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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前景的风景提供了另一通道，进入交互作用的紧张关系领域——也即社会力量内部和之间，这些社会力量围绕着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集中化民族国家的产生。如画风景美学是文化束中的一枝。前一章节抽出这一枝进行了仔细考证。本章将重新编织，并厘清如画风景美学如何具有特定时间内不平等性的意识形态，存在于并贯穿于风景之中。这种美学充当了阶级形成的方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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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于并潜在地重塑人们的体验以及由体验获得认识的方式。这是意识形态的历史动力，我们必须尽力发掘。因此，我们就得把意识形态置于文化架构之内，特别是置于文化矛盾的架构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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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尔198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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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标题“民族风景”蕴涵之意是：哪些人参与无人风景的欣赏而被认为值得列入民族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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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伦敦的文化及其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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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二世（1660—1685）荒淫无度的宫廷，光彩夺目而又咄咄逼人。其后则是威廉和玛丽（1688—1702）、安妮（1702—1714）及早期乔治家族（1714—1727；1727—1760）的宫廷，颇有居家之风但却乏味，高雅文化和精美艺术的欣赏活动渐与宫廷圈子脱离。一份近期的简明研究报告显示出，怎样的机制与实践使得高雅文化不再是“皇家政治的侍女”而“成为商业的合伙人”（布鲁尔1997：3）[44]。经济扩张给艺术创作带来了新动力，培养了一批具有求知欲的新观众（索尔肯1992）。社会雅致化与艺术的培养密切配合[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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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政治经济理论架构内考量，一个英格兰意象正在形成。面对欧洲大陆而突显的英国例外论被表达为政治自由，这种政治自由基于商业的繁荣、自耕农—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法律保障的农业（亚当·斯密[1776]1985）。有用的艺术（商业、制造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借助科学技术的改革和发明，带来“普遍的富裕，惠及到人民中的最低阶层”（亚当·斯密[1776]1985：33）[46]。但是国力的加强取决于社会的稳定及劳动分工，而保护政治自由和商业利益增长的旗帜飘扬在少数人而不是许多人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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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面]旗帜的一面绣着“商业”的徽章，另一面就是“文明”。这面旗帜的面料是自由，如果我们仔细查看其针法，自由其实就是法律。“市场”是营造出来的，一些人必须自由地限制其他人，包括几乎所有的妇女，以此建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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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里根和赛耶198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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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兹华斯的“怪物议会”——人群，被激情支配的乱民，颠覆了市民/文明（civil/ized）社会，哪怕只是短期地，也威胁着稳定。在启蒙主义的进化模式中，理性的个人是由驾驭激情定义的。激情是非个人的群体的特征，是巴赫金称之为“诡态身体”的特质。正是“养成的品味消灭了激情……[而且]改善了我们的情感”（休谟[1741—1742]1985：6）。养成的品味也支持着一种共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社会雅致化的获得与实施需要并产生了有用的艺术所提供的物品[47]。社会雅致化和商业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由要求合作和理性互动的市场来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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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伦敦的文化摆脱了宫廷并按照城市的商业生活来运作，是英格兰作为城市现代化的中心及“普遍富裕”（罗宾斯1988）制造者形象的缩影。但是18世纪伦敦的黑暗面形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反意象。这头野兽的下腹部容纳了布莱克笔下令人难忘且有着难忘标记的脸庞，是长满脓疮的贫民窟和妓院，挤满了贫困潦倒、体弱多病、流离失所的人们、从正在进行的一系列昂贵战争[48]中退役的士兵和水手（许多人是截肢者）、孤儿和成千上万“隐身”的黑人：总之，到处都是被盯上的猎物和出自底层阶级本身的猛兽。伦敦上层生活与下层生活同时并存，这种近邻关系使得任何一方不可能忽视另一阶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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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有修养的都市男女的崛起，一类富有想象和情感的男女，其社交风度的优雅可由有见地的谈话、穿着和其他外在符号表现出来。在《旁观者》、《闲谈者》及《卫报》登载的文章中，约瑟夫·艾迪生和理查德·斯蒂尔引领风骚，提供了起教育作用的美学，该美学正是迅速扩展的“文雅社会”那部分人群所需要的[49]。第一章研究的风景插图刊物和杂志，第二章探讨的与湖区相关的旅游指南和版画集，这些都是印刷资本主义不断扩张的服务的一部分——服务于持续再造出来的、不断扩张的休闲需要。如画风景美学不仅是“想象”、“情感”和“趣味”交汇点，而且成为三者实践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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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期，文化和休闲的纵情消费及商品化的蓝图已经勾画出来。社会身份的这种自我塑造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排他的过程。