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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五、资本的流逝以及城市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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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历史学家对于尼德兰北部地区在18世纪的经济衰退所做的研究指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种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其主要的原因是邻近国家在工业以及造船业方面后来居上，超过了荷兰。荷兰本国在这些经济领域的竞争力也在减低。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原因，包括荷兰共和国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风气的改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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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在18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最后的25年里的经济衰退，是与该国的“食利阶层”（rentier）即“依靠利息过活的富人”以及其他资本持有者的自满以及短视有关的。这些人更喜欢将资本投到海外而不是用于培养和促进本国的工业以及造船业，并以此减轻国内的失业的压力。出于自私的动机，他们更加关心的是保住自己的财产而不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18世纪的时候，荷兰上流社会主要是由这些“食利阶层”主宰的，他们连上一辈从事的商业也不经营了，他们继承了前辈积累的财富，既不经商，也不投资工业和加工业，他们对国家的经济活动没有任何积极的贡献，对于社会的发展也没有任何实际的作用。他们过着富足的生活，住在精美奢华的乡间别墅或者是城镇里美轮美奂的大宅子里面，雇用了一大帮厨子、仆人、马车夫以及园艺师为他们提供奢侈生活的服务。他们拥有荷兰国家的债券，依靠这些债券的分红以及利息过活；他们还拥有东印度公司以及西印度公司的股票，也有分红所得的利润。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祖国没有感恩之心，把金钱存放到外国的银行里去，特别是英国的银行里去。他们要对当时荷兰资本的外流负责。这些富人的心态就是“今日有酒今日醉”。1778年，《市民》（De Borger ）杂志指出：“每一个都在说：‘我死以后就是洪水滔天也不管了！’这是一句我们的法国邻居的格言，我们即便没有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几年以后，有一位名叫迪克·凡·洪根朵普（Dirk van Hogendorp）的人从爪哇写信给自己的同胞说：“我活着的时候尽量行善，善有善报，我死以后就再也不担心什么了。”1782年，荷兰省的大法议长劳伦斯·特·凡·德·斯皮格尔（Laurens Pieter van de Spiegel，1736—1880）估计荷兰人通过资本的投资不劳而获所得的利润每年达2700万荷兰盾，但是都由于经济的衰退而被抵消了。同时，这些收入也完全没有用于救济那些处于失业以及贫困状态的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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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在18世纪晚期荷兰的资本家和食利阶层将资本投入英国以及法国的基金以帮助了这些荷兰最危险的竞争者，此种说法可能并不完全公道。这些国家即便不依靠荷兰的资本也能够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商业。英国也是一个资本的出口国，但是其规模不如荷兰那样大。约翰·德·维勒斯（Johan de Vries）指出英国能够承受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的财政负担，不感到有太多的困难，即便荷兰从伦敦召回其本国的资本时也是如此。同时，他也指出荷兰资本持有者投资到外国的行为对他们本国所产生的真正不利的影响，在18世纪一直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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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克塞引证约翰·德·维勒斯的研究指出，从荷兰黄金时代延续下来的占主流的商业传统，就是主宰世界范围的海外贸易的荷兰商人阶层，他们几乎都深信是上帝赋予了他们的权力去成就伟业。商人阶层在荷兰一直享有比工业家或者除了寡头统治者以外的其他社会各界更高的社会名望；事实上，这种商业传统、社会名望以及价值取向不利于培养和发展工业所需要的智慧和精神力量。