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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英赫豪生（Jan Ingen-Housz，1730—1799）在荷兰开设了天花疫苗接种所，是一位在欧洲颇具声望的疫苗学家。他曾经接受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雷萨的邀请，前往维也纳担任王家御医长达20多年，并帮助奥地利推广医学教育。他还可能是植物光合作用的发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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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的热带殖民地，最著名与活跃的科学家和植物学家首推乔治·拉姆菲乌斯（George Rumphius，1627—1702），他是一位日耳曼人，被誉为“安汶岛上的盲人先知”。他出生于德意志的哈瑙，父亲是建筑师和工程师，他的母亲讲荷兰语，是德意志西北部靠近荷兰边界和莱茵河的克莱沃（Kleve）地区的总督的妹妹，当时这个地区是勃兰登堡选帝侯的领地。他早年在哈瑙的大学预科学校读书，在德语的环境中接受教育，但是又会读写荷兰语，他的荷兰语很可能是从母亲那里学习的。他应征进入荷兰西印度公司，开始时在威尼斯共和国服役，后于1646年前往巴西，当时荷兰正与葡萄牙在巴西展开争夺战。由于沉船事故，他被葡萄牙人俘获，在葡萄牙居住了三年。约在1649年，他回到了哈瑙帮助父亲经营生意。1651年，拉姆菲乌斯的父亲去世以后，离开了哈瑙，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也许是通过母亲的家族，他又应征进入荷兰东印度公司。1652年11月，他作为海军学校的士官生，前往荷属东印度。1653年7月，他抵达巴达维亚；又过一年，他去了安汶列岛，从那时起直至1702年去世，他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马六甲的安汶岛上的一名官员，他的头衔是工程师和海军少尉。拉姆菲乌斯对安汶岛上的动物以及植物着了迷，倾其后半生的生命收集所有相关的资料，他的妻子苏珊娜在早期一直协助他工作，儿子保罗·奥古斯特为他做了许多植物标本的插图。他的研究最后形成的成果就是关于该岛动植物的巨大的多卷对开本插图书籍，这是一本关于安汶列岛的植物标本的目录。他的经历非常坎坷，1670年，由于严重的青光眼，他失明了。但是他并不放弃，在别人的帮助之下他继续编撰他的巨著。1674年2月，他的妻子和最年轻的女儿也在一次地震和泥石流中丧生。在他的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大火又将所有的图画都吞噬了。但是所有这些灾难都不能打倒他，他又请人画了新的图画替代那些已经被烧掉的。1690年，此书终于编纂完成了。它包括1200种植物的标本，其中930种已经有确定的名称。在1692年，他将这本六卷本的巨著《安汶岛的草本植物》（Herbarium Amboinense or Amboinese Herbal ）呈送给荷兰共和国。不幸的是，载着他的心血之作的荷兰船只半途被法国人击沉；所幸的是，荷兰驻巴达维亚的总督约翰纳斯·坎普菲斯（Johannes Camphuis，1684—1691年在任）此前已经请人临摹了一部副本，这部副本于四年以后运抵荷兰。这位总督是一位业余的天文学家，重视学问的研究，爱惜人才。1696年，《安汶岛的草本植物》的抄本终于运抵荷兰，不过东印度公司认为这部具有巨大讯息量的书籍出于商业保护的原因暂时不宜出版。1702年，坎普菲斯总督也去世了，他也没有看到此书付梓。1704年，东印度公司终于同意出版，但是一时找不到出版社。最后，从1741年至1751年，此书在荷兰出版了，作者此时已经去世39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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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年拉姆菲乌斯的另一部著作《安汶岛的奇珍异宝之箱》（Amboinese Rariteitenkamer or Amboinese Cabinet of Curiosities ）被送到代尔夫特，1705年正式出版。这是他写的一部关于生长在马六甲群岛的贝类、软壳类以及甲壳类（如蟹和龙虾等）动物的遗著。反映了当时刚刚出现的收集自然历史标本以及建立私人博物馆的时尚，当时有一些富有的商人想在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和乡村的房屋中设立此类机构。他们热衷于花许多金钱去购买矿石、海贝、鸟、野兽和鱼类的标本、钱币、纹章以及各种各样域外的奇珍异宝，这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拉姆菲乌斯的出版物的影响。