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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西班牙人杀害的埃格蒙特伯爵和霍伦的伯爵菲律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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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格蒙特被处决的事件发生以后，许多著名的贵族因为害怕而逃离了这个国家。由于南方与北方情况的不同，北方有许多贵族在过去的两年中都参加了反抗西班牙王室以及天主教会的斗争，特别在荷兰有更多的贵族，大约有50%以上的人，包括荷兰省议会的11名议员中的6名在1565年的《妥协请愿》上签字，人数远远超过其他任何省份。在乌特勒支、弗里斯兰以及奥默兰都有大量的贵族同情叛乱。在荷兰省，大约四分之一的贵族都倾向于新教而反对天主教。即便在大部分是乡村的上埃瑟尔省（1565年当地没有破坏圣像运动的发生）大部分的贵族也反对讨伐新教徒。这些人面临阿尔巴的反攻倒算，许多人只得选择逃亡。其中一些人在以后的抵抗运动中又回到尼德兰。还有许多贵族的宅邸遭到搜查，他们的信件和文件都被充公。阿尔巴将卫戍部队的指挥部设在处于交通要道布雷达的奥伦治亲王的宅邸，然后将武器弹药以及其他物资用船运到这里，再运送到根特。当时低地国家人民的外逃运动分为两拨：第一拨发生在1567年的春天，倒不是因为当时南方与北方在宗教信仰上的差别，而是因为许多南方人要逃到北方会聚到北方抵抗运动领导人的麾下，拿起武器抵抗西班牙人的压迫；第二拨则在1567年下半年至1568年的冬天，有许多人越过冰雪封冻的斯德尔河逃亡北方。单在恩克赫伊曾一个地方，就有350名逃亡者越过冰雪地带逃往弗里斯兰。当时主要有三条逃亡的路线，第一条是从阿姆斯特丹、弗里斯兰的西部城镇、弗里斯兰和格罗宁根逃往西北部日耳曼地区，特别是北方的港口埃姆登；第二条是布拉班特、荷兰省南部和乌特勒支逃往克里夫斯和莱茵兰；第三条则是从佛兰德斯以及泽兰从海上移民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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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还代表西班牙王室向尼德兰当地人民征税。1569年3月，阿尔巴召集联省议会开会，这是1559年以来以西班牙王室名义第一次召集联省议会开会，主题就是要向各省征收巨额的税款。征税的方式主要有三个途径：第一，向财产的拥有者征收1%的财产税；第二，征收5%的土地税；第三，征收什一税，这是仿效卡斯蒂尔的税制征收的一种税收。这三种税收都激起了尼德兰社会各阶层的极为不满，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巨额的税款不是用来改善本地的行政以及社会管理，而是用来维持西班牙驻扎在当地的军队的军费。如果省议会或者联省议会默许这样的做法，就等于放弃了各自本来拥有的在政府税收上的杠杆作用，向国王的权威投降。如果菲律普二世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就等于说他可以免除宪法上的限制，因为在勃艮第时代以及哈布斯堡的查理五世时代，征税是必须经过省议会讨论和联省议会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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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省议会迫于压力在字面上勉强同意阿尔巴的征税，但是省议会以及市政厅则坚决反对。阿尔巴只得接受省议会提出的一种权宜的征税办法。1571年月31日，阿尔巴下令重新征收什一税，但是引发人民广泛的不满，遭到整个尼德兰地区的抵制。阿尔巴威胁以惩罚手段迫使市政厅的官员以及法官执行他的命令，否则主要官员要处以罚款——如在豪达，市长被罚款1000荷兰盾，每一个法官被罚款500荷兰盾。这种做法只能引发更大的愤怒，在佛兰德斯、布拉班特、荷兰诸省尤其如此。在豪达，当地的民兵组织表示，如果开征什一税，他们就会罢工，不再维持社会秩序。1572年3月，许多地方的民兵单位已经公开与地方政府闹对立。