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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画家们除了得到共和国人民和政府的喜爱和欣赏以外，他们的作品也进入到海外贸易市场。在艺术方面，就像是在商业以及银行业一样，最初的时候，安特卫普是中心，鲁本斯去世以后，阿姆斯特丹在艺术方面的成就就跃居而上。不过，在尼德兰北方的莱顿、乌特勒支、哈勒姆和代尔夫特等每一座城市都拥有自己著名的艺术家。加尔文派的教会对于民间的艺术没有特别提倡，也不持反对的态度。既然教会并不赞助艺术，那么每一个城镇就独立地发展各自的艺术活动。许多荷兰的艺术家也去国外谋生，事实上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去意大利学习艺术，年长以后又去别的地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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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艺术品不仅在欧洲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而且早在东印度公司建立以前就出口到亚洲。印度尼西亚人和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艺术不大感兴趣，但是印度和波斯的君主以及统治阶级经常要求荷兰的艺术家将他们的作品送到他们的宫廷里去。只要有可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就设法满足这些统治阶级的需要。有些艺术家受雇于公司，有些则独自创业。1602年，荷兰人赠送给位于今天斯里兰卡的康提王国（Kandy Kingdom）的国王一幅很大的油画，描绘的是1600年7月2日发生在今天比利时境内的荷兰人战胜西班牙人的著名的“新港战役”，画面上荷兰军队的指挥官莫里斯亲王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就像真人一样大小。这幅巨大的作品很长时间里一直悬挂在康提王国的设有御座的僧伽罗族王公的房间里。1629年，荷兰人赠送给位于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巨港（Palembang）的苏丹一幅描绘阿姆斯特丹港口的油画，还赠送给印度的亲王和缅甸的国王一些荷兰总督的肖像画。另一方面，1640年，当荷兰人向日本德川幕府的官员赠送油画时，日本官员却不大感兴趣；同年，东印度公司曾经试图劝说波斯的国王购买一幅描绘1607年荷兰海军在直布罗陀海峡取得胜利的油画，后者也没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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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的荷兰人与在本国的同胞一样喜爱绘画艺术。在中国台湾地区热兰遮城堡的荷兰总督在1644年的时候收藏有22幅荷兰的绘画，其中有14幅是拿骚家族的亲王的肖像画，还有8幅是《圣经》题材的绘画。在巴达维亚档案馆的公证处保留了许多荷兰人遗嘱中的内容也是关于如何处理绘画作品的。1709年，有一位荷兰寡妇遗赠的一批画作中有一幅荷兰画家鲁斯达尔（Ruysdael）的风景画以及一幅伦勃朗画的人头肖像画。巴达维亚要塞的城防卫戍司令胡格诺教徒伊萨克·德·圣马丁（Issac de St. Martin）在1696年去世的时候，遗留下81幅大大小小的绘画。在巴达维亚富有的阶层中，收藏绘画是特别流行以及常见的爱好。一些公司的高层官员还收集东方的艺术作品。荷兰总督坎普乌斯（Camphuis）遗赠给他的朋友有4册书籍以及一些中国人、日本人以及其他东方人的绘画作品。一个世纪以后，上文所述的伊萨克的荷兰人带回欧洲一些日本人的印刷品以及两大本活页的日本植物的图画，它们是由幕府将军的首席医生桂川甫周（Katsuragawa Hoshu，1751—1809）的妻子绘制的。还有一位生活在广州许多年的荷兰人布拉姆·豪克斯特（A.E. van Braam Houckgeest），他收集了许多中国的绘画和工艺品，他的收藏于1799年出售给克里斯蒂尔家族（Christie’s）。众所周知，伦勃朗曾经拥有一批莫卧尔帝国的细密画，有人推测他的一些作品的画风可能受到了日本或者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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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7至18世纪有一批荷兰的画家在东方从事绘画创作，但是他们的作品留下的很少。有两位在热带地区作画的专业的画家则留下了自己的大量的作品，他们是法朗兹·坡斯特（Frans Post，1612—1680）以及阿尔伯特·埃克豪特（Albert Eckhout，fl.1637—1664）。在曾经担任荷属巴西总督的莫里斯伯爵于1678年致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他在巴西供养了6位艺术家，他们就是其中的两位，其他4位艺术家及其作品人们无从知晓。坡斯特出生于哈勒姆，他的父亲是一名著名的教堂染色玻璃画家，他的哥哥皮特·坡斯特就是上文所述的著名的荷兰古典主义建筑师。