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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帝国阶段，拿破仑三世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统治。他以确保国内秩序的稳定为借口，让政变之际那种严峻的政治气氛依然如故，并肆无忌惮地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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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大力强化军队、警察和官僚机构，通过它们来推行高压政策，有效地控制社会局面。为此，他把帝国军队从40万扩充到60万，把中央和地方行政官员从47万扩充到62万，同时也大大扩充了警察部门的人员。在这一时期，拿破仑三世依靠警察镇压了多起国内的反抗活动。如1853—1854年先后发生的学生与工人的密谋、1855年发生的两起谋刺皇帝事件等等。在全国各地，各省省长在当地驻军的配合下，依靠根据1852年2月政府通报建立的“混合委员会”，牢牢地控制着各地城镇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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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拿破仑三世公然取消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一大革命时期的口号；严禁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解散了国民自卫军；规定了政治宣誓制度，凡官方人员均要宣读“我宣誓服从宪法，效忠皇帝”的誓词；与天主教结盟，借助教会的力量对抗革命宣传，严格控制中小学校。在这一过程中，宗教预算逐年增加，红衣主教成为参议院的当然成员，世俗的师范学校纷纷被封闭，许多公立中学被耶稣会办的中学所取代。至于小学教育，则更是典型的宗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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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帝国”的独裁统治在奥尔西尼刺杀事件发生后达到顶点。1858年1月14日傍晚，以奥尔西尼为首的三位意大利爱国志士因不满帝国对意大利的政策，在拿破仑三世与皇后乘马车前往巴黎歌剧院时，用炸弹袭击拿破仑三世，造成156人受伤，其中8人不治身亡。事发后，死里逃生的拿破仑三世趁机强化了其独裁统治。他以保障安全为借口，立即恢复政变之初实行过的“非常期”统治，严厉打击政治可疑分子，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拿破仑三世撤换了包括内政大臣、巴黎警察局长、4名省长在内的一大批官员，换上了更为得力的亲信。他同时还宣布，今后省长应于65岁退休，区长应于62岁退休，以便在任职期间能有充分的精力为帝国服务。拿破仑三世还在事发后半个月将全国划成五大军区，各军区由一名元帅负责，实行以军治政。2月27日，拿破仑三世批准并颁布了“治安法”。该法规定，要严惩那些反对皇帝与政府，“破坏社会安宁”，或进行谋杀活动的人。“治安法”的颁布使此次镇压活动达到新的高潮，一大批资产阶级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被逮捕，其中大多数人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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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拿破仑三世的宝座可以说是坐稳了。及至50年代末，当他回首帝国前一阶段的内政外交时，他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的文治武功感到骄傲：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法国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外交上的连连得手、克里木战争与意大利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不仅使法国洗刷了1815年时的耻辱，而且还使法国重新获得了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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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拿破仑三世这时也深知，长期的专制独裁统治绝非良策，它必然会招致人们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要想使帝国长治久安，自己就必须得及时地改变统治策略。事实上，此时在法国政治舞台上虽然已不存在堪与波拿巴王朝抗衡的强大政治对手，但在左右两翼都还存在着跃跃欲试的反对派。右翼反对派由正统派、没有归附帝国的奥尔良派以及政见与之相似，组织上却不属奥尔良派的主张保护主义的资产阶级组成。左翼反对派则由逐渐复苏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组成，内又分温和共和派与激进共和派。除了左右两翼的反对派让拿破仑三世感到不安外，让他觉得担心的还有两点。一是工人运动正在不断积累力量，准备重新斗争；二是天主教势力正与他唱对台戏。曾受到拿破仑三世厚待的天主教势力之所以反对他，是因为他们不满皇帝损害教皇权益的政策。而拿破仑三世之所以断然拒绝教皇提出的由罗马教廷任命法国主教的要求以及在意大利战争中不惜损害教皇的利益，其原因也很简单，即他像其伯父一样，只是想利用教会，而绝不愿受制于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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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解或尽量抵消来自各方的对帝国的不满，拿破仑三世从50年代末起，开始实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由此，帝国的政治体制也逐步地由“专制帝国”向“自由帝国”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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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示这种演变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拿破仑三世在1859年8月15日以纪念拿破仑一世90诞辰为由发布政治大赦令。这一法令公布：“一切因政治罪行而判刑或成为安全措施对象者，完全获得大赦。”从第二天起，身陷囹圄的政治犯纷纷走出牢房，流放或逃亡到国外的反对派人士也辗转返回国内。虽然从长远看，这些人的出狱和归国将构成帝国的后顾之忧，但当时，大赦确实明显地缓和了国内的政治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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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拿破仑三世在变革帝国政治体制本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1860年11月24日的皇帝政令宣布，今后，元老院与立法团对于每年会期开会之初皇帝发表的演说，将有权通过“请愿书”陈述己见。