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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平心而论，国防政府成员也并非个个是投降派。至少时任内政部长的甘必大就是一个为解放国土而准备不顾一切的爱国志士。10月7日，甘必大不顾个人安危，乘气球飞离巴黎，前往图尔，主持政府在外省的代表团的工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在几乎白手起家的情况下建立了一支60万人的军队，并想尽一切办法为这支新组建的大军提供必要的训练，配备起码的武器装备。在基本作好了抗战的组织和准备工作之后，他便指挥军队在外省与普鲁士军队交战。11月9日，他组织的卢瓦尔军团一度收复了自10月中旬始终被普军占领的奥尔良城。而他在其他地方组织的军事行动也有利于缓解首都巴黎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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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国防政府消极抵抗行径的强烈不满，加之长期遭受围城之苦，富有斗争精神的巴黎人民曾两度举行起义。第一次是在10月31日。10月27日，被普军围困在梅斯的巴赞元帅率近18万法军投降。事发后，特罗胥竟然还发表声明，称巴赞是“不断以英勇的出击使围城普军惊恐的光荣战士”。人们被激怒了。一些激进分子冲进市政厅，要求建立公社，并逮捕了法夫尔及其同僚。此次起义虽然很快被国民自卫军中的“富人营”所镇压，但它却使国防政府不得不作出坚持抗战的姿态。第二次是在1871年1月22日。事发前几天，特罗胥与法夫尔之流蓄意制造了一场失败的出击，然后大肆渲染法方的伤亡，力图诱使巴黎人民承认除了向普方投降，别无选择。两位正副总理甚至还在区长会议上老调重弹，声称，保卫巴黎只不过是“英勇的蠢举”。他们的无耻行径终于使巴黎人民再次揭竿而起。不过，多次起义却促使国防政府加快了投降卖国的步伐。他们在弹压了此次起义之后，便于1月23日委派法夫尔再次和俾斯麦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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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持续了5天。1月28日，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了停火时间及双方的停火线；规定巴黎交出全部防御工事和大批武器弹药，驻守巴黎的正规军除留下一个师保留武器以“维持秩序”外，其余全被宣布为战俘；法国必须在3周内选出国民议会，以最终决定和战问题。远在波尔多的甘必大在获悉停战协定的内容后，悲愤难平。他尤其对法夫尔以整个法国的名义，而不是仅以巴黎市名义签约停战感到格外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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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停战协定的有关规定，法国在2月8日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这次选举实际上带有全民公决的性质：你想继续战争，还是愿意按普方规定的条件停战。此前，甘必大仍试图通过他领导的政府代表团对这次选举施加影响。为了能选出一个主战的议会，他通告各省省长不得让第二帝国官吏和现政府成员参加议会竞选。此举引起俾斯麦不满和抗议。于是，此时已唯俾斯麦之命是从的特罗胥和法夫尔很快就要求甘必大收回成命。为了表示与这一卖国的“国防政府”决裂，甘必大在2月5日愤然辞职。从此，议会选举完全被投降派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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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议会选举被投降派所操纵，其选举结果也就可想而知。果然，主和派取得了重大胜利，共有400名代表当选。而这些人绝大多数同时又是君主派。这样一来，共和国的“合法性”就又成了问题。人们可以认为，这个先天不足的共和国并未得到普选的批准，而只是在帝国失败后由街头革命强加给国人的。不过，君主派并未利用选举胜利立马埋葬共和国。他们阴险地给这个“早产儿”安排了耻辱的角色：承担失败的责任，直至签订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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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在国民议会选举产生后，法夫尔代表国防政府交出权柄。2月17日，在波尔多集会的国民议会任命梯也尔为“法兰西共和国行政权力的首脑”。这位年逾古稀、老于世故、精于谋略的资深政客在刚刚结束的选举中，同时在26个省份当选，是这次选举中首屈一指的胜利者。梯也尔组阁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与德国媾和。在谈判中，梯也尔使出浑身解数，与俾斯麦进行了艰难的交涉，力争减少法国的损失。不过，他对其对手强加给法国数十亿法郎赔款的关心显然超过对丧失阿尔萨斯、洛林两省的关心。2月26日下午5时，梯也尔与俾斯麦分别代表两国签署了预备和约。预备和约规定，法国向德国割让阿尔萨斯省的全部（贝尔福城除外）和包括梅斯等城在内的洛林省的1/3；赔款50亿金法郎，其中10亿法郎须在1871年底前支付，其余在1874年3月2日前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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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仍在波尔多的国民议会开始讨论是否批准这一和约。尽管没有人怀疑和约会得不到批准，但讨论中暴露了巴黎与外省之间以及爱国的少数派与主和的多数派之间的严重分歧。投票时巴黎选出的绝大多数议员都投了反对票。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文学大师雨果，在发言时慷慨激昂地表示：法国在有生力量未受损害的情况下，放弃两省是自取其辱，而且一支外国军队在奋起反抗入侵者的全体人民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尽管如此，预备和约仍以546票对107票获得通过。当大会宣布投票结果时，来自阿尔萨斯、洛林两省的议员提出了最后抗议：“我们宣布，这项支配我们命运，而未得到我们同意的条约完全无效。”言毕，他们集体退场以示抗议。不久，包括雨果在内的数位巴黎议员也以辞职表示他们对议会决定的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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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三、巴黎公社——“19世纪的最后一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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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主战的巴黎对主和的多数派火冒三丈的话，那么，后者对巴黎也表现出同样的敌意。