在18世纪的上半叶，欧洲人特别喜欢马六甲群岛的海贝。多米尼·瓦伦丁（Dominie Valentyn）回到荷兰以后在多德雷赫特建立了一个专门由贝类学家组成的俱乐部，在那里他和其他一些从东印度回国的人在冬日美好的傍晚把玩和讨论他们各自的收藏。各种域外的植物以及草本也是当时人们狂热收集的对象，直到1637年的郁金香收藏泡沫破灭为止。虽然拉姆菲乌斯的关于安汶岛的著作的手稿遗失了，但是他出版的植物学以及动物学的著作，以及他所写的关于马六甲群岛的矿物学、地质学以及古生物学的著作，对这一领域的科学家都有着实际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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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姆菲乌斯去世以后，他的儿子保罗·奥古斯被指定继承其父亲的“安汶岛的商人”的职位。人们曾经在岛上为拉姆菲乌斯树立了一座纪念碑，后来被英国人摧毁。1821年，人们又为他树立了第二座纪念碑，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度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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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肯斯坦（Baron van Reede tot Drakenstyn，1636—1691）在印度西海岸的研究和收藏可以与拉姆菲乌斯相媲美。他是一名出生于乌特勒支的贵族，也是一名热忱的业余植物学家，在服务于东印度公司的人中，他属于很少的有教养的人士之一。他于1657年作为一名海军少尉来到东方，从1661年至1676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马拉巴沿海地区，其间曾经有六年时间他担任总督的职位。他成功地劝说科钦的土王和其他南印度的君主来帮助他收集以及保护植物标本。他也组成了一个由15至16名博学的婆罗门在内的顾问委员会，在数百名苦力陪同之下，他前往印度西南部沿海地区的乡间做植物探索之旅。作为旅行研究的成果，他于1678年至1703年自费出版了12卷对开本的有着豪华的插图的《马拉巴的花园》（Hortus Malabaric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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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西洋另一边的荷属巴西，在开明的人文主义者荷属巴西莫里斯总督统治期间（1637—1644年），他保护和赞助科学家们展开对于巴西各地的自然历史研究工作。有一位来自德意志撒克逊的乔治·马克杰拉夫（George Marcgraf，1610—1644）青年学者在其庇护之下展开了卓越的研究。马克杰拉夫于1610年9月10日出生于撒克逊选帝侯领地的利布斯塔德（Liebstadt），是一位植物学家、天文学家以及数学家。他早年在罗斯托夫大学跟随保利教授（S. Pauli，1603—1680）学习植物学和医学，以后又在今波兰境内的什切青大学（University of Stettin）学习天文学。由于三十年战争的动乱，他与许多德意志的同胞一样，去局势平静与思想自由的荷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636年9月，他登记注册为莱顿大学的大学生，在那里学习医学、植物学、天文学和数学达15个月之久。在莱顿，他成为博学的约翰内斯·德·拉特（Johannes de Laet，1582—1649）的好朋友，拉特是当时西印度公司的一名有学问的职员，后来还成为西印度公司理事会“19绅士”之一。在拉特的影响之下，在1637年马克杰拉夫成为莫里斯亲王征召的科学考察随员乘船前往巴西。1638年1月1日出发，在莫里斯亲王率领军队包围巴伊亚的前夕抵达累西腓。马克杰拉夫不浪费一分一秒学习葡萄牙语，不久就能够说葡萄牙语，也参与了莫里斯亲王指挥的包围巴伊亚的战斗。莫里斯亲王特别为他在维杰堡（Vrijburg）的宫殿里建造了“新世界的第一座天文台”，用以观测天象。莫里斯还派军队护送他进入广袤的巴西内陆进行植物学以及动物学的考察，广泛收集植物和动物的标本；还特别为他在花园里建立一块空间来展示这些标本，其中有活的动物以及植物，那些死去的标本也被脱水和压缩，一一登记造册。马克杰拉夫在巴西内陆从事的极为艰苦的植物学和动物学探险活动留下了大量的资料，其中只有1639年至1640年的资料得以完整保留，其实他所做的远远超过这些。1644年5月，莫里斯亲王在结束荷属巴西总督的职务以后把他收集的资料带回欧洲，这些标本到19世纪仍然被人们重视和研究。