有关他在到巴西以前的历史人们所知不多，很可能他是跟随父亲以及哥哥一起学习绘画的；通过哥哥的关系，他与荷兰的上层社会发生了联系。他的绘画题材主要以风景为主，也有一些地图画。他大约留下140幅作品，大部分有标明的年代，所以从中可以看到其风格的演变。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蚀刻画以及素描。他来到巴西以后也以描绘当地的具有田园风味的农村风光为主，其作品被一些公共机构和私人收藏。埃克豪特出生于格罗宁根，他何时开始从事于绘画创作已经无人知晓。与坡斯特不同，他精于描绘人物、动物以及蔬菜和水果等静物，他除了描绘巴西当地的印第安人以外，还善于描绘葡萄牙人与巴西妇女结婚所生的混血儿女子。他有一幅著名的作品画着一名混血女孩举着腰果树的花叶，还有一幅作品则画着一名图皮族的妇女一手拿着一条人的胳膊，背上的篮子里也有一条人的胳膊。他们两位画家的以描绘荷属巴西的风土人情的艺术作品，引起后来和当代的艺术史家很大的研究兴趣，而且这些作品也卖出了很高的价格。他们所画的都是热带的风光和主题，融汇了巴西当地的以及欧洲的绘画风格。他们从巴西回到欧洲以后创作的作品不仅局限于南美洲和非洲的题材，还创作了一些融汇东西方艺术风格的画作。法朗兹·坡斯特以及阿尔伯特·埃克豪特的绘画作品还是马克杰夫以及皮索的科学书籍中木刻插图的来源，许多插图是模仿他们的风景画、动植物画以及人物画所作的木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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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埃克豪特《静物：西瓜、菠萝与其他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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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埃克豪特《木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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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总督不仅带了6名尼德兰的艺术家去巴西作画，还在当地服役的欧洲人中间发掘善于从事绘画的人才。有一名叫作瓦格纳（Zacharis Wagener）的日耳曼士兵，他是聪明的素描画家，莫里斯就资助他发展自己的绘画才艺。瓦格纳与埃克豪特过从甚密，为后者画了许多巴西的人物和动物的画集。他后来到东印度公司服务，步步高升，成为公司派往中国广州的使节、在日本长崎的荷兰商馆的馆长，最后在1668年去世以前在阿姆斯特丹被任命为好望角的总督。万分可惜的是莫里斯在1679年逝世以前他的那些富有意义的关于巴西的艺术品已经开始流散了。他是一名具有人文主义思想并且挥金如土的贵族，总是热望得到一些贵族和王室的头衔，从1652年开始，他已经处理这些艺术品的收藏。他用一大部分的艺术品与勃兰登堡选帝侯交换莱茵河沿岸的一些土地。两年以后，他还用几幅埃克豪特的大型绘画和其他的一些“珍品”呈送给丹麦的国王，由此获得了丹麦贵族白象骑士团成员称号。最后，在他去世以前12个月，他呈送给“太阳王”路易十四一大批画作，并建议这些画作可以作为法国著名的格贝林王家挂毯工厂（Gobelin Tapestry Manufactury）系列挂毯的设计图案。从那时起，这些“印度的绘画”（peinture des Indes）题材渐渐为人所知，其中包括智利的、秘鲁的、巴西的以及安哥拉的风格的作品。这些挂毯非常受人欢迎，在以后的120年中在同一架织布机上不断被人复制。除了坡斯特以及埃克豪特的画作以外，莫里斯还请别人画了许多以巴西风景为主题的油画以及壁画，其中一些直到近代还保留在撒克逊。不幸的是大部分后来毁于战火，还有一些在丹麦哥本哈根的克里斯先伯格宫（Christiansborg Palace）以及海牙的莫里斯宅邸的内部装饰则毁于火灾。由埃克豪特亲笔所绘的莫里斯亲王的与真人一样大小的肖像也在火灾中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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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的东印度公司官员除了不遗余力地收集中国的绘画、日本的印刷品和莫卧尔帝国的细密画以外，更多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大量地收集远东的瓷器。通过流入欧洲的这些具有异国情调的东方的物品，东方的审美情趣深深地影响到了西方的艺术界。在荷兰人来到东方以前，16世纪的时候，东方的瓷器是由葡萄牙人经由果阿，西班牙人经由马尼拉带到欧洲的，但是这些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运出的瓷器大部分在伊比利亚半岛或者直接在美洲的殖民地本土的市场上被出售，流入欧洲市场的不多。荷兰人第一次大规模地将中国和日本的瓷器运到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欧洲地区。