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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情形之下，菲律普二世针对尼德兰做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第一，他下令由3000名士兵长期固定驻守尼德兰地区。这支部队本来是准备与法国作战时进入尼德兰的，属于防御战略的一部分。现在国王要求这支部队驻扎在当地以防出现不测的情况。第二，他取得了罗马教宗庇护五世（Pius V，1556—1572年在位）的同意，在新教思想已经蔓延开来的尼德兰新设立了11个天主教会的主教区，并且准备将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引入尼德兰。他希望通过这些举动能够整顿尼德兰地方教会，去除新教思想的影响。在他看来，许多尼德兰地方上的修道院院长甚至主教们都可能感染了“异端”思想，他要委任罗马教廷或者是他本人信任的高级神职人员担任这些地区的宗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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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9年4月3日，菲律普二世在为解决西班牙与法国之间为争夺意大利的战争中产生的利益问题，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Henry II，1547—1559年在位）签署了《卡多-康布雷斯条约》（Treaty of Cateau-Cambresis ），西班牙与法国的战事告一段落。这一年7月，菲律普二世出席在根特的尼德兰诸省的代表会议，宣布他将离开低地国家，将宫廷迁移到西班牙，并让士兵驻守尼德兰诸省，执行对当地的“保护”。尼德兰诸省的代表，在休会的时候拟定了一份应答书，他们告知国王，除非西班牙国王撤回军队，否则他们将暂停缴纳9年的税款。菲律普此时异常愤怒，但是他也面临严重的困难。因为就在最近，西班牙的海军在远征的黎波里的战役中受到土耳其舰队的袭击，有数十艘战舰沉没，1万名士兵投降，经费严重短缺。所以，对于他所看来的尼德兰人的要挟只得妥协。不久以后，西班牙的士兵就离开了尼德兰。菲律普这一年离开尼德兰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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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菲律普二世对于尼德兰只心存恶感。他不断重用西班牙人出任尼德兰的总督或者顾问，一切事务都要听从马德里的指挥。在查理五世时期作为尼德兰首府的布鲁塞尔，此时已经不再是中心了。菲律普二世在离开尼德兰回国时，先是安排自己的异母妹妹“帕尔玛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Parma，1522—1586）担任总督，她是菲律普二世的父亲查理五世与尼德兰的佛兰德斯一名地毯商人的女儿私通以后生下的女儿。查理五世勇于承担，承认她是自己的后代，让她在宫中长大成人。18岁的时候，她嫁给另一名血统也不纯正的王室成员帕尔玛公爵，这位公爵是罗马教宗保禄三世（Paul III，1534—1549年在位）的私生子的儿子，也就是教宗的孙子。玛格丽特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她的才干和能力显然不足以应对当时尼德兰风雨欲来的那种错综复杂的局面。菲律普二世让她监国，实际上只是名义的，具体事务仍然由他自己决定。不久以后，菲律普二世又任命格兰维尔枢机主教（Antoine Perrenot de Granvelle，1517—1586）来到尼德兰，要求联省议会让这位枢机主教监国。格兰维尔为勃艮第著名的高级教士以及政治家，也是当时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他出生于当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城市奥尔南，该城市周围地区也是帝国的领地弗朗什孔泰（Frenche-Comté），他的父亲是查理五世时代帝国议会的议长，位高权重，是查理五世在日耳曼的亲信，对于尼德兰地区也拥有影响。格兰维尔早年在帕杜瓦大学学习法律，后来又到鲁汶大学学习神学。1540年在晋升神父以后立即被罗马教宗任命为阿拉斯的主教，当时他才23岁。他一直是帝国议会的列席代表，也作为查理五世的代表出席过特兰托大公会议的开幕式。他随同查理五世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以及与撒克逊的战争，也帮助菲律普二世处理政治以及外交事务。