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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浪子回头》，16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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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作品中的肖像画以及自画像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他的肖像画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他所描绘的雇主们包括了当时尼德兰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士，有政治家、银行家、商人、普通人、文人学士、妇女等，从他们透着光影的脸庞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的内心世界的活动，不啻是尼德兰社会的反照。他有时还把自己的形象放在作品中，扮演士兵、浪荡子、罪人以及圣徒的角色。他为自己所绘制的许多单幅的肖像画，从年轻时成功的甚至是时髦的画家，一直到孤独悲凉的老年为止，不仅反映了他从踌躇满志到穷途末路的变幻无常的人生，更透露出他从志得意满到深刻内省的心路历程。画中的自己丝毫不因破产而忧怀丧志，反而坦率地直视面前自以为略懂艺术的观者，即便他知道自己画风的改变是人们不喜欢他的原因之一，也显然不想作任何的改变。这些众多的自画像组成了画家一部独一无二的自传。在晚年的自画像中，他也无意隐瞒自己的衰老与丑陋，绝对忠实地再现了自己。“正是由于忠实，我们很快就不再问他漂亮不漂亮，可爱不可爱了。这是一个真实人物的面貌，丝毫也没有故作姿态的痕迹，没有虚夸的痕迹，也时时刻刻准备看出人类面貌更多的奥秘……我们感觉出他们的热情，他们所需要的同情，还有他们的孤独和他们的苦难。我们在伦勃朗的自画像中已经非常熟悉的那双敏锐而坚定的眼睛，想必能够洞察人物的内心。”（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亨利·托马斯在《世界名画家传》中则这样写道：“对于他（伦勃朗）来说，自我表现是必不可少的，而自画像是最常用的自我表现的方式。在画自己的时候，他绝不抱奉承的态度——他毫不留情地在自画像上暴露自己的缺点。他画的肖像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全是具有人性的，太有人性了，所以直到今天还能在我们的心中引起共鸣。我们立即认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因为他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他们的弱点就是我们的弱点，他们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在欧洲的艺术家中，伦勃朗是把绘画从天堂带回现实，用它反映世间缺陷和荣耀的第一批艺术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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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最后一幅富有争议的历史画是1666年受阿姆斯特丹新建的市政厅委托而画的《西比利斯的密谋反叛》（The Conspiracy of Claudius Civilis ，1666），描绘的是在罗马帝国统治尼德兰时期巴达维亚人的领袖西比利斯领导人民起义反抗罗马暴政的故事，这是荷兰人民家喻户晓的主题。此时的伦勃朗盛名虽在，不过已是穷困潦倒。市政厅的议员们本来委托另一名画家创作这幅作品，但是因为他的骤然离世转而委托此时已是一文不名的伦勃朗。他们原以为本来他应该利用此次机会东山再起，绘制出一副庄重内敛、主题正确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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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西比利斯的密谋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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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伦勃朗没有选择迎合民众和世俗的审美观念，而是忠于自己对于艺术的理解。他以粗犷的笔法和简约得甚至抽象的形象展现了这一批历史人物，他们没有被描绘成古典式样的盖世英雄，而是被刻画成一批在森林角落里密谋反叛的匪徒，他们手握着短剑，西比利斯被刻画成为一个脸上有着疤痕的独眼龙（有历史记载说他长着这副脸相），以前的艺术家在描绘独眼龙的时候往往采用侧面的为尊者讳的表现手法，但是在伦勃朗的笔下却以正面的脸相展示了独眼领袖的凶狠外貌。还有一位背对着观众的反叛者手握一个盘子，人们不知道里面装着的是葡萄酒抑或是人的鲜血。金色的光线聚焦在这伙凶狠残暴的人的脸上，他们准备要蠢蠢欲动。这是伦勃朗心目中真正的谋反场面。有艺术史家认为这是世俗意味的《最后的晚餐》，充满着神秘、危险、粗俗、亵渎，没有圣洁的光环，只是一片燃烧的金光，也没有蜡烛，唯一的光源就是迸发的自由以及燃烧的理念。画家仿佛在对观众说，上流社会复杂的礼仪并不能凸显人类的伟大，一味追求轻浮的时尚只是自取毁灭，这才是你们粗俗、诚实和野蛮的祖先。