1622年，荷兰人在圣海伦娜岛近海俘获了葡萄牙人的大帆船“圣地亚哥号”，次年，又在柔佛海峡俘获了葡萄牙人的另一艘克拉克大帆船“圣卡特琳娜号”，这两艘大船上装载了大量的中国出产的瓷器，在阿姆斯特丹的市场上以很高的价格被抛售，于是，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便出现了“克拉克瓷器”（carrack-porcelain）这个词汇以形容中国明代的蓝白色的瓷器。此次出售活动所获得的高额利润加剧了东印度公司在瓷器收购方面的需求。荷兰东印度公司从1602年成立至17世纪末年的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约运输了2000万件中国的瓷器到欧洲，其中包括青花瓷和各种类型的粉彩瓷器；而到了18世纪末年，达到6000万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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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14年，一份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品已经说明“瓷器将会成为普通人民的日常用品”。26年以后，英国的旅行家彼得·蒙迪则说荷兰的每家每户都拥有质地相同的中国瓷器。荷兰人喜欢将带有各色图案的瓷器以及瓷砖镶嵌在室内的墙上或者建筑物的外墙上。瓷器不仅在荷兰有大量的家庭需求，而且也被再次出口到其他国家。于是，从远东被运到北部尼德兰地区的瓷器源源不断、迅速增加。从1602年至1657年，超过300万件的中国瓷器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装船运往欧洲；接着，从1659年至1682年，又有19万件的日本瓷器被运到欧洲（当时中国正经历明清之际内乱的余波，瓷器出口量锐减）。在此期间，除了出口到欧洲市场以外，还有几百万件瓷器（主要是中国出产的）被转运到巴达维亚以满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以及波斯市场的需要。正如有一位研究瓷器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瓷器的特殊的质地、它们的抗渗透性、实用性、美观性以及相对便宜的价格”是持续不断地引发大众欢迎的原因。17世纪从远东进口的瓷器几乎都带有各种各样的蓝白色的图案，不管是来自中国的或者是来自日本的，但是到了18世纪的时候，就有多种色彩并用的、单色的或是装饰有珐琅质图案的瓷器进入欧洲市场，并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尽管蓝白色的瓷器在荷兰本国仍然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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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尔夫特瓷器，1645至1655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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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欧洲人喜欢中国出产的精美的瓷器，但并不具备仿制中国瓷器的技术，而中国人又将瓷器制造的技术视为商业机密不予透露。欧洲各国的君主都希望在某个时间拥有自己的瓷器制造厂，可以借此增加各自的身份地位以及美学趣味。葡萄牙人先前在16世纪末叶已经向中国的景德镇购买青花瓷器。17世纪初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自己的渠道，采购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和颜料，准备自己研制。从1614年开始，荷兰本国正式开始仿造中国明代蓝白色的瓷器，其色泽也称为“代尔夫特蓝”（Delft Blue）。在以后的50年中，代尔夫特出产的陶瓷成为模仿中国和日本瓷器的样板，被欧洲人视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著名的仿制品。在以后的150年中，荷兰人不断生产著名的代尔夫特蓝白色瓷器，尽管欧洲真正的瓷器生产是在1709年在梅森（Meissen）开始的。在17世纪40年代的晚期，由于中国发生了明清之间的大规模的战争，瓷器制造业急剧萎缩，代尔夫特的陶瓷制造业则迅速崛起。1647年以后，荷兰人已经能够制造出较高质量的瓷器，于是，代尔夫特瓷器就成为荷兰出口贸易中的一种重要的货品。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早期，荷兰的这种“蓝白色瓷器”广受欧洲人的欢迎。1670年，代尔夫特的瓷器工业已经达到了它的顶峰，雇用了20%的当地人力。17世纪初代尔夫特出产的瓷器是2吨、1620年8吨、1647年11吨、1655年15吨、1661年26吨、1670年32吨、1678年29吨、1702年30吨、1721年29吨、1741年27吨、1775年20吨，1795年则跌落至10吨。由荷兰人生产的瓷器并不完全模仿中国的式样，代尔夫特的陶瓷画工人结合了中国、日本、印度等各种东方的装饰图案，在17世纪60年代以后他们还设计出一种华丽繁复的“中国风”（chinoiserie style）式样，到18世纪的时候此种风格已经非常流行。