虽然阿尔巴的征税没有直接引发暴乱，但是此举极大地损害了西班牙王室在尼德兰人民心中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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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天主教会的秩序是阿尔巴公爵所作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随着西班牙军队的到来，当地的抵制新的天主教主教任职以及取消对于特兰托大公会议决议宣传的活动就立即停止了。格罗宁根立即任命了新的天主教主教。1569年3月，新的天主教主教也在位于南部林堡的鲁尔蒙德（Roermond）任职。1570年2月，教廷委派了第一任弗里斯兰的主教。1570年10月，最后一位天主教新的主教在代芬特尔任职。从那时起，低地国家开始了反宗教改革运动，又称天主教改革运动，每一个新的主教区都开始印刷出版特兰托大公会议的决议和文件，分发到教区的各个阶层，同时各教堂也召开了参事会，贯彻反宗教改革的各项决议。但是教会的各级组织、地方政府以及教育机构对于反宗教改革运动还是采取抵制的态度。市政厅在大多数情况之下都采取消极的不合作的态度，这就对于其他方面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包括学校也是如此。新的主教们的目标之一是整肃各级学校中的那些他们认为不可靠的校长，特别是拉丁语学校的校长，代之以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控制民办的学校首先就让市政厅的议员们感到不快。即便在阿尔巴公爵直接控制的地区，新主教们要替换一个民办学校的校长也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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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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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三、“沉默者”威廉与抵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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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奥伦治即“沉默者威廉”在历史上被视为荷兰联省共和国的创建者，也是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运动的初期的领导人。他出生于德意志境内风景如画的迪伦堡（Dillenburg），是信仰路德派的奥伦治拿骚伯爵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拿骚的伯爵，最初并非属于富裕的阶级。威廉在一共有17个孩子的家庭中成长，生活舒适平顺而又简单，接受的是传统的贵族教育。他本来的前途就可能是继承家业与房产，与父亲一样一辈子照料它。不过后来有了转折，他的伯父比父亲拥有更多的财富、土地和头衔，伯母的家族也十分显赫，可是在1544年，这对夫妻的儿子成年以后不幸战死沙场，于是他们只得将可观的家业和财产全部留给堂弟拿骚的威廉伯爵，条件是威廉将来必须接受罗马天主教的教育。威廉的父亲答应了这个条件，于是，他就拥有了“富有的老威廉”之称，其家族领有万贯家财以及日耳曼以及尼德兰的部分领地，还有许多家族中人为哈布斯堡王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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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的伯父与查理五世是童年的旧识，皇帝在获悉他的家族的事情以后，表示愿意照顾这位年轻人。于是，威廉就被送进布鲁塞尔的皇宫接受教育。他从此过上宫廷生活，参与国务和外交活动，也有宴饮、骑马竞技以及坐着让艺术家描绘自己的肖像等活动。他也暂时将自己的母语德语放在一边，学习布鲁塞尔皇宫里流行的法语以及荷兰语。查理五世很喜欢这位年轻人，一直将他带在身边。他们两人在个性上也非常相似，都博览群书、善解人意、机智聪明、充满着冒险精神。威廉喜欢与人群和社会交往，深受宫廷中人的喜爱；同时，他也爱好安静的生活，能够远离宫廷，外出狩猎或参加严格的军事训练，由此成为优秀的军人，1551年，他已经是皇家卫队的骑兵，两年后在20岁的时候就被任命为哈布斯堡王朝在低地国家皇家军队的中将。