人们只是想发财甚至就想过舒适的生活，许多人认为一旦有了足够的资本去从事发展工业以及手工业只会毁掉经商的神召，应当培养自己的子孙成为商人。这就造成了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那就是从事买卖的人多，经营实业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另外，荷兰共和国的政府结构是与中央集权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各省之间互相竞争和互相妒忌并没有对黄金时代的经济发展造成损害，但是在18世纪形势发生变化，在以后的时间里，特别是当荷兰与外国的竞争日趋激烈的时候，荷兰国内的这种互补合作的态势就成为社会经济进步的很大的障碍。从1609年至1621年，各省对于荷兰“总体”的财政贡献的份额已经确定下来，一直到荷兰共和国结束的时候也没有很大的改变，一些政治家想根据情况的变化略作调整，他们的努力都流产了。政治上的分裂也造成各派力量之间互不信任，18世纪下半叶支持和反对奥伦治家族的人士纷争不已，使得任何人提出的改革议题都变成了敏感的话题，不是被自动搁置，就是被另一派所反对。在修筑跨省的道路以及运河的时候，各省（或者各市）之间的互相妒忌使得这些工程无法推进。17世纪的时候，在寡头摄政团中的腐败以及任人唯亲已经存在，那时还没有太大地削弱执政的效率；但是他们的后代已经面临一个不景气的衰退的时代，这种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就一定成为社会和进步发展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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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年至1740年的荷兰捕鱼业的衰落已经引起了就业问题并导致经济繁荣受到影响，引发城市和乡村经济的严峻局面。但是，城市中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贫困的现象。但是，18世纪70年代的时候，由于航运业和商业的衰退，城市贫困的现象已经明显地显露出来了。在1780年的时候，城市衰退的事实已经演变得非常严重。在城市中作为经济支柱的从事实业的中产阶层对于这个国家的前途已经没有信心了。1720年至1770年城市经济的衰退威胁到了这些中产阶层，店主、磨坊主、面包师、手工艺人以及普通的劳动者对于前景充满了不安全感，他们已经觉得国家的前途已经被毁掉了。许多中产阶层的人士都是从事消费行业的，但是城市中的人们已经没有太高的消费欲望了。在莱顿，1707年的时候，面包师行会拥有130家面包店主，到1759年的时候只有70家了；1731年10月，莱顿的面粉厂和磨坊主拆除了城市中10个磨面粉的风磨，因为面包店主不需要那么多的风磨了。传统的啤酒酿造者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因为人们的喝饮料的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更加喜欢时髦的饮料如茶、咖啡以及杜松子酒。在1660年至1770年之间，莱顿的啤酒和葡萄酒的消费业急剧衰退，这与当时城市人口的减少也有一定的关系，倒是杜松子酒的消费有所上升，不过，从城市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消费门类。18世纪晚期荷兰著名的政治以及经济评论家和作家卢扎克（Elie Luzac，1723—1796）声称咖啡、茶以及杜松子酒三种饮品已经占据了荷兰原来3/4的啤酒饮者的人数。1719年，代尔夫特有啤酒厂14家，到1798年的时候只有2家了。在荷兰省，1748年的时候，啤酒厂超过100多家，到1786年的时候减少到60多家。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丢弃了他们的工厂和作坊。伊斯列尔估计，在1710年至1750年之间，在哈勒姆，有9000名纺织工人成为过剩的劳动力，他们中许多人陷入了极端的贫困中，不得不到别的地方谋生。莱顿的从事织布业的劳动力从17世纪80年代的3.6万人下降到1752年的1.7万人。上文所述，在赞河流域的造船业不断萎缩，18世纪中叶以后，许多风磨因为不用而被拆除了。在代尔夫特，一个又一个的制陶厂关门大吉，被弃置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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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就业机会的减少，大量的城市人口移民到别的地方去了。开始的时候，荷兰人对于他们拥有比邻国更多一点的技术上的优势还有信心，这些人首先选择去了阿姆斯特丹，海牙以及鹿特丹。不久以后，他们就想到去外国了。许多熟练的手工艺人，移民去了英国、斯堪的纳维亚、普鲁士或者俄国。荷兰的造船业工人和木匠大量去了北欧国家，那些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熟练工人们甚至离开了阿姆斯特丹。由于瑞典在18世纪40年代以后明令禁止进口加工过的烟草进口，所以荷兰的烟草业加工厂主以及从事烟草加工的工人就去了斯德哥尔摩。技艺较低的移民就选择去了美洲新大陆。