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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人们在河上滑冰》，16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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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人们在冰河上玩耍嬉戏是另一个最具有荷兰本地特点的场景。韩德里克·埃弗坎普（Hendrick Avercamp，1585—1635）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聋哑人画家，他自幼就喜欢描绘在冬季滑冰的人物，后来以专门描绘荷兰冬天的风景画而闻名于画坛，甚至许多外国人都知道他在绘画上这方面的特长。他善于将荷兰社会各阶层都描绘在一个冬季滑冰的场景之中，在这些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中，天空和冰层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隐隐约约地交汇，快乐嬉戏的人群似乎与冰河的河面与大地融为一体。他对于人口繁密的滑冰场面的描绘是以平时细心的观察为基础的，各种不同人物的情态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人们的服饰都被描绘得恰如其分，栩栩如生。从他的画中可以看到荷兰的工程师发明的一种可以在冰上滑行的帆船。他有100多幅作品被保留下来，2009年11月至2010年2月，荷兰人民在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名为“小冰川时代”的艺术展览，专门展出他的这些非常特别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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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农村以及养牛的场景也是荷兰风景画家描绘的主题。保鲁斯·博特尔（Paulus Potter，1625—1654）是出生于恩克赫伊曾的一位年轻的画家，他在28岁的时候就因感染了结核病而英年早逝。但是他勤奋多产，留下了100多幅作品。他经常将动物描绘在风景之中，而且视点也比较低。他在1647年创作的《公牛》（The Bull ，1647），通过大小几乎与原物没有什么差别的公牛与观看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极为认真仔细地刻画了公牛皮毛与皱纹等细节，似乎在为动物画肖像。他所画的那头公牛实际上结合了不同年龄的公牛的特征。当时的观者很可能将公牛、奶牛、母羊视为荷兰共和国繁荣的标志，因为饲养奶牛以及乳品业是荷兰农业繁荣的一个标志和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荷兰黄金时代政治稳定保障了该国的乳品业的发展和壮大。上文所述的维斯切尔在他所绘制的荷兰停战时期的形势图中，在右边的纹章上刻画了一条奶牛，它甚至象征着荷兰国家的本身。另一位画家韩德里克·洪蒂乌斯二世（Hendrik Hondius II，1579—1644年以后）在他作于1644年的蚀刻画《河中的奶牛》中有如下的题字：“你是个守护者，要当心，咱们荷兰的奶牛是不能被偷的。”这幅作品是具有爱国思想的六块版画中的一幅。园艺和蔬果也是荷兰风景画中的引以为豪的题材。同时，园艺和畜牧业一样，也是荷兰农民赖以为生的一种行业。加百列·梅苏（Gabriel Metsu，1629—1667）以创作历史画、肖像画以及静物画见长。他曾经在1661年至1662年间创作过一幅蔬果市场图，以阿姆斯特丹最为著名的“王子运河”作为背景，展现了各种各样的白菜以及带根的蔬菜。他特意将来自霍伦的胡萝卜与花椰菜放置在一个非常荣耀的地位，它们都是新近引入荷兰省的珍贵蔬菜，与通常人们食用的白萝卜以及其他价格低廉的蔬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运河作为荷兰水上交通的快速通道是阿姆斯特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纽带，画中还特意描绘了运河上的航行的帆船以表达画作内涵的寓意，作品的背景以及主题都是颂扬荷兰以及阿姆斯特丹的繁荣经济和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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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鲁斯·博特尔《公牛》，16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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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凡·特·海顿（Jan van der Heyden，1637—1712）是当时荷兰最好的城市风景画家之一，他出身于格罗宁根的一个门诺派教徒的家庭，在阿姆斯特丹终老。他描绘的风景大体上以阿姆斯特丹的城市风光为主。作于17世纪80年代的《西教堂景色》（View of Westerkerk ）描绘的是阿姆斯特丹重要的历史性建筑西教堂，这座建于1638年的当时最大的新教教堂沿袭了荷兰早期建筑习惯使用的暖色的本地出产的砖块，其钟楼有三层古典石柱和以托梁为支撑的球状物为顶部，非常具有荷兰的特点。在这幅城市风景画中，海顿略去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只在河流的岸边保留了少数在走动的路人，使得景色显得非常安静。