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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航海技术滞后有关的就是荷兰海军的惊人的衰败。历史学家房龙认为这是荷兰衰落的主要原因。根据他的记录,在17世纪晚期,荷兰海军拥有一支有120艘军舰的舰队,其中90艘是运输船。50年以后,只剩下不到50艘军舰,其中只有12艘有作战能力。1696年,联省共和国拥有8艘装备有90多门大炮的“无敌战舰”;到1741年,只有1艘这样的战舰了,并且已经服役了42年,完全没有作战能力了。30年以后,英国、法国等国家的海军力量已经有了全速的增长,荷兰共和国只有4艘装备了70门大炮的军舰,其中有些大炮已经用了几十年了。1721年,荷兰省北部仅仅有3艘战舰,其中两艘已经服役分别达到20年和30年。1713年到1746年间,弗里斯兰省只建造了1艘战舰。鹿特丹在1713年到1725年间没有建造过1艘战舰,也没有修复过旧的战舰。泽兰省在1700年至1746年的46年间,只建造了4艘小军舰,只能够保护商人免受海盗的袭击。“曾经得到精心维护的海军现在陷入了令人感到耻辱的境地。没有机会去改善舰队,甚至没有一定的常规经费去维持舰队。”德·维特以及威廉三世都致力于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他们要求各省支付海军建设的费用。但是,在威廉三世去世以后,国内出现了动荡,各省就悄悄地拒绝提供维持以及扩建海军建设的必要资金,联省议会没有能力强迫各省服从其意见,结果每一个省份都拒绝为整体利益掏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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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荷兰人感到自己明显地落后于别的国家的时候,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主管以及职员自己在议论他们的英国竞争对手时的评价在17和18世纪时也大不一样。在1670年以前,荷兰人还是认为自己不仅在精力以及能力上都是超过英国人的,而且在资本以及物质资源上也是这样的。更有甚者,英国人自己也甘拜下风,自认为他们处于相对的弱势。但是,在17世纪的最后25年里,双方的态度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英国人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和更加自信,荷兰人在一些地方如印度最南端的科罗曼德尔沿海地区对于维持自己的贸易地位以及经营能力发生了怀疑,他们发觉自己在这些地方不如在印度尼西亚海域那样能够应对自如了。伊斯列尔指出,1688年以后,荷兰在经济和贸易上的扩张趋势已经慢慢地停止了,特别是在地中海东岸海域以及几内亚的海外贸易处于停顿的状况。17世纪90年代曾经一度繁荣的荷兰与西属美洲的贸易,在1700年以后大大地收缩了。不过,荷兰与北欧的贸易有所发展,主要是因为荷兰在工业技术方面拥有一定的优势,直到1720年,赞河(Zaan)流域的工业磨坊一直有增无减。在18世纪的最初25年,荷兰的出口产品如代尔夫特瓷器、烟草、亚麻布,精加工的蔗糖、纸张、航海用的帆布、丝绸、棉花继续增加,荷兰与邻近国家相比在技术上仍然拥有一定的优势。同时,荷兰东印度公司仍然在亚洲竭尽一切努力保持贸易上的领先地位。但是在1725年以后,形势则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反转。在18世纪20年代,荷兰的出口产品逐渐减少,海外贸易明显衰退。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们迅速地失去了往日在国际贸易上竞争的优势,加工工业处于毁灭的状态,比如烟草加工厂从1720年的30家(主要都是犹太人经营的)萎缩到1750年的8家,棉花加工厂从1700年的80家减少到1770年的21家,到1796年的时候只剩下12家,曾经一度繁荣的丝织业也在迅速衰落之中。荷兰第二大城市莱顿的加工业也在衰落之中,莱顿出口的精加工的布匹从1700年的25000卷筒减少到18世纪30年代的8000卷筒,严重地影响到以前从荷兰进口精加工布匹的3个主要国家即法国、西班牙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市场;莱顿以前的第二大主要出口产品羽纱从1700年的36900件减少到1750年的12600件,只有70年以前的1/10。哈勒姆的亚麻布出口也在18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倒退,在12年间,亚麻布的工厂从7家减少到了3家。在18世纪50年代,赞河沿岸的加工鲸鱼油、海船用的帆布、缆绳的行业以及航运业都有很大的倒退。这些加工业的衰退直接影响到出口产品的数量和海外贸易的规模。[1] 除了海外出口贸易以外,荷兰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贸易也在衰落之中。从1720年至1750年,由于荷兰城市经济的衰退,影响到了荷兰国家与波罗的海的传统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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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到了18世纪的下半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高层官员哀叹英国人已经取得了优势,英国在贸易上的发展在世界各地都威胁到荷兰人的生存,甚至在印度尼西亚也是如此。