之后，他平步青云，1554年成为奥伦治的亲王；1556年成为拿骚的伯爵，费勒的侯爵以及金羊毛骑士团的骑士。威廉·奥伦治为人沉默寡言、谨言慎行和处变不惊，故有“沉默者”之称。查理五世从这个孩子幼年的时候就开始栽培他，还有其深刻的用意。随着他对于威廉的感情的日渐加深以及对于后者身上优点的了解，他似乎已经将这个男孩视为自己的亲生子，刻意将他培养为哈布斯堡未来在荷兰诸省的代理统治者。查理五世对于低地国家的计划包括要强化它们原先的中世纪的特色，增加这个地区历史上向来比较弱小的贵族的力量，培养出一批亲西班牙的荷兰的新贵族，由宫廷赋予他们权力以及声望，进而听命于哈布斯堡的皇帝。查理五世希望这项计划由儿子菲律普二世以及年轻的奥伦治亲王合作加以实现。在此过程中，查理五世还刻意地劝说威廉放弃他父母皈依的路德宗，改信了天主教。在1555年查理退位时，才22岁风华正茂的威廉已经被皇帝提升为联省议会的主要议员以及荷兰省、泽兰省和乌特勒支的执政官。1561年至1567年成为弗朗士-孔泰的总督，是尼德兰诸省中最有势力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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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者”威廉肖像，由Adrian Thomasz Key于1579年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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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众多的尼德兰社会各界人士的眼中，威廉是哈布斯堡王室信任的重臣，他也尽心尽力地为王室办事。在国王的指使之下，他与英国商讨借贷事宜，说服英国向哈布斯堡提供贷款。他也尽力让各界人士理解，尼德兰的前途，有赖于与西班牙的合作而非对抗。不过，他与西班牙王室的关系终于在1559年的时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上文所述，这年4月，菲律普二世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签署了《卡多·康布雷条约》。6月，威廉率领代表团抵达巴黎，他发现这座城市已经精心布置，准备举行停战的庆典，有各种舞会和宴会。亨利二世对年轻文雅的威廉颇具好感，他邀请威廉去香特黎森林狩猎。在茂密的森林里的橡树下，亨利二世向他表示，法国与西班牙这两个天主教的大国理应停战，否则欧洲的天主教会的势力即将土崩瓦解。亨利二世以为威廉是知道菲律普二世的计划的，所以在谈话中滔滔不绝地全盘透露了西班牙国王企图使用一切手段包括酷刑以及大规模的斩首以全面打击尼德兰的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派的计划。这使得威廉内心感到十分震惊，他开始相信菲律普二世坚决镇压尼德兰诸省新教势力的意志。不过，当时他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这也是使得他后来赢得“沉默者”的名声的原因之一）。7月，菲律普二世在签署《卡多·康布雷条约》以后准备离开低地国家，这时他知道在尼德兰贵族所提出的让西班牙士兵撤离当地的提案中，威廉也是署名者之一。这让他感到震惊和愤怒。在此事发生以后几天，在弗利幸恩（Vlissingen）的港口，众多的尼德兰贵族聚集于此地为国王送行，其中也有刚刚从法国回来的威廉。菲律普二世告诉他，他非常清楚不是有更高层的指使，尼德兰诸省的贵族是不敢有胆子以拒绝缴纳赋税为条件向他提出撤兵的要求的。他所指的那个更加高层的人士就是威廉。此时的威廉虽然知道国王想要在将来镇压尼德兰新教的心思，但并不决意要与西班牙决裂，故极力撇清，表示那只是联省议会的决定。菲律普二世面对这位从小就认识、父亲似乎相当偏爱，年纪比他更轻的男子怒吼：“不是尼德兰诸省，而是你，你，你！”他说完以后就立即从港口登船，从此再也没有踏足尼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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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的个性以及独特的地位在尼德兰反抗西班牙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像菲律普二世的敌人评价他为“暴君”一样，威廉的敌人也认为威廉的城府很深，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及贵族利益，可以随时改变其宗教的信仰。