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团体中的许多人在18世纪40年代以后选择去了苏里南和库拉索岛，因为他们在联省共和国找不到工作的机会。在布拉班特、上埃瑟尔以及海尔德兰，特别是一些邻近德意志的地方，大量的荷兰人去那里做工，主要从事体力劳动，那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工资待遇也很低，这些荷兰人往往去那里从事季节性的劳动。同时，从德意志也有移民来到荷兰，但是这些移民的社会成分结构与上一世纪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7世纪的时候，德意志来到阿姆斯特丹等荷兰大的航海城市的移民都是海员和商人，他们主要在荷兰的商船、军舰以及海外贸易领域服务，这些人主要来自汉堡、不莱梅，埃姆登或者下莱茵河流域。但是，18世纪20年代以后，来到荷兰的德意志人大多都是从下撒克逊地区和黑森等农村地区来的极端贫困的犹太人、天主教徒和路德宗教徒，他们在荷兰从事比较低级的工作如挖掘泥炭和纺织业等。在哈勒姆，从1710年至1750年，有9000名工人成为无业游民，只有很少的人愿意待在本城接受慈善机构的救济，绝大多数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外出移民了。在1770年以前，荷兰各大城市外出移民的人数还是比较少，但是从那时以后则有了急剧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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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荷兰工人对于他们的工资水平一直感到骄傲，因为与德意志、英国以及南部尼德兰相比，他们的薪水一直是比较高的。但是，现在他们变得贫困了。从1700年至1760年，阿姆斯特丹的贫穷的人口一直维持在比较正常的水平，但是18世纪70年代以后则有了显著的增加。这些穷人接受慈善机构在冬天给予他们的生活补助，包括面包和燃料。在18世纪60年代的时候，这样的穷人约占城市人口的9.5%，到了18世纪80年代，约占13%，到1795年的时候，不低于16%。一名叫作博斯维尔（James Boswell，d.1795）的外国年轻人在1763年的时候对于乌特勒支城市有一番描绘，他看到大量的“不幸的人们除了土豆、杜松子酒，以及他们所称为的茶或者咖啡的食物以外没有别的赖以为生的东西，最坏的是，我相信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以至于即便提供给他们工作的机会，他们也不会去工作了”。他已经预见了卢扎克在20年以后看到的一切：“任何还对祖国怀有感情和热爱的人，在路经内陆城镇的时候，无不潸然泪下。”在1792年的时候，另一位目击证人这样写道：“我们留意查看我们周围的每一个地方，发现一个已经确定了的可悲事实，那就是过着劳动阶层生活的人们已经完全地失去了希望。”1788年，有一位名叫沃尔夫（Betje Wolff，1738—1804）的泽兰省的妇女小说家注意到在18世纪的下半叶荷兰人的生活成本普遍地在不断地提高，但是在莱顿、代尔夫特的劳动阶层的生活水平却在不断地下降，而且在农业省份上埃瑟尔省等地，人口在1675年至1767年间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他们沦为贫困人口的速度却在加快，这样的结果不仅使得城镇中贫富之间的差距在增大，而且使得上层群体以及下层群体之间的鸿沟也在不断地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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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荷兰的文化事业也开始出现衰退的迹象。在18世纪的第一个25年，在莱顿大学有3164名外国留学生，只比荷兰本国的学生少一点点。在第二个25年中，在莱顿的外国留学生的人数仍然是比较充足的，有2751人。但是到18世纪40年代以后则急剧地下降了，到18世纪的第三个25年中，莱顿大学只有1132名外国留学生。到最后一个25年中，莱顿的衰落似乎是不可逆转的了，它不再吸引外国留学生的到来，他们只占了一个世纪以前的外国留学生人数的1/10左右。其他的如乌特勒支大学也是这样，该大学在17世纪下半叶是非常繁荣的，到18世纪中叶的时候已经慢慢地衰退下去了。荷兰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在总体上的衰落使得政府不可能在大学中投资建造新的建筑物以及提供新的科研设备，也缺少经费聘请著名的和优秀的外国教授来荷兰讲学。海外贸易以及工业的退步也使得荷兰丧失了在技术发明创造上的领先地位，这也使得荷兰的大学失去了创造的热情与活力。在荷兰杰出的医学教授赫尔曼·博尔哈维于1738年去世以后，荷兰大学中的医学研究也处于停顿的状态。虽然坎普尔（Petrus Camper，1722—1789）能够追随博哈维的研究继续努力发展医学，但是各省的政府没有资金投资购买医学设备以及聘请更多的医学教授从事研究，结果是荷兰的医学以及科学教授人数一直在减少，也没有新的实验室和设备的补充投入。同一时期的德意志和其他的外国大学后来居上，终于在大学领域的各个方面都超过了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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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视觉艺术在18世纪中叶以后也衰落了下去，它不是孤立发生的现象，而是与当时荷兰的整个社会经济、对外贸易以及科学的衰落息息相关的。