菲律普二世将他派遣到尼德兰就是要让他成为该地区诸多教区的总管。在此之前，尼德兰的宗教事务是由阿夫利赫姆修道院（Affligem Abbey）的院长统辖的。该修道院位于布鲁塞尔西北19公里的地方，最初创建于1062年，由本笃会管理，是布拉班特公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修道院。菲律普二世的这个决定，自然引起了尼德兰地区高级教士的不满。在尼德兰当地的许多倾向新教的神职人员以及贵族看来，菲律普二世在北方设立的新的教区以及格兰维尔的任命不仅具有宗教压迫的含义，也是政治压迫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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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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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二、北方的“反叛”以及阿尔巴公爵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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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6年是尼德兰历史上非常特别的一年，有历史学家认为就在这一年荷兰人民举起了反抗西班牙人统治的旗帜，标志着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的开始。这一年的4月5日，有200多名来自低地国家的不同地区的贵族，在韩德里克·凡·布雷德罗（Hendrik van Brederrode，1531—1568）的率领之下，骑着马来到布鲁塞尔宫殿面见玛格丽特公爵夫人，向这位女摄政总督提交了“妥协请愿”（Petition of Compromise），该请愿书有400名贵族签名，它强烈地谴责了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并且要求解散这个机构，这份请愿书有荷兰文、法文以及德文的版本。他们请愿的重点在于废止宗教裁判所这个被所有低地国家人民厌恶的机构，既没有反对国王和哈布斯堡王室，也没有反对天主教会。在请愿者看来，宗教裁判所这个机构不仅是邪恶的，而且对于尼德兰社会和法律具有颠覆性，也与这个地区人民的权力与福祉有冲突。他们声称宗教裁判所“消除了所有自古以来的特权、选举权以及豁免权，使得这个国家的市民以及居民困苦不堪、永世为奴”。他们请愿的方式也非常特别，挑选的日子是圣枝主日前的星期五，似乎象征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圣城，既是和平的宣示，也可能含有殉道的意义；同时，耶稣是上帝之子，是否也预示荷兰人自视为上帝之子？他们表现出非常的谦逊，似乎符合西班牙国王“良善与忠诚的仆人”的身份，但是在宣读完请愿书以后又全体奇怪地做了一个优雅的半转身的动作，似乎又是一种强烈的警告，“预示可能爆发一场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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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的幕僚讥讽这些荷兰贵族的逢迎与献媚，称呼他们为一群“乞丐”。但是玛格丽特本人面对这批人站在她面前的壮观场面则感到困惑、犹疑以及惧怕。她以国王菲律普二世的名义答应了暂时停止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和宗教裁判官的宣判活动，直到联省议会的代表团到马德里向国王正式请愿得到答复以后为止。当天晚上，这些贵族举行了宴会，他们套上了教会的修道士们穿的无袖罩袍，背着乞丐们使用的麻布袋，捧着质地粗糙的木碗，打扮成乞丐的模样，同与会者饮酒庆祝宗教裁判所停止活动，还向“乞丐”这个名称致以最高的敬意。根据历史学家凡·尼洛普（Van Nierop）的解释，这是一种以类似嘉年华的形式表达出的反抗讯息，因为颠倒与反转正是嘉年华的本质。后来，果然西班牙的统治者称尼德兰的“反叛者”为“乞丐”，尼德兰的革命者也顺势接纳了这个名称，并以托钵僧的麻布旅行口袋作为自己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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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丐”这个名称与他们穿戴的标记，迅速地传播到尼德兰各地，甚至有时连妇女们也佩戴小木碗图案作为装饰。