“沉默者”这个称号，来自他平时沉默寡言、谨言慎行的个性色彩；同时也说明他处变不惊或者说高深莫测、不动声色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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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信仰上，威廉出身于信奉路德宗的日耳曼贵族家庭，后来受到查理五世的器重和鼓励，改宗为天主教徒。1572年，在荷兰与西班牙战事激烈的时候，他希望得到加尔文派的支持，再改宗为加尔文派的信徒。他认为在宗教信仰上人类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事实上，在尼德兰地区，贵族们在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并非人民选择天主教或是新教的信仰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当面对教派的分裂时，当权者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当菲律普二世毅然决然地推行维护天主教为唯一合法信仰并镇压“异端”的新教的时候，很多贵族认为，这样的宗教措施不适合尼德兰地区。他们对新教抱着同情的态度，对人民或者自身拥有何种宗教信仰持比较自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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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的几次婚姻也颇受争议。他的第一任太太是富有的埃格蒙特家族的安娜（Anna van Egmont，m.1551—d.1558），他们生育了三个孩子。安娜于1558年去世以后，他与撒克逊选帝侯的女儿安娜（Anna of Saxony，m.1561—d.1571）结婚，共育有五个孩子，其中的三个孩子活到了成年。撒克逊家族信奉新教的路德宗，安娜是当时日耳曼最富有的女贵族继承人，而且该家族还与查理五世有世仇关系，威廉完全漠视了这一点。当时的总督格兰维尔枢机主教对于这门亲事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公开化了。格兰维尔总督兼枢机主教不仅看到以威廉为代表的尼德兰上层贵族在追求财富、权力以及声望时所表现出来的野心，而且更加担心由于这些上层贵族在皈依新教以后对于一般民众的引领作用，从而导致新教在尼德兰地区不可遏制的发展。威廉的第二次婚姻也更加加深了西班牙国王菲律普二世对于威廉的怀疑。在1566年正式放弃天主教信仰以前，威廉在给菲律普二世的信件中一再表达对于罗马天主教会的忠诚。威廉的第三任妻子是夏绿蒂（Charlotte of Bourbon，m.1575—d.1582），他们育有多名女儿。在夏绿蒂去世以后，很可能是他想赢得法国的新教徒的支持，他又与法国新教的领袖科里尼将军（G. de Coligny）的女儿路易丝（Louise de Colign，m. 1583—d.1584）结婚。16世纪60年代以后，尼德兰北方的许多贵族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倾向和同情新教的情绪，威廉对他们甚表支持。在他统治的驻地布雷达，即便他不积极提倡新教，也极力庇护新教不受西班牙和天主教会当局的迫害。威廉在宗教观上认为在信仰的问题上应该让人民拥有自己的意识和良知，他反对国王和亲王们对人民的宗教信仰加以控制。有些历史学家还认为他的思想明显地受到了伊拉斯谟的影响。他个人政治上基本的目标也是坚定不移的，他就是要在尼德兰新教急剧发展而菲律普二世极为热忱地持守天主教信仰的矛盾冲突中，在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尼德兰地区扮演一种宗教妥协的仲裁者和调停者的角色，从而在政治上受益。1566年9月，在玛格丽特尚未授权的情况之下，威廉在安特卫普准许当地的加尔文派教徒举行礼拜仪式。不久，南方的其他城市也相继出现这类情况。12月，他本人抵达安特卫普，在当地鼓吹宗教的包容，同时也极力拖延战争。他写信告诉玛格丽特“当地的市民对于行政官员的成见以及敌意很深，而且为时已久，有朝一日可能出现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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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最后走向反叛的道路，有一个过程。