然而,在某些方面,情况也不尽然,这一时期荷兰的海外贸易总量实际上是有所上升的。博克塞引用布鲁格曼斯教授(I.J. Brugmans)的研究指出,在1631年至1780年之间,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的数量实际上增长了一倍。但是博克塞本人则认为这样的演绎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他认为在此期间航行于尼德兰与爪哇之间的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虽然有明显的成倍增加,但是那些在亚洲海域的从事转运贸易的船只的数量减少了许多。在17世纪的下半叶,荷兰东印度公司有5至10艘船只——许多都是最大的船只,每年是在巴达维亚和长崎之间航行的;到了18世纪的下半叶,每年平均只有1至2艘了。同样地,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在1750年至1780年之间,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印度贸易的船只也减少了,而在一些地区如红海以及波斯湾等地,荷兰人几乎放弃了在那里的海上贸易活动。在另一些地区,荷兰的海外贸易有所增加,如与中国广州的贸易,在锡兰可能也是这样。但是,在从摩鹿加群岛到马拉巴地区的广大海域,从总体上看,从事转口贸易的荷兰船只在明显地减少。1640年的时候,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海域有85艘船只,其中包括从欧洲即将来到或者已经驶往欧洲的船只。到1743年的时候,只剩下48艘船只,而且船的吨位的增加也没有抵消船的数量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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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的黄金时代以及后来的时代,无论是荷兰人还是他们的竞争者都声称荷兰东印度和西印度公司,特别是前者,是荷兰联省共和国商业繁荣的主要的支柱和干城。到1758年的时候,由于航运量的萎缩,人们在对东印度公司的地位也不再抱积极的看法了。尽管如此,包括东印度公司领导者“17绅士”之一的凡·德·奥登姆伦(Van der Oudermeulen)认为东印度和西印度公司对荷兰经济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列举了第四次荷兰与英国战争前夕荷兰的海上贸易所产生的价值的数字:与东印度的贸易额达35百万荷兰盾,与西印度与美洲达28百万荷兰盾,与欧洲各国达200百万荷兰盾。他估计荷兰与欧洲几个大国和地区贸易所产生的利润为:与英国达42百万—44百万的荷兰盾,与法国达36百万—38百万的荷兰盾,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达55百万荷兰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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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克塞从另一方面指出,大部分从东方和西印度进口到荷兰的货物并没有在联省共和国内部被消费掉,而是重新再出口到欧洲的其他国家。1743年出版的由无名氏撰写的《荷兰之描绘》(A Description of Holland )带有一点夸大的口气写道:“在这些时日,荷兰的公司要送去200万至300万荷兰盾去东印度购买香料,其中12%至14%被荷兰人自己消费掉,其余的再出口到欧洲其他国家,因为他们支付现款。”凡·德·奥登姆伦在1783年指出“四分之三的”从东印度进口的货物从尼德兰被再度出口,特别是茶叶和咖啡。虽然人们不能说绝大部分从东印度运回荷兰的货物都被重新出口到欧洲的其他国家,但是其数量一定相当可观。正如博克塞指出的那样,在整个17和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还是对联省共和国国家整体利益和福祉做出了贡献,除了公司直接雇用的几千人以外,它还间接地维持着3万名海员的编制,他们被配备在从事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地中海、大西洋上转口贸易的商船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18世纪的时候,在荷兰海外贸易中某些特定的货品的贸易量有所上升,比如来自美洲和东方的蔗糖、咖啡、烟草、茶叶以及可可豆等。当时的荷兰与欧洲其他国家如奥地利和芬兰等国,由于时尚和消费习惯的原因,对于这些食品的消费量逐年猛增,荷兰也是通往莱茵兰以及其他内陆国家的门户,对于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同一时期英国、法国、丹麦、普鲁士以及瑞典的船只也在与荷兰人展开激烈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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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荷兰海外贸易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走私贸易的发展,特别是与英国的走私贸易。