当讨论“请愿书”时，政府特派员应到场，并应对议会就帝国的内外政策作出解释。在此之前，当拿破仑亲临元老院和立法团致辞，宣布其内外方针时，元老院和立法团的全体成员是完全无权表示异议的。因而，该政令的这一内容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它标志着皇帝与议会、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开始向不利于专制权力的方向发展。在同一政令中，皇帝还宣布通过政府公报向社会公布元老院与立法团的每日会议的记录，不久又允许其他报刊登载有关内容。此举使社会舆论及时地知晓了元老院与立法团会议的情况。而在此之前，有关情况往往是秘而不宣的。又如，1861年11月30日的法令规定，未经立法团通过，政府今后不得私自确定追加特别预算，立法团对政府预算的监督权由此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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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帝国”向“自由帝国”演变过程中另一方面的重要内容是适当放宽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如1864年5月25日的元老院法令宣布放宽执行严禁结社罢工的“夏普利埃法”，在经过批准后工人可罢工和结社，对被批准结社者，政府免费提供办公室和其他必要用品。不过，秘密结社和集会仍在禁止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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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的后期，确切地说在1868—1870年，在力量不断增强的各反对派的压力下，第二帝国仍继续进行政治改革。如1868年5月公布了新的新闻法，对报刊出版打开了方便之门。同年6月颁布的集会法规定，今后不用经官方预先批准即可召开非政治性和非宗教性的公众集会。1869年9月正式公布的一项元老院法令则规定，立法团与皇帝共同拥有立法创议权；立法团在每年会期开幕时任命自己的正、副主席与秘书；元老院与立法团有权对政府提出质询；“大臣们从属于皇帝”，但可受到元老院起诉。显然，该法令使议会，尤其是立法团的权力又有了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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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第二帝国自由主义改革的高潮当推1870年4月元老院通过了一项集中反映与总结了帝国政治演变实况的法令和同年5月就该法令举行的全民投票。这项在全民投票时受到绝大多数人赞同的法令亦被称作第二帝国的“新宪法”。根据“新宪法”，皇帝的权力进一步受到限制，元老院的权力也有所削弱，立法团议员由普选产生，其权力明显扩大，各部大臣既对皇帝负责，也对元老院和立法团负责。一般认为，“新宪法”标志着第二帝国完成了从专制帝国到自由帝国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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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三世此时之所以把自己打扮成自由化的推动者，甚至故意将“新宪法”提交公民投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恢复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并给政治反对派出难题。确实，当时反对派的处境非常尴尬。如果在表决时投赞成票，就意味着支持皇帝，反之，就意味着反对自由化改革。应当说，拿破仑三世已在这方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在此次公民投票中的胜利，用共和派领导人甘必大的话来说，有如“第二次建立”帝国。在相当多的人眼里，此时的帝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人们当时更不会想到，皇帝不久就成了普鲁士军队的俘虏，第二帝国也随着色当之败而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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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五、工业革命大功告成与城乡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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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以“帝国”取代“共和国”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恰恰就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起飞的局面，工业、商业、金融、建筑、交通、农业等主要部门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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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主要部门中，工业部门的变化显然最为突出。此期机器的广泛使用和技术的长足进步标志着此前在法国步履蹒跚的工业革命终于大功告成。在这方面，蒸汽机总动力的急剧增加颇能说明问题。从1850年至1870年，法国工业中蒸汽引擎的数目由原先的5000部增至28000部，总动力亦由原先的67000匹飙升至336000匹。此期法国钢产量的增加幅度也同样令人惊叹不已。1850年，法国的钢产量只有283000吨，而到了1869年时，竟已高达1014000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工业的长足进步还表现在生产部门的迅速集中，其中又以冶金工业的集中为甚。如施奈德家族控制的勒克勒佐工厂当时就已拥有水平焦化炉150座，阿波尔特（Appolt）焦化炉10座，蒸汽锻造机85台，压延机41台，炼铁炉130座，重新加热炉85座，机动锻锤30台，工人9950人。④此等规模在当时足以让所有人咋舌。不过，工业在总体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复杂的不平衡状态。一般而言，轻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远不及重工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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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的重大进步可谓是此次经济起飞的另一重要特征。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无疑是铁路建设。1848年，法国铁路的总长度约为4000公里长，但它在第二帝国的18年时间里增加了4倍。帝国初年，法国拥有的机车头还不到1千部，但到了帝国末期，这一数字已翻了4番。