由于社会经济的衰退，人们没有兴趣再从事与艺术有关的事业，也没有购买力去购买艺术家的作品；同时，与艺术发展相关的知识活动、文学创作以及科学活动也在不断地衰退，大学也在减少，视觉艺术的没落是可以想见的。在18世纪初年的时候，荷兰还是北欧艺术的中心，它的油画、蚀刻画以及单色画都十分出色。在17世纪70年代以及17世纪90年代，阿姆斯特丹、海牙以及鹿特丹的艺术活动仍然十分活跃，在荷兰艺术界处于领先的地位。在莱顿和乌特勒支等地，荷兰的艺术家们仍然保持着以往的优秀的传统艺术风格，当时的人们还留恋荷兰黄金时代的绘画艺术传统以及风格。但是在17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对于艺术作品的欣赏趣味发生了变化，由于生活的富裕以及懒散，他们喜欢那种富丽堂皇的室内装饰图案画以及彩色的图书插画，绘画艺术停止了对于自然以及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到18世纪中叶的时候，荷兰共和国是欧洲图书出版的中心，如上文所述，许多启蒙运动的以及其他富余生活色彩的读物在这里出版，当时欧洲的各国宫廷以及贵族家庭喜欢购买荷兰出版的印刷精美或豪华的所谓“珍本”图书，于是，精致奢华与色彩绚烂的图书插图风行一时。1750年以后，许多著名的艺术家都去世了。那时，荷兰的城镇也不再是吸引人们向往的地方，从事绘画的行会也在慢慢地消失，原先的杰出的风景画以及肖像画的传统不再存在，荷兰的贵族阶级要请人画自己的肖像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本国的画家可以作为考虑的人选，他们甚至要请外国的特别是从讲法语的地区如南部尼德兰或者是法国的画家来画肖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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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克塞在《荷兰海洋帝国史：1600—1800年》的最后结语部分感叹道，在18世纪的中期和晚期，尽管荷兰共和国社会中宗教的宽容的气氛还在增长，宗教信仰上的盲从也在减少，尽管一些机构如荷兰科学院的分支机构经济部（The Economic Branch of the Holland Society of Science）也在以身作则尽力地改善该国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尽管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及其同情者还在努力地教育和提高大众文化水平，尽管人们在减少喝杜松子酒和白兰地的时候改为喝咖啡和饮茶，尽管所有荷兰启蒙运动的方方面面的改进和贡献都是应该在历史上被人们提到的，但是，他本人还是不怀疑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在伦勃朗、冯德尔和德·鲁伊特居住的时候（也就是17世纪）要比科奈利斯·楚斯特（Cornelist Troost，1696—1750）、威廉·比尔迪克（William Bilderdijk，1756—1831）和约翰·阿诺尔德·佐特曼（Johan Arnold Zoutman，1724—1793）生活的时候（18世纪）更加美好。[2] 房龙则指出，吉本曾经用数千页的篇幅详细描述了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虽然荷兰共和国的面积要比罗马帝国小得多，但是她的衰亡过程是如此复杂，人们不能指望在很小的篇幅中讨论清楚。他指出荷兰共和国的繁荣是逐渐地消失的，这是一个在几十年里几乎察觉不到的过程，其部分的原因是经济的变化，但是主要的是由于人民的性格发生了变化。笔者认为，这种“性格上的变化”很可能是指荷兰人民曾经在“黄金时代”所表现出来的自由、探索、乐观以及富于想象力的创造精神的日趋萎缩和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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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nathan I. Israel，The Dutch Republic，Its Rise，Greatness，and Fall，1477—1806 ，pp.99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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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奈利斯·楚斯特（Cornelist Troost，1696—1750），18世纪生活在阿姆斯特丹的演员与画家；威廉·比尔迪克（William Bilderdijk，1756—1831），18世纪荷兰的诗人；约翰·阿诺尔德·佐特曼（Johan Arnold