对于此类活动的规模人们尚难确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为数千人提供了生计,特别是泽兰以及荷兰南部沿海城市。几乎在整个18世纪,英国一直是最佳的茶叶市场,英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大西洋两岸的茶叶走私贸易活动。当时来自荷兰的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茶叶走私商人将船只停泊在英国的沿海,英国的走私者来到海岸再将茶叶用小船通过秘密的渠道运往内地,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有时教堂居然成为最佳的隐藏地点。1784年,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1759—1806)政府引进《皮特转换法案》(Pitt’s Commutation Act )对茶叶改征重税,基本杜绝了茶叶走私的现象,并对泽兰省航海业造成非常沉重的打击。荷兰的捕鲸者长期以来一直与冰岛维持着走私贸易关系,在北海的鳕鱼捕捞者也与家乡较近的地方进行走私贸易,由于联省共和国对于穷人阶级征收很重的消费税,荷兰的航海业者非常热衷于将外国商品走私进入荷兰的各大港口,并将荷兰国内的商品走私出去,这些出身卑微的海员以及渔民是规避进口税和出口税的主要人群,商人与船主也参与其中。各省的海军军官经常“负债”,因为他们的收入很大部分也要依赖于这种灰色的、不确定的和浮动的走私经济的来源。当时的人们经常批评荷兰的繁重的消费税,认为这不仅是造成荷兰食品价格和房屋价格高企的原因,似乎还鼓励外国人相互之间直接进行贸易而不以荷兰人为中介,而在17世纪的时候,荷兰人是一直充当对外贸易的中介人的角色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从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出口到日耳曼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糖、咖啡以及靛蓝染料,在一段时间里这些商品的四分之三是经由阿姆斯特丹的商人承销的,只有四分之一是经由汉堡转运的,到1750年至1751年时,这个比例正好倒转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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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学者在探讨18世纪80年代荷兰海外贸易衰落的原因时指出,当时船只的拥有者和使用船只的海员已经逐渐地分离了。在17世纪的时候,许多商人船主拥有或者合伙拥有他们的船只,他们雇请自己儿子和亲戚去船上工作,这样后者就有更好的升迁的机会以及更美好远大的前程;他们努力勤奋地工作,销售自己的商品,直接获得利益,船主以及合作经营者也由此获利。但时过境迁,有一位批评者这样抱怨:“到了现在,船主仅仅是为了运载货物的业务,他们的货物大部分都是属于外国人的,除了别人支付的运费以外,他们并不靠出售货物获利。”他还抱怨说那些与船运公司合伙的外国人经常将他们自己本国的人安置在船上当官,或者有些人就成为船主。这些人反过来则更喜欢雇用他们本国同胞而不是荷兰出生的本地人。于是,荷兰人就看不到升迁的希望,要么沉湎于酗酒和过淫荡的生活,要么怀着厌恶的情绪放弃了海事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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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世纪下半叶以后,船主逐渐地变成尼德兰北部的一种专职,但是这个转变的过程直到1780年尚未完成。在荷兰海外贸易的其他领域,如波罗的海沿岸的木材以及谷物贸易,仍然按照老规矩办事,船主仍然是他们的货物的经营商和代理人。不过,博克塞指出,同样明显的是,外国人在荷兰共和国的旗帜下参与该国的航运贸易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在八十年战争期间,荷兰的船主经常冒充汉萨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去伊比利亚半岛从事贸易活动。到1780年的时候,情况则反过来了。其实此种弊端长久以来已经存在,德·鲁特(De Ruyter)早在1663年就已经抱怨了,当时他就发现在西班牙的马拉加(Malaga)有几艘伪装成荷兰船的来自汉堡的船只,船主公开地向他夸耀说只需花费少许荷兰盾就可以贿赂阿姆斯特丹的市民做假宣誓,说这些船是属于阿姆斯特丹的,“其实所有的船主都住在汉堡”。他呼吁荷兰的海军军官要制止这种弊端,但是一个世纪以后这种现象有增无减。在此情形之下,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许多外国的商人在荷兰的国旗下或者包装下驾驶着属于他们自己的船只航行于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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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克塞认为,当贷款利率的适当折扣被有关当事人夸大其词的时候,荷兰海事力量在18世纪的时候就相当程度地被削弱了。