马克杰拉夫还留下一幅很大的关于巴西的地图，于1647年出版，被称为当时人所绘制的关于巴西最精确的地图。他本来要随同莫里斯亲王一同回到欧洲，但是在最后的时刻他改变了主意，决定跨越大西洋到非洲的安哥拉，他于1644年7月或者8月抵达罗安达。但是不久即由于恶劣的气候患感冒在当地去世，年仅三十四岁，可谓英年早逝。有一位近代美洲科学家曾经说过，如果乔治·马克杰拉夫活的更长久以及出版更多的书籍，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自然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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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杰拉夫的许多著作已经散逸了，但是留下的著作依然令人印象极为深刻。他的忠诚的朋友约翰内斯·德·拉特将他的研究成果编撰成为《巴西自然历史》（Historia Naturialis Brasiliae ）一书，1648年在阿姆斯特丹以及莱顿出版。拉特在此书的序言中指出，马克杰拉夫在一本题名为《实地考察美洲的数学》（Progymnastic Mathematica Americana ）的巨著中已经收集了大量的天文学以及数学数据。此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天文学和光学的，包括一份在北回归线至南极之间的所有的星星的名称表，其中有对于行星、日食和月食等各种天文现象的观测，关于金星以及水星的“真的和新的理论”，这些理论都基于他自己的观测，关于折射以及视差的理论，关于太阳黑子以及其他天文数据。第二部分包括地理学和地测学，其中讨论了经度的理论以及经度计算的方法，对古代的当时的地理学家的一些错误进行了驳斥。第三部分包括一部天文表，不过这一部分没有完整地保护下来，只有一些片段以及备忘录。《巴西自然历史》是真正的关于巴西的动物学以及植物学的研究，是一部单卷本的大书，装帧精美，配有丰富的插图，展现了马克杰拉夫的研究工作，并开启了近代早期欧洲人最初的对于巴西的动物以及植物的研究，其中有对于伯南布哥地区的地理以及气象的描绘，有日常的风向以及降雨的记录，南半球的天文观测以及记录当地印第安人的种族志。书中有200幅木刻的关于植物的版画，描绘了222种兽类、鸟类、昆虫和鱼类，其中有许多物种是人们在以前从未见过的。此书在荷兰殖民地医学方面也有重要的地位，它彻底调查了一些在巴西当地特有的疾病以及医治它们的方法，包括皮肤感染、破伤风、痢疾、各种麻痹以及瘫痪、夜盲症、斑丘疹等。书中还有对于原住民使用的一些药物如由吐根粉末以及鸦片粉末混合而成的药物（用于缓解疼痛和排汗）以及其他泻药性质的描绘。直到1820年至1850年马克西米连亲王（Maximilian Prince of Wied-Neuwied，1782—1867）出版相关的科学研究作品以前，此书一直是关于巴西自然历史研究的最权威的作品，出版以后在北欧以及其他地区广为流传，为世人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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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自然历史》的另一个版本于1658年在莱顿出版。[3] 马克杰拉夫在此书中的贡献还包括了他的同事来自荷兰的威廉·皮索（William Piso，1611—1678）的辛劳的观测。这个版本还包括了马克杰拉夫以前的一些先驱者在南半球的天文观测，其中有1640年的日食。当时，上文所述，莫里斯总督在维杰堡的塔楼上为马克杰拉夫建造了一个天文台以供他进行天象的研究，同时这位总督也下令所有在巴西东海岸航行的舰长都要记录日食、月食以及其他气候天文现象，这些活动很可能对当时科学家们的天文学研究有助益。马克杰拉夫还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测绘员以及制图学家，在布劳家族出版的地图集中许多伟大的作品都基于他的测绘和研究。他是莫里斯总督的官方制图家，他绘制的地图的准确性直到1891年时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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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莱顿的威廉·皮索也是一位杰出的荷兰科学家，他是马克杰拉夫在医学方面的同事，他比后者只小一岁，早年在卡昂（Caen）接受教育，他是作为莫里斯总督的私人医生跟随他一同去巴西的，1644年回到荷兰，后来成为一名宫廷医生，并且在莫里斯的赞助下从事研究。他负责在1648年版的《巴西自然历史》中撰写了“巴西的医学”这部分，成为热带医学和卫生保健学早期代表性的论述，直到19世纪的时候其权威性仍然得到人们的认同。