而基于伦敦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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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好的政治渴求的确是进步的，但在其方式、道德及想象性作品，乃至形体、仪态和品趣中，暗藏一种……构成其历史存在的精英主义，在其主体性身份上铭刻了所有可以显示自身是一个不同的、杰出的、高贵的阶层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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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利布拉斯和怀特198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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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个阶层居住在一个独一无二的城市。英格兰人口中有十分之一居住在伦敦。18世纪的不列颠人中，每6人当中会有一个一生中的某些时候在伦敦工作。使所有其他英国城市和不列颠首府相形见绌，世纪中期，伦敦拥有近75万居民，是西欧最大的城市（布鲁尔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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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为人们接触的伦敦文化生活已经确立。艺术、音乐、戏剧和出版一片繁荣景象，体现在首都的博物馆、音乐厅、大型剧场、图书馆、咖啡屋、版画与书店、文学社团、画室与客厅。高雅之士内部互通的交际圈进行着文雅的谈话、文学批评、舞蹈、绘画及音乐表演，从而形成了范围广延的共同体，深度地介入文化资本的生产和消费。报纸、期刊和杂志成为日常的结缔组织，虽然可能存在政治和宗教信仰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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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世纪末期，这类都市精英公开的统一化和正在统一化的文化叙事，借助市场力量在伦敦之外的地方得到复制，市场力量刺激了分化差异，凝结了身份认同，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左右逢源并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作用，文雅社会的社会关系集合已经形成。尽管存在着地区的种种排他主义，文化共有的实践有助于各地城镇以及乡绅阶层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与规则。这一切的完成得益于众多业已存在的非正规组织的网络，包括知识分子和宗教协会组织，也得益于新的集会场所——这些场所也起到替代地方排他主义的作用（斯塔利布拉斯和怀特1986）。俱乐部、会所、聚会屋、读书会和辩论会虽然源起于城市，却在乡村渐成气候（莫里斯1990），甚至小城镇“也能举行精心策划的舞会、聚会、音乐会、演讲及纸牌晚会”（坎宁安1980：17）。总之，我们看到了简·奥斯丁小说中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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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标志（书籍、期刊、版画、游记、舞蹈指南、绘画、音乐、看戏、参加舞会和业余剧团）与适应于不同季节、地点和场合的时尚消费，推进了对这一特定的文化叙事工程的模仿复制，同时也创造着这一工程。通过强调个人自己的想象力和美学体验，如画风景的实践横越这文化束之中的多个范畴[50]。在这一过程中，如画风景美学帮助培养熟人之间以及更广范围的文化公众之间共有的身份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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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成为认同形成的场所，依据人们如何阅读、游览、体验、实地观景或欣赏印刷画册、谈论及绘画风景而形成认同。既然物品是文化意义的载体，“谁拥有这些物品”就成为物品文化意义的一部分。品味与休闲行为的表达帮助人们把自己和他人定位在相应的社会阶层（布迪厄1984；米切尔1994）。最终，画境游无论是徒步还是乘坐马车，都是衔接主体与客体的重复性和表演性行为，同时将如画风景转化为“物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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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不同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应用，如画风景美学轻易地借用了这一社会网络，并使之强化。如画风景替代了理想化的古典主义传统，激发出对现实性或再现性风景更广泛的美学思考。对于有些人而言，如画风景美学美化了外省身份，使其得到认可，通过抬升他们生活其间的风景，把外省人与中心连接起来。如画风景美学也有助于神话乡村，使吉普赛人成为“一种有趣的地方色彩，而非居无定所者对现状的威胁”。如画风景的实践“为在变动的乡村生活中失去根基并继续失去根基的乡绅”提供了“维持功能”（安德鲁斯1989：252 n.3；摩根1983）。面对英格兰城市化过程中旧身份的丧失，如画风景帮助塑造新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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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外省，在观看歌剧、戏剧和音乐会时，在参观休闲花园时，在参加俱乐部、舞会和集会时，都存在着一种双重的紧张局面。内在的紧张生发于文雅社会成员的自律要求。观众被教育成为沉默安静的观看者，而舞台上，瞬间定格的姿态用来传达情感。舞台下，观剧指南要求观众能够“听见不快之事面无愠色……（而且）听见愉快之事不动声色”。进入文雅社会的成员要努力做到“既不太前卫，亦不太保守，更不太随和；要谨慎明智，淡定自若”（布鲁尔1997：111）。绘画、舞蹈和音乐教师指导男女新晋会员控制激情以确保在社交场合取得成功。暂时逆转一下这种效仿，巴赫金的古典雕像会走下乡村别墅的基座，与中产阶级融合，却不会被允许尽情撒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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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的紧张则源于对物欲横流的现实的批评。贪财、贪欲、欲望和虚荣对商业有利，却对灵魂有碍。奴隶贸易和奢侈之间的关系被大力渲染，部分批评出自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骚塞、华兹华斯[52]。自我推销的惟利主义信念导致对穷人的压迫，加剧了非洲奴隶贸易的残酷性（鲍姆1994；埃弗雷特1994；格兹纳1995）[53]。传统形式或俗成的英格兰“灵魂”，正在牺牲给自我利益和利润。与城市及文化叙事相联系的文雅社会受到垢病，说它错在把技巧诡计当作美学优雅的基础。这个社会缺乏道德准绳，成为众矢之的。结果，另一种依据自发的感情和感伤主义的叙事得以发展。但是，得到强化的感性可能倾向于鼓励慈善行为，也可能痛苦地逃避人类遭受的苦难（埃弗雷特1994）。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对感性和情感的强调帮助培养了一种美学，感应“粗犷、野性而真实的自然崇拜……将国家的边缘地区（苏格兰高地和威尔士山丘）当作审美的中心”（布鲁尔1997：118）。这种崇拜就是对如画风景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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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和“英格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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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是身份认同建构的漩涡时期。文雅社会形成中同质化的过程伴随着不无问题的不列颠的发展而进行。但就在此时，围绕两种过去的英格兰定性——盎格鲁—撒克逊和诺曼的，双方的社会政治继承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加上在大不列颠的组成部分中间文化民族主义刚刚崛起。此时正值英法之间为殖民地而争夺和大动干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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