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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的特权还被延伸到城墙以外的一些地方,比如一些贵族的领地以及修道院以及附属的庄园。贵族以及修道院的院长也对属下拥有一些低级的司法权,有时还拥有较高的司法权。特别是一些贵族可以在自己的领地上收税,甚至对于下属的私人事务也有管辖权。贵族免于朝廷的税收,在战争期间有责任保护自己封地上的臣民;在战争期间如果他们不想服兵役,就要寻找一个能够替代他们服役的人或者向政府支付一笔免服兵役的税收(盾牌钱)。贵族的首领被选出来参加三级会议,协助朝廷处理国家的事务,参与签订和约或者与外国结盟。一些贵族经常主持乡间法庭的审判,在国家的低级法庭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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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200年起,尼德兰沿海地区主要的从事对外贸易城市就是布鲁日。当时,外国的商人经常来到此地,当地的羊毛织业相当活跃,与英格兰以及苏格兰建立了贸易的联系,从那里进口羊毛,供本地的羊毛织工使用,并转手向佛兰德斯其他从事毛纺织业的城市出口。布鲁日还与英国在法国拥有的领地进行贸易,如获取诺曼底的小麦以及波尔多的葡萄酒。布鲁日还接待来自汉萨同盟的商船。布鲁日的第一个外港设在达默(Damme),这是一个港口小镇,它既面向大海,也连接着内河的航运,后来还形成了另一个港口斯勒伊斯(Sluis)。这个地方建有一个船闸,主要是为了清除流经布鲁日的几条河流淤积的泥沙,并为来自汉萨同盟的单桅高舷船只准备必要的深水泊位。该港口距离佛兰德斯伯爵管理水利的官员的住所也不远,它在1290年正式成为一个城镇。从13世纪下半叶至14世纪上半叶,从意大利到布鲁日的海上贸易航线建立了。布鲁日从那时起,逐渐地发展成为一个尼德兰沿海地区与海外贸易的中心。当时,欧洲各地的船只都可以在这两个港口停泊。1277年,热那亚的一些商船来到布鲁日,地中海与北海之间的贸易联系第一次建立起来了。1314年,威尼斯人的帆桨船也大批来到这里。对布鲁日来说,它具有双重的意义。本来,布鲁日可以发展自己的贸易,但是威尼斯的商人夺走了他们的一些机会;另一方面,地中海地区的海员、商人和船只的来到也带来了诸多的物资、资金、商业以及金融技术。一些意大利的富有的商人在布鲁日的市区内居住下来。他们带来了从地中海东岸地区运输来的香料和胡椒,用这些当时最珍贵的货物换取佛兰德斯的手工艺品。有17家外国的商行在当地驻有代理人。布鲁日在15世纪以前,有一处名叫“瓦塞哈勒”(Wasserhalle)的大市场,这个词的意思是“位于水上的大厅”,这是因为这个市场是一个跨河而建的建筑,货物可以直接由货船的底部进入市场。当时欧洲各国的商人非常喜欢居住在这个城市,因为布鲁日给外国的商人提供各种优惠的关税,他们享有与该城市居民一样的便利。起初,外国商人的房东成为他们与本地商人之间的中介人,替他们办事和联络。不久,就有一些“代理商”的专业机构的形成,还有仓库储存大宗货物。当时有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以及日耳曼的商人来此地贸易。他们的到来,也促成了当时多元的文化与不同的习俗的并存。久而久之,外国人的居留地的名称也就成了城市中的街区以及街道的名称。布鲁日还是当时欧洲各种不同货物的集散地,日耳曼汉萨同盟的货物,莱茵地区的葡萄酒,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鱼货、大麻、木材、皮革、蜡、沥青,英国羊毛,法国的酒和盐,意大利的糖、水果,东方的丝绸、香料以及药品,葡萄牙的干果以及软木,非洲的象牙以及各种热带产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从1277年开始,每年4月或者5月在复活节以后的第一个礼拜天举行一次最大的热闹非凡的集市,吸引成千上万人来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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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尼德兰各地的教堂也是十分密集,这是社会繁荣的象征。外国商人出资可以在教堂内设立属于自己的小教堂。医院也为外国人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方便,12世纪的布鲁日有一座圣约翰医院,内有150个床位,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座医院的遗迹。医院中的医护人员接受了奥斯定会的修道士的培训,医术颇佳。13世纪各城镇还出现了一些药房,多取名为“磨药棒”“小天堂”之类的店名。尼德兰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程度有所不同,南方比北方更加繁荣,同时对北方造成了刺激与启发。