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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这种变化，正与当时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相吻合。荷兰社会在短短一些年中，变得比以前远远地更加富有和更加安全，城镇的飞速发展使得富有的商人阶层搬进去居住，这种社会的变化使得人们需要建立新的建筑、将充公的修道院重新装修用于民用事业，公共机构开始订购多种类型的艺术品以及私人的收藏逐渐地发展起来了。相关的现象还有一种对北方来说是新的奢侈品工业发展起来了，为艺术以及艺术家提供了新的施展才华的空间。张淑勤教授在《荷兰史》中指出：“在世界艺术史上，很少有一个国家像荷兰那般，经济、社会、历史、宗教甚至地理与天候，都与艺术家有着直接密切的影响。成千的画家能够在一个小地方靠卖画为生，这是基于当时人们对于艺术的喜爱和购买力。一般的市民都热衷于买画来增添室内的气氛，因此艺术市场应运而生，这是荷兰艺术与经济相结合的一种特色。有了绘画市场，专业的画商和经纪人也就成为一种行业，他们从替顾客选画，到请画家作画，有着一套专业的流程和严谨的组织，像是一条艺术的‘生产线’。荷兰的绘画事业闻名国际，画商不仅服务国内的客户，更专门替欧洲各国的王室、贵族操作艺术作品的投机买卖。世俗化的主题像是静物、渔货、鲜花、风景等都蔚为风气，传统的宗教和历史画则相对较少。这点与荷兰加尔文教徒拒绝以圣徒的画像装饰教堂，也不日日举行隆重庄严的圣礼有关。画家的人数在17世纪的时候剧增，因此也设立了画家的行会，很多年轻人投入绘画这门行业。在当时，一名画家的普通收入，可以达到工匠收入的四倍。这种现象也只有在17世纪的荷兰社会才能发生。绘画的形式记录了17世纪荷兰的经济与艺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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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雕塑并不特别发达，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条件和空间环境的狭小。在围海造地的国度里，土地被分割成为小块，要放置雕塑特别是大型的雕塑都有一定的困难。不过，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总有空间是可以安排出来的。如赫伊津哈指出，真正的原因是缺乏赞助人。荷兰的新教会本来就反对偶像崇拜，贵族的人数又少，国家也不愿意在这方面提供大量的经费。在低地国家，税收大部分都进了市政厅的保险箱，小部分进了国家的国库，而掌管保险箱的大部分都是市民和商人，他们宁可将税收用于修建救济院和孤儿院，而不是委托艺术家创作公共的艺术品。教会至多允许教徒修建大型的陵墓和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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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荷兰的建筑则非常有特色，在欧洲的建筑史上有独特的地位。“它似乎是我们国家和民族争取自由斗争中创造的工具。”（赫伊津哈）荷兰南部的建筑带有强烈的佛兰德斯的影响，北部则有日耳曼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荷兰建筑的特殊风格。格罗宁根的大市场是东北部最大的广场，体现了东北部的特色（不过已经不存在了）。在荷兰省的历史较短的小城镇里，纤细的建筑立面构成了总体的风貌：瘦小的建筑物、梯级往上收缩的山墙。典型的住宅由最初的木结构演变而来，但是原来的木结构、半木结构的门面和骑楼大多已经消失了。最常见的建筑物是中产阶层的简单的住宅，只需要满足家人的需要，让几个仆人有栖身之所。在1600年的时候，城镇里几乎没有任何气势不凡的建筑物，贵族的乡间住宅则保留了中世纪以来的城堡的宏大规模，窗户小，墙壁厚，至今仍然散见于林堡等地。在比较大的和重要的城市中，重要的公共建筑物有市政厅、孤儿院、民兵会议厅、仓库、交易所、东西印度公司的总部、货栈以及重要人物和富有商人的乡间宅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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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但是并非不重要的则是教堂。在17世纪40年代中期至1675年，联省共和国出现了大量的教堂建筑。荷兰共和国大部分的教堂都建于1572年以后，但是大部分的重要的大教堂都是在上述的1640年至1675年间建造的，这是由于当时城镇人口急剧增长、城镇规模不断扩大以及新教教会推行“认信运动”（confessionalization）的结果。同时，荷兰也出现了大型的非改革宗教会的宗教建筑，包括在阿姆斯特丹的两座大型的犹太教会堂，这完全是由于荷兰执行了宗教宽容政策以后产生的社会现象。1639年至1649年建于莱顿的著名的型制特别的八角形的马雷克（Marekerk）教堂是有建筑师阿伦特·凡·格拉维桑德（Arent van’ Gravesande）设计的，由另一位著名建筑师杨·凡·坎彭（Jan van Campen，1595—1675）部分地参与了建筑工程，后者是17世纪中叶荷兰古典主义最重要的五位建筑师之一。