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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代尔夫特风景》，作于1660年至1663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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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绘画作品中还表现了当时荷兰新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天文学以及航海技术的进步。比如他的保存在卢浮宫的作于1668年的《天文学家》（The Astronomer ），还有一幅作于1669年的《地理学家》（The Geographer ）。这两幅画都描绘了一位学者，长长的头发一直拖到耳根之后，长袍则拖到了地上，这都不是当时一般人的装束，给人一种神秘的气氛，也就是这种人似乎是上帝特别挑选的人物。这位天文学家并没有被描绘在使用望远镜观测天象，而是在他的桌子上一边查阅书籍，一边用右手抓住一个天体仪中的特定的部位，天球仪上左边画着大熊星座、天龙座和大力士座，右边画的是的天琴座。这只天球仪与洪地乌斯制作的天球仪是非常相似的。天球仪对于天文学以及航海事业是最重要的仪器，这位天文学家很可能在估计某一个特定的角度或者确定某一个特定的方位。而且它还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17世纪的时候，绘画中的天文学家是经常在室内工作的。在《地理学家》中，主人公则被描绘为拿着圆规估算两点之间的位置以及规划制图的布局，他一时停下了手上的工作，两眼看着窗外，穿过窗户的光线照亮了他的脸庞，这是一种获得灵感的表征。维米尔几乎在同时画了两幅这样的图画，似乎表明了一个时代的特征。17世纪60年代以后，正是荷兰的制图学以及航海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也是第二次英荷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荷兰基本上赢得了海上战争的胜利，荷兰的舰队成功地保护了自己国家的商船在北海以及其他海域的自由航行。维米尔的作品是时代的缩影。《天文学家》没有明确地展示某一种具体的科学的内容，当时人们也没有明确地反对星象术，也没有大力争辩新科学必定要取代旧的科学的观念。不过，《天文学家》绘制的时间就是在路易十四在巴黎建立天文台的时候（1667—1672），也就在1668年，牛顿改进了1663年詹姆斯·格里高利（James Gregory）在1663年已经发明的反射望远镜。在此以前的十年，在海牙的惠更斯以自己制作的望远镜发现了土星的六个卫星。当时，天文学的进步对于航海事业的发展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在广义上说，天文学的研究也是为航海活动（特别是航海贸易）服务的。《地理学家》似乎在说明地理学家是在近代的观念指导下进行他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并且他们的工作是与航海事业有关的，因为在画中主人公家中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海图，很可能就是布劳家族制作的海图之一。从17世纪60年代以后，航海以及海外的贸易已经深入荷兰人民的心中，成为他们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维米尔的作品基本上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了天文学以及地理学在荷兰的实用价值以及荷兰海洋帝国的宏图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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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天文学家》，约作于16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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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在多幅作品中还表现了地图，这也是当时的制图业的发展在荷兰社会生活中的返照。比如在《彬彬有礼的绅士与微笑的女子》（Cavalier and Young Woman ，约1657—1659）、《绘画的艺术》（The Art of Painting ，约1673）、《穿蓝色衣服的女子在读信》（Woman in Blue Reading a Letter ，1663/1664）、《弹鲁特琴的女子》（Woman with a Lute ，1669—1672）以及《拿着大水罐的年轻女子》（Young Woman with a Water Picher ，1662—1664）等几幅著名的作品中都有地图作为室内装饰。