1780年,当时的两名最重要的权威人士斯皮格尔(Van de Spiegel)和奥登梅伦(Van der Oudermenlen)都指出包括荷兰东印度以及西印度公司在内的荷兰舰队还雇用了3万至4万名海员。乍看起来,其舰队的规模与自1588年以来的情形比起来没有很大的改变,或者与1688年威廉三世从海勒夫特斯勒斯启程驶往英国开启“光荣革命”的时期也没有很大的改变,那时一位荷兰的海军中将夸口说他可以在14天里动员3万至4万名可以投入战斗的海员。但事实上,在1588年和1688年的时候,泽兰省以及荷兰北部的从事航海业的人数无疑要远远大于18世纪80年代的荷兰共和国从事航海业的人数。事实上,荷兰的海运业此时已经大大地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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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四、农业的维持以及工业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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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农民在牲畜饲养业、乳制品业、培养具有商品价值的谷物、园艺学以及简单工具发明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当然,这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后,荷兰北方七个省份在农业方面的进步越来越快,使得当时欧洲其他地方来到这里参观的人为之赞叹不已。有人甚至说荷兰北方的农民简直生活在一片乐土中间。由于农业人口的增加,北方七省变得越来越富裕。除了农业种植以外,荷兰人还有丰富的挖掘水道、建筑堤坝、开凿运河、围垦田地的能力。自中世纪以来,荷兰人就在开垦沼泽地、荒地以及河口土地方面具有欧洲其他地方的人民很难与之匹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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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的时候,荷兰的农业比航运业以及海外贸易的情况还是相对较好。尽管荷兰共和国是依靠商业和金融业的收入而不是农业形成自己的经济结构的,但是农业雇用的人手要超过商业和工业。包括弗里斯兰在内的5个内陆的省份在荷兰黄金时代以及后来一段时间里也都维持着较好的状态,很可能泽兰省以及荷兰省在18世纪的下半叶也是这样。在荷兰黄金时代修筑的良好的堤坝仍然起到了防止特大的洪水灾害的作用。不过,有些堤坝在18世纪早期的时候发生过垮塌的现象,但是没有造成很大的灾害。1715年,泽兰的一个岛上发生了垮坝的事件,使得该岛屿的部分地方受淹。1717年,暴风雨袭击了弗里斯兰的大部分地区,造成较大的损害。1731年,荷兰的低洼地区发生了虫害,一些以木材支撑的堤坝发生了垮塌,使得海堤的防洪能力减弱。从1730年以后,联省共和国政府征集修筑堤坝的税收,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口大量的石头修筑堤坝。这种解决的办法行之有效,到18世纪下半叶,垮坝的事件就大大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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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品业是荷兰农业的重要的方面。在1740年人们估计在荷兰省的北角地区每一个好的丰收年平均产出200万磅的奶酪。1740年是荷兰农业的灾难之年,因为1739年至1740年的冬天异常寒冷而紧接着的夏天又异常炎热,劳动阶级深受其苦,尽管此次天灾的负面影响不是永久的,但是许多人都认为从那时起联省共和国就走向衰落了。奶油是荷兰乳品业的另一个重要出口产品,尽管从1666年至1757年遇到爱尔兰奶油的有力的竞争,那时英国政府禁止后者进口,由此迫使生产爱尔兰奶油的农民到佛兰德斯、法国以及伊比利亚半岛寻求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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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牛、马、羊和猪的行业远远没有乳品业重要,在1713年至1719年、1744年至1765年以及1768年至1786年,有三次大的牛瘟疫流行肆虐,其中第二次是最严重,导致了养牛的农民很大的损失。1744年至1745年,据报道仅仅在弗里斯兰就有135000头牛死去;在1769年又有98000头牛死去,使得这些省份的农民蒙受了数百万荷兰盾的损失。邻近的几个省份同样的损失也很大。当时人们还不懂得科学地医治这种动物疾病,也不懂得将病牛隔离的知识。但是联省议会还是公布了一些命令鼓励民众采用各种不同的医疗方法以及防疫措施。但是农民往往忽略这些措施,部分原因是他们不信任公布这些措施的“绅士”,部分原因是他们迷信这种疾病是上帝的愤怒降临到人类和动物头上的缘故,因而也是不可抗拒的。在18世纪的最后20年,才有一些比较进步的私人农场主以及农业社团开始接受和鼓励给牛注射预防针以抵抗牛的疾病。尽管有牛瘟疫的流行,在一些年以后,从国外进口以及家庭饲养的牛仍然存在,甚至在比较贫穷落后的上埃瑟尔省,在1750年至1800年之间,牛的饲养业仍然在增长。