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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44999 “树林中的房子”，凯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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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45001 作为17世纪中叶的荷兰共和国的核心城市，阿姆斯特丹是需要一座市政厅的。在1640年至1672年间，阿姆斯特丹以外的城市更加典型的建筑物则是门楼、过秤房、慈善院、由装饰物的城门，诸如由格拉维桑德设计建造的位于莱顿市中心的中世纪式样的城堡。当时莱顿市的主要建筑任务是扩大城市的规模以及建造比较廉价的房子，它后来变成欧洲的以加工业特别是羽纱业闻名的城市。它的繁荣以及富裕的市民的自豪感启发了建筑师的灵感，人们极力想要在建筑上超过海牙和代尔夫特，甚至要与阿姆斯特丹媲美。1654年，代尔夫特发生军火库大爆炸，几百栋房屋被毁，平民死伤数百人。悲剧过后，人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城市重建与扩建活动，建筑师们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豪达也在大兴土木，1668年，由坡斯特设计的一座新的规模宏大的过秤房建造起来了，从那时起，人们可以在这栋房子里堆放更多的成品奶酪，有人说那里堆放的奶酪要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多。在海牙也有许多辉煌的建筑物，17世纪50年代完成的奥伦治亲王的宅邸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与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相比，它显得更加精致与华美，也是由建筑师杨·凡·坎彭担任主要的设计。在海牙还有“在树林或灌木上的房子”（Huis ten Bosch）、新教堂以及联省议会会议厅三个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群，最后一个建筑群是由大议长维特积极推进，主要由建筑师皮特·坡斯特主持设计与建造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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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45006 凯泽设计的阿姆斯特丹的多座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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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45008 繁荣的荷兰城镇之间的交通非常接近和便利，17世纪60年代河流与运河之间的驳船交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人们坐在驳船上抽着烟，谈着话，可以舒适地欣赏到两岸城镇和乡村的景色，也可以比较不同城镇之间的建筑特色，体会新的公共和私人建筑的趣味。在哈勒姆的北方以及海牙周围的地区，散布着乡间别墅和花园，在乌特勒支以及须得海之间的河流两旁也是这样。在这些乡间别墅里的墙上都挂着油画、挂件和瓷器。在17世纪20年代，荷兰乡间的古代阿卡迪亚人建筑风格的房子越来越少了；但是在40年代以后，古典的乡村风格的房屋却变得多了起来。这些宅邸是商人的财富和公民身份的表现，还有一些则是海牙高级官员身份的标志。文学家雅各布·卡茨以及康斯坦丁·惠更斯在50年代都在海牙附近的乡村修建他们的别墅，后者就是在它的乡间的宅邸里面写作他的诗歌的，乡间的理想化的场景启发了他们文学创作的灵感。康斯坦丁·惠更斯对于17世纪下半叶荷兰独特的建筑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他特别鼓励和培养一种富于审美情趣的和独特的荷兰北方古典式样的建筑风格。来自外国的建筑学的教科书也对人们的看法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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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45010 列文·德·基伊（Lieven de Key，1560—1627）出生于根特，1592年哈勒姆市政厅将他延请到该城市从事建筑设计的时候，他已经享有建筑设计的声望。他带给哈勒姆市一种文艺复兴式样的艺术气息。当时，哈勒姆市在16世纪70年代经历了一场很大的火灾，城市的三分之一被大火烧毁。所以该市在建筑行业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基伊有了用武之地。他在哈勒姆兴建的许多建筑物带有文艺复兴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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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45012 龙布特·维赫尔斯特（Rombout Verhulst，1624—1698）是出生于梅赫伦的佛兰德斯雕刻家和制图员，不过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荷兰共和国完成的。1646年，他移居阿姆斯特丹，为市政厅做外部以及内部的装饰工作。