开始时，他声称并不反对国王本人，他承认菲律普的统治是合法正当的。他说他反对的是西班牙人邪恶的政策、特别是阿尔巴公爵的暴政。这种表达，无论是出于真心或者是策略，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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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的角度考虑，当时他并没有完全倒向加尔文派，他不想与菲律普二世彻底决裂，当然也不想让日耳曼的信奉路德宗的贵族支持者失望。最初，他没有突出他所领导的抵抗运动在宗教上的特性，他只是强调必须拯救尼德兰人民脱离暴政，回到他们“以前所享受的自由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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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在内心挣扎许多年以后，特别在阿尔巴的暴政表露无遗以后，终于选择了反抗。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他的反抗心思的确立——那就是当他听到阿尔巴的军队即将抵达布鲁塞尔的时候，他约埃格蒙特伯爵在佛兰德斯的登德尔蒙特村（Dendermonde）中的一间小屋里见面，他劝说这位伯爵逃跑，但是被后者拒绝。威廉说：“兄弟，如果你拿起武器，我会加入你的行列；否则，我必须离开你，离开这个国家。你忘了阿尔巴公爵以前曾经对查理五世说‘死人无法作战’吗？我不会等待他们的正义或是仰赖他们的善意。”从那时起，反抗者已经在他的周围聚集。当时，在阿尔巴的军队抵达尼德兰以后，至少有6万名加尔文派的信徒逃出低地国家。他们流亡到日耳曼的北方、法国以及英格兰南部的沿海地区。他们翘首以待，期盼一位领袖与豪杰的出现。在威廉最初组建的军队当中，有不少这样的从戎者。在他的周围还聚集了不少流亡的反西班牙的尼德兰贵族，包括以前布雷达的一些户主。威廉还得到日耳曼境内信奉新教的巴拉丁的选帝侯金钱上的资助，能够筹集相当数量的经费。他还逐个地与别的日耳曼的亲王、欧洲国家的统治者谈判，希望得到他们道义的以及物质上的帮助。他自己也是一名信奉新教的日耳曼亲王。在他的周围有一批非常懂得宣传以及鼓舞人心的人才，其中包括后来在他麾下的富有才干的秘书菲律普斯·马尼克斯（Philips Marnix，Lord of St. Aldegonde，1540—1598），这是一位出生于布鲁塞尔的作家和诗人，早年在日内瓦学校加尔文的神学，1560年回到尼德兰，投身于当地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后一度又去了巴拉丁选帝侯那里，再回来投奔威廉。从拿骚和迪伦堡，威廉向人民发出呼吁，历数西班牙人的残暴不仁，特别是生动地描绘了阿尔巴公爵的暴戾，呼吁尼德兰的人民拿起武器、拯救国家，使得人民从“难以忍受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威廉还派遣他的私人代表前往尼德兰各个城镇，与市政厅的议员们交换意见，鼓励他们举旗反叛。他还设法组织海军，提供捕押许可证给各种不同类型的，有些甚至是具有海盗性质的各国船只。这些船只停泊在英格兰的一些港口，船长们都宣誓效忠威廉。也就是在阿尔巴来到的这段黑暗的岁月，威廉逐渐地成为那些在心底反抗西班牙人统治的尼德兰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希望。他骑着高头大马，穿梭于各个城市之间，他的形象轮廓分明、挺拔稳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许多城市的人民出来夹道欢迎他。1568年“沉默者”威廉在联省议会上演说时提到：“对于所有爱好自由的人民来说，你们是美德的范例。你们是打击对联省不义、施行恐怖统治的暴君之人。你们将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示范，为了保护自由的思想和权力，你们将提供给后代基于正义与合法的基础上的不可改变的自由与价值。只服从合法与正义的亲王，如此，你依照良心，参与付出道义上的责任。你们代表全体人民，全体人民的自由与福祉委托于你们。”威廉谈到他组织“荷兰的反叛”的原因时说：“当我被告知阿尔巴公爵欲图谋害在尼德兰与法国等地的新教徒的时候，我悲悯这些受迫害的新教徒。