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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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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二、“爱国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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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之下，荷兰联省共和国内部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团体，即所谓的“爱国者”（Patriots）。“爱国者”运动的领导者是一些报业的记者、律师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它特别吸引有文化的人、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中产群体特别是小业主的加入，上层群体中也有少数人赞同这个政治运动。“爱国者”运动自下而上，席卷荷兰各大城市，在农村地区也有零散的活动。这个运动的目标非常激进，就是要改变国家的模式和政府的制度。“爱国者”们自视继承了历史上荷兰反抗西班牙暴虐统治的“反叛者”的革命传统，他们认为当时的荷兰执政官威廉五世日益走向专权，并且操弄和控制自己的行政官吏，导致国家政治腐败，在与英国的海上作战节节失利，丧权辱国。实际上，这个运动最基本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剥夺执政官以及寡头摄政对于市政的以及各省的控制权，并且将权力转交给那些自认为是人民的代言人或代表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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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伊斯列尔指出，“爱国者”的政治观念的基础除了以前的荷兰共和国在反抗西班牙统治中形成的基本精神以外，还有一些新的时代的特征，—特别重要的是关于“人民”的理念。这是18世纪中叶以来在荷兰共和国特定的背景之下形成的特殊的观念，它还与后来19世纪早期的关于民主的国家观念以及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相联系。“爱国者”们认为“荷兰人民”是一个整体的民族，不仅包括信奉加尔文派的主流民众，也应该包括路德宗（该宗派在当时非常支持“爱国者”运动）、门诺派以及天主教徒。他们反对以前加尔文派对于少数宗教派别的排斥，企图吸引这些少数宗派的人士参加其社会运动。他们声称在荷兰建国的历史上，有不少英雄人物以及文人学士并不属于加尔文派，他们同样地为荷兰的建国事业以及海外扩张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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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年9月，若安·德雷克·凡·德·坎培伦（Baron Joan Dreck van der Capellen tot den Pol，1741—1784）以匿名的方式，发行了一本《致尼德兰人民》（Aan het Volk van Nederland or To the People of Netherlands ）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主要批评了当时荷兰奥伦治家族执政官的统治，认为在执政官的统治之下荷兰的政治和社会都出现了普遍的腐败现象，它也传播了民主政治的观念以及人民应该拥有的权利。坎培伦是一位拥有男爵头衔的贵族，他赞同美国革命的原则，希望利用小册子等出版物，造成公共的舆论，来制约执政官的权力。他经常使用一些带有民族感情的文字，呼吁荷兰人民，不要像以前一样，只认为荷兰人是居住在一个城镇或某个地区的人，仅仅为自身以及自己所属地区的自由与利益着想。他觉得荷兰人应该具有公民的意识，并希望公民们展现公共政治的力量。《致尼德兰人民》指出：尼德兰人民应当组织起来，立即准备好参与整个国家的事务；因为国家是属于人民的，政治是属于人民自己的事情，国家并不属于亲王、政要以及亲王的亲朋好友。这些人将尼德兰视为自己的私有的和世袭的财产，如同他们饲养的牛羊一般任意摆布和肆意宰杀。因此，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同胞，不论贫富和年龄，都要团结一致，成为国家的主人，共同商讨如何掌管国家事务、以何种方式进行管理以及委任谁来治理这个国家。“上帝，我们的父亲，创造了人类，使人类幸福、快乐，并赋予人天生我才必有用，尽可能互助谋求幸福快乐，达到造物主的美意，为促进人类的幸福付出努力，每个人都生而平等……在一个国家当中，没有一种形式的自由是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的，且具有世袭的权力，命令一支强大的军队，或迫使所有的人都服从于他个人的命令或在其影响之下生活，而且人民无辜并且手无寸铁。