Zoutman，1724—1793），18世纪荷兰著名的海军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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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第十二章共和国的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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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世纪早期的荷兰政治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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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三世在“光荣革命”以后兼任英国的国王以及荷兰共和国的执政官。历史学家对于他的英-荷联合统治对于英国以及荷兰的各种影响有着不同的看法，无论如何，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他在1702年意外地坠马去世，有人说这一事故是由于詹姆斯二世的党羽阴谋活动的结果，不过这种说法证据不足。威廉三世没有留下子嗣，他在英国的王位由詹姆斯二世的次女安妮公主继承，是为安妮女王（Queen Anne，1702—1707年在位）。在荷兰方面，由于“沉默者威廉”一系的威廉·奥伦治家族直系断嗣，执政官的职位由威廉三世的堂兄弟约翰·威廉·弗里索（Johan William Friso，1687—1711）继任。弗里索属于弗里斯兰的奥伦治-拿骚家族，他当时只是担任弗里斯兰以及格罗宁根两个省份的执政官，其他的荷兰、泽兰、乌特勒支、海尔德兰以及上埃瑟尔诸省并不接纳这位执政官。1711年，弗里索意外的溺毙，留下了遗腹子卡尔·韩德里克·弗里索（Karl Hendrick Friso，1711—1751），母后玛丽亚·路易萨（Maria Louise of Hesse-Kassel，1688—1765）则在此期间担任摄政，他们一同管治弗里斯兰。卡尔·韩德里克·弗里索被人们称为威廉四世。荷兰省与其他省份（包括格罗宁根）的议会再度决议，认为没有任命执政官的必要。因此，荷兰共和国经历了“第二次无执政官时期”。唯有弗里斯兰保留了威廉四世作为执政官的头衔。1729年，格罗宁根、海尔德兰以及德伦特三个省邀请他担任执政官。不久，他被送往父亲曾经就读的弗兰尼克大学以及乌特勒支大学深造。由于当时英国国内亲詹姆斯的政治派别十分活跃，英国当局担心天主教会以及詹姆斯的势力会卷土重来，所以他们希望再度加强威廉三世所确立的政治传统，尽管当时的荷兰共和国已经不能再保持欧洲强权的地位了。威廉四世于1734年与汉诺威公爵后来成为英王的乔治二世（George II，1727—1760年在位）的女儿安妮（Anne，Princess Royal and Princess of Orange，1709—1759）结婚，说明奥伦治家族及其政治理想在英国仍然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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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荷兰省的执政者不愿意见到威廉四世的这场政治联姻，但是也无力阻止它。威廉四世与安妮回国的时候，海牙以及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议员们表现得非常冷淡，唯有家乡弗里斯兰人热烈地欢迎他们。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以后的疆界划分条约中，尼德兰南部的部分地区由荷兰的驻军管辖，这些地区包括那慕尔、伊佩尔以及分布于佛兰德斯西部的一些要塞。法国的波旁王朝得到了西班牙的一些海外的属地。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将原本尼德兰南部以及意大利的一些地方归为己有。荷兰联省共和国很想扩大海军和陆军的规模，重建昔日黄金时代的声望。但是，自18世纪20年代以后，荷兰的海外贸易已经在萎缩，城市的经济也在衰退，阿姆斯特丹的衰落尤其明显，使得它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自1737年以后，人们普遍地对荷兰的衰落忧心忡忡，大家都希望奥伦治家族的政治家能够复出，在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由此振兴国家。人们怀恋威廉三世执政的时代，谴责控制了荷兰政坛三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摄政团的议员们。在许多荷兰人看来，这些议员们行事腐败并且近亲繁殖，在荷兰省以及泽兰省尤其如此。1740年至1748年，欧洲爆发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联省共和国并没有挑动和卷入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而想极力保持中立，但是却十分困难，因为当时荷兰属于欧洲各联盟国家整体中的一部分以及欧洲外交的中心，很难做到不被牵扯进去。1744年，英国卷入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联省共和国的四个强大的邻国都在互相战斗，英国站在奥地利一边，普鲁士站在法国一边。