他被认为是近代早期热带病医学的创立者之一，他在巴西看到荷兰的海员以及士兵在当地患营养不良症以后，就推荐他们食用新鲜的水果、蔬菜以及鱼类。他最早知道了吐根有医治痢疾的功效。他不仅对于科学感兴趣，而且也积极参加文学的活动。他两次被选举为阿姆斯特丹医学院的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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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杰拉夫的忠诚朋友博学的安特卫普人约翰内斯·德·拉特于1644年在莱顿出版了《西印度公司史事》（Historie ofte Iaerlyck Verhael van de West—Indische Compagnie ），此书以编年体风格写成，详细描述了从1630年至1636年荷兰人在巴西进行的每一次战役，还详细地论及了巴西的地理以及自然资源。他还充分地记录了西印度公司从1621年至1636年的主要的活动以及组织机构的演变。作为西印度公司理事会的“19绅士”之一，德·拉特有充分的机会查阅公司的大部分的和最主要的文件和报告。拉特兴趣广泛，在学问上博大精深，对旧世界和新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他曾经参加多德雷赫特宗教会议，于1625年出版了《新世界：对于西印度的描述》（Nieuwe Wereldt of Beschrijvinghe van West-Indien ），此书后来数度重印，被翻译成法文和拉丁文。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研究美洲和西印度的标准书籍。德·拉特还精通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在自己家中编辑地理学、自然历史以及人种志德文集。尽管他从未离开过尼德兰，但是他编撰了标准的关于莫卧尔帝国的书籍《论大莫卧尔帝国，或有关真实印度的评论》（De Imperio Magni Mogolis sive India vera commentaries ）的著作。他还与格劳修斯争论过关于美洲印第安人起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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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1647—1717），有着极富魅力的人生经历。她出身于法兰克福的艺术世家，父亲为雕刻师和出版家。父亲去世以后，母亲改嫁给一位静物画家。梅里安跟从继父学习静物画，并且对昆虫和大自然很感兴趣，于是成为一名图谱艺术家、昆虫学家和自然主义的学者，她能够将昆虫的成长形态及其与植物的宿主巧妙地绘制在一起，完美地结合了自然的艺术美态与自然科学的严谨。1685年，梅里安带着女儿迁居荷兰的弗里斯兰，她在那里学习自然历史与拉丁语。1691年，在母亲去世以后，她和女儿移居阿姆斯特丹。1692年，她与丈夫分居。她的女儿则与荷属苏里南一位成功的商人结婚。她本人绘制的精美艺术图谱得到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以及荷兰的上层社会接纳，生活变得好起来。1699年7月，52岁的梅里安得到荷兰政府资助前往当时位于南美洲北部的苏里南荷属殖民地。在临行前她这样写到在荷兰她惊讶地看到从东印度和西印度来的美丽的动物：她很高兴能够看到阿姆斯特丹市长威斯顿博士以及东印度公司主管的丰富的收藏，还有其他许多人的收藏，看到了无数的其他的昆虫，但是对于它们的起源以及繁殖的过程则不了解，这是她想前往苏里南的动因。在以后的两年的时间里，在当地总督和西印度公司的支持之下，她走遍了殖民地各地，历经艰辛探索那里的自然风貌。她批评荷兰的商人除了蔗糖以外就没有欲望调查当地的事物并恶劣地对待奴隶。在苏里南的内地，她发现了许多尚未被命名的动物和植物，她收集标本，进行分类和描绘。她以印第安当地的名词命名这些动物和植物，有些沿用至今。1701年，当地暴发瘟疫，她不得不带着素描与笔记离开当地回到荷兰。她在1705年出版了附有美丽插图的《苏里南昆虫以及蜕变》（Metamorphosis insectorum Surinamensium ）一书，这是印刷界从未有过的有着精美插图的图书之一。此书在她去世以后的1719年、1726年以及1730年数度重版，并有德语、荷兰语、拉丁语以及法语等多种语言版本，赢得了大量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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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哈法特（Daniel Havart）于1693年出版了《科罗曼德尔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Coromandel ），1688年，他还出版了一部波斯史诗的译作。