坎彭还设计了哈勒姆的“新教堂”（New Church），它于1645年至1651年间建成。最美丽的是1647年至1667年建于米德尔堡的“东教堂”（Oostkerk）教堂，它是根据上述莱顿的那个八角形教堂设计的荷兰共和国第二座八角形教堂，由格拉维桑德和皮特·坡斯特（Pieter Post，1608—1669）设计建造的。海牙的“新教堂”是该城市的第三大教堂，于1649年至1656年建成，由建筑师皮特·诺维斯（Pieter Noorwits）设计建造。阿姆斯特丹与别的城市不一样，在17世纪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几座新教堂。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1669年至1671年又建成了一座新的属于加尔文派教会的新教堂。同时，阿姆斯特丹在同一时期也出现了规模很大的具有纪念意义的非加尔文派教会的教堂建筑，那就是建于1667年至1671年的属于路德宗的圆形教堂，它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穹顶，可以容纳5400名信徒同时举行崇拜。由埃里亚斯·波曼（Elias Bouman，1635—1686）设计的建造于1669年至1671年的“德国裔犹太人会堂”以及始建于1671年的重要的“葡萄牙犹太人会堂”，后者也是荷兰最大的宗教建筑之一（它在建筑过程中由于法国于1672年至1674年的入侵推迟了动工）。这两座犹太人会堂不仅是荷兰最重要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犹太人会堂，也是欧洲最漂亮的犹太人会堂。在当时的荷兰，许多旧的天主教堂仍然被沿用，虽然其内部的装饰物经过破坏圣像运动的洗礼已经荡然无存，但是还是可以被利用作为崇拜上帝的地方。新教的教堂给建筑师提供了不同于天主教教堂的创作与想象的空间，特别是要对最为神圣和传统的主题加以新的诠释。他们就向意大利的建筑师以及文艺复兴晚期的艺术家们求教，将在意大利学习到的风格运用于荷兰的新教的建筑，由此产生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效果。莱顿的教堂、米德尔堡的教堂以及格罗宁根的教堂等都是典型的范例，这些教堂的灵感主要是来自威尼斯的圣母礼赞堂。在这些建筑里，外来的元素经过简洁的和庄重的转化以后，被赋予加尔文教派的精神。阿姆斯特丹、哈勒姆等地的城市教堂以及无数的乡村教堂都仿效远方的范例加以建造，显得清爽、简洁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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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斯特和约》签订以后的25年间，除了教堂以外，在阿姆斯特丹等地，大量的经费是用来建造豪华的市政厅的，这些市政厅成为这一时期荷兰共和国最具特征的建筑物。阿姆斯特丹市政厅于1648年10月动工，由上述著名的建筑师杨·凡·坎彭主持设计和建筑工程，另一名建筑师菲利普·文布恩（Philip Vingboon，1607—1678）也参与了工作，整个工程持续了十年的时间。该建筑物按照本来的设计其规模极其宏大，但是17世纪40年代后期由于正在建造的在附近的加尔文派的新教堂于1645年发生火灾被毁，需要充裕的资金重新修建和加固，所以市政厅的建筑不得不削减经费，以免那些严肃的加尔文派教士的不满，建筑师和雕刻家也被抽调去帮助新教堂的建筑，原本设计上有的市政厅的附属建筑物也就被取消了。但是，无论如何，阿姆斯特丹市政厅仍然是荷兰黄金时代最重要的建筑和艺术成就。它具有宏伟的富丽堂皇的古典式样，其外面使用砂石，内部则使用大理石建造，不仅要表现阿姆斯特丹的伟大，也要体现荷兰民族的世俗的价值观和市民的自豪感，因为摄政团的精英都是由市民组成的。设计师成功地将巴拉丁的、意大利的以及荷兰的建筑与文化因素融为一体。在1655年举行落成典礼的时候，官方、艺术家以及文化人都齐来庆祝，特别请冯德尔赋诗一首。但是当时落成的只是建筑的外壳，里面大部分的雕塑以及公共绘画作品是后来加进去的。在阿姆斯特丹，除了教堂和会堂以外，该城的两座孤儿院也被重新翻修与扩建，其中一座建于1657年的加尔文教会的孤儿院由埃里亚斯·波曼设计，可以容纳800名儿童，几乎是一个村庄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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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6年至1661年，为了适应第一次英荷战争以后海军发展的需要，一座规模巨大的海军部的建筑也建立起来了，它拥有一个像市政厅一样的宏伟的正立面。在这座建筑物落成的时候，人们又邀请冯德尔赋诗一首，在开幕式上由专业演员朗诵。在1663年以后，阿姆斯特丹的城市建筑进一步扩大，商人精英、银行家以及摄政团的议员们在水边建造了许多宅邸，对于这些成功人士来说，他们喜欢在城市中心的运河两岸建造这样的豪华宅邸。比较著名的就是特里普兄弟在河边的豪宅，伦勃朗在1661年的时候为它的主人绘制了一幅著名的雅各布·特里普夫妇肖像画，挂在那宅邸里的一间房子里。亨德里克·德·凯泽（Hendrich de Keyser，1565—1621）是出生于乌特勒支的荷兰雕刻家以及建筑师，他的父亲也是一名建筑师以及肖像画家。他在26岁时来到阿姆斯特丹。