以地图作为室内的装饰品至少反映了两个基本的表现倾向：一是说明主人家的富有，因为在17世纪的荷兰，地图是价格不菲的；二是说明主人家有着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制图学虽然在当时是比较新的科学，但是已经得到社会高度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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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绘画的艺术》，作于1666年至1668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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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于1666—1668年的《绘画的艺术》（The Art of Painting ）被认为是维米尔晚年的一幅最为重要的杰作，许多年以来艺术史家们反复地讨论着它内在蕴含的意义。绘画的主题是一位背对着观者的画家在画室内为一位美丽娇小的女子画肖像。那位神秘的女孩有着红红的小嘴唇，白皙的皮肤，双目低垂，含羞带怯，似笑非笑，仿佛此时有一位陌生的男子突然闯进了画室。女孩头上戴着桂冠，右手拿着长管的喇叭，左手捧着一本很大的书籍，低垂的双眼仿佛注视着桌子上的布、面具以及摊开的书。背对观者的画家也是一位时髦的绅士，穿着红色的袜子和开衩的上衣，在当时这种开衩的上衣的非常时髦的服饰。画的前景的左侧挂着厚厚的布幕，被不知名的人慢慢地拉开，仿佛一幕有布景的话剧在展开。左侧下方还有一把椅子，似乎寓意邀请人们坐下观赏这幕戏剧。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猜测这位女子的身份。20世纪50年代，一位法国的艺术史家终于从一部17世纪的由塞萨勒·利帕（Cesare Ripa）所写的针对艺术家作画时参考的导读书《圣像学》（Iconologia ）上查到这是希腊神话中历史女神的形象——那位女子所戴的桂冠寓意荣誉与永生、手持的喇叭象征着名声、书籍意味着丰富的历史知识。从那时起，人们逐渐地对于画面上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认为这幅画与荷兰共和国当时的历史和宗教情况有关——维米尔是一位居住在新教国家的天主教徒，此画反映了他的宗教信仰和怀旧心境。吊灯上的双头鹰似乎寓意哈布斯堡王朝，因为双头鹰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纹章，吊灯上没有蜡烛，似乎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天主教之光已经熄灭，人物背后墙上所挂的地图描绘的是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尼德兰全境，地图中央有着非常明显的皱褶，似乎意味着维米尔心中希望的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在未来能够消失的疆界。还有人认为，在地图上有另外一些皱褶，其寓意可能更加深远，似乎画家是在表示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已经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因为在创作此画的前一年，就是荷兰共和国的“灾难之年”，共和国濒临覆灭的境地。画中还有其他一些维米尔要特别强调的东西：画家正在纸上描绘出桂冠的叶子——这是他在向人们宣称：“虽然我生活困苦，但是我绝不忧怀丧志，数世纪以后，人们不会忘记我的名字。”总之，让观者自己去思考和解读，正是维米尔的用意：那美丽女孩可以被看作一名模特儿，也可以被认为是历史女神，更或为艺术女神；正在作画的画家可以被认为是维米尔本人，也可以代表着所有的艺术家；至于这幅画的本身，既可以被视为单纯的绘画作品，也可以代表“绘画的艺术”。它时时刻刻都具有多层次上的含义，不愧为历史上最伟大和神秘的画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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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的一生经历了荷兰共和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到了晚年的时候，已经穷困潦倒。当时，荷兰共和国与法国进行了漫长而又耗费巨大的战争，时局危殆，他卖不出任何作品。法军占领了乌特勒支，绘画市场完全崩溃了，其他城市也是百业萧条，人们哪还有心情作画或者买画。他不得不靠借债度日。1675年7月5日，他前往阿姆斯特丹去借债，希望借到1000荷兰盾，支付家庭中众多孩子糊口的开销。当时法国与荷兰之间在打仗，法军迅速向荷兰北方进军，荷兰军队则把河堤挖开阻挡法国的军队，在此混乱的情形之下，他是不可能借到金钱的。在他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他的精神都快要崩溃了。