赫尔伯特·德·亚戈（Herbert de Jager，1634—1694）是荷兰近代早期的东方学家。他发现了古老的爪哇语、梵语以及泰米尔语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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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尔伯特·肯普菲（Engelbert Kaempfer，1651—1716）是日耳曼裔的自然科学家、医生以及探险作家。他出生于威斯特伐利亚的利珀，父亲是一位新教的牧师。他早年在哈默尔恩、汉堡、吕贝克以及但泽等地学习，在克拉科夫大学毕业以后又在普鲁士学习医学。1681年，他访问瑞典，参加瑞典的外交使团访问俄国以及波斯，曾经到过伊斯法罕。回国以后，他又作为首席军医参加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前往波斯湾。1689年抵达巴达维亚，随即研究爪哇的自然历史。1690年9月，他以医生的身份抵达长崎，以后的两年，他一直居住在日本，两度访问江户面见德川幕府的将军德川吉刚。他在日本当地研究那里的各种不同的植物，并且写了《日本植物》（Flora Japonica ），他也是第一个描绘日本的银杏树的西方人，他后来带走一些银杏树的种子，种在了乌特勒支的花园里。他还记载了日本的针灸以及艾灸，这两种医术都与中医有关。他还编撰了一部关于日本古代历史的史书，在他去世以后的1727年出版。在1832年至1852年间冯·希博尔德（Von Siebold）所作的《日本历史》（Nippon ）出版以前，此书是西方关于这个岛国历史的最权威的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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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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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四、伟大的视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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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淑勤教授指出：“尼德兰整个地区的艺术一向有其辉煌的传统，特别是绘画艺术，已经成为外国人心中荷兰17世纪黄金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绘画艺术是荷兰人的骄傲。黄金时代的画作，不管就题材或者风格上都呈现十分多样的面貌。不论是宗教或者经济因素，从南尼德兰拥入北方联省共和国的艺术工作者，对于荷兰的绘画发展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居住在荷兰的画家们，其画作常常被历史学家视为一种反映当时荷兰社会的视觉史料。例如，画作中呈现了当时的经济繁荣、科学爱好、宗教自由与虔诚的生活、对世界的好奇心、从远洋贸易中获得的各种货物、热闹的市场、美丽的城市、忙碌的港口、恬静的乡村田野、明媚的海岸风光或者波涛汹涌的发怒的大海、整洁有序的家居生活，以及包含着男女老少及各行各业人物的写实肖像画，富含隐喻象征的风俗画（Genre Painting）等，产量十分惊人。在技巧上荷兰绘画中的光影技法、色彩调配、空间布局与意象再现，都令人印象十分深刻。17世纪荷兰的画作，可以说是荷兰的黄金时期的缩影。荷兰绘画界的活跃、丰富与多产，当时的大环境的确提供了画家们最有利的创作空间。一个小国，在17世纪却有数以百万的艺术作品在市场的广大需求之下产生，实在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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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绘画艺术，在整个世界艺术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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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世纪，尼德兰的画家们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行会，发展出成熟的绘画艺术，是欧洲除了意大利以外绘画艺术最繁荣的地方。