狂野和自由才是真正的荷兰人的精神。据说这幅画作在市政厅里还是挂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最后还是因为人们在感情上实在不能接受而被撤下了。又据说伦勃朗在盛怒之下，将这幅巨大的作品剪碎，所以目前人们看到的此画作只是原画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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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最后的晚年生活潦倒而悲凉。以前，他的作品总是以高价出售，现在只得贱卖。而且，买主竟然寥寥无几。他的儿子蒂土斯与斯托弗尔斯共同经营一个艺术商品店，也无法卖出他的作品。最后，斯托弗尔斯也因病去世了。1668年9月，他的儿子蒂土斯在结婚几个月以后也去世了。伦勃朗活了下来，他看到蒂土斯的寡妇生了一个女孩，为了纪念死去的父亲，他们给她取名为蒂蒂亚。最后，在一年以后的1669年10月4日，伦勃朗也去世了。他被埋葬在阿姆斯特丹城市西部的一个教堂旁边的穷人墓地里。他生前绘制过无数的作品，目前留下的有500多幅作品均为无价之宝，但是他的安葬费只花去13荷兰盾。有见地的艺术史家都认为，伦勃朗生命最后阶段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拒绝逢迎媚俗的反骨使得他最真实地表现出艺术的真谛，这是推动伟大艺术产生的真正动力。约翰·赫伊津哈指出：“伦勃朗是国家和人民真正的儿子；你通过伦勃朗去把握尼德兰，又通过尼德兰去把握他。”西班牙大画家戈雅（Francisco Goya，1746—1828）曾经说过，伦勃朗是旧时代最后的一位大师，他毕生崇敬三位大师，那就是“大自然、委拉兹奎斯和伦勃朗”。数世纪过去以后，伦勃朗作品能够打动人们内心世界的仍然是他所描绘出来的永恒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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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在今天已经毫无异议地也被列为17世纪荷兰绘画艺术的最杰出大师之一，但是他活着的时候其艺术地位并没有被人们普遍地认同，即便他在当时已经有一点名气，售出的画作的价格也比较昂贵。1669年5月，有一位居住在海牙的贵族在日记里写到他拜访了“一位名叫维米尔的杰出的画家”。1696年，当维米尔的21幅画作被拍卖的时候，拍卖者一再重复这些作品是“画家充满活力和热情洋溢地创作出来的”，即便如此，他在当时的名声仍然没有今天那样显赫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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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维米尔的早年生平人们所知甚少。他于1632年出生于代尔夫特，10月31日在当地的新教堂里接受洗礼。其家族最初居住在佛兰德斯，后来搬到了尼德兰的北方。他的父亲是开小客栈的，也是当地的圣路加行会的成员，但不是画家，而是在他的客栈里出售画作的。因此，维米尔在小时候肯定与画家们有过接触，并且有可能跟随他们学习绘画。1653年，有文献记载他在这年21岁的时候成为代尔夫特圣路加行会的一位师傅，这个行会中有画家、玻璃制造工、小商人、制作彩色陶瓷器的工人、绣花工人和地毯制造工人。同年4月20日，他与乌特勒支的艺术家的一个女孩卡塔琳娜·博尔内斯（Catharina Bolnes，约1631—1688）相识并且结婚，博尔内斯的母亲也就是维米尔的岳母开始反对这桩婚事，原因是他们两家之间社会地位的悬殊，后者为富豪之家，其家族的先辈还是市政厅的议员，维米尔则属于小商人的阶层；还有一个障碍则是女孩的家庭在宗教信仰上是天主教，维米尔家庭则信仰新教。不过，无论如何，他们终于还是结婚了。婚后，维米尔皈依了天主教，并且搬到乌特勒支与岳母家族居住在一起。正是因为有了他妻子家族的财富，维米尔可以不为生活所迫，全身心地投入绘画艺术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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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画作十分精美，售价也比较高，他每年只画两幅画出售。他很少到公开的市场上去为人作画，他的主顾都是特定的与他熟悉的私人朋友和赞助者，他们中有贵族、商人、学者与绅士。像父亲一样，他也做绘画经销商的生意，从中赚钱养活家庭。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视自己为画家，在官方文件的签名上面他还是称呼自己为“画家”。事实上，维米尔画得很好。他在色彩的运用上，喜欢使用蓝色以及黄色的色调，画作时常以女性为主题，在他留下的34幅作品中，有18幅以单一的女子为主角。她们或者是在阅读来自远方的来信，或者是在倒牛奶，或者是在与亲密的朋友谈话，或者是在休息等。维米尔与妻子博尔内斯育有11个子女，家里一定闹翻天了，并且一定不会很富裕，但是他绘制的作品却流露出一种宁静的气氛。他最擅长表现室内柔和的光线，常常透露出一种极为典雅和静谧的场景，所绘人物的面容非常柔和，其眼神明亮而富有穿透力，还带有非常神秘的气息。他作品的风格在当时就被人认为是难解之谜。与伦勃朗的作品相比，他的创作量则比较小，风格和尺幅也没有前者那样宏大，但是同样具有另一种深刻的感染力。维米尔作品的画面，焦点平均，画风安详，从宁静中引发观者的遐思。