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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斯《哈勒姆救济院女执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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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斯作品吸引人们之处就是其举重若轻的格调。但是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不得不被送入慈善院，由此表现出来的艺术风格却是凝重的品格，使其作品跨入经典的行列。在他去世前两年，也就是1664年所画的《哈勒姆救济院的女执事们》是此一时期最典型的作品。它的画面严肃而凝重。艰辛而贫困的生活已经使得画家忘记了那个曾经妙趣横生、华美轻松的自我。画面上的那些老女人的面容虽然略不乏怜悯，但更多地透露出来的则是严肃、挑剔甚至是苛刻，以及她们对救济院执事的职务所持的共同态度。它也向观众提示了画家自身的多舛而无常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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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Rembrandt H. van Rijin，1606—1669）是被人们所公认的荷兰黄金时代最伟大的多才多艺的画家。他于1606年7月15日出生于莱顿，因为他的祖先在莱茵河畔拥有可以经营磨坊生意的风车，故其姓氏为凡·莱茵（van Rijin），意为“来自莱茵河”。他的父亲就是一位富裕的磨坊主，与妻子生育了9个孩子，伦勃朗排行第八。父亲想把所有的男孩都培养成为手艺人，唯独将他送入拉丁文学校学习，在经过七年的拉丁文学习以后，1602年，年仅14岁的伦勃朗进入莱顿大学哲学系学习古典学。但是不久他却要求父亲让他学习绘画，父亲只得勉强同意。伦勃朗在画家雅各布·凡·斯瓦能布鲁西（Jacob van Swanenburgh，1571—1638）以及皮特·拉斯特曼（Pieter Lastman，1583—1637）的指导下学习了若干年，他在艺术上的成熟使得两位老师十分惊奇。伦勃朗最早的一幅为人所知的画作就是《圣斯提凡殉道》，描绘这位早期教会的圣徒被人用石头砸死，此画作于1625年，当时他才19岁。历史学家认为这幅画中的斯提凡就是寓意被杀害的荷兰省大法议长奥登巴恩维尔特，表明年轻的画家对于这位大议长的遇害持同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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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圣斯提凡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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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自画像》，蚀刻画，作于16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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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8年，当时著名的荷兰政治家、外交家和文学家康斯坦丁·惠更斯注意到并赏识伦勃朗的才华，当时他才只有22岁。富于鉴赏力的惠更斯最早看出伦勃朗具有迥异于常人的艺术天赋，就将他的画作推向了当时荷兰国内的以及国际的社会。当时，康斯坦丁·惠更斯也特别推崇尼德兰南方的著名画家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鲁本斯那时在安特卫普为联省共和国的敌人即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族作画，他还作为哈布斯堡王室的特使出使英国。康斯坦丁·惠更斯希望为北方的联省共和国找到另一个属于荷兰的鲁本斯，在他看来这个人就是伦勃朗。惠更斯便把这位年轻的艺术家介绍给了荷兰的执政官。1629—1630年，伦勃朗初步取得成功，他有两幅画作被英国王室购买，其他许多作品被富裕的达官贵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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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年，他在初步的成功的激励之下移居当时荷兰最为繁华富裕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在1630年代，伦勃朗差不多成为一名宫廷画家，特别是在1632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海牙度过的，他为达官贵人绘制肖像，也为执政官绘制了几幅大的画作。同年，他还为当时荷兰著名的外科医生博学的尼古拉斯·图尔普（Nicolas Tulp，1593—1674）画了《解剖课程》（The Anatomy Lesson ），这位医生后来成为阿姆斯特丹的市长。这幅画是伦勃朗来到阿姆斯特丹以后的第一幅名作，也是他早期绘画中的杰作。