联省共和国根据以前一系列条约规定的义务，有责任保卫奥地利统治下的尼德兰，并与英国军队一起抵御近在咫尺的法国军队的入侵。在此情形之下，荷兰必须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维护自己的利益。早在1739年，荷兰与法国曾经签订了一个商务条约，其条款是有利于荷兰的，条件是荷兰必须忽略她对于英国和奥地利所承担的义务。但是到了这个时候，荷兰联省共和国的大部分省份，包括“公地”在内都认为不应该为了法国的利益去破坏以前的承诺并开罪英国和奥地利的王室。于是，在1741年9月，联省议会拒绝了法国的要求，站在了英国和奥地利的一边。1742年3月，联省议会决定扩军2万人，并增加了一种新的税收，来针对荷兰省年收入超过600荷兰盾的人的人头税。到1743年的时候，荷兰的军队已经增加到8.4万人。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联省共和国还要向奥地利提供军费以支持奥地利军队保卫尼德兰南部地区。所以，在1742年至1743年的时候，尽管荷兰国运衰退，仍然在欧洲事务中发挥作用。同时，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荷兰的军队主要还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而不是为奥地利或者英国作战。联省共和国一直没有与法国正式开战，由此也没有很深地卷入欧洲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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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省议会以及荷兰军队的这种态度很自然地削弱了他们与英国和奥地利的同盟关系，使得他们对荷兰感到不满。当1744年法军推进到今比利时境内的梅嫩的时候，荷兰军队的抵抗非常微弱，一个星期以后守军就投降了。九天以后，法军又攻占了伊珀尔。1745年4月，法国军队再度入侵尼德兰南部地区，此次法军包围了有7000名荷兰守军的图尔内。当时荷兰守军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英国-荷兰-奥地利三国的联军前往增援。5月11日，双方在丰特奈展开决战，联军战败，英国军队将此次战败归咎于荷兰军队作战不力。随后，法军占领了图尔内、根特以及奥斯坦德等地。1746年，法军攻占了布鲁塞尔以及安特卫普，不久就占领除了卢森堡以外的几乎全部尼德兰南部地区。这时，联省议会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急速扩军至9.4万人。当时，荷兰民众对摄政团极为失望和不满。荷兰共和国已经处于18世纪中叶欧洲革命的边缘上了。1747年4月，法军进入弗里斯兰，此时，人们都想到了1672年的“灾难之年”时的危急形势。人民普遍感到必须让奥伦治家族的人出任荷兰共和国共同的领袖以便凝聚全国的力量以抵抗法国入侵。4月26日，鹿特丹的人民首先佩戴了象征奥伦治家族的椭圆形的帽徽和丝带，举起了奥伦治家族的旗帜；27日，海牙和多德雷赫特的人民也做出了相同的举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声援奥伦治家族及其支持者；5月1日，阿姆斯特丹、哈勒姆、莱顿、阿尔克马尔、霍伦、恩克赫伊曾等地的人民也纷纷仿效鹿特丹以及多德雷赫特人民的举动，起而拥护奥伦治家族的人士执政。2日，奥伦治家族的旗帜终于在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上高高飘扬了。5月中旬，威廉四世终于出任联省共和国所有的省份的执政官。在港口停泊的海船鸣炮致敬，欢庆活动彻夜不停。一小撮天主教徒不愿意佩戴奥伦治家族的纹章，被人们扔进了阿姆斯特丹的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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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四世于1751年10月在海牙去世，年仅40岁。他的遗孀安妮与奥地利的布伦斯维克公爵（Duke Ludwig Ernst von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or Duke of Brunswick，1718—1788）共同辅佐安妮年仅三岁的儿子，即为后来的执政官威廉五世（William V，1748—1806）。在威廉五世幼年的时候，布伦斯维克公爵长期担任国务秘书，对于当时荷兰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威廉五世成年以后在担任执政官期间，希望扩建荷兰的陆军，使荷兰成为欧洲的军事大国，同时，也借此机会扩大以及巩固自己的权力。但是，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一些以海上贸易为主的港口城市则希望荷兰能够扩大海军建设，发展远洋运输业以及商船队。因此，在国家的决策方面，威廉五世与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议员们经常处于对立的状态。在社会方面，虽然经过18世纪40年代的动荡，人们都普遍希望过安定的生活。从表面上看，社会上是比较平静的。