一些具有反抗思想的贵族们也舍弃了象征高贵身份的华丽的金、银、红、紫等色彩，选择穿上乞丐和修士们穿的灰色和棕色的衣服。其实这种行为本身就有相当强烈的颠覆意味。参加请愿的“乞丐们”还以一种凯旋的方式从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城镇，征集布拉班特以及佛兰德斯贵族们的签名，许多贵族都愿意签名，荷兰省的贵族表现得特别积极。在哈勒姆、阿姆斯特丹以及其他一些城镇还出现了支持“乞丐们”的公开的游行示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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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乞丐们”去布鲁塞尔请愿的时候，在佛兰德斯西部，加尔文派的群众举行了大型露天布道活动。这个运动的发展也十分迅速，6月，在安特卫普、布雷达以及斯海尔托亨博斯都出现了加尔文派的露天布道活动，有时几百人，有时上千人。到了7月和8月，在哈勒姆、阿姆斯特丹、恩克赫伊曾都出现了这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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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的8月10日，南部尼德兰地区终于爆发了规模巨大的群众性的破坏圣像运动。那一天，许多长期被压迫的激进的新教徒，在聆听完一天的布道以后，情绪亢奋而狂热，他们从法国与比利时交界处的小镇史汀福尔德（Seenvoorde）开始，发起“圣像破坏运动”，他们闯进当地的圣劳伦斯修道院，捣毁圣徒的雕像、毁坏并焚烧祭坛、绘画和壁画。此次“圣像破坏运动”是基督教会历史上继拜占庭帝国的“圣像破坏运动”以后的第二次相同类型的运动。在尼德兰地区的此次运动又被历史学家称为“圣像破坏的怒吼”（iconoclastic fury）。它虽然具有非常鲜明的宗教和文化特征，但在它的背后也自然有深刻的政治以及经济的原因。这一年4月，荷兰的贵族向玛格丽特请愿以后西班牙当局表现出来的犹疑不决以及惧怕的心理，无疑给社会上聚集起来的反天主教以及西班牙的政治力量（其中大部分为具有新教思想的各界人士）以某种鼓舞；同时，16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尼德兰北方在波罗的海的战事以及推迟从英国进口布匹造成某种程度的经济危机，这种情况使失业以及食品价格上涨，造成底层人民的不满。因此，在后来日益发展的“圣像破坏运动”中有人攻击政府机构特别是市政厅，还有人抢劫商店或者食品店。当然，在此次运动中群众最主要的攻击对象还是天主教会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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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狂热的运动从今天的法国与比利时交界处的小城一直蔓延至大城市安特卫普，在8月20日至21日，安特卫普有42座教堂遭到洗劫，无数的圣像、绘画等宗教艺术品和法器都被扔到街上砸碎，到了晚上，人们点燃火把继续打砸抢，整个城市一片狼藉。包括主教座堂在内的内部装饰如画有圣像的彩色玻璃、十字架、基督受难像、管风琴等被破坏殆尽。在这些新教徒的心中，所有这些外在的物品都象征着罗马教宗的权力。两天以后，暴乱从安特卫普蔓延至西南部的米德尔堡、法拉盛，人们抢劫了米尔德堡当地的修道院教堂以及许多乡村教堂。同一天，暴乱还蔓延到南部城市布雷达，又过一天，一群年轻人袭击了阿姆斯特丹的一些重要的教堂。北方各地在破坏圣像运动开始的时候与南方一样混乱与无序，但是到了8月下旬，运动就变得更系统和组织化了，一些具有新教思想的贵族以及城市的主要市民参加了进来。在斯海尔托亨博斯，人们在破坏了圣像以后围在城市主教座堂的周围唱起了赞美诗。在乌特勒支，人们在当地新教的贵族率领下将教堂里的大量的法器、艺术品以及祭披堆在街道上焚烧，还有方济各会修道院的整座图书馆的书籍都被付之一炬。9月，起自南方的暴动继续向北方蔓延。9月25日，在莱顿以及海牙，市民在武装的贵族的保护之下焚毁圣像。在布里尔及其周围的乡间，民众在一些贵族的鼓动之下系统地洗劫了许多教堂。同月，在另一北方城市吕瓦登，市政厅在民兵组织的压力之下将教区教堂里的圣像撤出，让新教徒进去进行自己的崇拜。在城市里的大部分天主教神父不是选择逃亡就是留下与新教徒一起进行崇拜。又过了一个月，弗里斯兰整个地区都建立了新教的团体组织。