在他的其他的描绘城市风景的作品中，一并略去了人群的拥挤、喧闹、犯罪以及脏乱的场面。这些作品向人们展示了荷兰黄金时代城市生活的美好的一面——可以推测这些作品的买主应该也是城市生活中的富裕者以及成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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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顿《西教堂景色》，17世纪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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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威廉·凡·德·维尔德《海上的战舰》，16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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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荷兰共和国的社会生活与别的地方和国家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它是当时世界贸易的窗口，到处可以看到大海与航行的船只。当城市的景观画以及农村的风景以及动物画成为宣扬荷兰本土经济的繁荣的工具的时候，以航海活动为主题的绘画则承认了荷兰海外贸易以及殖民探险活动是国家繁荣的另一个重要的标志。一般来说，以航海为题材的风景画非常便宜，也容易买到。但是，最好的绘制航海题材的画家却是跻身于最富有的艺术家的行列的。荷兰的联省议会、各省的议会、市政厅以及东印度以及西印度贸易公司都委托订购描绘荷兰海军舰队以及贸易商船队的画作。韩德里克·弗罗姆（Hendrik Vroom，约1566—1640）曾经接受联省议会的委托，创作了一幅大型的蚀刻画，描绘了一支庞大的荷兰舰队将陆军送上战场。以创作航海题材绘画而著名的小威廉·凡·德·维尔德（Willem van der Velde the Younger，1633—1707）在1686年绘制的《进入阿姆斯特丹港口的“金狮号”》，描绘了一艘有着史诗般经历的英雄船只，正缓缓驶入阿姆斯特丹港口，它那白色的风帆在漂浮的白云以及蔚蓝的天空之下高高飘扬，展现出海船最美的雄姿。小维尔德出生于莱顿，父亲也是一名专门画海景的画家。他本人于1673年移居英国，受到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以及约克公爵的赞助，从事艺术创作。鲁道夫·贝克胡森（Ludolf Backhuysen，1630—1708）是一名出生于日耳曼的画家，是继小维尔德以后的最重要的海景画家，也是一名制图家、书法家以及版画复制家。他曾经创作过著名的《暴风雨中的危船》，他极为详细生动地描绘了三艘即将遇难的荷兰海船在惊天动地的波涛中行进的过程。画面左边船上的三个舵手成功地稳定了船的航行，他们明智地启动了一个后舵。右边的一艘桅杆破损的护卫舰，已经竭力难支，即将在附近的海域沉没。画家好像亲身置身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目睹了这场海难，他所描绘的起伏翻滚的海浪以及身不由己急速行进的船只如此真切，使得观者几乎来不及完全理解，就不知不觉地融入眼前的悲剧之中，与船上的海员同呼吸共命运。这种类型的画作使人认识到荷兰共和国在海上成功的脆弱以及所付出的代价。遥远的一束阳光则象征着为了扭转命运而坚守的希望，更加光明的未来可能拯救左面的那艘船，那船上的国旗飘扬在电闪雷鸣的天空之中，这种悲壮的场面更能使人联想到万能的上帝。渔船以及渔民也是荷兰风景画的一个基本的题材，还有就是防御工事如要塞、兵营、邻近的一个接着另一个的城镇、士兵、海员以及市民、来自异域的舶来品以及日常用品，外国的和本地的事物都成为艺术家表现的对象。荷兰的艺术包罗了所有的事物，反映了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所见所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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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道夫·贝克胡森《海风中的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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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富裕的商人、统治阶级以及一般市民对于收藏绘画作品有着强烈的爱好，但是他们对于画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则持一种鄙视的态度。几乎所有的荷兰画家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阶层或是工人阶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太可能像鲁本斯、凡·戴克和委拉兹奎斯那样起自贫寒而获得成功者。伦勃朗的那些富有的赞助者们曾经认为他是一位天才的画家，但是一旦他们看到这位画家因为欠债而破产的时候就瞧不起他了，这位伟大的画家在晚年经历了穷困潦倒的命运。人们通常认为画家是挥霍无度的败家子，常常在小酒馆里消磨时光，他们的学生经常在那些小酒馆的地上画了一些钱币，让他们的喝醉酒的老师们俯身去捡起来，由此博取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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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黄金时代的艺术家精英，就像商人的精英一样，既有出生在本土的人，也有外来的移民。