他在阿姆斯特丹设计建造了一批晚期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他认真地学习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关于建筑的论述，大量地使用古典风格的建筑语言，以至于他设计的一些建筑物被称为具有“阿姆斯特丹文艺复兴风格”。位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东印度公司总部规模巨大的“东印度房”（East Indian House）就是由凯泽设计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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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林中的房子”，凯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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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7世纪中叶的荷兰共和国的核心城市，阿姆斯特丹是需要一座市政厅的。在1640年至1672年间，阿姆斯特丹以外的城市更加典型的建筑物则是门楼、过秤房、慈善院、由装饰物的城门，诸如由格拉维桑德设计建造的位于莱顿市中心的中世纪式样的城堡。当时莱顿市的主要建筑任务是扩大城市的规模以及建造比较廉价的房子，它后来变成欧洲的以加工业特别是羽纱业闻名的城市。它的繁荣以及富裕的市民的自豪感启发了建筑师的灵感，人们极力想要在建筑上超过海牙和代尔夫特，甚至要与阿姆斯特丹媲美。1654年，代尔夫特发生军火库大爆炸，几百栋房屋被毁，平民死伤数百人。悲剧过后，人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城市重建与扩建活动，建筑师们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豪达也在大兴土木，1668年，由坡斯特设计的一座新的规模宏大的过秤房建造起来了，从那时起，人们可以在这栋房子里堆放更多的成品奶酪，有人说那里堆放的奶酪要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多。在海牙也有许多辉煌的建筑物，17世纪50年代完成的奥伦治亲王的宅邸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与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相比，它显得更加精致与华美，也是由建筑师杨·凡·坎彭担任主要的设计。在海牙还有“在树林或灌木上的房子”（Huis ten Bosch）、新教堂以及联省议会会议厅三个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群，最后一个建筑群是由大议长维特积极推进，主要由建筑师皮特·坡斯特主持设计与建造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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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泽设计的阿姆斯特丹的多座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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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荷兰城镇之间的交通非常接近和便利，17世纪60年代河流与运河之间的驳船交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人们坐在驳船上抽着烟，谈着话，可以舒适地欣赏到两岸城镇和乡村的景色，也可以比较不同城镇之间的建筑特色，体会新的公共和私人建筑的趣味。在哈勒姆的北方以及海牙周围的地区，散布着乡间别墅和花园，在乌特勒支以及须得海之间的河流两旁也是这样。在这些乡间别墅里的墙上都挂着油画、挂件和瓷器。在17世纪20年代，荷兰乡间的古代阿卡迪亚人建筑风格的房子越来越少了；但是在40年代以后，古典的乡村风格的房屋却变得多了起来。这些宅邸是商人的财富和公民身份的表现，还有一些则是海牙高级官员身份的标志。文学家雅各布·卡茨以及康斯坦丁·惠更斯在50年代都在海牙附近的乡村修建他们的别墅，后者就是在它的乡间的宅邸里面写作他的诗歌的，乡间的理想化的场景启发了他们文学创作的灵感。康斯坦丁·惠更斯对于17世纪下半叶荷兰独特的建筑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他特别鼓励和培养一种富于审美情趣的和独特的荷兰北方古典式样的建筑风格。来自外国的建筑学的教科书也对人们的看法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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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德·基伊（Lieven de Key，1560—1627）出生于根特，1592年哈勒姆市政厅将他延请到该城市从事建筑设计的时候，他已经享有建筑设计的声望。