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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三世授命奥斯曼对巴黎进行大规模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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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随着大量农业人口的外流以及交通的日益便利，狭隘、沉闷、封闭的乡村世界开始被打破。更重要的是，在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的带动下，法国农村的现代化在这一时期初露端倪，农村的生活水平整体上也有所提高。原先低矮的茅屋而今已逐渐被屋顶较高的茅屋取代，甚至建造瓦房者也比比皆是；土豆之类的东西吃得少了，肉类吃得多了，逢年过节时在餐桌上还可以见到葡萄酒；城里的大商店把货物运到村庄，向农民兜售城市的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由此，农民也开始成了城市商品的消费者。除了农忙时节，农民们在星期日一般也不再从事田野劳作。一如城市中的居民，不同阶层的农民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时刻”中受惠的程度也千差万别。大土地所有者、大自耕农和大农场主从地价和农产品价格的飙升中获利最丰。占农户总数1/4的农民虽然可以依靠自己的土地做到温饱不愁，但因没有多少剩余农产品可供出售，因而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中得到的好处并不是很大。至于广大缺地、少地的农民，其生活仍然极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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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六、第二帝国时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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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第一帝国在其他方面轰轰烈烈，但在文化方面乏善可陈的话，那么，第二帝国时代的文化却颇多可圈可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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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第二帝国时代的文学艺术，人们印象最深的首先是官方文艺与非官方文艺的分野。在官方文艺的营垒里，多为新古典主义和学院派的艺术家与作家，但也有一些人与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人在政治上拥护第二帝国，并以自己的艺术才能和作品为帝国服务。应当承认，官方文艺营垒中的艺术家与作家并非均为庸常之辈，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曾创作出绝世佳作。如新古典主义大师让·安格尔分别在50、60年代创作了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名画《泉》与《土耳其浴室》。又如著名音乐家雅克·奥芬巴赫为反映“帝国佳庆”的节日气氛，创作了一系列旋律欢快流畅、通俗易懂的轻歌剧，其中的《巴黎的生活》、《美丽的海伦娜》等名作至今仍让人赞叹不已。第二帝国时期官方文学的代表人物是奥克塔夫·弗耶。他因《一位穷青年的浪漫史》、《卡莫尔先生》等反映上层社会与伦理说教的文学作品而备受官方与上层社会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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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官方文艺营垒的艺术家与作家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如雕塑家可得到为拿破仑三世雕刻塑像之类的官方订货，画家的作品可在官方沙龙中优先展出，文学作品在出版时可得到资助等等，但就总体而言，他们无论是在气势上还是在艺术成就上均无法与非官方文艺营垒的同行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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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官方文艺营垒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当推雨果。这位浪漫主义文学大师在1851年底因发表宣言反对路易·波拿巴政变而被流放海外。亡命海外期间，他始终用笔同拿破仑三世的独裁政权进行斗争。如1852年出版了嘲骂拿破仑三世的小册子《小拿破仑》。翌年又出版了矛头直指拿破仑三世的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1859年，当拿破仑三世大赦“政治犯”时，雨果以拒绝“大赦”表示了对拿破仑三世的蔑视。直到1870年第二帝国垮台后，他才结束长达19年的流亡生涯，凯旋般地回到祖国。值得一提的是，雨果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已走上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道路。其名作《悲惨世界》（1862）、《海上劳工》（1866）、《笑面人》等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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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第二帝国时期在非官方文艺营垒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已是现实主义。帝国前期，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领衔人物是朱尔·尚弗勒里。他在1857年出版的文集《现实主义》被人誉为“现实主义宣言书”。然而，也就在这一年，福楼拜以其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一举成名。作者在这部整整花了4年多时间写成的作品中通过女主人公包法利夫人爱玛的经历，入木三分地揭示与描绘了中小资产阶级平庸猥琐的精神状态，无情地鞭挞和嘲弄了污浊的社会现实。《包法利夫人》出版后，书报检查机构指责小说“有伤风化，诽谤宗教”，并将福楼拜告上了法庭。