维米尔的作品往往描绘的是建筑物内的人物，比如在一个房间的角落，有一盏灯从左上方照下来，画面上往往只有一个人物，占据了画面的四分之三，而且这个人物正在做某种事情，他的活动被停格在一个美妙的瞬间，似乎观众就是被邀请加入到这个美妙宁静的瞬间的。这种静谧的气氛往往是通过灯光或是从窗户外面射入室内的人物身上的光线来表现的，因此观众并不能肯定这是一年中哪一个特定的季节或是一天中的哪一个特定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一种艺术上的永恒感。创作于1665年至1667年的《戴珍珠耳环的女孩》（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 ，1665—1667）就是其中的一幅杰作。女孩的背景被描绘成中性的、非常接近全黑的黑色，由此产生了强烈的三维立体效果。她的头微微地倾斜到一边，好像沉浸在深深的思考之中。她极为明亮的水汪汪的眼睛凝视着观众，目光非常坚定，嘴唇微微地张开，好像要和人们说什么话似的。女孩穿着一件朴素的、棕黄色的短上衣，有着明亮的白色的领子。她戴着蓝色的长头巾，（当时欧洲基督教国家与奥斯曼帝国一直处在紧张的对峙甚至战争的状态之中，另一方面双方也保持着密切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奥斯曼帝国部分装束以及食物对于欧洲有一定的影响）而柠檬黄的面纱一样的长布拖在后面，从头顶一直到肩部。这幅画作所用的颜色种类极少，但是刻画人物的纵深感以及内在的感情以及思想却极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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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尔夫特风景》（View of Delft ，1660—1663）这是维米尔在中年的盛期所画的一幅著名的风景画，一般人们都认为这是从楼房的上面一层看出去的城市风光，他喜欢从地形学的角度去绘画城镇的整个的风景。他也很喜欢用暗箱技术（camera obscura）来观察和描绘风景，这种技术很早就已经有了，在16世纪的时候人们则开始在绘画艺术中经常使用：在便携式的暗箱的某一边有一个针孔大小的洞，从盒子前面的物体上反射出的光线从这个洞中射入，在透镜的帮助下，反射进盒子里的光线被集中到一个白色的表面上，这样就能够在白色的平面上看到所跟踪物体的影像。维米尔的绘画过程虽然利用暗箱技术，有时非常精细缓慢，但其作品并不是对暗箱所显现的影像的直接描摹，透露出他对于景色背后蕴含的意义的独特理解。《代尔夫特风景》很可能是根据暗箱技术画成的，其图像与真实的图景非常相似或逼真。这幅风景画所反映的景观非常开阔，但是画的尺幅并不大，描绘的似乎是代尔夫特在雨过天晴以后或是阴雨即将来临时的景色。他对于不断变化的云彩一直怀有特殊的兴趣，正是通过这些变幻莫测云彩，物体的受光才不断地改变。在画面中，前方的左岸有几个妇女和男子站在停靠在岸边驳船的边上，河中的水流特别平静，对岸的前方教堂或是房屋笼罩在阴云的阴影之下，城门前面也有驳船的停靠。不过，远处从中间往后的房屋以及大教堂的钟楼则还是在穿过云层的阳光照耀下格外明亮。天空的最上层是一片很大的乌云，下面则是白色的云层和明媚与蔚蓝的天空。许多人士认为这幅风景画蕴含着政治的含义，那就是画家在心目中认为的荷兰共和国即将面临的危机，乌云的聚集就是这种危机的象征。另外，远方的沐浴在明亮的阳光中的教堂钟楼实际上是属于著名的代尔夫特“新教堂”建筑物的一部分，这座教堂是由执政官韩德里克所建立的，1622年以来，里面安置有1584年被暗杀的荷兰共和国建国者“沉默者”威廉即奥伦治亲王威廉一世的墓。代尔夫特的人民对这位民族英雄极为崇敬，这座教堂也成为近代荷兰民族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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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代尔夫特风景》，作于1660年至1663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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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绘画作品中还表现了当时荷兰新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天文学以及航海技术的进步。比如他的保存在卢浮宫的作于1668年的《天文学家》（The Astronomer ），还有一幅作于1669年的《地理学家》（The Geographer ）。这两幅画都描绘了一位学者，长长的头发一直拖到耳根之后，长袍则拖到了地上，这都不是当时一般人的装束，给人一种神秘的气氛，也就是这种人似乎是上帝特别挑选的人物。这位天文学家并没有被描绘在使用望远镜观测天象，而是在他的桌子上一边查阅书籍，一边用右手抓住一个天体仪中的特定的部位，天球仪上左边画着大熊星座、天龙座和大力士座，右边画的是的天琴座。这只天球仪与洪地乌斯制作的天球仪是非常相似的。天球仪对于天文学以及航海事业是最重要的仪器，这位天文学家很可能在估计某一个特定的角度或者确定某一个特定的方位。而且它还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17世纪的时候，绘画中的天文学家是经常在室内工作的。在《地理学家》中，主人公则被描绘为拿着圆规估算两点之间的位置以及规划制图的布局，他一时停下了手上的工作，两眼看着窗外，穿过窗户的光线照亮了他的脸庞，这是一种获得灵感的表征。维米尔几乎在同时画了两幅这样的图画，似乎表明了一个时代的特征。