作品中关于光线的处理震撼人心，强烈的光线打在被解剖的尸体上，反射在后排人物的脸上，画中的人物头部非常生动，强烈地呈现出他远近闻名的那种表现对比的手法。1634年7月，他与弗里斯兰莱瓦顿的市长的女儿萨斯琪亚（Saskia van Uylenburgh，1612—1642）结了婚。5年以后，他出资1.3万荷兰盾买下了一桩漂亮的宅邸（今伦勃朗博物馆），放置了许多艺术品、铠甲以及域外珍品。伦勃朗热爱妻子，为她画了许多肖像，也为自己画了许多肖像。这不是出于虚荣心，（他虽然有缺点，但不是一个爱虚荣的人）而是纯粹地出于生活的趣味。这段时间是他生活最幸福的时光。当时，伦勃朗是圣路加行会的会员，他在那里训练学生，教授他们绘画的技艺。他的画室中有8名学生追随他学习绘画。此时，伦勃朗成为当地社会各界非常受欢迎的著名的画家。这些年中，他赚了许多钱，他可以自己定价，别人也绝不讨价还价，他每年的收入达到12000荷兰盾。尽管如此，他的支出有时还超过了收入。他热爱生活，也希望看到别人有好的生活，他奢侈浪费所花的钱中有一部分是他慷慨大方地馈赠予殷勤款待他人。他也广泛收集各种来自域外的奇异物品、各种艺术品以及有关科学的和历史的物品，还有动物以及植物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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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解剖学课》，16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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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自画像》，16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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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的画作中，蕴含了丰富的意蕴以及精湛的技法，特别对于光与影的捕捉、构图以及空间上的独特的布局是令人印象极为深刻，作于1642年的描绘民兵组织游行的《夜巡图》（The Night Watch ）就是一个例证。伦勃朗的这幅作品是当时荷兰社会的——特别是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生活的反映，在《夜巡图》的中央画着的主要人物法朗西斯·班宁·柯克（Francis Banningh Cocq）在1650年成为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他是一名暴发户的后代。在他身边的副官卢腾贝格（Wilhem van Ruytenburg）也是一位富有的布匹商人，这一群人是17世纪阿姆斯特丹城市中最富裕的人士。在那个时代，民兵组织已经失去了早期为共和国作战的功能，更像是社会上中上层人士聚会的团体。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夜巡图》是一幅充满翻腾动感的伟大作品，它捕捉了队长班宁·柯克下令出发的那一刻，他的嘴唇微微张开，身后的民兵蓄势待发，他下令开拔，士官长转过身去，掌旗兵高举旗帜，鼓手开始击鼓，一旁的狗开始狂吠，左侧的男孩开始拔腿狂奔，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动作。观赏者会觉得自己来得正是时候，可以欣赏到如此完美的构图，要是晚来一刻，整个布局就会乱了。画中人物的动作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次来观看。首先是完整的构图，中央的那一群人正要出发，后方的人则跟了上来，左边以及右边的人都有动作，整体看来显得生机勃勃，没有任何静止的因素。画面的细节部分也在运动，如班宁·柯克脚边饰带在飘动，队长和副官似乎要走出画面了，两人抬起的后脚，都有阴影，这都是画家的刻意安排。民兵队伍的主要武器是毛瑟枪，有一个民兵在填火药，另一位民兵在吹气清枪，摆出演习的架势。画面中还有几名不速之客，多了一点即兴的意味——小孩将牛角里装的火药交给火枪手；最奇特的人物是一名穿着金色华服的如梦似幻的小女孩，她完全不属于这个阳刚的世界，充满着超自然的意蕴，发出由内而外的光华，她的腰带上倒挂着清晰可见的鸡，鸡爪是民兵的象征——自中世纪以来民兵的纹章就是鹰（鸡），所以她是民兵的象征。（她的原型或是邻居的小女孩，或是某人的女儿，或是伦勃朗的妻子，有些人认为她的形象的寓意至今仍然是不解之谜）。现在，每年都有100万人前来参观阿姆斯特丹博物馆，许多人都是冲着这幅画来的。每个荷兰人一生都至少要来看一次《夜巡图》，仿佛就像朝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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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夜巡图》，16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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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伦勃朗的画作受人欢迎，但是他也很容易得罪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上述这幅《夜巡图》，伦勃朗不是把画中的人物排成一行，让人人都得到同样的光度，而是把全体人物做了巧妙的安排，构成了一个艺术的整体。