尼德兰人民武装起来，用冷静而谦和的态度行动，耶和华是自由之神，祂引导了以色列人民走出奴役，使他们成为自由之士，上帝也将支持我们正当的理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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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培伦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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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者”们通过报纸向民众宣传他们的观念，并且试图将各地的民兵组织转变成代表民众意愿的工具，最后迫使奥伦治家族及其摄政团将政治权力交出，实现地方自治。他们组织的新的民兵团体被称为“自由军团”（Free Corps），该组织与以前的民兵团体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它们不属于摄政团的控制，而是由各城镇的防务委员会管理，军官是选举出来的；其次，其加尔文派的色彩少了许多，吸收不同宗教派别的人士参加，甚至有天主教徒；再次，它们直接参与地方政治，支持“爱国者”运动；最后，它们的成员强化军事训练，并且使用最新式的武器。在必要的情况之下，它们可以与政府军或者外国军队对抗。1783年1月，多德雷赫特成为第一个建立新的“自由军团”的城市，该军团大约有1000人。乌特勒支是另一个“爱国者”运动的中心，该城有一份“爱国者”办的报纸，还建立最大规模的“自由军团”的组织。在此期间，乌特勒支享有“民主的驾座”的称号。乌特勒支的“爱国者”报纸呼吁市民请愿，要在各省建立新的宪法制度，他们声称奥伦治家族以及摄政团的统治是不符合宪法的，也就是非法的，因为他们违反人民的意愿，凡事不与人民商量。1748年，“爱国者”运动蔓延到许多城镇，人们分发传单，张贴告示。许多“自由军团”的成员带着武器参加到群众性的抗议运动中去。1784年，坎培伦以及“爱国者”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编辑了一本匿名出版的两卷本的书籍《宪法的复兴》（Groundweittige Herstelling or Constitutional Restoration ，1784），被认为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前欧洲最重要的启蒙著作之一。它不是向摄政团、贵族和执政官提出呼吁，而是向“市民同胞们”提出呼吁。这本书籍的思想既体现了反抗西班牙暴政的“乌特勒支同盟”的北方尼德兰独立的精神，也反映了后来联省共和国的历史发展脉络。书中表达了当时的荷兰人民——主要是行会、民兵以及各地的市政厅的议员们想要恢复“尼德兰反叛”的时代精神，废除执政官以及摄政团的腐败的权力的强烈愿望。其中谈到要以美国革命中的武装民兵为武力，迫使执政官和摄政团尊重中产阶级即拥有财产和技术的专业人士的利益和权利，还要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派别。总而言之，就是要促进人民行使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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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者”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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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激进的思想影响之下，从乌特勒支开始，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爱国者”的支持者们身披黑色的羽衣，佩戴黑色的丝带并且结成“V”字形，以象征荷兰文中的“Vrijheid”（Freedom自由），与那些身披橘色羽衣的奥伦治家族的支持者们对峙。抗议者们采取有秩序的和非暴力的手段，最后迫使该市的市政厅屈服，交出权力。在荷兰省，革命的进程比较慢，同时也比较无序。从1784年以后，“爱国者”与奥伦治家族的支持者爆发了一系列街头冲突。奥伦治家族的支持者往往是文化水平较低的社会底层人士，还有一些是妇女。他们高喊：“支持奥伦治！打倒爱国者！”这年4月8日，鹿特丹的“自由军团”民兵向奥伦治的支持者们开枪，打死四人，打伤了一些人。接着，许多城市的“自由军团”开始镇压奥伦治家族的支持者。1785年9月4日，海牙市镇压了奥伦治家族支持者的暴动。这些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有增无减，在发生两派冲突的地方，共和国的行政机构就处于瘫痪的状态。1786年，乌特勒支的省议会放弃了对于本城的控制，撤退到阿默斯福德，那里有荷兰正规军的要塞。乌特勒支的市民实现了荷兰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人民自己举行的市政厅议员的选举，这些议员中大部分是店主和零售商人，他们中有阿明尼乌派的信徒，也有门诺派的信徒，还有两名天主教徒。