让当局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这种做法反而给小说起到了最好的促销作用，并把福楼拜造就成现实主义文学的新领袖。1869年，福楼拜又出版了自己的另一部扛鼎之作《情感教育》。由此，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现实主义文学一代宗师的地位。其成就虽不能与现实主义文学相媲美，但也自成一派的现实主义绘画在第二帝国时期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他们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库尔贝与杜米埃。库尔贝早在1849年就连续创作了三幅表现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场面的油画：《奥尔南的下午》、《奥尔南的葬礼》、《石工》，从而把下层人民的生活带入了历来只属于上流社会所谓高雅文化圈的美术领域。尤其是《石工》，竟然用3米长的巨型画幅描绘一老一少两个衣衫褴褛的工人。在学院派画家和上流社会的观众看来，这简直是对“圣洁的”艺术殿堂的亵渎。在帝国时期，库尔贝继续坚持现实主义绘画道路，相继创作了《库尔贝先生，您好！》、《画室》等现实主义绘画的佳作。作为现实主义漫画大师，杜米埃在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时，曾创作《拿破仑之舟》予以攻击。帝国建立后，他被迫放弃了漫画的创作，改作油画和版画，杜米埃在此期创作的《三等车厢》、《洗衣妇》等表现平民生活的作品中，仍鲜明地反映出他在漫画创作中培养起来的现实观察力和平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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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帝国时期文学艺术领域还有许多可圈可点的人与事。如凡尔纳创作科学幻想小说，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巴那斯派诗人及其创作，巴比松画派的绘画、印象派画家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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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文学艺术，第二帝国时期的哲学领域相对平静与逊色，这在“专制帝国”时表现得更为突出。当时活跃在法国哲学界的主要哲学流派有实证主义、相对主义、折衷主义、唯灵论与现象论。不过，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的实证主义。帝国建立伊始，他的力作《实证哲学教程》就已成为法国上流社会和知识界争相阅读的读物。1857年，孔德撒手人寰。但其影响力却经久不衰。更有甚者，他的思想影响并非仅限于哲学界，而且还扩展到史学、文艺等许多领域。再者，他的思想影响也不独囿于法国，而且也影响到西欧许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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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在第二帝国时期仍是一门“显学”，这是由它同政治斗争的密切关系所决定的。也正因为如此，此期史学界的状况甚为复杂。若根据不同的政治立场对为数众多的史学家进行分类的话，他们至少可分为四大类型，即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第一类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有基佐、米涅、梯也尔等3位复辟时期即已蜚声史坛的史学大师和晚年已将主要精力用于撰写史学著作的诗人政治家拉马丁；第二类史学家可以因拒绝向拿破仑三世宣誓效忠而在帝国时代横遭迫害的米什莱为代表。这位充满激情、文笔优美的史学名家在治史过程中始终坚持这样的信念，即认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撰写历史，就是要写人民群众的历史。第三类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是六月起义后被迫亡命英伦的著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活动家路易·勃朗。他在1847—1862年间利用大英博物馆的丰富史料，写出了颇有特色的12卷本的《法国革命史》。第四类史学家的代表人物首推托克维尔。这位早年就以《论美国的民主》名噪一时，曾任外交部长的贵族历史学家在1856年出版了自己的又一部扛鼎之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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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法国始终是世界上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及至第二帝国时期，法国仍以一系列重大科学成就向世人表明自己无愧于科学强国的称号。这些成就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有巴斯德在微生物学方面取得的多项重大成果；贝尔纳揭开血管运动神经作用之谜；圣克莱尔·德维尔发现热的分解作用并先后成功地领导了铝与镁的首次生产，后者对轻金属工业具有开创之功；马塞兰·贝特洛在热化学领域的杰出成就大大推动了有机化学的进步。相对而言，法国在工程技术方面的优势要弱一些。尽管如此，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在这一领域也取得了诸多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成果。如皮埃尔·马丁发明了平炉炼钢法；维基埃发明了铁路道岔与信号的自动联锁；勒努瓦发明了内燃机；泰利埃发明了冷冻机，等等。这些发明创造在法国此期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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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七、战争给帝国带来光荣，也带来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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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路易·波拿巴在恢复帝制前夕口口声声地宣称：“帝国就是和平”，但当他披上皇袍之后，却连连发动战争，试图消除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带给法国的“耻辱”，重新确立法兰西在欧陆的优势地位，并为法国的经济增长扩大廉价原料来源与商品销售市场。