17世纪60年代以后，正是荷兰的制图学以及航海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也是第二次英荷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荷兰基本上赢得了海上战争的胜利，荷兰的舰队成功地保护了自己国家的商船在北海以及其他海域的自由航行。维米尔的作品是时代的缩影。《天文学家》没有明确地展示某一种具体的科学的内容，当时人们也没有明确地反对星象术，也没有大力争辩新科学必定要取代旧的科学的观念。不过，《天文学家》绘制的时间就是在路易十四在巴黎建立天文台的时候（1667—1672），也就在1668年，牛顿改进了1663年詹姆斯·格里高利（James Gregory）在1663年已经发明的反射望远镜。在此以前的十年，在海牙的惠更斯以自己制作的望远镜发现了土星的六个卫星。当时，天文学的进步对于航海事业的发展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在广义上说，天文学的研究也是为航海活动（特别是航海贸易）服务的。《地理学家》似乎在说明地理学家是在近代的观念指导下进行他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并且他们的工作是与航海事业有关的，因为在画中主人公家中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海图，很可能就是布劳家族制作的海图之一。从17世纪60年代以后，航海以及海外的贸易已经深入荷兰人民的心中，成为他们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维米尔的作品基本上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了天文学以及地理学在荷兰的实用价值以及荷兰海洋帝国的宏图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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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天文学家》，约作于16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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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在多幅作品中还表现了地图，这也是当时的制图业的发展在荷兰社会生活中的返照。比如在《彬彬有礼的绅士与微笑的女子》（Cavalier and Young Woman ，约1657—1659）、《绘画的艺术》（The Art of Painting ，约1673）、《穿蓝色衣服的女子在读信》（Woman in Blue Reading a Letter ，1663/1664）、《弹鲁特琴的女子》（Woman with a Lute ，1669—1672）以及《拿着大水罐的年轻女子》（Young Woman with a Water Picher ，1662—1664）等几幅著名的作品中都有地图作为室内装饰。以地图作为室内的装饰品至少反映了两个基本的表现倾向：一是说明主人家的富有，因为在17世纪的荷兰，地图是价格不菲的；二是说明主人家有着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制图学虽然在当时是比较新的科学，但是已经得到社会高度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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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绘画的艺术》，作于1666年至1668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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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于1666—1668年的《绘画的艺术》（The Art of Painting ）被认为是维米尔晚年的一幅最为重要的杰作，许多年以来艺术史家们反复地讨论着它内在蕴含的意义。绘画的主题是一位背对着观者的画家在画室内为一位美丽娇小的女子画肖像。那位神秘的女孩有着红红的小嘴唇，白皙的皮肤，双目低垂，含羞带怯，似笑非笑，仿佛此时有一位陌生的男子突然闯进了画室。女孩头上戴着桂冠，右手拿着长管的喇叭，左手捧着一本很大的书籍，低垂的双眼仿佛注视着桌子上的布、面具以及摊开的书。背对观者的画家也是一位时髦的绅士，穿着红色的袜子和开衩的上衣，在当时这种开衩的上衣的非常时髦的服饰。画的前景的左侧挂着厚厚的布幕，被不知名的人慢慢地拉开，仿佛一幕有布景的话剧在展开。左侧下方还有一把椅子，似乎寓意邀请人们坐下观赏这幕戏剧。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猜测这位女子的身份。20世纪50年代，一位法国的艺术史家终于从一部17世纪的由塞萨勒·利帕（Cesare Ripa）所写的针对艺术家作画时参考的导读书《圣像学》（Iconologia ）上查到这是希腊神话中历史女神的形象——那位女子所戴的桂冠寓意荣誉与永生、手持的喇叭象征着名声、书籍意味着丰富的历史知识。从那时起，人们逐渐地对于画面上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认为这幅画与荷兰共和国当时的历史和宗教情况有关——维米尔是一位居住在新教国家的天主教徒，此画反映了他的宗教信仰和怀旧心境。