在这场圣像破坏运动中约有400多座教堂遭到劫掠，无数圣像和圣物以及宗教艺术品遭到破坏，许多天主教的神父和修女遭到虐待，导致整个尼德兰社会的严重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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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6年圣像破坏运动》，Dirk van Delen绘制于16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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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尼德兰全境中主要的人口仍然是天主教徒，新教徒只是散居于全国各地的少数人团体，北方各省中新教徒的人口更少。在天主教势力较大的地方，城镇的政府动员军队以及民兵的力量保卫教堂或者镇压暴动的民众。在一些地方如瓦隆的城镇里尔、列日、那慕尔以及杜埃（Douai），天主教徒激烈地抵抗新教徒。在里尔，天主教徒表现得比新教徒更加暴烈。在一些地方，新教徒根本无法建立自己的团体，天主教徒更是冲进新教徒的家里洗劫他们的财产，强迫新教徒重新为他们的孩子受洗。在安特卫普，天主教徒的反应比较软弱；但是在布拉班特其他的城镇，天主教徒的反应就比较激烈，有一些天主教贵族武装起来保卫教堂。8月下旬，在荷兰与德意志交界处马斯河畔的奈梅亨，新教徒一度占领了城市，但是天主教的民兵不久就夺回了城市。在阿姆斯特丹，当时起来的民众分为两派，比较底层的民众是激烈的圣像破坏者，但是新教的主体市民后来是在一个由加尔文派的监督会议领导之下的，他们不赞成使用暴力的手段。另外，阿姆斯特丹的地方秩序是由民兵或民团组织维持的，他们不愿意使用武力对付圣像破坏者。在代尔夫特，市政厅试图阻止新教徒举行崇拜，地方民兵不但不服从市政厅的命令，而且将天主教方济各会的小修道院交给了加尔文派管理。在哈勒姆，地方民兵告诉市政厅的议员他们既不会反对圣像破坏者也不会镇压他们的聚会崇拜。在当时的情形之下，许多地方的市政厅在民兵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允许新教徒在城墙内举行他们的崇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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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7年8月，菲律普二世派遣阿尔巴公爵（Don Fernando Alvarez de Toledo，the third duke of Alva，1507—1582）率领10000名由西班牙以及那不勒斯士兵组成的军队和一部分日耳曼的雇佣军来到尼德兰镇压当地的骚乱。许多地方的反抗活动一时停止下来，或者转入地下。但是阿尔巴公爵以及西班牙国王菲律普二世绝不满足于此。当时菲律普二世觉得，西班牙帝国在地中海已经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帝国的财源枯竭，前景堪忧，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陆地以及海上的战争将继续进行下去，所以在低地国家维持一支强大的部队也是非常必要的，王室需要当地的秩序稳定下来，才能保证这片肥沃之地的财政税收不出问题。从天主教信仰的角度考虑，保持这一地区天主教会的稳定也至关重要，唯其如此，西班牙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罗马天主教会的柱石，这也与帝国的经济利益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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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公爵原名堂·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雷多，是西班牙的主要贵族，他出生于阿维拉省，父亲也是一名公爵。在他还是3岁的时候，父亲领兵远征非洲时阵亡。阿尔巴6岁的时候就由祖母养育，完全接受的是卡斯蒂尔贵族的宫廷教育，在公爵府邸长大。他幼年的天主教宗教教育是由两位意大利的教士担任的，一位是西西里的本笃会士贝尔纳多·真蒂莱（Bernardo Gentile），另一位是塞内罗·马里尼（Severo Marini）；他的文化知识课程是由西班牙文艺复兴时代的诗人与作家胡安·博斯坎·阿尔莫达尔（Juan Boscán Almogávar，1490—1542）教授的。他具有虔诚的天主教信仰，以道德上的严肃著称。他身材高大，外表英俊，面容有棱角，有人说他外表和个性上是兼具人文主义者的世界主义精神以及顽固不化的排外主义的奇怪的综合体。他在年龄上比菲律普二世大20岁。菲律普二世在小时候就已经研究过父王查理五世以及阿尔巴公爵指挥的一些战役。