后来的事实恰恰充分表明：“帝国就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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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进行的第一次战争是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早在路易·波拿巴还是第二共和国总统时，他就迫不及待地参与了“东方角逐”，即参与了争夺奥斯曼帝国的“遗产”。为了扩大法国在中近东地区的影响力，他在1850年5月向素丹抗议东正教徒侵犯天主教徒权利，明确要求，应由天主教掌管“上帝陵墓钥匙权”。1852年2月，素丹同意由天主教掌管“圣地钥匙权”。此举使俄国沙皇勃然大怒，并在翌年5月向奥斯曼帝国发出了最后通牒。在法英两国的支持下，素丹拒绝了俄方的最后通牒。于是，1853年7月，俄国以保护当地的东正教徒利益为名，派兵侵入奥斯曼帝国，占领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同年10月，奥斯曼帝国对俄宣战。11月1日，俄国也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不久，俄土冲突演变成公开的国际冲突。1854年3月27日，法英两国正式向俄国宣战。由此，旷日持久的“东方问题”已变成一场大规模的“东方战争”。由于这场战争后来以克里木半岛的战局最为重要，故史称克里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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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战之初，法军并未直接卷入战事。8月17日，拿破仑三世下令联合舰队离开黑海岸向克里木进发。9月初，以夺取俄军要塞塞瓦斯托波尔为主要军事目标的克里木之战拉开帷幕。1855年9月，经过历时一年的血战，法英联军终于攻克了这一俄军要塞。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之后，俄国面临日益不利的国际形势，被迫于1856年1月接受了法英等国提出的最后通牒。战争结束后不久，各参战国又在巴黎举行和会，签订了巴黎和约。尽管法国在这场战争中耗费了数百万法郎，法军死于霍乱和战场者将近10万人，但由于战争的胜利有力地遏止了俄国南侵的势头，恢复了法国已丧失了数十年的在欧陆的优势地位，因此，克里木战争给第二帝国带来了莫大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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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木战场的硝烟刚刚散尽，拿破仑三世便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意大利，并以援助意大利统一为名，蓄意策划了侵意反奥战争。在1856年春天的巴黎和会上，拿破仑三世就支持出席和会的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在会上提出超越会议议题范围的意大利问题。翌年9月，他在斯图加特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会晤时，又要求俄国将来在法国、撒丁王国与奥地利出现冲突时保持友好中立。在赢得俄国的支持，使奥地利进一步孤立后，拿破仑三世在1858年7月21日邀请加富尔到法国著名的温泉休养地普隆比埃尔举行秘密会议。双方商定，法国将帮助撒丁王国打败奥地利，统一意大利。作为交换，法国将获得萨伏依和尼斯，在战争准备就绪之后，拿破仑三世在1859年元旦在杜伊勒里宫接见各国驻法使节时，突然对奥地利大使表示：“我们与贵国政府的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良好。”与此同时，拿破仑三世和加富尔还联手设下圈套，引诱奥地利主动挑起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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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奥地利中了圈套，并在同年4月27日首先对撒丁王国发动进攻。事发后，拿破仑三世即以奥地利对意大利进行战争威胁为由，派兵越过阿尔卑斯山，与撒丁王国军队联手作战。他本人甚至在5月中旬也亲赴意大利战场督战。6月，法、撒联军相继在马让塔、索尔费里诺大败奥军。此时，收复威尼西亚已是指日可待，甚至通往奥地利的道路也已打开。但在这关键时刻，拿破仑三世背信弃义，单独向奥地利提出停战建议，并在7月11日与奥皇在维拉弗兰卡签订了有损意大利民族利益的预备和约。撒丁王国对此虽然非常气愤，但也只能接受。拿破仑三世之所以这样做，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最主要原因是他并不真正希望出现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意大利，他只不过是想借意大利战争削弱奥地利的势力，扩大法国在欧洲南端与地中海的实力和影响，当然也包括兼并萨伏依和尼斯。意大利战争的胜利再次显示了法国在欧洲的优势，使帝国的威望空前提高。当时法国的官方报刊曾连篇累牍地载文，庆贺法国终于彻底洗雪了1815年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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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帝国除了在欧洲与其他列强进行战争外，还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亚洲、大洋洲和非洲频频发动殖民战争，并屡屡得手。如1853年占领了大洋洲地区的新喀里多尼亚岛；1857年伙同英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年攻占了西贡，并逐步使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在北非继续进行殖民扩张，不仅完全征服了阿尔及利亚，而且还扩大了在埃及的势力；进一步染指西非和赤道非洲。帝国末年，法国拥有的殖民地面积达9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650万，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不过，对拿破仑三世来说，他的殖民扩张事业中也有一处不小的“败笔”，这就是60年代初远征墨西哥的失败。在此次殖民远征中，法国虽然损兵折将，耗费了大量财力物力，但最后却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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