他的妻子说：他的心中装了如此之多的纠结和难题，以至于都“快要疯了”。“在一天或者一天半之内，他就从健康的人变成了一具死尸了。”维米尔在1675年12月13日或14日逝世，12月15日，人们为他举行了简单的葬礼。他被埋葬在代尔夫特的旧教堂的家族墓地里。他的妻子想保住《绘画的艺术》这幅丈夫在最贫穷的时候都不愿意卖掉的作品，她把这幅画送到自己母亲的家里。但是法定遗嘱执行人、当时的著名科学家列文虎克知道这幅画作的去处，认为在维米尔家庭已经破产的情形之下应该依法将此画拍卖掉，最后维米尔的妻子没有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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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米尔逝世以后，他的名字就被大家忘记了。直到19世纪以后，法国共和派政治家、作家、记者和艺术史家泰奥菲勒·托雷·博格（Théophile Thoré-Burger，1807—1869）再度认识到维米尔的伟大的艺术才华与高贵的精神价值。当他在英国、瑞士、荷兰以及比利时旅行的时候，他特别考察了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绘画。他发现荷兰的风景画特别是维米尔的画作中充满着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主义以及明亮的光影的使用。1866年，他在《美术公报》（Gazette des Beaux-Arts ）上写文章，指出应该把维米尔作为荷兰黄金时代的一个杰出的画家来看待，指出他的绘画作品“具有独创性并且非常完美”，“在维米尔作品中，光线从来不是人工制造的，它是非常精确而自然的，一个谨小慎微的物理学家也不可能表现出比他更加自然真实的光线”。从那时起，他不断地呼吁人们重视维米尔的作品。同时，19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摄影技术的兴起，摄影家们也注意到维米尔作品中对于光和影的精确把握与呈现。现代的摄影师们指出，维米尔精确地呈现出1/24秒的影像以及全然以光和影表现的世界。由于维米尔的画作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以及崇尚光线的特征，法国的印象派画家也以他作为榜样，因为他的画作与学院派的暗色调的绘画形成鲜明的对比与反差。于是，在突然之间，他的作品成为欧洲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对象，私人的收藏家也热忱地收藏他的画作。现在，维米尔已经成为荷兰黄金时代最伟大和最杰出的艺术家的代表之一。从1995年至1996年，海牙举行了维米尔作品的大展，吸引了50万人参观。虽然对于画家本人来说，三百年以后的赞誉来得实在是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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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史蒂恩（Jan Steen，1626—1679）是一位具有喜剧感的画家，他最喜欢描绘的题材是普通荷兰人的家庭生活，如亲子图以及家人嬉戏的场景，还有鱼货市场上人们的活动等。他有时也把自己绘制在画面当中，并常常以滑稽的表情出现，整个人从头到脚，由里到外，像是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开怀大笑。在一张自画像中，他边弹着鲁特琴，边享用新鲜的啤酒，圆鼓鼓的脸上，堆满着扬扬得意的笑容，连画面外的观看者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快乐。史蒂恩与同时代的伦勃朗非常相似，他们都喜欢画自画像，并且以不同身份的各色人等在画面中出现。他创作的主题，有时还与当时荷兰文学中的喜剧的主题有关。在《医生看诊》中，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生病了，医生被请来看诊。此时女孩看见他的情人前来探视，精神马上就抖擞起来。女孩因为兴奋脉搏越跳越快，使得为她把脉的医生一脸疑惑。在女孩的后方出现了戴着破帽子的画家自画的本人像，这正是荷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丑角的装扮与比喻。而在画中出现的画家，手里提着一条鲱鱼和青葱，它们象征着药物。他的另一幅作品是《剥牡蛎的女人》，画中的女人的笑容非常暧昧微妙，她的目光盯着观画者，似乎在捉弄他们对于牡蛎象征着情欲的遐思。在他的创作于1663年的《戒奢宁俭》（In Luxury，Look out ）记录了一个混乱家庭的瞬间。画面上有四个成年人、一个青年人，一个婴儿、一头猪、一只猴子以及一条狗混乱地共处一室。一个年轻女子面朝观众微笑，一只手端着一杯酒置于旁边男子的胯部，而男子则把腿跷起来搭在女人的膝盖上，同时也扭头关注身后年龄稍长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个男人正在给女人念书。