他们两人在天主教信仰上的保守立场也是如出一辙，阿尔巴比国王更加聪明，不过眼光也更加狭隘。他在17岁时已经参军，1532年被查理五世调往维也纳参加抵抗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发动的围城战役，1535年又参加西班牙军队攻占突尼斯的著名战役。由于深得朝廷的信任，他被任命为哈布斯堡王室在米兰的公爵（1555—1556）、驻那不勒斯的总督（1556—1558）。阿尔巴极端忠诚于查理五世，在查理五世去世以后在军事上极力辅佐年轻的菲律普二世。他在军事行动上以冷酷无情闻名遐迩。别人认为不必要的事情，在他看来就是必须之恶。比方说，在某一次与法国军队的作战行动中，他提出只要对方投降就可以保住性命。但是法军不予理会，继续作战，只是后来因为战局不利还是选择了投降。阿尔巴公爵将投降的法国士兵一一吊死，理由是如果不那么做，他原先的提议就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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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阿尔巴公爵冷酷的名声，他的军队还没有抵达尼德兰的时候，当地的抵抗活动已经沉寂下来。阿尔巴的10000名精锐部队开进尼德兰的时候，他很会营造恐怖的气氛。西班牙的大军如长蛇一样地移动，分成三支小队，先头的部队先抵达一处营地，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然后继续前进；中间的小队隔天出现在同一地点，提高吓人的气势；最后的大部队则带着大批的旗帜以及作战的武器弹药和粮草，再隔天抵达，给人以源源不绝的印象。他的部队配备有滑膛枪，这是新式的军事发明，曾经使得法国人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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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菲律普二世的意愿，玛格丽特应该继续担任摄政，而阿尔巴公爵则全面执掌低地国家的军事事务。但是阿尔巴在抵达布鲁塞尔以后，以不可一世的气势扩大他的权威，这就使得玛格丽特只能选择退位。9月，她就离开尼德兰去了意大利。从那时起，阿尔巴公爵就成为西班牙驻扎在尼德兰的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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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8年1月，西班牙军队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奥伦治威廉亲王最初仓促组织起来抵抗西班牙人的临时部队。阿尔巴率领的军队在挺进中攻陷了一座又一座城市，从1572年至1573年，西班牙人向哈勒姆、聚特芬、梅赫伦以及莱顿等大城市发起攻击。当一座城市被攻陷或者投降以后，他就指挥士兵任意劫掠，以惩罚市民。他在聚特芬心满意足地给国王写信：“我的士兵割开他们见到的每一个人的喉咙。”不久，他的部队沿着布满风车的围垦的沿海地区向荷兰省前进，这里几乎都是由信奉新教的市民占领的城市，唯有阿姆斯特丹是在亲西班牙的人士以及天主教会控制下的。在进抵阿姆斯特丹之前，西班牙军队在阿尔巴公爵的儿子堂·法德里克（Don Fadrique）指挥下攻击东南方14英里处的小城纳尔登（Naarden），那时已经是12月的冬天，市政厅成员看到声势浩大的敌军展出攻城的武器时，决定投降。西班牙军队进城以后，杀死全体市民并放火焚烧全城。几天以后，西班牙军队占领了阿姆斯特丹，受到当地天主教会的欢迎。军队进入各大修道院，这些宗教建筑成为士兵的庇护所和马匹的收容所，由于大批军队的到达，城市中的食物短缺。西班牙的军人在屠杀了信奉新教的平民以后虔诚地跪在教堂里举行弥撒。西班牙军队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哈勒姆，阿尔巴在攻击该市的时候组织了3万重兵，围城的行动持续了整个寒冬。城内饥馑流行，城外西班牙士兵也死伤惨重。堂·法德里克给父亲写信，希望能够撤军。阿尔巴回信说：“如果你拔营撤退或者没有让他们投降，我就与你断绝父子的关系。如果你在围攻行动中丧命，我会亲自取代你的位置，尽管目前我仍然卧病在床。如果我们两人均失败了，那么你的母亲就会从西班牙过来，打赢这场他儿子缺少勇气或者耐心打赢的战争。”最后，哈勒姆市弹尽粮绝，在重围之下投降。西班牙人则杀光了仍然存活着的2000名荷兰士兵。