他带给哈勒姆市一种文艺复兴式样的艺术气息。当时，哈勒姆市在16世纪70年代经历了一场很大的火灾，城市的三分之一被大火烧毁。所以该市在建筑行业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基伊有了用武之地。他在哈勒姆兴建的许多建筑物带有文艺复兴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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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布特·维赫尔斯特（Rombout Verhulst，1624—1698）是出生于梅赫伦的佛兰德斯雕刻家和制图员，不过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荷兰共和国完成的。1646年，他移居阿姆斯特丹，为市政厅做外部以及内部的装饰工作。他的雕刻作品带有明显的巴洛克风格，还善于为许多名人做陵墓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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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画家们除了得到共和国人民和政府的喜爱和欣赏以外，他们的作品也进入到海外贸易市场。在艺术方面，就像是在商业以及银行业一样，最初的时候，安特卫普是中心，鲁本斯去世以后，阿姆斯特丹在艺术方面的成就就跃居而上。不过，在尼德兰北方的莱顿、乌特勒支、哈勒姆和代尔夫特等每一座城市都拥有自己著名的艺术家。加尔文派的教会对于民间的艺术没有特别提倡，也不持反对的态度。既然教会并不赞助艺术，那么每一个城镇就独立地发展各自的艺术活动。许多荷兰的艺术家也去国外谋生，事实上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去意大利学习艺术，年长以后又去别的地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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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艺术品不仅在欧洲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而且早在东印度公司建立以前就出口到亚洲。印度尼西亚人和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艺术不大感兴趣，但是印度和波斯的君主以及统治阶级经常要求荷兰的艺术家将他们的作品送到他们的宫廷里去。只要有可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就设法满足这些统治阶级的需要。有些艺术家受雇于公司，有些则独自创业。1602年，荷兰人赠送给位于今天斯里兰卡的康提王国（Kandy Kingdom）的国王一幅很大的油画，描绘的是1600年7月2日发生在今天比利时境内的荷兰人战胜西班牙人的著名的“新港战役”，画面上荷兰军队的指挥官莫里斯亲王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就像真人一样大小。这幅巨大的作品很长时间里一直悬挂在康提王国的设有御座的僧伽罗族王公的房间里。1629年，荷兰人赠送给位于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巨港（Palembang）的苏丹一幅描绘阿姆斯特丹港口的油画，还赠送给印度的亲王和缅甸的国王一些荷兰总督的肖像画。另一方面，1640年，当荷兰人向日本德川幕府的官员赠送油画时，日本官员却不大感兴趣；同年，东印度公司曾经试图劝说波斯的国王购买一幅描绘1607年荷兰海军在直布罗陀海峡取得胜利的油画，后者也没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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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的荷兰人与在本国的同胞一样喜爱绘画艺术。在中国台湾地区热兰遮城堡的荷兰总督在1644年的时候收藏有22幅荷兰的绘画，其中有14幅是拿骚家族的亲王的肖像画，还有8幅是《圣经》题材的绘画。在巴达维亚档案馆的公证处保留了许多荷兰人遗嘱中的内容也是关于如何处理绘画作品的。1709年，有一位荷兰寡妇遗赠的一批画作中有一幅荷兰画家鲁斯达尔（Ruysdael）的风景画以及一幅伦勃朗画的人头肖像画。巴达维亚要塞的城防卫戍司令胡格诺教徒伊萨克·德·圣马丁（Issac de St. Martin）在1696年去世的时候，遗留下81幅大大小小的绘画。在巴达维亚富有的阶层中，收藏绘画是特别流行以及常见的爱好。一些公司的高层官员还收集东方的艺术作品。荷兰总督坎普乌斯（Camphuis）遗赠给他的朋友有4册书籍以及一些中国人、日本人以及其他东方人的绘画作品。一个世纪以后，上文所述的伊萨克的荷兰人带回欧洲一些日本人的印刷品以及两大本活页的日本植物的图画，它们是由幕府将军的首席医生桂川甫周（Katsuragawa Hoshu，1751—1809）的妻子绘制的。还有一位生活在广州许多年的荷兰人布拉姆·豪克斯特（A.E. van Braam Houckgeest），他收集了许多中国的绘画和工艺品，他的收藏于1799年出售给克里斯蒂尔家族（Christie’s）。