同年8月，乌特勒支的“自由军团”举行了大聚集，其人数达到13517名，这是当时荷兰共和国“爱国者”“自由军团”人数的一半。1786年夏天，“爱国者”似乎已经取得了胜利，他们在乌特勒支省、荷兰省、上埃瑟尔省、海尔德兰省、布拉班特北方以及格罗宁根都占了上风；在泽兰省、弗里斯兰以及海尔德兰的部分地区还在奥伦治家族支持者的手中。不过在荷兰省，虽然大部分市政厅机构都被“爱国者”及其支持者所控制，但是社会上两派的对立和纷争却非常严重，城市中的许多无产阶级、农村中的许多农民以及渔民都支持奥伦治家族的统治。尤其在农村，许多乡政府的首领和加尔文派教堂的牧师都是强烈拥护奥伦治家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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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年8月，双方的冲突达到了最为激烈的阶段。海尔德兰的奥伦治家族的支持者要求联省共和国的执政官派军队恢复阿纳姆区的两个小镇的地方秩序。他们的动议受到由“爱国者”占主导地位的阿纳姆以及聚特芬市民的反对。最后，军队还是占领了这两个小镇。整个联省共和国的“爱国者”运动的报刊都对执政官发出激烈的抨击，国家已经面临内战的边缘。“爱国者”俱乐部以及“自由军团”开始组建防卫区，收集武器弹药以及军需物资，特别是乌特勒支已经成为一座武装的兵营。1787年3月，“爱国者”民兵以及正规军已经在阿默斯福德附近爆发正式的战斗，有80名士兵被打死。但是，随着冲突的加剧，“爱国者”运动中的温和派即少数有影响的寡头议员们的决心开始动摇，他们不认同由新闻记者、律师以及其他专业人士所倡导的民主思想，害怕过度激进的群众运动会危及自身的利益。当“爱国者”们在积极准备军事斗争的时候，他们则准备与执政官妥协。同年4月，阿姆斯特丹的一些市政厅的议员寻求与执政官威廉五世的合作，以共同对付“爱国者”，他们动员了一批码头工人、木匠以及贸易中介人试图与“爱国者”对抗。“爱国者”们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公众抗议活动，将阿姆斯特丹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城市中许多富裕的商人以及银行家都从他们的乡间别墅里逃走了。同年8月，鹿特丹的市政厅也被“爱国者”们所控制。另一方面，大批亲奥伦治家族的民兵也在泽兰省集结，他们主要由海员以及渔民组成，足以阻止“爱国者”运动在该省的发展。该省还拥有许多正规部队的要塞。1787年1月，他们攻下了阿纳姆以及聚特芬，镇压了当地的“自由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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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5月在乌特勒支“爱国者”与威廉五世军队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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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五世是一位受传统贵族教育长大的执政官，个性优柔寡断，没有远见，拘泥于琐碎之事。他对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感到畏惧，退到奈梅亨。他最后只得借助于外国的干涉解决内政的问题。威廉五世的妻子威廉米娜（Wilhelmina of Prussia，1751—1820）的兄长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1786—1797年在位），他一向仇视和厌恶民主思想，决意干涉荷兰革命。与此同时，威廉米娜也同时向英国汉诺威王室公主的安妮（Anne，Princess Royal and Princess of Orange，1709—1759）寻求支持，因为汉诺威的安妮是英国国王乔治二世（George II，1727—1760年在位）的女儿，也即威廉五世的母亲。英国方面则答应给予威廉五世以金钱方面的帮助。1787年8月，腓特烈·威廉二世派遣了一支2.6万人的大军越过边界兵分两路向海牙以及阿姆斯特丹进发，攻击“爱国者”的“自由军团”，后者终于不敌训练有素的普鲁士大军，不久，乌特勒支没有抵抗就陷落了。“爱国者”革命运动趋于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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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仗着普鲁士的军队以及英国的金钱，威廉五世以凯旋者的姿态回到了海牙。“爱国者”们办的报纸被关闭了，政治集会被禁止了，“爱国者”俱乐部以及“自由军团”也被解散了。旧式的民兵组织恢复了，它们是在市政厅的管辖之下的，也是由亲奥伦治家族的人士控制的。它们的人员在街上攻击“爱国者”运动主要领导人的家宅，经常是抢劫这些家庭。在当时荷兰的政治传统下，虽然没有“爱国者”遭受杀害或者故意被伤害，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受到恐吓与威胁。