他的雕刻作品带有明显的巴洛克风格，还善于为许多名人做陵墓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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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45014 荷兰的画家们除了得到共和国人民和政府的喜爱和欣赏以外，他们的作品也进入到海外贸易市场。在艺术方面，就像是在商业以及银行业一样，最初的时候，安特卫普是中心，鲁本斯去世以后，阿姆斯特丹在艺术方面的成就就跃居而上。不过，在尼德兰北方的莱顿、乌特勒支、哈勒姆和代尔夫特等每一座城市都拥有自己著名的艺术家。加尔文派的教会对于民间的艺术没有特别提倡，也不持反对的态度。既然教会并不赞助艺术，那么每一个城镇就独立地发展各自的艺术活动。许多荷兰的艺术家也去国外谋生，事实上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去意大利学习艺术，年长以后又去别的地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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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45016 荷兰的艺术品不仅在欧洲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而且早在东印度公司建立以前就出口到亚洲。印度尼西亚人和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艺术不大感兴趣，但是印度和波斯的君主以及统治阶级经常要求荷兰的艺术家将他们的作品送到他们的宫廷里去。只要有可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就设法满足这些统治阶级的需要。有些艺术家受雇于公司，有些则独自创业。1602年，荷兰人赠送给位于今天斯里兰卡的康提王国（Kandy Kingdom）的国王一幅很大的油画，描绘的是1600年7月2日发生在今天比利时境内的荷兰人战胜西班牙人的著名的“新港战役”，画面上荷兰军队的指挥官莫里斯亲王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就像真人一样大小。这幅巨大的作品很长时间里一直悬挂在康提王国的设有御座的僧伽罗族王公的房间里。1629年，荷兰人赠送给位于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巨港（Palembang）的苏丹一幅描绘阿姆斯特丹港口的油画，还赠送给印度的亲王和缅甸的国王一些荷兰总督的肖像画。另一方面，1640年，当荷兰人向日本德川幕府的官员赠送油画时，日本官员却不大感兴趣；同年，东印度公司曾经试图劝说波斯的国王购买一幅描绘1607年荷兰海军在直布罗陀海峡取得胜利的油画，后者也没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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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45018 在东方的荷兰人与在本国的同胞一样喜爱绘画艺术。在中国台湾地区热兰遮城堡的荷兰总督在1644年的时候收藏有22幅荷兰的绘画，其中有14幅是拿骚家族的亲王的肖像画，还有8幅是《圣经》题材的绘画。在巴达维亚档案馆的公证处保留了许多荷兰人遗嘱中的内容也是关于如何处理绘画作品的。1709年，有一位荷兰寡妇遗赠的一批画作中有一幅荷兰画家鲁斯达尔（Ruysdael）的风景画以及一幅伦勃朗画的人头肖像画。巴达维亚要塞的城防卫戍司令胡格诺教徒伊萨克·德·圣马丁（Issac de St. Martin）在1696年去世的时候，遗留下81幅大大小小的绘画。在巴达维亚富有的阶层中，收藏绘画是特别流行以及常见的爱好。一些公司的高层官员还收集东方的艺术作品。荷兰总督坎普乌斯（Camphuis）遗赠给他的朋友有4册书籍以及一些中国人、日本人以及其他东方人的绘画作品。一个世纪以后，上文所述的伊萨克的荷兰人带回欧洲一些日本人的印刷品以及两大本活页的日本植物的图画，它们是由幕府将军的首席医生桂川甫周（Katsuragawa Hoshu，1751—1809）的妻子绘制的。还有一位生活在广州许多年的荷兰人布拉姆·豪克斯特（A.E. van Braam Houckgeest），他收集了许多中国的绘画和工艺品，他的收藏于1799年出售给克里斯蒂尔家族（Christie’s）。众所周知，伦勃朗曾经拥有一批莫卧尔帝国的细密画，有人推测他的一些作品的画风可能受到了日本或者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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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45020 尽管17至18世纪有一批荷兰的画家在东方从事绘画创作，但是他们的作品留下的很少。有两位在热带地区作画的专业的画家则留下了自己的大量的作品，他们是法朗兹·坡斯特（Frans Post，1612—1680）以及阿尔伯特·埃克豪特（Albert Eckhout，fl.1637—1664）。在曾经担任荷属巴西总督的莫里斯伯爵于1678年致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他在巴西供养了6位艺术家，他们就是其中的两位，其他4位艺术家及其作品人们无从知晓。坡斯特出生于哈勒姆，他的父亲是一名著名的教堂染色玻璃画家，他的哥哥皮特·坡斯特就是上文所述的著名的荷兰古典主义建筑师。有关他在到巴西以前的历史人们所知不多，很可能他是跟随父亲以及哥哥一起学习绘画的；通过哥哥的关系，他与荷兰的上层社会发生了联系。他的绘画题材主要以风景为主，也有一些地图画。他大约留下140幅作品，大部分有标明的年代，所以从中可以看到其风格的演变。