在此情形之下,布鲁日的居民人口一直在增加,1340年为3.5万人,1500年可能达到10万人。同时,它也是尼德兰地区手工业最发达的城市。纺织业不仅在该市稳步发展,而且渗入佛兰德斯的其他城市,带动了根特和伊帕尔的发展。1309年布鲁日出现了著名的交易所,它很早就已经是先进的货币交易中心。1399年4月,有一位意大利人接到发自布鲁日的客户的来信:“看来热那亚目前现金充足,因此不要把我们的钱汇到那里,还是付不大的代价,把钱汇往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或者汇到这里(布鲁日)、巴黎或者是蒙彼利埃,或者把钱存放在您认为最合适的地方。”不过,布鲁日本地商人的势力一直不是很大,出入港口的多数船只是属于外国船主的,本地居民在商业活动中只占很小的比重。它是一个尼德兰沿海地区的重要港口,还不是一个“国际级的港口”。1562年有一幅布鲁日的地志图,图的上方绘有圣雅克教堂,附近还有一个大市场,其广场上有商场以及警钟;在圣雅克街的前方可达驴街,驴街通往设防的驴门,还可以看到交易所的广场。图中显示了街道、修道院、教堂、贵族宅邸、壕沟、城墙、风车、运河与运输船。按照16世纪欧洲城市惯常的做法,朝北的地方在城墙内留下大片的没有建筑的空地,以便城市在日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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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在城市发展起来的纺织业,后来也迁往乡村地区,因为乡村的劳工工资比城镇更加低廉。原本小规模的家庭手工艺逐渐发展为重要的经济形态,一直维持到工业革命的前夕。在佛兰德斯的一些城镇中,继毛纺织业以后,亚麻布的制造业以及生产昂贵的挂毯开始盛行起来了。“阿拉斯”一词成为挂毯的代名词,说明阿拉斯为勃艮第宫廷提供了大部分的挂毯,据说“良善者”菲律普建造了拱形的石头建筑物以便妥善收藏这些挂毯,以免遭受火灾或者受潮。布鲁塞尔在阿拉斯以后,成为另一个生产挂毯的地方。15世纪,图尔内制造了许多挂毯,勃艮第家族保存了一套名为《基甸的历史》的精美的挂毯,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布鲁日、根特、安特卫普也生产数量可观的挂毯。据说根特有15名织工,每个织工雇用11至12名工人。1420年至1500年,有一些阿拉斯、里尔、布鲁日、图尔内、布鲁塞尔的制作挂毯的工人流向意大利威尼斯、托斯卡纳以及翁布里亚等地。这些织工移民到意大利的目的是去那里获取意大利艺术家为挂毯画的底图,后者所绘制的底图构图匀称和谐,线条刚劲有力,画面的色彩明亮,包含了丰富的想象力。比如达·芬奇也为挂毯画过底图。还有许多佛兰德斯的挂毯被运往英国的宫廷,被当成礼物赠送给国王或者贵族。在世俗的或者宗教的节日,人们往往把挂毯展示出来以增加节日的气氛。13世纪挂毯的主题以宗教题材为多,到了14世纪的时候,世俗的题材开始流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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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世纪,尼德兰南部的地区比北方在经济上更为发达。尼德兰的南部加上意大利的北部,是当时欧洲的城镇化最高的地区。在14世纪的晚期,在今天比利时的领土上,至少有10座城市超过了10万人口,最多的是根特(6万),还有布鲁日(3.5万)、布鲁塞尔(1.7万)和鲁汶(1.5万)——而在众多河流以北的地区,只有3座城市达到了1万人口,超过1万的则一个也没有。更有甚者,唯有一座城市即多德雷赫特坐落在航海业发展的地区。在那个时代,低地国家中从航海业以及远洋贸易中分得较大份额利润的是佛兰德斯以及布拉班特,而不是荷兰。尽管南部地区在许多领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不能说尼德兰北部地区对于南部就在政治以及经济上依附于南部,或者说是南部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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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海与筑堤围垦 13世纪是促成后来的近代荷兰国家形成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尼德兰的北方,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地奠定了后来荷兰近代国家的基础,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使得欧洲以及海外更加辽阔的世界各地的人民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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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尼德兰地区地势低洼,濒临大海,内陆的河流众多,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已经有人初步地建筑海堤以及水坝以控制海水以及河流的运动,同时在内陆开凿运河以及灌溉的水渠。