另一方面,牛瘟疫的流行也使得许多农民全部地或者部分地从家畜饲养业转向垦殖业,他们在格罗宁根种植谷物、在荷兰从事园艺、在弗里斯兰则种植土豆;在一些地区,养羊业也得到了发展,在18世纪中叶的特塞尔岛,农民们大约饲养了2万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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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的上半叶,每一个省沉重的本省税的负担以及荷兰全国性的很重的消费税迫使荷兰北方相当多的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去从事别的职业。直到18世纪的下半叶,大部分西欧地区的农产品以及食品的价格在总体上上涨,减轻了荷兰共和国农民的沉重的税收负担,他们的日子也相对过得容易一点了。上埃瑟尔省是唯一保留这方面记录的省份,该省农民的税收负担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减轻了一半。所以在18世纪的下半叶,荷兰的农业有了一点微弱的回复和发展。但是这并不是普遍的现象,1690年以后在其他一些地方,虽然农产品价格上涨了,但是各省的和城镇加给他们的税收却加重了。另一方面,荷兰的烟草业在18世纪50年代以后则急剧地衰落了下去。在18世纪早期,烟草一直是荷兰的乌特勒支省以及海尔德兰省的重要的农作物,到18世纪50年代一直维持着很稳定的发展水平。但是荷兰的烟草80%都是运输到阿姆斯特丹加工出口的。到了18世纪50年代以后,瑞典以及普鲁士的国内的烟草加工业也在发展之中,它们已经不再需要荷兰出产的未经加工过的烟叶了,并且与荷兰的烟草加工业形成竞争的态势。最后,在1776年以后,荷兰内陆的烟草加工业又有一度回复,因为美国发生了独立战争,弗吉尼亚进口到欧洲的烟草大幅度减少了,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重新开始需求荷兰进口的烟草。荷兰出产的另外一些与工业有关的作物如亚麻以及啤酒花,也急剧地减少了。18世纪50年代以后荷兰农业的主要出口作物都是最基本的食物如黑麦和土豆。当时,荷兰共和国的许多地方如泽兰省、德伦特省以及弗里斯兰省都出产土豆,到18世纪40年代的时候,这些地方种植土豆蔚然成风。但是由于过多地种植土豆,造成粮食作物如麦子的种植面积减少,结果导致粮价的上扬,于是人们只得都吃土豆这种最廉价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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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时代的法国以及英国相比,18世纪的荷兰在农业技术的引进方面是迟缓的和不完整的。当时,大部分的荷兰农场主和农民固执地采用17世纪祖先的耕作方法,以怀疑的态度对待所有的技术革新。世界上所有地方的农民,在观念上都是倾向保守的,18世纪荷兰的农民也不例外。在农业人口中推广新的观念和技术很大程度要依赖于乡村学校的校长以及地方教区里加尔文派牧师的合作,但是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都比较缺乏探索的精神。有一些大的地主尝试使用新的农业生产工具如图尔播种机(Tull’s sowing machine);在1752年至1784年间,一些更富有开拓精神的农民和地主组成农业社团,仿效英国和法国的模式推进农业技术的改良,但是他们的宣传、经验以及努力直到荷兰共和国的末年才发生作用。然而,像是一种平衡,园艺业、特别是垦殖业在18世纪的下半叶相对繁荣,在最后的20年里尤其如此,与当时捕鱼业以及工业的不景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段时间里,人们还在围垦田地,向大海和沼泽地索取土地。总之,荷兰农业相对比较繁荣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农产品价格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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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1730年开始,荷兰的工业在整体上呈现衰落的迹象,尽管在一些工业领域由于东印度公司出口的需要一直支撑着。莱顿的织布业,在1670年的时候达到了它的顶点,当时的年产量达到139000匹,以后就灾难性地下降了。在1700年的产量只有85000匹,1725年为72000匹,1750年为54000匹,1775年为41000匹,到1795年只有29000匹了。莱顿作为最大的工业中心的衰落还反映在工人阶级人口的减少。啤酒厂、白兰地酿酒厂、制糖厂、制盐厂、肥皂加工厂、染坊、烟草加工厂、橄榄油磨坊以及钻石切割厂,所有这些在黄金时代都是十分繁荣的,但是到了所谓“戴假发的时代”就全都衰落了,特别到了18世纪的下半叶更是如此。钻石切割工业和造纸业由于这两个行业高质量的服务则一直维持到荷兰共和国的最后的岁月,还有乌特勒支的高质量的天鹅绒加工厂也是如此。另外,在1771年的时候,白兰地加工厂仍然繁荣,主要是因为白兰地一时成为荷兰的“国饮”,并出口到北美市场以及荷兰东印度以及西印度公司的属地。染料和烟草工业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坚持着,尽管在一些地方不景气。在1685年至1725年,代尔夫特陶瓷业达到了它的最高峰,然后就下降了,尽管不是灾难性的。