但是荷兰的社会经济的衰退使得人民深感失望，他们希望看到变革，所以各种思潮动荡起伏，呈现出暗流涌动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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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至1783年英国在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爆发了著名的“独立战争”，这一事件使得英国与荷兰的双边关系蒙受不利的影响。首先，荷兰国内的公众舆论普遍同情北美的革命者，特别是奥伦治家族的反对者对美国革命持赞同的态度。其次，荷兰人在加勒比诸海域活动的商船队与北美殖民地的反抗者大做生意，他们通过西印度群岛尤其是圣尤斯塔歇斯岛将武器、粮食与军火运输到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英国政府极为不满，向联省议会施加压力，并威胁要在公海上俘获或攻击荷兰的商船队。事实上，荷兰人这样做的目的也是要挑战英国已经日益强大的海上霸主地位。荷兰共和国还加入了由俄国女皇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1762—1796）所发起的“武装中立同盟”（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此次“武装中立同盟”从1780年持续至1783年，正是在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发生战争期间。“同盟”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在波罗的海、北海以及大西洋上航行的加入同盟的欧洲国家的商船，俄国还派出海军在地中海、波罗的海以及北海巡逻。荷兰加入了这个“同盟”，对此英国则并不乐见。在1779年底，荷兰共和国向西印度群岛派出一支护航舰队，以保护荷兰商船在这一海域的贸易活动，荷兰战舰在英吉利海域已经与英国海军发生了交火。1780年12月，英国向荷兰宣战，第四次英荷战争爆发，英国的借口就是荷兰人介入和协助北美殖民地人民反对英国的独立战争。英国人指出：“荷兰共和国通过许多条约和联盟长期与英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但是荷兰共和国却暗中支持英国的敌人，一直拒绝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一直拒绝与英国的愿望保持一致，联省议会不能或者不愿意强迫阿姆斯特丹遵守两国之间存在的条约的规定。”从那时起，英国的海军战舰在大西洋上搜寻疑似为美国革命者提供物资的荷兰船只。在靠近北美殖民地的海域，英国有122艘战舰，荷兰只有17艘，很明显荷兰不能为自己的商船提供有效的保护以防止英国海军的攻击。荷兰国内直到1781年元旦才得知英国向荷兰宣战的消息。当时，阿姆斯特丹有1500万荷兰盾的资产投资于海上的运输，全国其他城市则有约5000万荷兰盾的资产投资于海上的运输。当时的荷兰处于危险之中。此次英荷战争沉重打击了荷兰的海上运输业。1781年1月，英国的海军战舰以及私掠船只俘获了不下于200艘的荷兰船只。在以后的几个月内，有500多艘英国的武装民船游弋在北海上面，使得荷兰的船只不敢冒险离开荷兰各大港口。为了使自己的航运业维持下去，荷兰的船主们只得将自己的船只开到中立国家登记注册。同年3月，英国海军进攻圣尤斯塔歇斯岛，防守该岛的荷兰人要塞上的许多大炮都不能发射，守军中相当多的人都是老兵，在强大的英军面前只好选择投降。该岛的中转贸易曾经是荷属西印度公司最为重要的财源之一，但是荷兰人的防守却非常松懈。英国人在占领了圣尤斯塔歇斯岛的港口以后，发现了15艘北美殖民地的商船，俘获了大约2000名水手，还缴获了一些荷兰的船只以及大量的荷兰货物以及粮食，其价值达4000万荷兰盾，由此切断了北美的革命者通过荷兰人购买来自欧洲的货物以及当地的粮食的管道。英国人还让荷兰的旗帜在港口的要塞上继续飘扬，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许多不知真情的荷兰船只陆续到达，结果都被英国人捕获了。不久，英国的海军攻占了荷兰西印度公司在非洲西海岸的除米纳城堡以外的所有的要塞。在东印度，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损失也十分巨大。在锡兰，荷兰人失去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亭可马里要塞和港口。到1784年第四次英荷战争结束的时候，荷属东印度公司割让了印度东南沿海地区的港口城市纳加帕蒂南，并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自由通过马六甲海峡。在此次战争期间，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不断攻击荷属东印度公司从事中国贸易的商船，一度繁荣的荷兰与广州之间的茶叶贸易也完全中断了。1781年至1782年，没有任何荷兰的船只来中国贸易。战争期间，荷属东印度公司损失惨重，直接的经济损失估计达4300万荷兰盾。荷兰联省共和国在整体上呈现出国力以及经济的衰退的征象，造成了荷兰国内的政治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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