从艺术风格上来看，有从南部尼德兰传统的天主教艺术风格转向北方联省的百花盛开的成熟与丰富。同时，主要的艺术家都是在乌特勒支、哈勒姆、代尔夫特、莱顿等北方地区，而不是南方，由此形成了北方的艺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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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这种变化，正与当时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相吻合。荷兰社会在短短一些年中，变得比以前远远地更加富有和更加安全，城镇的飞速发展使得富有的商人阶层搬进去居住，这种社会的变化使得人们需要建立新的建筑、将充公的修道院重新装修用于民用事业，公共机构开始订购多种类型的艺术品以及私人的收藏逐渐地发展起来了。相关的现象还有一种对北方来说是新的奢侈品工业发展起来了，为艺术以及艺术家提供了新的施展才华的空间。张淑勤教授在《荷兰史》中指出：“在世界艺术史上，很少有一个国家像荷兰那般，经济、社会、历史、宗教甚至地理与天候，都与艺术家有着直接密切的影响。成千的画家能够在一个小地方靠卖画为生，这是基于当时人们对于艺术的喜爱和购买力。一般的市民都热衷于买画来增添室内的气氛，因此艺术市场应运而生，这是荷兰艺术与经济相结合的一种特色。有了绘画市场，专业的画商和经纪人也就成为一种行业，他们从替顾客选画，到请画家作画，有着一套专业的流程和严谨的组织，像是一条艺术的‘生产线’。荷兰的绘画事业闻名国际，画商不仅服务国内的客户，更专门替欧洲各国的王室、贵族操作艺术作品的投机买卖。世俗化的主题像是静物、渔货、鲜花、风景等都蔚为风气，传统的宗教和历史画则相对较少。这点与荷兰加尔文教徒拒绝以圣徒的画像装饰教堂，也不日日举行隆重庄严的圣礼有关。画家的人数在17世纪的时候剧增，因此也设立了画家的行会，很多年轻人投入绘画这门行业。在当时，一名画家的普通收入，可以达到工匠收入的四倍。这种现象也只有在17世纪的荷兰社会才能发生。绘画的形式记录了17世纪荷兰的经济与艺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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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雕塑并不特别发达，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条件和空间环境的狭小。在围海造地的国度里，土地被分割成为小块，要放置雕塑特别是大型的雕塑都有一定的困难。不过，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总有空间是可以安排出来的。如赫伊津哈指出，真正的原因是缺乏赞助人。荷兰的新教会本来就反对偶像崇拜，贵族的人数又少，国家也不愿意在这方面提供大量的经费。在低地国家，税收大部分都进了市政厅的保险箱，小部分进了国家的国库，而掌管保险箱的大部分都是市民和商人，他们宁可将税收用于修建救济院和孤儿院，而不是委托艺术家创作公共的艺术品。教会至多允许教徒修建大型的陵墓和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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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荷兰的建筑则非常有特色，在欧洲的建筑史上有独特的地位。“它似乎是我们国家和民族争取自由斗争中创造的工具。”（赫伊津哈）荷兰南部的建筑带有强烈的佛兰德斯的影响，北部则有日耳曼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荷兰建筑的特殊风格。格罗宁根的大市场是东北部最大的广场，体现了东北部的特色（不过已经不存在了）。在荷兰省的历史较短的小城镇里，纤细的建筑立面构成了总体的风貌：瘦小的建筑物、梯级往上收缩的山墙。典型的住宅由最初的木结构演变而来，但是原来的木结构、半木结构的门面和骑楼大多已经消失了。最常见的建筑物是中产阶层的简单的住宅，只需要满足家人的需要，让几个仆人有栖身之所。在1600年的时候，城镇里几乎没有任何气势不凡的建筑物，贵族的乡间住宅则保留了中世纪以来的城堡的宏大规模，窗户小，墙壁厚，至今仍然散见于林堡等地。在比较大的和重要的城市中，重要的公共建筑物有市政厅、孤儿院、民兵会议厅、仓库、交易所、东西印度公司的总部、货栈以及重要人物和富有商人的乡间宅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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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但是并非不重要的则是教堂。在17世纪40年代中期至1675年，联省共和国出现了大量的教堂建筑。荷兰共和国大部分的教堂都建于1572年以后，但是大部分的重要的大教堂都是在上述的1640年至1675年间建造的，这是由于当时城镇人口急剧增长、城镇规模不断扩大以及新教教会推行“认信运动”（confessionalization）的结果。同时，荷兰也出现了大型的非改革宗教会的宗教建筑，包括在阿姆斯特丹的两座大型的犹太教会堂，这完全是由于荷兰执行了宗教宽容政策以后产生的社会现象。1639年至1649年建于莱顿的著名的型制特别的八角形的马雷克（Marekerk）教堂是有建筑师阿伦特·凡·格拉维桑德（Arent van’ Gravesande）设计的，由另一位著名建筑师杨·凡·坎彭（Jan van Campen，1595—1675）部分地参与了建筑工程，后者是17世纪中叶荷兰古典主义最重要的五位建筑师之一。坎彭还设计了哈勒姆的“新教堂”（New Church），它于1645年至1651年间建成。