荷兰的砖瓦加工业一直保持繁荣,其产品在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以后出口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在另一方面,鲸鱼油的加工业不可避免地因为鲸鱼捕捞业的下滑而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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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50年至1795年,荷兰造船业的衰落极为显著。在17世纪的时候,荷兰造船厂开足马力最大限度地雇佣造船工人从事船舶的制造、维修以及为捕鱼者和海军置换新的船只,除了为东印度以及西印度公司以及本国在欧洲的远洋贸易建造船只以外,还要向外国出售新造的船。估计荷兰共和国每年要制造500艘远洋船只,此外,还要为国内和国外建造供内河航运的小船。尽管有起有落,在18世纪的最初25年,船舶制造业保持着繁荣,然后就开始下滑了,博克塞指出荷兰造船业在1750年的时候它的下滑特别显著,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25年,其衰落更是十分迅速。在阿姆斯特丹附近的赞河流域地区,在1707年的时候有60个船坞,共有306艘大大小小的船只在建造之中;在1770年的时候只剩下25艘至30艘船只了;在1790年至1793年每年平均只有5艘,到1793年就只有1艘了。在1650年的时候鹿特丹曾经拥有23个船坞,到了17世纪末叶只有5个船坞了。伊斯列尔做出的统计也与博克塞的说法相差不远。他指出由于荷兰大宗海外转运贸易的萎缩,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船只制造业。赞河流域的船只制造业到17世纪90年代终于衰落下去了,到18世纪20年代,这个地区制造的远洋运输船只已经非常少了,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时曾经有所恢复,因为荷兰要向法国输送大量的来自海外殖民地的货品,但是终究没有回复到以前的水平。1690年,赞河上有超过40个船坞,到了18世纪30年代,减少到27个;到1750年的时候,只有21个了。在1720年左右,在赞河流域用于造船的木材每年也减少30%,到1760年时,已经低于往年的10%了。一个世纪以后情况有所改善,但是还不能够弥补赞河流域造船业的灾难性的衰落。在18世纪,弗里斯兰造船的数量有了显著的增加,1779年该省登记的造船的数量有2000艘,是荷兰的7个省中造船最多的省份,但是绝大多数都是沿海岸航行的80吨以下的小船,对于荷兰的海外远洋贸易没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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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荷兰工业的普遍衰落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与它的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英国以及法国相比,尼德兰北部在原材料上是非常缺乏的,它的国内市场也要比英国和法国小。在黄金时代的繁荣时期,除了莱顿的织布业以外,许多荷兰地方的工业的发展超出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必须主要地依赖于海外的市场。当邻近国家在法国的库尔贝提倡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时候,法国等国就牺牲荷兰的海外出口贸易以刺激本国的消费,而荷兰的工业家又不能回过来增加国内的需求,又不能大量地增加该国在热带殖民地销售的产品的数量。更有甚者,荷兰的工业原本就是对其他国家的产品进行精加工的,这些产品包括来自英国的亚麻布以及羊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本身也发展出足够先进的技术,自己对这些产品进行精加工。当工业革命在18世纪的下半叶不断推进的时候,荷兰由于缺乏煤和炭进一步处于不利的地位。荷兰最重要的工业是纺织业,它在此情形之下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荷兰人自己也知道,“纺织业是所有奉行重商主义政策国家的核心”。在17世纪下半叶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对于荷兰已经深加工的布料课以重税,在18世纪的最初25年,俄国、普鲁士、丹麦、挪威和西班牙相继又采取相同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其结果是造成了荷兰纺织业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伊斯列尔统计,莱顿、哈勒姆以及其他城市的纺织业也在迅速缩小,许多富有的加工业主、染色业主以及从事漂白的工人大大减少——这些企业以前是这些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柱。1715年,哈勒姆有90名加工业主,到1742年,只有52名了。