数以千计的“爱国者”逃离荷兰去外国避难，他们中许多人去往奥地利统治下的尼德兰南部，还有许多人去法国躲避，法国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1774—1793年在位）对这些人表示欢迎。1787年12月，威廉五世任命了劳伦斯·皮特·凡·德·斯佩格尔（Laurens Piter van de Spiegel，1736—1800）为荷兰省的大法议长来收拾残局。斯佩格尔是一位精力充沛的能干的政治家，一向支持奥伦治家族的统治。在18世纪70年代，他写作和出版了一些博学的历史研究著作以及政治讲演录。他对于荷兰共和国的历史和现实有着广博的知识。他坚信必须对荷兰共和国以前的具有封建割据特征的政治结构加以改革，促使各省走向统一的整合体。他的政治理念与奥伦治家族的集权思想是不谋而合的。斯佩格尔在实际主持政务以后做了一些改革，比如修订了各省在对共和国总体财政上负担的配额，增加了荷兰省的配额，海尔德兰省的配额也略有增加，而泽兰省、乌特勒支省以及弗里斯兰省则略有减少。他对于东印度公司控制地区以外的海外殖民地也做了一些改革。在第四次英荷战争期间，西印度公司在保卫荷兰海外殖民地方面表现不佳，反应迟钝，战绩甚差。从1792年1月开始，荷兰共和国政府将西印度公司在圭亚那的包括苏里南、埃塞奎博、德梅拉拉、波莫隆以及西非沿海地区的诸多要塞都被置于联省议会的直接管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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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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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三、共和国的最后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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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尼德兰的政治局势与南部的发展是息息相关、互相牵连的。自从北方的尼德兰宣布独立，脱离西班牙的统治成为荷兰联省共和国以后，西班牙国王菲律普二世想要维持尼德兰南北方统一的企图也宣告破灭了。1598年，菲律普二世在临终前将南部尼德兰赠与女儿伊萨贝拉·克拉拉·欧杰尼亚（Isabella Clara Eugenia，1566—1633）以及女婿即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的大公阿尔伯特（Albert，Archduke of Austria，1559—1621）共同统治。在1598年至1621年期间阿尔伯特以及伊萨贝拉夫妇共同管理尼德兰南方，他们夫妇在该地区以及今天法国北方的一带拥有很大的权势，荷兰联省共和国与西班牙签订的两国之间的《十二年停战协定》，就是由他们两位与奥登巴恩维尔特协商订立的。深受阿尔伯特大公信任的著名的佛兰德斯大画家鲁本斯曾经受西班牙当局的委托努力想要延长休战的期限，但是没有成功；荷兰共和国在奥登巴恩维尔特倒台以后，一度想要“收复”尼德兰南部地区，也出于休战协定的规定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没有得以实现。尼德兰南方在阿尔伯特大公夫妇的治理之下，社会比较稳定，经济也在慢慢地恢复和发展，安特卫普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良港以及金融的中心。1621年，阿尔伯特大公去世，膝下无嗣，于是，尼德兰南方由西班牙王室收回，由西班牙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而西班牙与荷兰之间的战争也因为《十二年停战协定》的结束而重新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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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伯特夫妇管理尼德兰南部地区的时候，当地还是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尼德兰的南方由法国的安茹公爵（Gaston，Duke of Orléans，1626—1660年在任）管治。当时，法国式的中央集权政治体系一度取代了当地的自治传统，由军政府来管理一切事务。南部尼德兰的人民对此甚感沮丧。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后，虽然军政府的政治形式不再继续，但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在后来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南部尼德兰建立的君主政体提供了一种管治的模式。在17世纪和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在南部尼德兰驻守的统治者，曾经使用过不同的名称。