但是,直到1200年左右,此种工程的规模仍然很小,也不足以让西北部地区按照时节有规律地种植庄稼。尽管这些地方的大部分区域并不位于会遭致洪水灾害的水平面之下,但是在12世纪的时候,荷兰、泽兰、弗里斯兰、格罗宁根和乌特勒支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佛兰德斯的靠近斯凯尔特河(Scheldt)河口的地区仍然是一大片汪洋沼泽,那里充满着危险,人烟稀少,与低地国家大部分地方人民的生活迥然而异。编年史里有许多关于洪水造成灾难的记载,如1135年、1156年、1164年、1170年、1173年都有洪灾发生。在整个13世纪,共发生31次大洪水的泛滥。水灾造成了许多佛兰德斯人以及荷兰人离乡背井,外出移民。当时,农业以及商业的活动集中在地势较高的南部以及东部地区,那里免于水灾的侵害。在诸多河流以北的地方,也形成了乌特勒支、坎彭(Kampen)、代芬特尔(Deventer)、兹沃勒(Zwolle)、奈梅亨(Nijmegen)以及聚特芬(Zutphen)等主要的城镇。只是在1200年以后,西北部的人们才有系统地从斯凯尔特河口至埃尔姆斯(Ems)河口的低洼地区建筑堤坝与开垦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更多的地方在建筑堤坝、深挖沟渠、种植庄稼并移民。由此导致了尼德兰北方的内在的变化,人口越来越多,土地也有了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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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1421年11月的伊丽莎白洪水泛滥的祭坛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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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兰北方的人民是在13世纪开始以泥土和碎石建立巨大的海堤防止泛滥的海水,虽然这些堤坝在设计上还不够成熟,但是对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影响。从那个时代开始,这片广袤的土地就得到了开垦,生长出作物。人们也视这片土地是安全的和可以居住的,于是就逐渐地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当然,所谓的安全性是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的自然状况而定的。在这个转折的世纪里,人们不仅建筑和维护堤坝、围海造田、挖掘运河、寻找必需的生活资源,而且还发展出一种社会的机制与合作的精神,由此将这种活动维持继续下去。在当时的尼德兰,在乡村和城镇中有一种委员会(heemraadschappe ),地方贵族有他们的代表,城镇和乡村的社会各阶层也有代表出席此种会议,他们通过协商讨论决定上述的这些工程。虽然在最初的13世纪早期的时候,这些组织都是地方上的和民间自发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方的贵族和亲王们则发挥了越来越大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要建立更大规模的组织来规划地区性的管理并监督这些城镇和乡村的代表,由此形成了更高级别的委员会(hoogheemraadschappen ),并由一名“河伯”(diskgraaf,dike count)领头管理。在荷兰与泽兰,这名官员常常是由地方上的长官来担任,他身兼维持堤坝、控制洪水以及负责相关财政、治安和司法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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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1300年的时候,荷兰、泽兰以及乌特勒支、佛兰德斯、弗里斯兰以及格罗宁根的许多地区实际上已经可以构成一个新的国家了。它们被堤岸、水坝、开垦地以及沿着河流围筑起的高地所包围和保护,其中有许多居留地、农业区,航运以及贸易也十分便利,人口也向这些地方集中,政治的和文化的平衡也就随之发生了改变。除了大海以外,尼德兰地区的内河在国家和民族的兴盛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代荷兰伟大的历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认为,在早期的历史上其作用可能还胜过了海洋。