铁路建设初期那种速度缓慢而又事故迭出的车头此时已被时速100公里的新式机车取而代之。过去，从巴黎到南方海岸，需要坐一星期的公共马车，而如今，只要坐上16小时火车即可到达。与工业部门一样，铁路的经营也日趋集中化。帝国建立之际，全国的铁路共由18家小型公司经营。及至1857年，在政府的干预调控下，铁路经营已集中于6家大型铁路公司之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加强陆地交通的同时，第二帝国时期的水上交通运输也成就喜人。随着大量新运河的陆续开凿，国内水系日益沟通。至于海上运输，原先那些吨位小、速度慢的帆船已纷纷被吨位大、速度快的轮船所淘汰。1870年，法国商船队总吨位仅次于英国，列世界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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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金融业异常活跃。巴黎证券交易所日益显示出它的经济力量，仅在1861—1869年，它所受理的有价证券就由118种增至307种，价值总额由110亿法郎增至330亿法郎。以至于有人把第二帝国称为“投机的黄金时刻”。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对资金需求的急剧增加，一种新型的银行——信贷银行应运而生。从1852年到1864年，这类银行一下子就冒出了67家。这些银行广泛收集社会资金，以各种灵活方式向铁路、汽船航运、新的工业企业等投资，为保证法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贡献良多。此类银行中较具代表性的有由里昂实业家亨利·热尔曼在1863年建立的里昂信贷银行。该银行自建立伊始就远远超出了地区范围，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型工商业银行。直至现在，里昂信贷银行仍然是在法国屈指可数的几家大银行之一。在这一时期，为了吸收小额存款，储蓄所在法国遍地开花，储蓄额一个劲地往上猛涨。此外，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产生于英国的银行支票，也只是在这一时期才在法国得以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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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异常活跃的金融业交相辉映的是商业的兴旺发达。不过，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生意火爆，还有一大批“大商店”或曰“大百货公司”的涌现。这些财大气粗、货物充足的大商店一俟问世，就开始无情地吞噬许多“小店”，并“掌握着整条街的商业”。而今仍矗立在巴黎商业中心的多家著名大商场，如“春天”、“萨马利亚人”、“便宜”、“漂亮的女园丁”等就是在第二帝国时代开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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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工商业等的飞速发展，法国此期的农业或许略显逊色。但尽管如此，在工商业发展的带动下，加之交通状况的改善和农业本身的变革，法国此期在农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统计资料表明，1852—1862年间，法国农产品的年均增长率是3.2％。这种速度在整个19世纪的法国历史中堪称凤毛麟角。值得一提的是，拿破仑三世为了使广大农民继续支持他，故很舍得在促进农业生产、改变农村面貌上花钱。在他的支持下，一些规模空前宏大、具有全国意义的农业工程出现了。如在索洛涅、布雷纳和东贝兴建大型排水工程。在朗德，人们在排干水后种上了成片的松树林。在阿尔卑斯山南麓与比利牛斯等地，人们新绿化的土地面积高达224000公顷。凡此种种，使法国的乡村逐渐呈现出今天所具有的容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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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在第二帝国时期得到较快发展，是由多种重要因素所决定的。如在这之前法国的工业革命虽然步履蹒跚，但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毕竟为此期的经济起飞打下了不容忽视的基础；又比如在拿破仑三世的软硬兼施的政治统治之下，法国国内有较长时间的政治安定局面，这就使资产者可以无所顾忌地在工商业等方面大试身手。类似的原因还可以列举许多。但有一点切不可忽略，这就是拿破仑三世明智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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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飞速发展必然使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第二帝国时期，工人们的生活部分地得到了改善。巴黎熟练工人的名义工资平均增长了17％—30％，若扣除物价上涨抵消的部分，其实际工资也增长了一成左右。然而，工人们在经济起飞中得到的好处根本无法与资产阶级相比。在资产阶级中，受益最大的当属大工业家、大商人、大金融家、国债经纪人和国家证券投机者。普通资本家、外省资产者、农村资产者虽不及他们，但也获利颇丰。在城市，人们的生活习惯已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长久以来人们书写时习惯使用的鹅毛笔已基本被轻快细腻且经久耐用的钢笔尖所取代；自来水代替了井水；过去室内照明用的是火把与蜡烛，此时则已普遍使用煤气灯；读报已日益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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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社会生活的进步最突出地表现在大城市的改造。其中尤以首都巴黎的改造最为典型。巴黎的扩建、改造计划由塞纳省省长奥斯曼负责制订、实施，史称“奥斯曼计划”。在实施该项计划的那些年里，巴黎成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经过17年的努力，巴黎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建设了两条轴线，一条是南北向，从东车站经过塞瓦斯托波尔林荫大道和圣米歇尔林荫大道到天文馆；另一条是东西向，从民族广场，经过圣安东郊区、里沃利路、香榭丽舍大街到星形广场。在拆毁了25000座旧建筑的同时新建了75000座新建筑。这些新建筑多由石块筑成，至今看上去仍高大、雄伟、美观。完成了庞大的地下水道系统的建设。兴建了歌剧院。在市区东西两侧分别营造了面积很大的万森林园与布洛涅林园。对市区的名胜古迹、公园与公共娱乐场所进行修复、整治。在市中心建成了“中央菜市场”。在穿越巴黎的塞纳河上修建了十几座桥梁，使两岸街区融成一体。总之，正是“奥斯曼计划”的制订与实施，使巴黎当时就构成了今日法国首都市区的基本面貌。不过，巴黎目前仍存在的富人区与平民区的分野大概也可溯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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