否立即宣布成立共和国的问题展开争论时，对在1830年7月革命时的受骗上当记忆犹新的广大起义群众却忍耐不住了。2月25日，由老资格的革命家拉斯帕伊医生率领的一个工人代表团来到市政厅，要求立即宣布成立共和国。拉斯帕伊还高声宣布，如果这一要求在两小时之内不能实现的话，他就要带领20万人前来“质问”。此时，起义群众手中的武器尚未放下，起义时筑起的街垒也还未拆除，这就使得临时政府面对拉斯帕伊提出的要求只能做出两种选择：要么是立即宣布成立共和国，要么是自己被立即推翻。不出人们所料，临时政府选择了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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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临时政府被迫宣布建立共和国，法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共和国（史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诞生了。共和国的建立使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人们大种“自由树”，把它视为幸福降临的征兆。就连神父也在教堂中为“自由树”祝福，为共和国祈祷。在巴黎，为了举行庆祝胜利的狂欢，五花八门的俱乐部应运而生。在一种难以想象的节日气氛中，陶醉在胜利喜悦中的人们在畅所欲言。福楼拜在其名作《情感教育》中曾详尽地描述了此期的巴黎。在他笔下，此期的巴黎俨然是一个巨大的海德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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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的最初日子被视为“人民的春天”。拉马丁对聚集在市政厅前的狂欢者表示：“我们将共同创作最美妙的诗篇。”这位蜚声诗坛的浪漫派诗人在临时政府中名为外交部长，实为政府的灵魂。因为他不仅有诗人的天赋，而且还具有超乎常人的政治手腕。在他的推动下，作为集立法与行政大权于一身的当时唯一的国家权力机构，临时政府在短短的时间里就采取了许多重要举措：废除了政治犯的死刑；废除了殖民地的奴隶制；完全恢复了新闻自由，宣布了集会自由；所有的法国公民都可自愿参加国民自卫军；陆续改造地方政权，所有成年法国男子，只要在一个地方居住满6个月，就可成为选民。由此，法国选民立刻从原先的20多万人猛增至9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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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二月革命中再次显现出巨大的力量，工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也仿佛是一步登天。过去，人们在提到广大工人时，所用的政治术语是“受苦的阶级”或“危险的阶级”。而今，这些带有贬义的称谓已被一个新的名称“工人阶级”取而代之。临时政府深知，自己的诞生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以工人为主体的起义群众在街垒战中的勇敢与胜利，因此它上台伊始就实行了一些照顾贫苦群众利益的措施，如规定凡不超过10法郎的典当物品均归还主人。鉴于当时巴黎工人中的失业现象极为严重，在工人群众的要求下，临时政府在成立的第二天（2月26日）就宣布承认“劳动权”，决定开办“国家工场”给失业者以工作，并准备修建一些大型公共工程，以便使更多的人有活可干。尽管临时政府有了这样一些表现，但工人们觉得这还不够。两天后，他们冲入市政厅，要求成立劳动部和规定10小时工作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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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人们的这一要求，临时政府中以拉马丁为首的大多数成员最初有意反对，但由于路易·勃朗以退出临时政府相要挟，加之对工人们的强烈要求尚不敢充耳不闻，临时政府很快就成立了“政府劳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路易·勃朗和阿尔贝担任正副主席，因其设在卢森堡宫，故又称卢森堡委员会。此时，在拉马丁看来，卢森堡委员会可起一种“安全阀门”的作用。它的成立既可以应付工人的要求，又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路易·勃朗和阿尔贝这两位代表工人的政府成员排除在政府活动之外。由于经费没有着落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卢森堡委员会就像是一座清谈馆，根本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对此，路易·勃朗也承认，他在那里的任务是“向饿着肚子的人民讲授饥饿学教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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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在巴黎开办的“国家工场”从3月2日起开始接纳工人。自开办之日起，前来登记求职的工人数目每天都大幅攀升。之所以如此，有两点原因。其一是由于私人企业频繁解雇，巴黎自身的失业工人急剧增加；其二是外省工人在闻讯后络绎不绝地涌向巴黎，甚至外国工人也纷至沓来。工场内部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工人的工资在劳动日为每天2法郎，非劳动日初为1法郎50生丁，后又减为1法郎。国家工场的工人不论原来工种如何，干的均为挖土、刷墙、植树、修桥、铺路等粗活。因此，不少原先的金银首饰匠、裁缝等直嚷吃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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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向工人的要求所作的种种让步，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该政府把工人阶级的利益放在了首位。事实并非如此。临时政府当时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以它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暂时还未做好同工人阶级进行决斗的准备，他们在确立稳定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前还需要把广大工人稳住一段时间。一俟时机成熟，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撕下温和的假面具。事实上，即使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也在千方百计地挑拨中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挑拨农民与工人的关系，把中小资产阶级或农民此时在经济上的一些损失归咎于政府不得不养活“国家工场”的工人。此举使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在不久举行的大选中纷纷落马，并使工人阶级在行将到来的决斗中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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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己的阵脚日趋巩固，资产阶级也逐步加强了对无产阶级的进攻。为了尽早通过选举使资产阶级合法地实现独占统治，临时政府决定在4月9日就举行制宪议会的选举。公告发布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内不少派别的领导人认为，虽然城乡劳动群众已在二月革命后获得了选举权，但要真正选出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代表，还需要对广大城乡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开展宣传，因此，他们主张将选举推迟至5月31日。为此，布朗基派于3月17日在巴黎发动了大规模的工人示威游行，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迫于压力，临时政府答应推延选举日期，不过只同意推延2周，即改在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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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是复活节。是日，900万选民被召集到各区的首府投票。拥有选举权的成年男子们在做过弥撒之后，在镇长或神父的带领下，集队前往，好像去打仗一样。那些老弱病残者则被放在两轮车上送去投票。各地的权贵和神父事先都强调了本次选举的意义，并号召人们投温和派候选人的票。4月26日，选举结果揭晓，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获得压倒优势的胜利，在880个议席中占据了550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仅占有100席，而工人代表只有区区18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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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新选出的制宪议会在波旁宫隆重开幕。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代表们一致通过决议，宣布建立共和国。众所周知，在此之前，第二共和国早就已经存在了数月。议会之所以要多此一举，意在表明这一共和国是在正规选举的议会中产生的，而不是在街垒战中诞生的。后来，议会甚至还决定，将共和国诞生日定在5月4日。此举更可见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的统治秩序更具“合法”色彩，可以完全置事实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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