内河航道仿佛是由动脉和静脉组成的完备的循环网络,在大大小小的天然水道和运河上,靠无数互联的支流,人们可以在东西南北纵横的国土上扬帆航行,也可以靠船桨和纤帆行船,安全、舒适而且相当快捷;在马的牵引力有限,路况不佳或是无路的情况之下,水路的行船就比较快捷。在1200年的时候,尼德兰北方特别是沿海地区还是荒无人烟的边远之地,到1290年的时候,荷兰已经从北方的蜿蜒流淌的诸多大河中脱颖而出,与佛兰德斯与布拉班特等地相媲美。赫伊津哈还指出这种地理环境对于后来尼德兰国家民主政治产生的深远影响:“这种水文地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了我国人民的民主结构中。在水道纵横切割的国土上,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势在必行。市政官和司法官等古老的官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或者消失。但是负责管理堤坝的官员却一直不换。最贫穷的农夫或者渔夫驾着自己的小船通达全国,在这一点上,他们并不比地位最高的绅士吃亏;当然,他们常常不得不绕道以避免过路费或者其他的障碍。虽然沼泽地里响起了狩猎者的马蹄声,但是堂皇的马车在日常的交通中并没有很大的作用。因此,这里贵族的地位远远不如国外的贵族。因为尼德兰濒临三大水系即瓦登海、须德海和北海,又是莱茵河、马斯河与斯凯尔特河汇聚成的三角洲,所以它就必然成为并始终是水手、渔夫、贸易商人和农夫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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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建筑的水坝以及开凿的沟渠是需要经常不断地维持和改进的,否则就会引发巨大的自然灾害,所以他们经常需要改进自己的技术、提高建筑的水平,既要加快围垦土地的面积的速度,也要加深排水系统的容量。这些技术的发展到了荷兰黄金时代(1590—1648)终于达到了顶峰。接着其发展的速度就缓慢了,到1672年以后渐渐趋于停滞,直到18世纪中叶为止。1850年以后又有所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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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大海与河流对于荷兰民族与国家有着特殊的和深刻的意义。在世界各地“人们印象中的荷兰风光,常是如画般的景致,经常与水景运河、风车鲜花联结在一起。对荷兰人而言,海水与潮汐、无止境的海沙与风雨、冷冽的空气与海埔新生地,使得荷兰人拥有了特别的勇气、毅力、机警与精明。”历史学家西蒙·夏玛(Simon Schama)认为,荷兰最早的民族主义,是与他们必须共同协力抵抗海上的洪水而产生的。惊涛骇浪会将荷兰的许多地方顷刻之间化为废墟。当然,风平浪静的海洋,也带给荷兰丰饶与繁荣。潮水的回荡之声,成为每一个荷兰人生活的一部分。蛮横的洪水、无数的海滩,以及无止境的筑堤、修坝与填海,需要荷兰人发挥互助团结的精神,以及养成彼此沟通的宽容心态。张淑勤教授在《荷兰史》中指出海水也成为荷兰人宗教想象中的隐喻。在早期,许多荷兰人曾经认为洪水的泛滥是上帝惩罚人类罪恶生活的一种方式。毕竟在《圣经》里,海水对于人类不怎么友善。传说中,海底栖居着令人畏惧的怪物。后来,荷兰的加尔文教派的信徒,曾经将诺亚方舟的故事与荷兰的历史相联系。他们认为不论是起伏跌宕的汹涌海浪,或是横行无忌的滚滚洪水如何粗暴地肆虐他们,最后,荷兰依然如同诺亚方舟一般,安然无恙,固若金汤。荷兰的大地历经无数次大洪水的劫难之后,成为被洗涤过的新生之地,看见了雨过天晴之后的美丽彩虹,成为上帝的“应许之地”。在荷兰人的心目中,“海水”还是一种“政治上的辩论”。在16世纪的时候,大海被荷兰人用来比喻该国与西班牙的政治关系。他们将汹涌横暴的大海隐喻为西班牙对于荷兰施行的暴政。西班牙人的暴虐与压迫,正如同历史上无数的冲溃了堤防的海洪,卷走了男女老幼、牲口家畜、树木良田,粉碎了温暖的家园,带给荷兰人民巨大的物质与精神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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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所描绘的传统的荷兰风车,蚀刻画,作于16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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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第二章勃艮第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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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勃艮第诸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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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尼德兰地区历史的历史学家如毕伦、赫伊津哈、科斯曼(E.H. Kossman)以及兰伯特(E. Lambert)都认为,勃艮第王朝统治尼德兰地区的时期,是现代荷兰以及比利时形成的奠基时代。