在开始的时候，艺术家们主要集中在别的行会中，比如在乌特勒支，画家们属于马具商行会，行会中还有为书籍绘制插图的人、木刻匠以及制作毛毯的工人。在荷兰“反叛”以前，哈勒姆有专门的画家行会就是“圣路加行会”，该行会还保存了一块据说是圣路加的遗骨。1579年在阿姆斯特丹加入了起义者的行列以后，城市中的行会进行了改组，建立了专门属于画家的行会。1585年米德尔堡也有自己的画家的行会。1609年豪达与鹿特丹建立了画家行会；1611年乌特勒支以及代尔夫特也建立了画家行会；1648年莱顿也有了画家行会；1651年霍伦也建立了画家行会。1650年，仅在阿姆斯特丹一座城市，就有180多位职业画家专以作画谋生。当时荷兰全国大约有750名专业画家，每年出产7万幅绘画作品。为了实现成为画家和版画家的梦想，男孩子（很少有女孩）往往才十几岁就会拜师学艺。孩子的家长会支付给师父一定的费用，包括指导费、材料费，有时还包括场地和膳食。学徒们要帮助师父布置和打扫画室，学会削金属尖笔、学习把帆布固定在支架上，捆扎画笔、研磨颜料，并把颜料和油混合在一起，还要向师父学习临摹古人的作品或石膏像。至于师父（画家）的作品虽然并非每一幅都是杰作，画家们也不全然都是大师，但是从艺术史发展的脉络来看，荷兰出生的艺术大师仍然为数众多，所获得的评价也极高，特别在世俗绘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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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尼德兰地区本来就有良好的绘画传统，那里的天主教会以及信奉天主教的贵族都热爱与崇尚绘画以及雕塑艺术，但是荷兰的“反叛”引发的宗教和政治的骚乱打乱了这里的艺术界和绘画市场，导致人们对于绘画的需求一度锐减。当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的一些城市落入西班牙军队之手的时候，一些信奉新教徒艺术家都逃跑了，许多人选择在北方的城市定居下来。这些城市本来就缺乏绘画艺术的传统，这反而为艺术家提供了新的开拓的空间以及试验的土壤，他们给当地城市的绘画艺术带来了活力。于是，每个城市画家的画风出现了特别的地方。哈勒姆的画家以画风景画见长；乌特勒支的画家主要以历史画见长。在米德尔堡的绘画界，有一段时间静物画非常繁荣。在17世纪的代尔夫特，有一个公认的专门画建筑的画派，画家们擅长画公共建筑物以及私人住宅内部的景观。阿姆斯特丹则有容乃大，包容各种画派和画风，除了以伦勃朗为代表的历史画派以外，还有描绘海上以及陆地风景的各类画家。赫伊津哈指出，油画和素描是荷兰黄金时代艺术中的两种最重要的表现形式。这些画作都比较小巧，都与荷兰的特性——国土面积小、城镇距离短、阶级之间的差距也比较小等原因有关。与此并行的则是普遍的由繁华的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以及民众对于文化艺术的精神追求。巨型的建筑与雕塑在荷兰并不流行，因为没有帝王、枢机主教以及拥有特权的贵族赞助建造这类古典而繁复的纪念碑式的建筑物，占主导地位的加尔文派也不提倡在教堂里挂宗教类的图画，因为他们反对偶像崇拜。于是，在欧洲的历史上，自中世纪以来的绘画的主顾或者说赞助人第一次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教会和王室不再是艺术家的主顾，宗教题材的绘画也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代之而起的是奥伦治亲王家族以及商人和市民阶级对于绘画以及其他艺术品的需求，他们都过着一种市民阶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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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全盛时期的商人阶级和其他中产阶级人士不仅直接或者间接地对于与海外贸易有关的学问和出版物有兴趣，而且对于艺术特别是绘画多有提倡。他们首先带动了购买艺术品的风气，所以那些价格适中并适合悬挂于屋居的小型的画作，成为艺术品市场上被人购买的大宗。同时，不仅富裕的荷兰人想用绘画来装饰自己的房间，即便是一般普通人民也想收藏绘画，以绘画作为家居的装饰。对于有一些钱但是又不算富贵的普通市民来说，传统的大型的宗教题材以及历史画是超出他们购买能力的承受范围的，画家们必须创作市民阶层能够接受的作品——于是表现日常生活题材的画作如厨房的内部、弹钢琴的女士、安静的街道以及建筑物、静物和乡村风景都成为绘画的对象。