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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中表示时间流逝的元素对如画风景非常重要。废墟和青苔或者常春藤覆盖的建筑是令人忧郁的光阴似箭的提示。山区讲述了一个（新近发现的）久远的地质年表，对比之下，人类的生命周期就显得微不足道。黎明和日落（即使透过一片玻璃看过去，它们也显得如此绚丽）包含了个人能够测量得出来的时间流逝，而任何一处废墟、任何一座爬满青苔的桥梁、任何一个风烛残年的人、任何一条山脉都会激发人们的想象和感受。往日浮现，追忆过去，这就需要特定的、高度本地化的废墟、桥梁、人物和山脉。注意力转向仔细观察风景（默多克1986），视觉艺术里的这一转向与描写特定地方的诗歌同步发生。这类诗歌是个人的地名记忆，是对个人内心疏离或异化的认知，诗人试图通过确定自己在风景中的位置寻求庇护。定位的特性使人对暂时性的感受更加痛切，而这种定位记忆的痛切感说明记忆战胜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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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浪漫主义运动和湖畔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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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浪漫主义运动这个词语在19世纪中期用来回指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期的英国诗人。一个经典而一致的英国浪漫主义的形成是20世纪40年代的产物。不同时期的浪漫主义推出了各自界定的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还有布莱克、拜伦、济慈和雪莱。他们都是英国民族主义美学的倡导者，该美学由早期的诗人发展而来，如汤姆逊、申斯通和考珀。在20世纪最后的一二十年，人们对英国浪漫主义，尤其是其代表人物华兹华斯，进行了批判性的再审视（艾厄斯等1981；巴特勒1982，1988；路易1989；麦克甘1983），揭示出把素材与社会和经济背景割裂开来的诗学位移（poetic displacement）和理想化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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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浪漫主义这一术语也用来指涉更宽泛的作品，涵盖了18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诗歌，其时地方主义备受推崇；18世纪90年代到1815年，地方风景依旧引领风骚，但是后革命的宗教正统已然侵入；1815年到1825年，当时的主调是削弱地方主义和民主主义。在这个更宽泛的时间范围，英国浪漫主义“倾向于反对不列颠中央国家及其体制”，关注“阶级、社会变化、自然宗教、地区和民族的骄傲以及世界革命”（巴特勒1988：37—41）。浪漫主义不是“一场单纯的知识运动，而是对各种社会压力……的综合回应”（巴特勒1982：184），发轫于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艾厄斯等1981），其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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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浪漫的情感结构得以产生：提倡自然、反对工业，提倡诗歌、反对贸易；人类与共同体隔绝进入文化理念之中，反对时代现实的社会压力。我们可以确切地从布莱克、华兹华斯及雪莱的诗歌中听见其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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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19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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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人数的增加、出版业规模的扩大以及随着收费公路发展而改善的印刷品流通，这一切为地方上的中产阶层以及乡村绅士接触到英国浪漫主义诗学和政治提供了保证。到18世纪末期，由于前半个世纪的本土乡村或田园诗歌的影响，有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公众对自然的欣赏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湖区作为稳定性的一种有力的文化象征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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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特别是游吟诗的反对声音所显示出来的重要性表达了一种深化中的意识，即诗人应该对其共同体并为其共同体说话。然而，基于伦敦的文化叙事在各个地方被模仿，本土/民族/自然（native/nation/nature）的共同体在圈地运动与城市化的双重影响下已经分崩离析。到18世纪中期，英国诗人和作家正在经历他们所描写的文化的深刻危机。沮丧、疯癫和自杀成为艺术—知识分子团体的标志（巴特勒1988；卢卡斯1990；纽曼1987），而在该世纪的后期诗歌继续演绎着英国风景的赋值和仇外的双重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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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人与地方的分离，风景回应了对可以感受到的连续性的需求。在极端情况下，这可能表现为一批据说是中世纪的诗歌和散文，颂扬了英国地方特色。但总的来说，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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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詹姆斯·汤姆逊（1700—1748），到托马斯·格雷（1716—1771），再到威廉·布莱克（1752—1827）和威廉·华兹华斯（1775—1850），他们用弘扬地方主义的象征语言取代了“宫廷”或“伦敦”或德莱顿、蒲伯、斯威夫特和盖伊的贵族话语……他们表达并进一步确立了足能代表一些绅士以及许多“中等类别”，特别是18世纪伦敦及各地的工商业界人士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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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198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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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逊的乡村诗歌堪称上述更宽泛时间范围内的英国浪漫主义第一阶段的生动范例。他的诗歌描写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乡村生活，有感于天下皆同的季节而发，表达了人皆有之的情绪。早期的湖区旅游者借用古典作家来提升他们所看到的景色。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由于汤姆逊的《四季》广为传播，本土文学在提供情感联想方面变得日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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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游吟诗不同的是，这类田园诗所描写的乡村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伪造出来的。