众所周知，伦勃朗曾经拥有一批莫卧尔帝国的细密画，有人推测他的一些作品的画风可能受到了日本或者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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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7至18世纪有一批荷兰的画家在东方从事绘画创作，但是他们的作品留下的很少。有两位在热带地区作画的专业的画家则留下了自己的大量的作品，他们是法朗兹·坡斯特（Frans Post，1612—1680）以及阿尔伯特·埃克豪特（Albert Eckhout，fl.1637—1664）。在曾经担任荷属巴西总督的莫里斯伯爵于1678年致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他在巴西供养了6位艺术家，他们就是其中的两位，其他4位艺术家及其作品人们无从知晓。坡斯特出生于哈勒姆，他的父亲是一名著名的教堂染色玻璃画家，他的哥哥皮特·坡斯特就是上文所述的著名的荷兰古典主义建筑师。有关他在到巴西以前的历史人们所知不多，很可能他是跟随父亲以及哥哥一起学习绘画的；通过哥哥的关系，他与荷兰的上层社会发生了联系。他的绘画题材主要以风景为主，也有一些地图画。他大约留下140幅作品，大部分有标明的年代，所以从中可以看到其风格的演变。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蚀刻画以及素描。他来到巴西以后也以描绘当地的具有田园风味的农村风光为主，其作品被一些公共机构和私人收藏。埃克豪特出生于格罗宁根，他何时开始从事于绘画创作已经无人知晓。与坡斯特不同，他精于描绘人物、动物以及蔬菜和水果等静物，他除了描绘巴西当地的印第安人以外，还善于描绘葡萄牙人与巴西妇女结婚所生的混血儿女子。他有一幅著名的作品画着一名混血女孩举着腰果树的花叶，还有一幅作品则画着一名图皮族的妇女一手拿着一条人的胳膊，背上的篮子里也有一条人的胳膊。他们两位画家的以描绘荷属巴西的风土人情的艺术作品，引起后来和当代的艺术史家很大的研究兴趣，而且这些作品也卖出了很高的价格。他们所画的都是热带的风光和主题，融汇了巴西当地的以及欧洲的绘画风格。他们从巴西回到欧洲以后创作的作品不仅局限于南美洲和非洲的题材，还创作了一些融汇东西方艺术风格的画作。法朗兹·坡斯特以及阿尔伯特·埃克豪特的绘画作品还是马克杰夫以及皮索的科学书籍中木刻插图的来源，许多插图是模仿他们的风景画、动植物画以及人物画所作的木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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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埃克豪特《静物：西瓜、菠萝与其他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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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埃克豪特《木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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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总督不仅带了6名尼德兰的艺术家去巴西作画，还在当地服役的欧洲人中间发掘善于从事绘画的人才。有一名叫作瓦格纳（Zacharis Wagener）的日耳曼士兵，他是聪明的素描画家，莫里斯就资助他发展自己的绘画才艺。瓦格纳与埃克豪特过从甚密，为后者画了许多巴西的人物和动物的画集。他后来到东印度公司服务，步步高升，成为公司派往中国广州的使节、在日本长崎的荷兰商馆的馆长，最后在1668年去世以前在阿姆斯特丹被任命为好望角的总督。万分可惜的是莫里斯在1679年逝世以前他的那些富有意义的关于巴西的艺术品已经开始流散了。他是一名具有人文主义思想并且挥金如土的贵族，总是热望得到一些贵族和王室的头衔，从1652年开始，他已经处理这些艺术品的收藏。他用一大部分的艺术品与勃兰登堡选帝侯交换莱茵河沿岸的一些土地。两年以后，他还用几幅埃克豪特的大型绘画和其他的一些“珍品”呈送给丹麦的国王，由此获得了丹麦贵族白象骑士团成员称号。最后，在他去世以前12个月，他呈送给“太阳王”路易十四一大批画作，并建议这些画作可以作为法国著名的格贝林王家挂毯工厂（Gobelin Tapestry Manufactury）系列挂毯的设计图案。从那时起，这些“印度的绘画”（peinture des Indes）题材渐渐为人所知，其中包括智利的、秘鲁的、巴西的以及安哥拉的风格的作品。这些挂毯非常受人欢迎，在以后的120年中在同一架织布机上不断被人复制。除了坡斯特以及埃克豪特的画作以外，莫里斯还请别人画了许多以巴西风景为主题的油画以及壁画，其中一些直到近代还保留在撒克逊。不幸的是大部分后来毁于战火，还有一些在丹麦哥本哈根的克里斯先伯格宫（Christiansborg Palace）以及海牙的莫里斯宅邸的内部装饰则毁于火灾。由埃克豪特亲笔所绘的莫里斯亲王的与真人一样大小的肖像也在火灾中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