除了北方以外，荷兰南方的一些大城市在战争中流失了财富以及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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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建西班牙人的统治秩序方面，阿尔巴公爵在其军队抵达以后不久，就成立了一个“纷争调解委员会”（Conseil des Troubles），由9名委员组成，虽然其中尼德兰人有7名，但是投票权的行使只限于西班牙人。这个机构设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调查过去的两年中所发生的反对西班牙人以及天主教会的事件以及参加的人士，并且惩罚他们的所谓的罪行，也就是“秋后算账”。1569年，这个机构设有负责检控的职员170人，即便按照当时的标准，也算严厉与高效。它还设立秘密搜捕组织，侦查新教徒，鼓励社会各界告密与相互揭发，大批新教徒遭到逮捕，在严格的审判之下被处以极刑。据估计，在阿尔巴统治时期，有8950名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士遭到调查并被判处叛国罪或者异端罪、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记录在案的大约有1000人被处死，1.2万人的财产被充公。另有统计说有1.8万名尼德兰人被处死。这个“纷争调解委员会”后来被人们称为“血腥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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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公爵主持“血腥议会”镇压尼德兰人民，由Simon Frisins作于16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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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纷争调解委员会”迫害下遇难的，还有埃格蒙特伯爵（Egmond Lamoraal，Count of，1523—1568）与霍伦的伯爵菲律普（Philippe de Montmoreny，Count of Hoorn，1524—1568）。1567年9月9日，阿尔巴公爵在布鲁塞尔宫殿宴请他们两位，宴会结束以后就将他们逮捕。他们两人是尼德兰地区的主要贵族。埃格蒙特家族为尼德兰地区很富有的和很有声望的家族之一，埃格蒙特伯爵的父亲埃格蒙特·约翰五世是“金羊毛骑士团”成员之一，母亲出身于卢森堡的名门望族，他本人是佛兰德斯以及阿图瓦的省议会的主要议员。他与霍伦伯爵菲律普虽然对西班牙王室在低地国家的政策特别是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十分不满，同情圣像破坏运动，但是他们效忠于国王的立场从未改变，而且人所共知。玛格丽特摄政与他们的私人关系也很好，阿尔巴逮捕他们两位贵族也是导致玛格丽特辞职的重要原因之一。两位伯爵遭到逮捕以后先是被关押在根特的一座城堡里，后来又被转移到布鲁塞尔。埃格蒙特伯爵是一位具有中世纪骑士风度的贵族，在阿尔巴大军压境的情形之下，反叛者希望他离开，转移到敌后。但是埃格蒙特伯爵明确地表明自己的心志，他认为逃离是不对的，根据骑士的传统，此举等于是羞辱国王。从一开始，埃格蒙特对于他所持的政治见解与对国王的态度就区分得十分清楚，他认为政治见解的不同不等于不忠诚国王。前者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后者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埃格蒙特理解叛乱者的立场，同时也表示当阿尔巴公爵来到时，他会对他表示敬意，他也相信后者会与他礼尚往来。尼德兰诸省的各界人民都知道他们都是忠诚王室的，除了感到阿尔巴是暴君以外，他们还感到困惑不解，更难以想象两位伯爵最后是何以被处决的。次年6月5日上午10点钟，在布鲁塞尔城市的中央的大广场，埃格蒙特伯爵与霍伦的伯爵菲律普被西班牙士兵公开斩首，据称两位伯爵临刑时从容镇定，毫无怨言，表现出旧时代贵族应有的尊严。当时有许多同情他们的民众驻足观看，还有许多人情不自禁公开地流下了眼泪。4天以后，另有18名贵族也在同一地点被处死。1810年，贝多芬所创作的《埃格蒙特序曲》也是以此历史事件为主题谱写的名曲。阿尔巴公爵事后在给菲律普二世的信中这样写道：“由于他们得到报应，我心满意足……”“应该立即杀一儆百，我以为以冷酷的手法执行，效果会更佳。”“无人敢问我，我是否有权执行现在的任务。我拒绝表明我的权力的来源，只说我必须为陛下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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