基于同样的原因，诗中城市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也同样与事实不符（卢卡斯1990；塞尔斯1983；威廉斯1973）。到18世纪末期，如画风景美学推动了寻找如下地区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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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地区）尚无当代工业化、圈地运动和地产开发的痕迹，而且各种形式的田园牧歌情调都未被注意到，海峡对岸令人恐惧的“平均主义”影响无法波及……如画风景旅游者愿意千里跋涉寻找一个“劳烦之中被人遗忘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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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斯198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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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或田园诗歌和雕版风景画确认了如画风景美学，而如画风景又影响了湖畔诗人的早期作品。在被称为“国内人类学”（贝维尔1989）的诗歌中，华兹华斯使我们看见湖区到处都是边缘化的人们：瘸腿的士兵、瞎眼的乞丐、隐居者、疯癫的妇女、吉普赛人、流浪汉，换言之，到处都是被早期农业和工业革命抛弃的流离失所的苦命人。[72]也许毫不奇怪的是，这些边缘人构成特定种类人群的一部分，他们正在被中央政府规划为后来颁布的《济贫法》的基础。华兹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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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为那些声音遭到拒听的人奋笔疾呼。这类人不再被当作（通常从远处）观望沉思的对象——汤姆逊的抽象沉思就采取了这种拉开距离的技巧。他们变为主体：在说话，在体验。不过后来，华兹华斯开始隐退，从他的诗歌语言和实际行为都可看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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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斯1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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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隐退，就来到了华兹华斯特指的隐退之地，他满怀深情屡屡重返的“有限的处所”，诗人在那里探求对地方和安身之处的深度熟悉（克罗伯1975）。这就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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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的英格兰图景是解放的，具有悲剧性的真实，[而]华兹华斯的则越来越虚假。从位于湖区远离城市的“自在”之地，或“栖居地”，他摆出为人类说话的姿态，特别是为英国人和英格兰说话的姿态。这是田园诗终极的、极端保守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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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斯199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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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一章所讲，比湖畔诗人大肆赞美湖区要早近半个世纪之前，湖区价值已被抬升。不过，始于如画风景的美学有待于湖畔诗人赋予更多的民族情感。风景区居民是对其他人而言已逝的英格兰美德的活榜样：朴素、克制、节俭而独立（埃弗雷特1994）。诗人笔下居住在一个山区共和国的政治家—农民及其家庭尤其如此（华兹华斯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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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个“山区共和国”中农业劳工的状况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却是另一种故事（皇家委员会1834）。山中风景区独立世外，成为道德和政治避难之地，这并非一种新观点。18世纪的作家也是复兴了一种早期的自我赋值的文学，如阿尔卑斯山民曾被描写成具有“简朴的健壮和自然的美德”的人物，并进一步被塑造成“大自然的原始民主主义者”（夏马1996：479—480）。与连贯的过去这一意象相冲突的是毁灭的机制：农业、商业和工业领域的巨大变化急剧地改变了人与地方（波拉尼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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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由绘画、诗歌和小说艺术形式，英国浪漫主义者完成了对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凯尔特边区的凝视与整合。这种凝视在更接近家园的地方发挥作用，在湖区铭刻下英格兰的一个特定图景，使之成为一个想象性或不那么想象性的过去的存储之地。这个过去保留着伦敦贸易/金融中心已经愉快地在中部地区出卖掉的核心价值。湖区被塑造成一个图标、一扇窗户，人们借此可以感知到一个更大的现实或真理，不管是上帝的还是英格兰的——不过两者并无必要彼此相异。这种上帝、英格兰和湖区的混合也许在安·麦克贝思（1875—1948）的两幅巨大的刺绣画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她当时居住在湖区中部山地高处的佩特山谷。麦克贝思以当地人为模特，将哈索普山谷当作基督降生布道的场地。绣在好牧人基督肖像下面的是布莱克《耶路撒冷》一诗的乐谱，所配的诗句为：“在古代是否那些脚步/踏上英格兰山区茵茵绿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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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湖畔诗人及其圈内人的诗歌，特别是华兹华斯的《湖区指南》，湖区风景为更多的读者所知。[73]湖区风景也在赏画者中广为流传，在19世纪头二十年内，职业水彩画家开始对湖区趋之若鹜，他们的作品大量进入市场（比尔德1980；比克奈尔1987；比克奈尔和沃夫1982、1983；赖恩1986；塔特·加勒里1996）。英国民族身份的一个版本受到支持，它依据（真实或神话般的）过去，而抵制人们眼中共同体毁灭的现状。湖区是可资联想的风景，不是借用过来的和理想化的、意大利式南方大别墅的古典风景，也不是像丘园（Kew）、查尔斯·汉密尔顿位于萨里郡科巴姆的佩因斯希尔庄园（Painshill）那样点缀着中国宝塔、桥梁或土耳其帐篷的“东方式”奇异风景。[74]毫无疑问，湖区与中部地区制造业中心已被毁损的风景形成最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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