他们（西班牙人）正计划引进比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更加冷酷的异端裁判所，当我看到这种机构摧残贵族和人民的时候，我却只能看着他们一步步走上火刑柱，所以我决定将西班牙的恶徒撵出尼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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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准备策动起义的人士非常注重宣传。大约就在1568年的时候或以后不久，有无名氏创作了《威廉姆斯》（Het Wilhelimus or Wilhelmus ，又被译为《威廉颂》）的诗歌（也有人说诗歌的作者是威廉的谋士菲律普斯·马尼克斯），颂扬奥伦治亲王“沉默者”威廉的虔敬精神以及英雄主义，鼓舞那些担惊受怕、士气低落的人民，允许他们英勇的威廉即将回来领导他们起义，推翻西班牙人的统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威廉姆斯》真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歌。歌词有15节，在15节当中，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母组成了Willem van Nassov。当时的V和U可以互通，歌词是以奥伦治家族的威廉·拿骚为第一人称的形式写成的，歌词就如同他本人在叙述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人战争的悲壮事迹。因为全曲共有15节，需要15分钟才能演奏完毕，故一般场合只演唱其中的第一节和第六节。这首民谣第一次在荷兰广为流行是在1572年以后，它成为“乞丐”们的战歌，出现了瓦隆语、德语、法语以及意地绪语（Yiddish，犹太人通用的语言）等各种不同的版本。到17至18世纪的时候，成为奥伦治家族的赞美诗，19世纪的时候才成为荷兰的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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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西班牙人的战争开始进行的时候，威廉的军队并不顺利。效忠阿尔巴的法国军队协助西班牙人，击败了荷兰与法国新教胡格诺派的联军。威廉带领着信奉新教的日耳曼雇佣军进入南方的瓦隆地区，但是当地的市民不仅不支持他，还认为他是敌人。威廉运用宗教的和政治的手段，请求同情反叛者的外国统治阶级的支持。他特别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请求援助。他通过使者向女王透露西班牙人有意支持英国的信奉天主教的贵族推翻她的统治——这种情况并非空穴来风，因为阿尔巴根据菲律普二世的旨意与英国的天主教徒联络，企图以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1542—1587）取代伊丽莎白一世。伊丽莎白开始的时候允许规模逐渐扩大的亲荷兰的海盗船只停靠在英格兰的沿海地区，他们宣誓效忠威廉，后来被称为“海上乞丐”。但是伊丽莎白最后没有选择与西班牙立即对抗，没有协助“海上乞丐”入侵荷兰的军事行动，反而强迫他们离开英格兰的港口。1572年4月1日，600名“海上乞丐”在一名出身于里尔的贵族卢梅（Lumey de la Marck）的率领之下，他们穿越英吉利海峡，轻而易举地意外攻下了荷兰省的港口城市布里尔。此次攻击行动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因为先前的战事都是发生在尼德兰南方的，这次战斗则发生在北方，距离阿姆斯特丹只有60英里。布里尔不是一个重要的地方，但是“海上乞丐”通过此次成功的袭击，发现阿尔巴在西北沿海地区的防务并非坚不可摧，于是掀起了更大的袭击的浪潮，五天以后，他们攻下了须德海口的具有战略地位的弗里辛恩，阿尔巴公爵在此地修筑要塞以吓唬当地居民，以便更好地防卫尼德兰北方。当“海上乞丐”进攻此地的时候，当地的居民起而响应，他们推翻了当地的镇政府，并以奥伦治亲王威廉以及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发布告示禁止破坏教堂，否则处以死刑。另有800名“海上乞丐”分乘8艘船从布里尔赶来增援。这里还有海军的船坞，起义者控制了河口。4月下旬，费勒等地也发生反抗西班牙人的起义，渔民们控制了这个地方。泽兰省到处充满着反西班牙的情绪，当地的海员拒绝为国王的船只服务和提供给养，极大地阻碍了西班牙军队的行动。