但不论是总督、执政官或是王室的全权代表，从总体上来看，尼德兰的南部地区一直拥有地方三级会议的自治体系。当然，最终和最高的权力，仍然归于马德里或是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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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兰南方一直为争取传统的自治而努力，其主权从西班牙转移到奥地利以后，特别是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唯一的女皇玛利亚·特雷萨（Maria Theresa，1718—1780，1745—1765年在位）在位期间，有相当长的一段安定的时期。当时除了尼德兰南方以外，她所统治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还拥有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地亚、波希米亚、特兰西瓦尼亚、曼图亚、米兰、加利西亚以及帕尔玛等大片土地以及城市。当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派驻南部尼德兰的总督为查理·亚历山大公爵（Duke Charles Alexandre of Lorraine，1741—1780年在任），在他的管理之下，政治基本稳定、社会和经济都在复苏和缓慢发展。1757年，在尼德兰南方贵族的要求之下，特雷萨女皇废除了其父亲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帝查理六世（Charles VI，1711—1740年在位）设立在维也纳的管理尼德兰南部地区的最高议会。这样，原先地方上的三级会议的治理方式得到尊重并且延续发展。特雷萨女皇对于尼德兰南方做出的任何政治决定都要取得地方议会的同意。这个决定被称为《特雷萨妥协》（Theresion Compromi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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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年，玛利亚·特雷萨女皇逝世。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Joseph II，1765—1790，1780—1790年在位）成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的皇帝。在18世纪的欧洲历史上，约瑟夫二世堪称一名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开明君主”。1781年5月至7月，他曾经微服私访尼德兰南部地区，发现当地政治和社会机构已经老旧过时，不合时宜以及效率低下。他在回到维也纳以后，宣称为了人民的福祉，应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削弱了位于布鲁塞尔的摄政团的权力，将尼德兰南方的政治和行政置于维也纳中央政府的直接管治之下，他希望以中央集权的方式执政，并要将政治与司法之间的权限加以划分，建立起较为理性的社会体系以及政府机构。他在布鲁塞尔设立行政院，削减地方三级会议的力量，并建立社会安全以及福利制度，颁布《穷困救济法》等；在法制方面，约瑟夫二世颁布了《民事法》以及《婚姻法》等，欲将一些原本属于教会法的规章，转移到世俗法的范围。根据这些法律，婚姻、丧葬、墓地的管理都被纳入《民事法》的范围，并且解除了天主教徒不可以诉求离婚的这项教会法规。他对行会加以改革，使之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的需要。他还着手改革鲁汶大学。在宗教事务上，他刻意地弱化两个世纪以来南部尼德兰推行的贯彻天主教会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政策，推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他禁止了许多多余的修道院的宗教活动，并将其他的修道院置于维也纳而非罗马教廷的控制之下，还禁止大规模的宗教游行活动。他还免除了大小修道院培育教士的权力，规定神职人员必须经过一般学校的培训过程，更是取消了教士免交税收的特权，给予新教徒以及犹太教徒以宗教信仰的自由。约瑟夫二世带给尼德兰南部地区的深远影响几乎可以与北方的“爱国者”运动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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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引起了尼德兰南方保守的贵族以及教士的不满。由贵族、教士以及市民组成的三级会议的代表，试图延迟或者搁置约瑟夫二世的改革。然而，约瑟夫二世决议废除三级会议。于是，尼德兰南部的贵族、教士、保守派人士以及反对中央集权分子就暗地里酝酿军事反抗约瑟夫二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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