日本是中国的瓷器贸易市场之一，1635—1636年间，荷兰的商船从中国台湾地区运载了13万件中国的青花瓷器到日本。1634年，荷兰甚至希望在日本创立一个出售自己国家陶瓷产品的市场，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日本人希望找到的瓷器是用于茶道仪式的，他们的审美趣味以及观念是欧洲人很难理解的。1660年以后，由于日本陶瓷业的大发展，荷兰人的这个愿望终于落空了，不过还是有一些热心茶道的日本人喜欢收集那些在日本人看来是怪模怪样的代尔夫特或是科隆的瓷器。也有一些日本的陶瓷画工，喜欢模仿代尔夫特瓷器上的图案，其实这种图案本来就是源于东方的，于是，东西方的审美趣味以此方式像轮子一样来回滚动。当时，荷兰人喜欢将带有各色图案的瓷砖和瓷器镶嵌在墙上或者建筑物的外墙上作为装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也直接从中国将瓷器运回欧洲。从1602年东印度公司成立至17世纪末年的一个世纪里，该公司运销至欧洲的中国瓷器约2000万件，包括青花瓷和粉彩；再到18世纪末，达到6000万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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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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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五、异域风物：亚洲纺织品、茶叶和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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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香料以外，亚洲的棉织品、茶叶以及咖啡也是欧洲人非常关注的主要商品。在欧洲的海船频繁往来的17和18世纪，印度次大陆上的几个重要的棉织品的出产地就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如西北印度的旁遮普与古吉拉特邦地区、东南印度的科罗曼德尔海岸以及孟加拉地区等。织品的棉线越细，就越能够织出细密和精致的华丽的纹样。这几个地区除了容易取得棉花与染料以外，自古以来以村为单位培养出来的机织工与染匠也具备高超的技术，生产出高级的面织品，它们不仅花样繁多，而且色彩艳丽，几乎可以与丝织品媲美。其中著名的有精细棉布（muslin）、印度印花布（chintz）、平织布（poral）、棉丝混织布（bafta）、格子棉布（gingham）等。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南亚次大陆建立了据点以后，开始注意这些棉织品。在17世纪下半叶，棉织品也与丝织品一样，通过荷兰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大量地进入欧洲。在1660年以前，荷兰人和英国人从印度进口纺织品进入欧洲，不过大部分货物的等第都比较粗糙。早在葡萄牙人主宰印度洋贸易的时代，他们就已经将从印度运来的粗糙的低价平织棉布转口销售到美洲，作为给当地的从事甘蔗生产的奴隶工人穿着的衣料。荷兰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也将这些粗糙的棉布转口销售到加勒比海域的一些岛屿上。当时荷兰人和英国人还将一些粗糙的棉织品运输到非洲西海岸，将它们作为以物易物的货品。一些更好的更精致的棉织品则留在欧洲被用作欧洲人家庭的桌布而不是穿在身上的衣服。在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印度的布料一度在欧洲特别是英国与荷兰非常流行。荷兰的棉织品的进口量在1668年至1670年间，占阿姆斯特丹进口总额的24%，在1738年至1740年间占28.58%。在荷兰，一些道德家们悲叹：“从印度来的这些加工产品在这里广受欢迎，以至于那些向家庭主妇献媚的人总是夸耀她们的人品就像印度来的布匹一样好，以此方式讨好她们。”印制在这些布匹上面的图案有时不完全来自印度风格的灵感，不过大部分的织品采用的图案是印度风格或是模仿印度风格的。168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雇用了一名叫赫里特·科林昆的杰出的彩绘师以及棉织品业者，将他派到南印度的科罗曼德尔海岸，以欧洲人喜欢的图案以及素材传授给印度当地的棉布织工，比如教他们将花纹之间的间隔拉开，使得织品看起来更加优美和富于节奏感。他创作的图案织出的棉布后来在欧洲销售得很好，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长期贩卖的重要商品。有人甚至在荷兰的市场上发现在一些出自印度最南端的科罗曼德尔地区的纺织品上面有日本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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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亚洲进口的纺织品以及布料价值500万弗罗林，其中少于1/3的产品出自孟加拉地区。在此期间，荷兰人一直超过英国的竞争者，但是在18世纪早期，英国人则后来居上。