他们不能原谅巴黎无限期地延长战争，选出了那么多共和派议员，随后又拒绝批准预备和约。如前所述，主和的多数派议员绝大多数是君主派人士。在这些人的记忆中，自大革命以来，巴黎总想对国民代表发号施令，并数度通过骚乱推翻王位。因此，他们希望把议会设在远离巴黎的压力和疯狂的地方。于是，有人抛出了迁都的提案。枫丹白露、布尔日皆成了君主派议员们青睐的新址。不过，在梯也尔的力争下，最后被选中的还是凡尔赛。长期以来，巴黎已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法国的灵魂，取消其首都地位必将会在巴黎引发严重的后果。议员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在讨论议案时就提出了这一点。他们中的领衔人物路易·勃朗更是在讲坛上发出了严重警告：“此举将促使巴黎建立自己的政府，设在别处的议会对此则鞭长莫及……这也许是从可怕的对外战争的灰烬中引发一场更为可怕的内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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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议会的多数非但对路易·勃朗的警告不加理会，反而无视巴黎人民在围城时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苦难，轻率地通过似乎像宣战的一系列法令：取消未经证明处于贫困状态的国民自卫军战士的月薪；废除延期交付房租的规定；债权人有权要求偿还已经延长7个月的到期债据。这些法令的实施无疑将使巴黎平民阶层和小资产阶级陷于赤贫和破产的绝境。人们完全有理由发问，制定这些轻率之极的法令难道不是君主派控制的议会为迫使巴黎就范而故意采取的挑衅行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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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梯也尔对这一切将在巴黎引起何种后果也完全心知肚明。当3月12日议会在波尔多休会并决定于3月20日在凡尔赛复会时，他心里就已很清楚，必须设法预防或平息正在巴黎酝酿的革命。为了行之有效地制服巴黎，他陆续从外省调集大批军队进入巴黎，准备用武力解除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武装。3月17至18日的夜间，他派兵去蒙马特尔高地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众所周知，正是这次大炮事件最终引发了巴黎人民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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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被迫自卫的巴黎民众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市政厅与旺多姆广场。3月26日，根据胜利地领导了3月18日起义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巴黎举行了史无前例的民主选举。巴黎人民以极大的热忱踊跃来到了设在各区的投票点，行使自己神圣的权利。选举结束，各区共有92人当选为代表，但由于其中有些人在一个以上的区内当选，故当选者实为86人。当选者中有28名工人以及数十名忠诚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左派知识分子和职员。同时当选的还有21名资产阶级代表，这些人是由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区选上来的，本人多为律师、军官、工厂主。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中的大多数人后在巴黎公社成立后的最初几天中陆续辞职，其留下的空缺在4月16日的补充选举中由工人和手工业者所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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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在市政厅广场上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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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由各区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的巴黎公社庄严宣告成立。是日，大约20万国民自卫军战士和普通市民欢聚在市政厅广场上，庆祝自己政府的成立。主席台上放置着共和女神雕像，广场四周红旗招展，间或也有几幅镶上红边的三色旗。在乐队奏完《马赛曲》与《出征歌》之后，也被选入公社委员会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朗维埃高声宣布：“我以人民的名义，宣告公社成立了！”“现在，中央委员会将政权交给公社。”顿时，广场上礼炮轰鸣，“公社万岁！”的口号响彻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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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建立伊始，就力求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它在3月29日发布的第一号公告中明确宣布“巴黎公社为现今唯一的政权”，“凡尔赛政府及其附庸发出的命令或通告，今后对国家各机关的职员，一律无效”。同日，公社在另一项公告中又宣布，废除征兵制，国民自卫军为唯一军事力量，它由一切能服军役的公民组成。该公告同时规定：“除国民自卫军外，任何军事力量，均不得建立或调入巴黎。”紧接着，公社又陆续宣布取消旧的警察机构，解散原有的军事法庭，关闭塞纳省民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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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公社也力求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作为全国最高立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它建立了直属公社的10个委员会，执行、财政、军事、司法、治安、粮食、劳动、工业与交换、对外关系、社会服务与教育，由它们具体分管各个方面的日常工作。