一只鸭子站在那个男人的肩膀上，鸭子的头朝向旁边另外一个拉小提琴并注视一个小女孩的男子，那个小女孩则在偷钱包里的钱币。女孩的旁边是一个正在吸烟斗的小男孩，还有一位光顾着打盹的妇女，对桌子上贪吃的狗并不在意，甚至连婴儿把碗摔在地上的声音也没有听到。那婴儿探出头来想看酒桶里溢出来的酒。画的右面有一头猪，它把酒桶的塞子拔掉并且穿过了整个房间。史蒂恩的绘画虽然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但是也蕴含警世的寓意——他在右面空白处写下了著名的谚语：戒奢宁俭。画家在挂着的篮子里画了象征贫困和疾病的东西，里面有拐杖、玩具和鞭子（惩罚轻微犯过的人时使用的），他把这些信息作为线索提供给观众，警告世人切勿奢华，因为财富瞬间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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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史蒂恩《戒奢宁俭》，约作于16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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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黄金时代的艺术家在绘制风景画方面有非常独特的造诣。风景画也是荷兰黄金时代产量最大的和中产阶层最喜爱收藏的绘画种类。风景画也有许多门类，其中既有描绘田园的风光，也有寓意深长的叙事作品；不过最为普遍的就是描绘画家所在的当地的风情。在17世纪最初的40年里，哈勒姆有一些版画家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使得版画风景画有了明显的发展。1611年克拉斯·扬·维斯切尔（Claes Jansz. Visscher，1587—1652）创作的系列12张蚀刻画《乐土》（Pleasant Place ），是画家沿着历史遗迹、手工业作坊的遗址以及哈勒姆的游乐场所描绘的景观，他组合了风景版画、地图以及地形的描绘等诸多要素，创作一种让人们观赏本地风光的新的旅游和艺术欣赏形式。他还有一些版画则刻意地描绘了当时荷兰境内的城市的发展以及由于商业发展所导致的新的繁荣。这些版画的主题明白晓畅，赞美了朴素和富于创造力的荷兰人民。很快地就有另外的一些画家纷纷仿效维斯切尔，用风景版画来描绘他们自己的旅程。他们所描绘的对象有荷兰漫长的海岸、蜿蜒的河流、广阔的田野、蔚蓝的天空、繁荣的城市以及广场和茅舍之类等。维斯切尔在他的画册中这样写道：“你们艺术爱好者可能没有时间出远门旅行，不过你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一片乐土——哈勒姆以及附近的令人愉悦的城镇。”风车也是当时的画家们非常喜欢描绘的具有荷兰特色的对象。著名画家雅各布·凡·雷斯达尔（Jacob van Ruisdael，1628/1629—1682）是出身于哈勒姆绘画世家的一名风景画家，他的作于1670年左右的《风车》（Windmill at Wijk hij Duurstede ，约1670）借助低点观察的方式将位于画面右侧的风车表现得非常突出，引发人们的思考。在当时的象征文学以及宗教小册子中，风车常常暗喻上帝赋予自然的力量和精神。在一些早期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中，风车的十字形的转轮往往在人们的思想中与象征耶稣蒙难的十字架联系起来。尽管在雷斯达尔的作品中富于动感的黑压压的云层似乎暗示上帝的力量，但是这幅作品更像是一幅纯粹的展示荷兰最平常的景色的风景画而非宗教寓意的图画传统的表达。画家颂扬了作为荷兰人民利用自然力量最有力的体现的风车和磨坊，碾磨谷物的磨坊的实用性很自然地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雷斯达尔的另一幅《哈勒姆小景》（Little Haarlem View ，1670）则展示了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之下城市西北部的一片山丘之下的平旷的由风车抽干积水以后形成的一片田野，在远处的地平线上有一座教堂。还有一些版画也颂扬了不同类型的小磨坊在整个农业生产链中的功能，包括碾磨小麦到小麦脱粒直到最后植入土地。从1607年至1640年，荷兰省的手工业作坊主、商人与工程师们排干了省内的许多淤积地，开辟了大片的可耕地。新辟的低地上出现了许多靠近海堤的极为方便地被人们利用的风车，以风力推动的排水设备维持着新的乡村以及城镇的运作。上述的风景画正是这种蔚为壮观的景象的反映。与此同时，人们还沿着河流和沟渠建立了便利的交通和运输系统。阿姆斯特丹画家埃萨斯·凡·德·维尔德（Esaias van de Velde，1590/1591—1630）在1622年创作了《渡船》，可以看到马拉的渡船连接着城镇以及大大小小的村庄。