大部分的画家以无名氏的方式，在艺术市场上出售价格较为低廉的画作，提供给市民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虽然没有在艺术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声，但是他们的画作却反映了17世纪荷兰社会一般人民的艺术趣味和社会的风貌。1640年，英国旅行家彼得·蒙迪（Peter Mundy）在访问了荷兰以后写到，没有一个民族像荷兰人那样有如此众多的杰出之士热爱绘画这个职业。许多人热衷于用价值不菲的绘画来装饰自己的屋子，特别是外屋和临街的房间。肉贩和面包师也不甘落后，在自己的店铺里挂上了绘画作品；铁匠和鞋匠也在他们的锻铁工房以及鞋子铺里挂了一些绘画，喜爱艺术和绘画已经成了这个国家民众的一种共识。1688年，威廉·卡尔（William Carr）看到甚至贫民救济院的房间里面也有丰富的绘画作品作为装饰。另一位比彼得·蒙迪晚一年来到荷兰的英国女士约翰·伊芙琳（John Evelyn）也观察到荷兰人特别喜欢绘画。她发现在鹿特丹的年度市场上到处都装点着绘画，特别是风景画以及一些描绘下层群众生活的绘画，数量很大而且价格便宜。她认为荷兰绘画的繁荣是因为人们普遍地把购买绘画作为一种投资的行为，即便是普通的农民也会购买绘画，一般人在自己的家庭里到处挂满了画，他们也在市场上出售这些绘画获取高额的利润。博克塞认为这位英国女士的看法并不十分客观与令人可信，因为荷兰的普通民众完全可以用剩余的资本投资政府和市政当局的债券并从中获利。他指出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荷兰人民从内心热爱这些绘画作品，就像彼得·蒙迪所观察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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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出现的富于表现当代人物的画家是法朗斯·哈尔斯（Frans Hals，约1581/1585—1666）。他与鲁本斯是同时代的人。他的家庭原先居住在尼德兰南部地区，由于他的父母都是新教徒，所以他们的家庭不得不离开尼德兰的南部，移民到北方的荷兰城市哈勒姆。关于他早年的生平，人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经常欠面包师傅和制鞋匠的钱。他在1616年画了著名的《圣乔治民兵团的军官》，描绘的是民兵团军官的欢宴，用巨幅的油画表现这种欢快的场面也是当时的一种习俗。要在一幅画的内容里记录如此多的人物肖像，又不显得僵硬和做作，绝非易事。在哈尔斯的笔下，十二名成员个个栩栩如生。他最善于画的是人物肖像，他一生创作了200多幅肖像画。他最早赢得赞誉的也是一系列的肖像画，如《大笑的骑士》，还有为吉卜赛人、醉鬼等底层人物所作的素描。这些作品都创作于1620年至1625年之间，所有的人物都面带微笑，眼睛斜睨，表情诙谐，令人喜爱。哈尔斯善于捕捉闪过人们面容的瞬间的表情，画面充分地展示了人物的个性。在他所描绘的人物肖像画中，他以坚定犀利的目力所画的每一笔都没有夸饰的成分，都是画中的人物在现实中某一个特定的瞬间的定格。哈尔斯绘画中的这些特征省略了许多不必要的描绘细节，其整体的效果远远大于各个部分的总和，是欣赏者在看过画像以后就像见到画中的人物一样。人们欣赏哈尔斯的肖像，关注的是人物特定的部位，而不是人物的每一丝头发、每一条皱纹、每一粒纽扣、每一只耳环等。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指出，哈尔斯能够“迅速抓住一个转瞬即逝的印象。以前的肖像画看得出是耐心画成的——时常让人感觉出被画者必定静坐了许多次，而画家细而又细地精心记录细节。哈尔斯绝不让模特儿感到厌倦或疲惫不堪。我们好像亲眼看到他迅速、灵巧地运笔挥洒，用几笔浅色和深色就展示出蓬松的头发和弄皱的衣袖。而偶然的一瞥中，他又让我们看到处于特殊动作以及心情中的被画者。当然，没有惨淡经营，哈尔斯绝不能够给我们这样的印象”。在17世纪以前，大多数的画家都是先在画布上打好底色，以获得一个坚实稳定的底面。哈尔斯是“直接画法”的先驱者之一。他是不打底色的，直接将油画颜料涂在画布上。他的许多作品都以自由挥洒的笔触画成，近乎鲁莽地描绘出所表现的对象，许多大笔触明显地存在于画布的肌理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画法的效果。19世纪以后，随着颜料的质量的提高，这种画法就更加普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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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斯《弹鲁特琴的人》，作于1620年至1625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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