在米德尔堡，双方军队进入胶着状态，最后西班牙军队在增援下终于守住了这座城市。在主要的渔港城市恩克赫伊曾，5月1日当地民兵选择站在反叛者一边，他们占领了这座城市。6月2日，“海上乞丐”的领袖奉威廉之命在这里建立了指挥部，任命迪德里克·索诺（Diederick Sonoy）为指挥官，这里成为反叛者在北方的行动中心。在霍伦，支持西班牙人的贵族与商人阶级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大部分的市政厅成员都逃跑了，从日耳曼境内的埃姆登来的新教徒控制了这座城市。在哈勒姆，直到7月，仍然有一些亲西班牙人的贵族留在当地。当时，北方许多城市的市政厅议员都与威廉的使者保持接触，他们承认威廉的权威，拒绝西班牙人的权威。哈勒姆的市政厅议员尤其如此，他们在思想感情上非常同情威廉和“海上乞丐”，支持国王和天主教会的只是极少数。他们把城门打开迎接威廉的使者，全体议员心里都明白，如果阿尔巴公爵重新占领这座城市，他们都将难逃一死。两星期以后，哈勒姆市当局允许在城内的教堂举行公开的改革宗礼拜。在反叛者攻下哈勒姆以后，北方大城市除了阿姆斯特丹和代尔夫特以外，都在改革派的手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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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也带来了一些骚乱。当时“海上乞丐”打着拥护威廉的旗帜进行攻击，但是并不完全受威廉的控制，他们攻击一座又一座城市，激发了人民反抗阿尔巴统治的热忱以及加尔文派激进者的新一波的破坏偶像的行动，伴随着攻击天主教神父以及修女的暴力，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抢劫行为，尽管这些事情都是威廉极其反对并再三重申必须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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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奥伦治亲王威廉以及联省议会还是在表面上保持所谓的“合法性”以及“宪法本质”，他们没有打出公开反对西班牙国王的旗号。威廉声称他仍然是“国王在荷兰省、泽兰省以及乌特勒支的总督和执政官”，他“并没有被这个国家的习俗和特权所要求的方式解除职务”。更有甚者，联省议会不仅承认奥伦治亲王威廉是这三个省的执政官，他们还承认他“在国王陛下不在的情况下”是“整个尼德兰的保护者”，完全否定阿尔巴公爵的任命和权威。联省议会进一步授予威廉任命各省军事总督的权威。任命卢梅为南方军队的指挥官，索诺为北方军队的指挥官。6月，“海上乞丐”占领了奥德瓦特和豪达；在莱顿，市政厅的大部分议员倾向西班牙王室，但是民众以及民兵组织的长官和成员都倾向反叛者，民兵拒绝镇压群众的起义。最后，起义成功，“海上乞丐”在十天以后进入城市，但是不久城市里面发生骚乱，许多天主教会的教堂被劫掠、圣像被摧毁。威廉试图制止这些骚乱，但是没有成功。接着便是多德雷赫特，这座城市的上层阶级是极端保皇的，但是底层人民以及民兵组织则是同情起义者，两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荷兰省的军队围攻代尔夫特的战役具有战略的意义，城市里的效忠西班牙王室的军队准备积极抵抗，他们关闭了客栈，将大炮置于市政厅的围墙之上。但是，城内的人民中到处弥漫着反西班牙以及天主教会的情绪，最后城市被起义军攻占，市长逃跑。城市内的教堂和修道院遭到洗劫。8月，反叛还蔓延到弗里斯兰等地。总体说来，在尼德兰“反叛”的初期，荷兰省以及弗里斯兰省的民众中酝酿着反抗西班牙王室的激烈的情绪；尼德兰的南方则不是如此。尽管威廉缺乏经费的支援，日耳曼的信奉路德宗的亲王以及牧师由于他与加尔文派的密切关系也不喜欢他，但他还是赢得了布拉班特以及佛兰德斯诸多城市的支持。在此危难时刻，从1570年代开始，威廉为了扩大兵员，还将原先在城市中的“民兵”团体转变成军事战争的组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兵不是军队，不需要像正规军一样发放军饷。原来的民兵组织是由比较富裕的市民组成的，现在则对所有年龄在18岁至20岁的有条件购买武器的市民开放，他们承担起保卫城市以及维持公共秩序的任务。1578年，在荷兰省的阿姆斯特丹以及其他的城市，原有的民兵组织都进行了类似的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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