在这个时期,尼德兰各省在勃艮第王朝的领导之下走向了松散的统一。当时的尼德兰地区,无论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艺术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种与以往中世纪时代不同的改变以及进展。本来,尼德兰地区因为南北地理位置以及城镇和乡村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就有较大的差异,在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上也稍有不同,但是在勃艮第王朝的统一之下,尼德兰南方以及北方的历史发展互相交织,逐渐融合,其整体上出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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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世纪的时候,在法国的封建制度之下,以今天的法国勃艮第地区为中心形成了勃艮第公国。勃艮第的公爵“大胆的”菲律普(Philip the Bold,Philippe le hardi,1363—1404年在位)是法兰西国王瓦罗斯的约翰二世(John II of House of Valois,1350—1364年在位)的幼子,在他的治理之下,勃艮第公国的势力日渐扩张,至14和15世纪的时候达到高峰。宫廷历史学家科米亚(Philippe de Commynes,1445—1511)曾经将该公国的繁荣比喻为《圣经》中所说的“应许之地”,当时的欧洲各国均投以羡慕和妒忌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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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艮第的公爵们与欧洲中世纪诸多的贵族诸侯们一样,以贵族和豪门之间联姻的方式达到扩张其政治与外交以及兼并土地等目的。1369年,“大胆的”菲律普迎娶法兰德斯地区势力显赫并且十分富裕的路易·梅尔(Louis of Male,1330—1384)伯爵的女儿玛格丽特(Margaret of Male,1350—1405)为妻子,由此拥有了玛格丽特的领地包括法兰德斯、弗朗什-孔泰(Frenche-Comté)以及当时重要的商业城市安特卫普以及梅赫伦(Mechelen)。1385年,“大胆的”菲律普更安排其长子即后来的“无畏的”约翰(John the Fearless,Jean sans peur,1404—1419)与女儿玛格丽特与当时位于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拥有权势的巴伐利亚贵族联姻。“大胆的”菲律普在他统治的这片新的领地上集中财富,整顿原有的工商业,渐渐地脱离了法国宫廷的控制。在经济上,他要摧毁在加莱的英格兰羊毛贸易中心,迫使英格兰的羊毛直接运输到佛兰德斯的港口,促使佛兰德斯的繁荣发展。为此目的,他在斯吕伊等地修建牢固的防御工事,并禁止当地人民与英格兰地区建立贸易联系。虽然他的本意是想让英国人将羊毛运到佛兰德斯去,但是事与愿违,给自己的人民造成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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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畏的”约翰于1404年继位,他的性格正如其雅号“无畏的”,雄心勃勃,胆大异常。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安抚其在佛兰德斯的臣民。在此以前,勃艮第在低地的首府和宫殿一直设在布鲁日,这是一个瓦隆人的城市而不是佛兰德斯人的城市,具有典型的贵族气派,宫廷语言以及法律语言是法语。“无畏的”约翰将自己的官邸迁到奥登纳德,宣布所有臣民一律使用佛莱芒语。他还宣称要恢复法国与英国之间的和平,恢复佛兰德斯的繁荣。他身上毕竟流着法国王室的血统,并不满足于封建制度下公爵的称号,希望通过种种的谋略,尝试让自己成为法兰西真正的主人。但是在1419年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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