吊灯上的双头鹰似乎寓意哈布斯堡王朝，因为双头鹰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纹章，吊灯上没有蜡烛，似乎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天主教之光已经熄灭，人物背后墙上所挂的地图描绘的是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尼德兰全境，地图中央有着非常明显的皱褶，似乎意味着维米尔心中希望的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在未来能够消失的疆界。还有人认为，在地图上有另外一些皱褶，其寓意可能更加深远，似乎画家是在表示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已经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因为在创作此画的前一年，就是荷兰共和国的“灾难之年”，共和国濒临覆灭的境地。画中还有其他一些维米尔要特别强调的东西：画家正在纸上描绘出桂冠的叶子——这是他在向人们宣称：“虽然我生活困苦，但是我绝不忧怀丧志，数世纪以后，人们不会忘记我的名字。”总之，让观者自己去思考和解读，正是维米尔的用意：那美丽女孩可以被看作一名模特儿，也可以被认为是历史女神，更或为艺术女神；正在作画的画家可以被认为是维米尔本人，也可以代表着所有的艺术家；至于这幅画的本身，既可以被视为单纯的绘画作品，也可以代表“绘画的艺术”。它时时刻刻都具有多层次上的含义，不愧为历史上最伟大和神秘的画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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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一生经历了荷兰共和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到了晚年的时候，已经穷困潦倒。当时，荷兰共和国与法国进行了漫长而又耗费巨大的战争，时局危殆，他卖不出任何作品。法军占领了乌特勒支，绘画市场完全崩溃了，其他城市也是百业萧条，人们哪还有心情作画或者买画。他不得不靠借债度日。1675年7月5日，他前往阿姆斯特丹去借债，希望借到1000荷兰盾，支付家庭中众多孩子糊口的开销。当时法国与荷兰之间在打仗，法军迅速向荷兰北方进军，荷兰军队则把河堤挖开阻挡法国的军队，在此混乱的情形之下，他是不可能借到金钱的。在他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他的精神都快要崩溃了。他的妻子说：他的心中装了如此之多的纠结和难题，以至于都“快要疯了”。“在一天或者一天半之内，他就从健康的人变成了一具死尸了。”维米尔在1675年12月13日或14日逝世，12月15日，人们为他举行了简单的葬礼。他被埋葬在代尔夫特的旧教堂的家族墓地里。他的妻子想保住《绘画的艺术》这幅丈夫在最贫穷的时候都不愿意卖掉的作品，她把这幅画送到自己母亲的家里。但是法定遗嘱执行人、当时的著名科学家列文虎克知道这幅画作的去处，认为在维米尔家庭已经破产的情形之下应该依法将此画拍卖掉，最后维米尔的妻子没有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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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逝世以后，他的名字就被大家忘记了。直到19世纪以后，法国共和派政治家、作家、记者和艺术史家泰奥菲勒·托雷·博格（Théophile Thoré-Burger，1807—1869）再度认识到维米尔的伟大的艺术才华与高贵的精神价值。当他在英国、瑞士、荷兰以及比利时旅行的时候，他特别考察了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绘画。他发现荷兰的风景画特别是维米尔的画作中充满着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主义以及明亮的光影的使用。1866年，他在《美术公报》（Gazette des Beaux-Arts ）上写文章，指出应该把维米尔作为荷兰黄金时代的一个杰出的画家来看待，指出他的绘画作品“具有独创性并且非常完美”，“在维米尔作品中，光线从来不是人工制造的，它是非常精确而自然的，一个谨小慎微的物理学家也不可能表现出比他更加自然真实的光线”。从那时起，他不断地呼吁人们重视维米尔的作品。同时，19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摄影技术的兴起，摄影家们也注意到维米尔作品中对于光和影的精确把握与呈现。现代的摄影师们指出，维米尔精确地呈现出1/24秒的影像以及全然以光和影表现的世界。由于维米尔的画作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以及崇尚光线的特征，法国的印象派画家也以他作为榜样，因为他的画作与学院派的暗色调的绘画形成鲜明的对比与反差。于是，在突然之间，他的作品成为欧洲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对象，私人的收藏家也热忱地收藏他的画作。现在，维米尔已经成为荷兰黄金时代最伟大和最杰出的艺术家的代表之一。从1995年至1996年，海牙举行了维米尔作品的大展，吸引了50万人参观。虽然对于画家本人来说，三百年以后的赞誉来得实在是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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