在1731年至1735年之间，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的丝织品的数量是荷兰人的两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们从印度进口布料的时候，没有遭遇荷兰的纺织工人以及手工业者的有效的抵制，但是荷兰的情况正好相反。1720年，英国立法全面禁止从荷兰进口印度的白棉的印花布。事实上，英国本国原有的呢绒织布业的织工早已对从印度进口如此大量的棉布感到不满，因为来自印度的棉布对于他们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他们担心的主要还不是来自荷兰出口的棉布，而是英国直接从印度进口的大量棉布，对于荷兰的棉布进口的抵制只是他们抵制活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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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田正教授根据重松伸司《马德拉斯物语》以及石田千寻《日荷贸易史研究》指出，荷兰人也大量地向日本出口印度的棉织品。以前在葡萄牙-日本通商时代，葡萄牙人就已经贩运过这类印度的布匹到长崎等地，在当时日本的“南蛮屏风”上就有绘画表现过葡萄牙人以及他们的印度仆人穿着这类布料做成的衣服和灯笼裤，还有的画中表现这类布匹存放在店铺里出售。在荷兰-日本贸易时代，荷兰人继续将科罗曼德尔沿海地区、孟加拉以及古吉拉特地区的棉布运输到日本，由于中国人也运来这些平织布以及有条纹的棉布，江户人将它们总称为“唐栈”，日本人最欢迎的就是科罗曼德尔海岸的织品，称它们为“栈留缟”（santomejima），这个名称与马德拉斯附近的圣多玛（São Tomé）有关，此地就是传说中的耶稣十二门徒圣多玛在南印度殉道与埋葬的地方。“栈留缟”的基本色调是蓝色、白色、淡褐色、深褐色，这种组合非常具有异国的风味。荷兰人还将一种被日本人称为“奥屿”的印度棉布带到日本。所谓“奥屿”就是“格子布”（gingham）。这个名称在1638年首次出现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赠送给将军的贡品名单中，德川幕府也就在这个时候考虑将葡萄牙人彻底拒之于国门之外。“唐栈”以及“奥屿”在当时都是价格很高的棉布，到了18世纪的后半期，江户的幕府将军和幕僚都喜欢穿直条纹的棉布和服，将其当作“风骨”的表现。还有富裕的商人以及游女以及“若众”（12至20岁的男妓）也喜欢这类条纹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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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年以后，荷兰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竞争的货品中的另外一些来自东方的作物就是茶叶和咖啡，它们流入欧洲以后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社会生活和饮食习惯。现在人们对于欧洲人在什么时候开始喝茶并没有一致的看法。16世纪时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最初把茶叶带到欧洲的可能性很高，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羽田正指出目前最早的茶叶进口欧洲的记录是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1610年将茶叶带回本国，当时荷兰人喝的很可能是日本的抹茶。17世纪初年，在荷兰共和国茶叶先是在药店里出售给一般的市民，当时，荷兰人将茶视为一种药用的饮品。许多人普遍相信饮茶有益于健康。荷兰的一些学者也开始讨论喝茶对于人的健康的功效，不过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有人说喝茶对于人的健康特别是大脑有害的，多饮茶会使人得病。另外一些人则说喝茶会使人精神豁达，提神而且消除睡意，还可以医治头重、湿眼以及弱视，总之能够促进身体健康。阿姆斯特丹的一位著名的医生尼古拉斯·图尔普（Dr. Nicholas Tulp）向广大民众推荐说喝茶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的同事科奈利乌斯·德克（Dr. Cornelis Decker，其化名是Bontekoe）在向病人推荐此种来自东方的饮品医治病人方面更富有热情，并且十分夸张。科奈利乌斯·德克要求那些可怜的病人每天要喝200杯茶，他在1679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关于卓越的草本植物茶的论述》（Tractaat van het excellente cruyt thee or Treatise of the Excellent Herb Tea ），极力推崇茶在医治疾病方面的功效。据说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东印度公司领导层“17绅士”的资助。