公社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实行了民主集中制。在委员会内部，从来不存在绝对权威。委员们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提出建议，展开讨论，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决议。公社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人员成为“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为了使社会公职不再被“当作肥缺来钻营和授予”，公社废除了国家机关的高薪制，高级官员的特权也被取消。根据规定，担负最高行政领导职务的公社委员的年薪不过6000法郎，“大体上其相当于巴黎较好行业中一个聪明勤劳的优秀工人的工资”。更有甚者，公社后来还颁布法令，禁止兼职兼薪。公社在改善广大劳动群众，尤其是工人的生活状况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并且还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领域进行了一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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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也尔在派兵去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时，曾亲往凯道赛的外交部大楼督战。由于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和普通民众奋起反抗，梯也尔惶惶如丧家之犬逃出了巴黎。惊魂甫定的他一回到凡尔赛，就立即策划对巴黎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为了加紧拼凑镇压大军，他向各省发出电报，要求增派援军，但征集到的军队寥寥无几。于是，梯也尔乞求俾斯麦施以援手。3月28日，也就是在巴黎公社宣告成立的那一天，根据法德双方在卢昂签订的协定，德国同意梯也尔把法国军队的人数从4万增加到13万，允诺交还法国战俘（共达10万人），并准许梯也尔利用这些战俘与公社作战。从4月2日起，凡尔赛军队开始向巴黎进攻，遭到了公社社员们的英勇反击。4月中旬，随着战斗的日趋激烈，双方的损失也与日俱增。这时，共济会等团体曾想出面调停。但一心想要制服巴黎的梯也尔拒绝了一切调停。而公社方面也毫不示弱，明确宣布：“调停即反叛。”愤怒的公社战士们扣押甚至杀死了一批人质，还把坐落在圣乔治广场的梯也尔私宅夷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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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巴黎公社的战士们在反击凡尔赛军队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罕见的英勇精神，但及至5月中旬，形势对公社来说已极为严峻：首都的粮食供应由于巴黎被严密封锁而困难重重；对防护巴黎至关重要的一些炮台相继落入敌手；本来就不多的弹药即将告罄……。尽管如此，当梯也尔穷凶极恶地发出最后通牒时，英勇的巴黎人民丝毫也没有想到向敌人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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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下午，在隐藏在巴黎的内奸的接应下，凡尔赛军队从未曾设防的圣克鲁门冲进了巴黎市区。由此，“五月流血周”开始了，公社社员们筑起了数以百计的街垒，与杀红了眼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战斗一直持续到5月28日。最后的激战发生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墓碑之间。在这里，约200名公社战士同5000名凡尔赛军队的官兵浴血奋战。他们中的最后一批人在墓地东南部的围墙下被集体枪杀。此段围墙的内侧后来被称为“公社战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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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月流血周”中，整个巴黎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但在战火熄灭后，梯也尔仍然在巴黎大开杀戒。有两万人未经法庭审判被杀害或枪决，此外，1万3千人被判处流放阿尔及利亚或新喀里多尼亚。与巴黎公社有关的镇压活动一直延续到1874年。不过，巴黎公社社员们并没有被反动当局的屠刀所吓倒。他们在监狱、法庭、刑场或流放地以大无畏的精神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凛然正气。公社失败后不久，担任过公社委员的著名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满腔悲愤地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国际》。17年后，法国工人作曲家狄盖特为这首诗作谱了曲。从此，《国际歌》就成了一首被全世界无产阶级世代传唱的战歌。诚然，巴黎公社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的象征意义和激励作用不容低估。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巴黎公社的失败毕竟使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了巨大损失。他们当中最优秀的战士有的牺牲，有的坐牢，有的流放。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损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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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对巴黎公社作过深入研究的法国历史学家雅克·鲁热里认为，公社是法国在“19世纪的最后一次革命，是19世纪法国的革命史诗的顶点和终点”。④需要补充的是，公社也是巴黎史诗的顶点和终点。随着它的失败，巴黎通过革命迫使全法国接受新制度的时代被画上了句号。从此，巴黎不再是爆发革命的中心，它也不再迫使外省接受自己的革命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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