最美丽的是1647年至1667年建于米德尔堡的“东教堂”（Oostkerk）教堂，它是根据上述莱顿的那个八角形教堂设计的荷兰共和国第二座八角形教堂，由格拉维桑德和皮特·坡斯特（Pieter Post，1608—1669）设计建造的。海牙的“新教堂”是该城市的第三大教堂，于1649年至1656年建成，由建筑师皮特·诺维斯（Pieter Noorwits）设计建造。阿姆斯特丹与别的城市不一样，在17世纪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几座新教堂。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1669年至1671年又建成了一座新的属于加尔文派教会的新教堂。同时，阿姆斯特丹在同一时期也出现了规模很大的具有纪念意义的非加尔文派教会的教堂建筑，那就是建于1667年至1671年的属于路德宗的圆形教堂，它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穹顶，可以容纳5400名信徒同时举行崇拜。由埃里亚斯·波曼（Elias Bouman，1635—1686）设计的建造于1669年至1671年的“德国裔犹太人会堂”以及始建于1671年的重要的“葡萄牙犹太人会堂”，后者也是荷兰最大的宗教建筑之一（它在建筑过程中由于法国于1672年至1674年的入侵推迟了动工）。这两座犹太人会堂不仅是荷兰最重要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犹太人会堂，也是欧洲最漂亮的犹太人会堂。在当时的荷兰，许多旧的天主教堂仍然被沿用，虽然其内部的装饰物经过破坏圣像运动的洗礼已经荡然无存，但是还是可以被利用作为崇拜上帝的地方。新教的教堂给建筑师提供了不同于天主教教堂的创作与想象的空间，特别是要对最为神圣和传统的主题加以新的诠释。他们就向意大利的建筑师以及文艺复兴晚期的艺术家们求教，将在意大利学习到的风格运用于荷兰的新教的建筑，由此产生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效果。莱顿的教堂、米德尔堡的教堂以及格罗宁根的教堂等都是典型的范例，这些教堂的灵感主要是来自威尼斯的圣母礼赞堂。在这些建筑里，外来的元素经过简洁的和庄重的转化以后，被赋予加尔文教派的精神。阿姆斯特丹、哈勒姆等地的城市教堂以及无数的乡村教堂都仿效远方的范例加以建造，显得清爽、简洁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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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斯特和约》签订以后的25年间，除了教堂以外，在阿姆斯特丹等地，大量的经费是用来建造豪华的市政厅的，这些市政厅成为这一时期荷兰共和国最具特征的建筑物。阿姆斯特丹市政厅于1648年10月动工，由上述著名的建筑师杨·凡·坎彭主持设计和建筑工程，另一名建筑师菲利普·文布恩（Philip Vingboon，1607—1678）也参与了工作，整个工程持续了十年的时间。该建筑物按照本来的设计其规模极其宏大，但是17世纪40年代后期由于正在建造的在附近的加尔文派的新教堂于1645年发生火灾被毁，需要充裕的资金重新修建和加固，所以市政厅的建筑不得不削减经费，以免那些严肃的加尔文派教士的不满，建筑师和雕刻家也被抽调去帮助新教堂的建筑，原本设计上有的市政厅的附属建筑物也就被取消了。但是，无论如何，阿姆斯特丹市政厅仍然是荷兰黄金时代最重要的建筑和艺术成就。它具有宏伟的富丽堂皇的古典式样，其外面使用砂石，内部则使用大理石建造，不仅要表现阿姆斯特丹的伟大，也要体现荷兰民族的世俗的价值观和市民的自豪感，因为摄政团的精英都是由市民组成的。设计师成功地将巴拉丁的、意大利的以及荷兰的建筑与文化因素融为一体。在1655年举行落成典礼的时候，官方、艺术家以及文化人都齐来庆祝，特别请冯德尔赋诗一首。但是当时落成的只是建筑的外壳，里面大部分的雕塑以及公共绘画作品是后来加进去的。在阿姆斯特丹，除了教堂和会堂以外，该城的两座孤儿院也被重新翻修与扩建，其中一座建于1657年的加尔文教会的孤儿院由埃里亚斯·波曼设计，可以容纳800名儿童，几乎是一个村庄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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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6年至1661年，为了适应第一次英荷战争以后海军发展的需要，一座规模巨大的海军部的建筑也建立起来了，它拥有一个像市政厅一样的宏伟的正立面。在这座建筑物落成的时候，人们又邀请冯德尔赋诗一首，在开幕式上由专业演员朗诵。在1663年以后，阿姆斯特丹的城市建筑进一步扩大，商人精英、银行家以及摄政团的议员们在水边建造了许多宅邸，对于这些成功人士来说，他们喜欢在城市中心的运河两岸建造这样的豪华宅邸。比较著名的就是特里普兄弟在河边的豪宅，伦勃朗在1661年的时候为它的主人绘制了一幅著名的雅各布·特里普夫妇肖像画，挂在那宅邸里的一间房子里。亨德里克·德·凯泽（Hendrich de Keyser，1565—1621）是出生于乌特勒支的荷兰雕刻家以及建筑师，他的父亲也是一名建筑师以及肖像画家。他在26岁时来到阿姆斯特丹。他在阿姆斯特丹设计建造了一批晚期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他认真地学习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关于建筑的论述，大量地使用古典风格的建筑语言，以至于他设计的一些建筑物被称为具有“阿姆斯特丹文艺复兴风格”。位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东印度公司总部规模巨大的“东印度房”（East Indian House）就是由凯泽设计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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