结果，那些被画在暗处或者半明半暗地方的人就抱怨说，大家付的钱完全一样，为什么不能被画在相等的地位呢？对于这种指责，伦勃朗回答说，他是一名艺术家，不是调查人口的人，他的任务是创造美，不是计算人数。这个答复虽然含义高远，但是使得他的主顾不悦，不利于他的职业。他的奢华和有点古怪的生活方式也可能导致阿姆斯特丹的执政团议员对他有所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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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油画家，也是一个伟大的版画家。他使用的技术不再是木刻法而是铜版雕刻法，也就是“蚀刻法”。其原理是艺术家不必辛苦地刻画铜版的表面，他只需要用蜡覆盖铜版的版面，用针在上面画。凡是针所到之处，蜡就被划掉，露出铜版，接着把铜版放进一种酸液，让酸腐蚀铜版上划掉蜡的地方，这样线条就会留在铜版上。这块铜版就可以像雕版一样来印刷图画了。“艺术家在这里能够挥洒自如，其情绪以及创新的天才都有了用武之地。实际上，他虽然没有刻意抛弃传统和风格规范要求他继承的一切东西，但是在大多数的蚀刻画里，他的雕刀如脱缰的野马，只需快捷走的几刀，他那深不可测的精神深处喷涌而出的情绪就能够表现手中的题材，就能够产生直接而透彻的效果，就能够反映周围事物的神秘色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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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年7月，在完成了《夜巡图》不久以后，伦勃朗的妻子萨斯琪亚去世了。从那时起，他的生活就开始走下坡路。他是一个热爱家庭生活的人。他找到了另一个女人斯托弗尔斯。不过，已故的妻子萨斯琪亚曾经在遗嘱上写到，如果丈夫再婚，就不能够再作唯一的儿子蒂土斯（Titus）的监护人。于是，斯托弗尔斯就住在伦勃朗的家里，成为他的情妇。但是阿姆斯特丹的市民，特别是萨斯琪亚的亲属们对伦勃朗的迫害从消极冷落发展到积极。他们诋毁他的声誉，霸占他的房子，使他无法出售自己的作品，最后逼迫他破了产。他不得不搬到犹太人居住区的一个颇不卫生的普通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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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伦勃朗的艺术创作并没有停止，他还在不断地攀登艺术的高峰。在他幸福的时候，他曾经描绘过世间的繁华与虚荣。现在，他懂得了人间世态炎凉。他以自己的画笔描绘了朴实无华的荷兰的农夫与渔民，还有出没在犹太人居住区的贫寒的犹太教士以及犹太人平民。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蚀刻画《盲人》，它表现了一个身体衰弱，令人怜悯的老人，在听到儿子敲门以后，伸着手臂急着要去迎接儿子，把纺车也踢翻了，人们似乎还可以看出这位老人是新近失明的，因为他对于屋子里的东西的方位不太了解——这是一幅描绘悲惨无助的场面。有一位评论者这样写道：“这幅蚀刻画是世界上最好的版画，即使你把老人的头遮住，他的身子、手臂和腿还是一个盲人的。”伦勃朗的画风明显地改变了，他不再描绘生命的喧哗以及戏剧化的外在表征，仿佛调低了世界的音量，转而专注焕发于内心的沉静的光辉，夸张的姿态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温柔的单纯。不过，伦勃朗画风的转变并不为当时的社会所认同。荷兰人曾经凭着淳朴、坚毅和虔诚与西班牙人进行漫长的战争，但是他们此时已经过着安逸的生活，对于战争的忐忑不安已经烟消云散，在大城市里尤其如此。当伦勃朗的画风日趋简洁与淳朴之时，阿姆斯特丹的气氛却是明亮而且浮夸，人们不再追求简单朴素，也不是自然地呈现真实的丑陋原貌，而是来自意大利的精致与花俏。于是，伦勃朗的作品不再被人们普遍重视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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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晚年还创作了一幅被许多批评家认为是伦勃朗“最后的伟大的集体肖像”的《布匹呢绒行会的理事》（The Sampling officials or Syndics of Drapers’ Guild ，1662 ）。当时画家已经55岁，身体已经衰退，艺术的天才却在巅峰的时刻。这幅画在画面上只有6个人物，但是观者都知道屋子里不止这几个人，大家都在讨论一件共同关心的事情。关键人物坐在桌子的旁边，面前放着一本打开的账本，他在向大厅里的人（但不在画面里）解释着什么。也很可能他们在讨论羊毛布匹的供应商提供的布匹的质量以及将来出售的价格。他们当中5个人戴着黑色的帽子，还有一个人则戴着黑色的小无边帽。他们的“每一双眼睛里都透出机灵、幽默以及好心肠的谅解。所有的人都面色红润，神采奕奕”。画面的前面有一块浓艳的红色呢绒台布，整个画面散发出健康、富足以及舒适温暖的气息。“阿姆斯特丹的生意人在最不懂生意经的公民的笔下成为了不朽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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