据说，当时人、牲畜和货物从阿姆斯特丹到海牙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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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凡·雷斯达尔《风车》，约作于16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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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人们在河上滑冰》，16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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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人们在冰河上玩耍嬉戏是另一个最具有荷兰本地特点的场景。韩德里克·埃弗坎普（Hendrick Avercamp，1585—1635）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聋哑人画家，他自幼就喜欢描绘在冬季滑冰的人物，后来以专门描绘荷兰冬天的风景画而闻名于画坛，甚至许多外国人都知道他在绘画上这方面的特长。他善于将荷兰社会各阶层都描绘在一个冬季滑冰的场景之中，在这些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中，天空和冰层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隐隐约约地交汇，快乐嬉戏的人群似乎与冰河的河面与大地融为一体。他对于人口繁密的滑冰场面的描绘是以平时细心的观察为基础的，各种不同人物的情态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人们的服饰都被描绘得恰如其分，栩栩如生。从他的画中可以看到荷兰的工程师发明的一种可以在冰上滑行的帆船。他有100多幅作品被保留下来，2009年11月至2010年2月，荷兰人民在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名为“小冰川时代”的艺术展览，专门展出他的这些非常特别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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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农村以及养牛的场景也是荷兰风景画家描绘的主题。保鲁斯·博特尔（Paulus Potter，1625—1654）是出生于恩克赫伊曾的一位年轻的画家，他在28岁的时候就因感染了结核病而英年早逝。但是他勤奋多产，留下了100多幅作品。他经常将动物描绘在风景之中，而且视点也比较低。他在1647年创作的《公牛》（The Bull ，1647），通过大小几乎与原物没有什么差别的公牛与观看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极为认真仔细地刻画了公牛皮毛与皱纹等细节，似乎在为动物画肖像。他所画的那头公牛实际上结合了不同年龄的公牛的特征。当时的观者很可能将公牛、奶牛、母羊视为荷兰共和国繁荣的标志，因为饲养奶牛以及乳品业是荷兰农业繁荣的一个标志和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荷兰黄金时代政治稳定保障了该国的乳品业的发展和壮大。上文所述的维斯切尔在他所绘制的荷兰停战时期的形势图中，在右边的纹章上刻画了一条奶牛，它甚至象征着荷兰国家的本身。另一位画家韩德里克·洪蒂乌斯二世（Hendrik Hondius II，1579—1644年以后）在他作于1644年的蚀刻画《河中的奶牛》中有如下的题字：“你是个守护者，要当心，咱们荷兰的奶牛是不能被偷的。”这幅作品是具有爱国思想的六块版画中的一幅。园艺和蔬果也是荷兰风景画中的引以为豪的题材。同时，园艺和畜牧业一样，也是荷兰农民赖以为生的一种行业。加百列·梅苏（Gabriel Metsu，1629—1667）以创作历史画、肖像画以及静物画见长。他曾经在1661年至1662年间创作过一幅蔬果市场图，以阿姆斯特丹最为著名的“王子运河”作为背景，展现了各种各样的白菜以及带根的蔬菜。他特意将来自霍伦的胡萝卜与花椰菜放置在一个非常荣耀的地位，它们都是新近引入荷兰省的珍贵蔬菜，与通常人们食用的白萝卜以及其他价格低廉的蔬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运河作为荷兰水上交通的快速通道是阿姆斯特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纽带，画中还特意描绘了运河上的航行的帆船以表达画作内涵的寓意，作品的背景以及主题都是颂扬荷兰以及阿姆斯特丹的繁荣经济和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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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鲁斯·博特尔《公牛》，16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