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蚀刻画以及素描。他来到巴西以后也以描绘当地的具有田园风味的农村风光为主，其作品被一些公共机构和私人收藏。埃克豪特出生于格罗宁根，他何时开始从事于绘画创作已经无人知晓。与坡斯特不同，他精于描绘人物、动物以及蔬菜和水果等静物，他除了描绘巴西当地的印第安人以外，还善于描绘葡萄牙人与巴西妇女结婚所生的混血儿女子。他有一幅著名的作品画着一名混血女孩举着腰果树的花叶，还有一幅作品则画着一名图皮族的妇女一手拿着一条人的胳膊，背上的篮子里也有一条人的胳膊。他们两位画家的以描绘荷属巴西的风土人情的艺术作品，引起后来和当代的艺术史家很大的研究兴趣，而且这些作品也卖出了很高的价格。他们所画的都是热带的风光和主题，融汇了巴西当地的以及欧洲的绘画风格。他们从巴西回到欧洲以后创作的作品不仅局限于南美洲和非洲的题材，还创作了一些融汇东西方艺术风格的画作。法朗兹·坡斯特以及阿尔伯特·埃克豪特的绘画作品还是马克杰夫以及皮索的科学书籍中木刻插图的来源，许多插图是模仿他们的风景画、动植物画以及人物画所作的木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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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45025 阿尔伯特·埃克豪特《静物：西瓜、菠萝与其他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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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45030 阿尔伯特·埃克豪特《木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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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45032 莫里斯总督不仅带了6名尼德兰的艺术家去巴西作画，还在当地服役的欧洲人中间发掘善于从事绘画的人才。有一名叫作瓦格纳（Zacharis Wagener）的日耳曼士兵，他是聪明的素描画家，莫里斯就资助他发展自己的绘画才艺。瓦格纳与埃克豪特过从甚密，为后者画了许多巴西的人物和动物的画集。他后来到东印度公司服务，步步高升，成为公司派往中国广州的使节、在日本长崎的荷兰商馆的馆长，最后在1668年去世以前在阿姆斯特丹被任命为好望角的总督。万分可惜的是莫里斯在1679年逝世以前他的那些富有意义的关于巴西的艺术品已经开始流散了。他是一名具有人文主义思想并且挥金如土的贵族，总是热望得到一些贵族和王室的头衔，从1652年开始，他已经处理这些艺术品的收藏。他用一大部分的艺术品与勃兰登堡选帝侯交换莱茵河沿岸的一些土地。两年以后，他还用几幅埃克豪特的大型绘画和其他的一些“珍品”呈送给丹麦的国王，由此获得了丹麦贵族白象骑士团成员称号。最后，在他去世以前12个月，他呈送给“太阳王”路易十四一大批画作，并建议这些画作可以作为法国著名的格贝林王家挂毯工厂（Gobelin Tapestry Manufactury）系列挂毯的设计图案。从那时起，这些“印度的绘画”（peinture des Indes）题材渐渐为人所知，其中包括智利的、秘鲁的、巴西的以及安哥拉的风格的作品。这些挂毯非常受人欢迎，在以后的120年中在同一架织布机上不断被人复制。除了坡斯特以及埃克豪特的画作以外，莫里斯还请别人画了许多以巴西风景为主题的油画以及壁画，其中一些直到近代还保留在撒克逊。不幸的是大部分后来毁于战火，还有一些在丹麦哥本哈根的克里斯先伯格宫（Christiansborg Palace）以及海牙的莫里斯宅邸的内部装饰则毁于火灾。由埃克豪特亲笔所绘的莫里斯亲王的与真人一样大小的肖像也在火灾中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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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45034 精明的东印度公司官员除了不遗余力地收集中国的绘画、日本的印刷品和莫卧尔帝国的细密画以外，更多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大量地收集远东的瓷器。通过流入欧洲的这些具有异国情调的东方的物品，东方的审美情趣深深地影响到了西方的艺术界。在荷兰人来到东方以前，16世纪的时候，东方的瓷器是由葡萄牙人经由果阿，西班牙人经由马尼拉带到欧洲的，但是这些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运出的瓷器大部分在伊比利亚半岛或者直接在美洲的殖民地本土的市场上被出售，流入欧洲市场的不多。荷兰人第一次大规模地将中国和日本的瓷器运到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欧洲地区。1622年，荷兰人在圣海伦娜岛近海俘获了葡萄牙人的大帆船“圣地亚哥号”，次年，又在柔佛海峡俘获了葡萄牙人的另一艘克拉克大帆船“圣卡特琳娜号”，这两艘大船上装载了大量的中国出产的瓷器，在阿姆斯特丹的市场上以很高的价格被抛售，于是，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便出现了“克拉克瓷器”（carrack-porcelain）这个词汇以形容中国明代的蓝白色的瓷器。此次出售活动所获得的高额利润加剧了东印度公司在瓷器收购方面的需求。