然而，科奈利乌斯·德克的极力宣传并没有使得茶叶的进口量在一时间有很大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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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7世纪下半叶茶叶和咖啡的消费量才在欧洲持续增长。早在17世纪下半叶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想在中国建立茶叶贸易的商行，但是没有成功。不过，荷兰人仍然从各种不同的途径购买到中国的茶叶并运回本国。到17世纪末叶的时候，茶已经在荷兰成为大众化的饮品，它们与牛奶一同被当街出售。尽管英国人、法国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茶叶消费量已经非常之高，荷兰人还是继续从东方大量进口茶叶以满足国内以及欧洲各地的消费需求。1651年至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分部举行了第一次茶叶拍卖，17世纪虽然没有明确的统计数字，但是到了18世纪以后，茶叶逐渐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向欧洲进口的重要商品之一。1712年至1713年，茶叶的进口额只占东印度公司总进口额的2%，但是到了1730年至1732年已经增长到了18.8%，1771年至1773年则增长到24.2%，到了1789年至1790年甚至占到54.4%。1734年至1785年是荷兰茶叶贸易的黄金时代，当时茶叶进口的总量已经达到每年350万磅，比以前增加了4倍。在1739年以后，茶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东方运回欧洲的最富有价值的单一商品。1756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设立了中国事务委员会，它对于规划公司对中国的贸易有绝对的决定权。从那时起，每年公司都有固定的从事对中国贸易船只从东方驶回荷兰省和泽兰省，其中许多船只都与荷兰与广州之间的茶叶贸易有关。有人统计，从1757年至1781年的24年间，荷属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茶叶贸易无间断地获得利润，每次从广州进口的茶叶就可以获得季节性的利润达3316808磅，平均总利润可以达到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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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初年，茶在荷兰共和国终于被人们视为一种有益于健康的时髦饮品。为了显示茶是高档的和时髦的，人们将茶放在日本的瓷器杯子里喝，并配以最佳的糖和镀金的茶勺，杯子则要放在镶嵌有花纹图案的桌布上。喝茶首先是在荷兰上流社会中普及开来的。由于茶主要是一种适宜在家庭中品尝的饮料，所以茶会对于妇女而言就成为一种很重要的社交活动，她们会营造出一种专门用来喝茶的特别的沙龙（茶室），并且配以高品质的茶具，茶会也就成为家庭的社会地位的象征。最初的时候，茶会在午餐以后的下午一点至两点的时候开始，不久以后就逐渐延迟到下午的更晚的时候举行。有人曾说，喝茶配以司康饼和饼干的“下午茶”始于19世纪的英国，其实，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的荷兰共和国这种风俗就已经普及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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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茶相比，咖啡在欧洲市场上是较晚出现的流行饮品，但是上述那位精力旺盛的医生科奈利乌斯·德克仍然将它比喻为像茶一样的有益于健康的良药。他认为咖啡可以万无一失地包治“坏血病、喉咙痛、腹绞痛、痛风、胆汁质、口臭和红眼病”，还有其他许多种好处。此种饮品不久就变得非常流行，尽管在荷兰以及欧洲其他地方，有一些医生认为茶和咖啡是有害的药物。当时，有一位名叫多明尼·法朗索瓦·瓦伦特（Dominine François Valentyn）的医生就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咖啡在我国流行如此之广，以至于少女们和女佣们每天早上不喝咖啡，就不会做穿针引线的活儿。”他指责英国人将这种有害无益的习俗介绍进了荷兰。1700年，茶和咖啡已经在荷兰非常流行，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荷兰人的酗酒的恶习，尽管荷兰的工人们在他们负担得起的情况之下仍然最喜爱喝加糖的白兰地。在图尔普和他的同事科奈利乌斯·德克极力推崇茶和咖啡的益处以后一个世纪时，有一位阿姆斯特丹的医生写道：“普通人仍然喝大量的白兰地，他们相信这样可以使胃变得强大；但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如果没有茶，他就撑不住很长的时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几十年来每天都有这两种饮品的日常交易，他们已经非常明了这两种新的物品在未来将成为市场上的所谓紧俏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