同样地,在莱顿,1715年有53名加工业主,到1742年的时候,只有29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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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国等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及重商主义的立法对荷兰造成的冲击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外国以牺牲荷兰为代价改进自己的工业,包括诱惑荷兰的有熟练技术的工人外出发展他们自己的企业。事实上,这种情况发生得很早,当外国的工业刚刚出现良好的运作情况的时候,已经有熟练的荷兰技工外出移民了,因为18世纪尼德兰北部地区失业的情况非常严重。有关具体的统计人们并不十分清楚,但是在1751年,联省议会公布了一项命令,禁止具有某种特别技能的工人,尤其是从事纺织业、绳索制造业以及锯木厂的工人外出移民。这说明当时这种情况已经发生,甚至可能比较普遍。当局也防止外国的工人来荷兰的贸易公司以及工厂工作,他们担心这些工人学习了各自所需要的知识然后回到自己的祖国发展自己的类似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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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同时代的人认为,荷兰工业在18世纪下半叶的衰落是因为在共和国的7个省份中,特别是荷兰省,工人的工资要高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比如,在瑞士,在1766年,一名棉花布印刷工人一周的工资相当于3.50弗罗林,在1760年,奥古斯堡的同业工人为3弗罗林,而同年荷兰的同业工人则为9至10弗罗林。另一方面,在7个省份中,工人工资的情况在各地也不尽相同。在一些地方,乡村地区所支付的工资比城镇更高;在另一些地方,情况正好相反。一些荷兰省的工业家将他们的工厂迁移到北方的布拉班特以及上埃瑟尔省,在那里,当地的情况允许他们可以无情地剥削穷人。一位目击者在1785年写道:“人们知道布拉班特的农民,必须承认他们被剥夺了作为人所应该具有的舒适。他们喝酸变质的牛奶和水,在吃土豆和面包的时候没有黄油和奶酪,他们的穿着破衣烂衫,睡的地方没有床垫。一个在荷兰省的囚犯也比一个布拉班特的农民生活得要好。”很难说所谓一些荷兰熟练技工的比较“高”的工资对于荷兰工业的衰落起到了何种程度的影响。正如农民经常抱怨天气、商人经常抱怨有害的税收以及不公平的外国竞争一样,工业家们也易于相信,正是他们由于自己支付给本国工人较高的工资,反而有利于外国的那些劳动强度大而工资又低的竞争者。1740年,一位长期居住在荷兰的英国人注意到荷兰和英国的枪炮制造技术都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但是他补充说明道:“我们在地中海以及地中海东岸的出海口拥有比荷兰人更大的优势,我们的税收降低了,我们的工人能够奋斗在更低生活水平上,他们能够与荷兰人一样廉价地劳动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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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克塞说他并不知道荷兰的军械工业是否一直维持它与英国竞争者一样的技术以及生产能力,但是,正是在18世纪40年代,英国的经济增长开始加速,工业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已经来临。40年以后,荷兰工业经历了普遍的衰落,一位荷兰的工业家在1779年这样说道:“人们不禁观察到在这里(荷兰)很少没有工业以及商业是不需要改进的,这关乎它们各自的形式以及经营手段。铜匠、黄铜的铸工、在钢铁厂工作的工人在技术上都不熟练,当人们将他们的产品仔细地与外国产品作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低于别人。这里的产品与别的地方相比,在工艺上比较笨拙粗糙,成品有时看上去尚未完成;人们还可以猜出这些产品一定更贵,因为这里的上述人等没有得到适当的训练。”同年,另一位在莱顿的主要的布料加工业者考察了当时的情况,他指出荷兰的工业家和雇主普遍地缺乏创造性的精神,他们根深蒂固地厌恶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实验,而这正是他们的创业先辈们留给他们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这种现象似乎也就是在所谓“戴假发的时代”的末期荷兰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不管在尼德兰北方的城镇和乡村,或是在南非好望角的内陆都是如此。1776年有一份荷兰报纸承认:“我们不再是天生的发明者,在我们这里创造性已经变得非常罕见了。现在我们只会模仿,而从前我们只会创造。”博克塞指出,18世纪下半叶荷兰报刊所写的这些伤心哀史可能有些夸大其词,具体考察的时候要打一些折扣;同时,人们也应该记住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曾经对于巴达维亚的造船业的技术改进方面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博克塞客观地指出,与黄金时代相比,在“戴假发的时代”里荷兰共和国经历的是停滞不前而不是顽固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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