荷兰东印度公司从1602年成立至17世纪末年的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约运输了2000万件中国的瓷器到欧洲，其中包括青花瓷和各种类型的粉彩瓷器；而到了18世纪末年，达到6000万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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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45036 早在1614年，一份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品已经说明“瓷器将会成为普通人民的日常用品”。26年以后，英国的旅行家彼得·蒙迪则说荷兰的每家每户都拥有质地相同的中国瓷器。荷兰人喜欢将带有各色图案的瓷器以及瓷砖镶嵌在室内的墙上或者建筑物的外墙上。瓷器不仅在荷兰有大量的家庭需求，而且也被再次出口到其他国家。于是，从远东被运到北部尼德兰地区的瓷器源源不断、迅速增加。从1602年至1657年，超过300万件的中国瓷器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装船运往欧洲；接着，从1659年至1682年，又有19万件的日本瓷器被运到欧洲（当时中国正经历明清之际内乱的余波，瓷器出口量锐减）。在此期间，除了出口到欧洲市场以外，还有几百万件瓷器（主要是中国出产的）被转运到巴达维亚以满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以及波斯市场的需要。正如有一位研究瓷器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瓷器的特殊的质地、它们的抗渗透性、实用性、美观性以及相对便宜的价格”是持续不断地引发大众欢迎的原因。17世纪从远东进口的瓷器几乎都带有各种各样的蓝白色的图案，不管是来自中国的或者是来自日本的，但是到了18世纪的时候，就有多种色彩并用的、单色的或是装饰有珐琅质图案的瓷器进入欧洲市场，并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尽管蓝白色的瓷器在荷兰本国仍然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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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45041 代尔夫特瓷器，1645至1655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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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45043 当时的欧洲人喜欢中国出产的精美的瓷器，但并不具备仿制中国瓷器的技术，而中国人又将瓷器制造的技术视为商业机密不予透露。欧洲各国的君主都希望在某个时间拥有自己的瓷器制造厂，可以借此增加各自的身份地位以及美学趣味。葡萄牙人先前在16世纪末叶已经向中国的景德镇购买青花瓷器。17世纪初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自己的渠道，采购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和颜料，准备自己研制。从1614年开始，荷兰本国正式开始仿造中国明代蓝白色的瓷器，其色泽也称为“代尔夫特蓝”（Delft Blue）。在以后的50年中，代尔夫特出产的陶瓷成为模仿中国和日本瓷器的样板，被欧洲人视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著名的仿制品。在以后的150年中，荷兰人不断生产著名的代尔夫特蓝白色瓷器，尽管欧洲真正的瓷器生产是在1709年在梅森（Meissen）开始的。在17世纪40年代的晚期，由于中国发生了明清之间的大规模的战争，瓷器制造业急剧萎缩，代尔夫特的陶瓷制造业则迅速崛起。1647年以后，荷兰人已经能够制造出较高质量的瓷器，于是，代尔夫特瓷器就成为荷兰出口贸易中的一种重要的货品。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早期，荷兰的这种“蓝白色瓷器”广受欧洲人的欢迎。1670年，代尔夫特的瓷器工业已经达到了它的顶峰，雇用了20%的当地人力。17世纪初代尔夫特出产的瓷器是2吨、1620年8吨、1647年11吨、1655年15吨、1661年26吨、1670年32吨、1678年29吨、1702年30吨、1721年29吨、1741年27吨、1775年20吨，1795年则跌落至10吨。由荷兰人生产的瓷器并不完全模仿中国的式样，代尔夫特的陶瓷画工人结合了中国、日本、印度等各种东方的装饰图案，在17世纪60年代以后他们还设计出一种华丽繁复的“中国风”（chinoiserie style）式样，到18世纪的时候此种风格已经非常流行。日本是中国的瓷器贸易市场之一，1635—1636年间，荷兰的商船从中国台湾地区运载了13万件中国的青花瓷器到日本。1634年，荷兰甚至希望在日本创立一个出售自己国家陶瓷产品的市场，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日本人希望找到的瓷器是用于茶道仪式的，他们的审美趣味以及观念是欧洲人很难理解的。1660年以后，由于日本陶瓷业的大发展，荷兰人的这个愿望终于落空了，不过还是有一些热心茶道的日本人喜欢收集那些在日本人看来是怪模怪样的代尔夫特或是科隆的瓷器。也有一些日本的陶瓷画工，喜欢模仿代尔夫特瓷器上的图案，其实这种图案本来就是源于东方的，于是，东西方的审美趣味以此方式像轮子一样来回滚动。当时，荷兰人喜欢将带有各色图案的瓷砖和瓷器镶嵌在墙上或者建筑物的外墙上作为装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也直接从中国将瓷器运回欧洲。从1602年东印度公司成立至17世纪末年的一个世纪里，该公司运销至欧洲的中国瓷器约2000万件，包括青花瓷和粉彩；再到18世纪末，达到6000万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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