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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19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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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宪章派（Land Chartism），继承了掘地派和平等派的衣钵，强烈要求给所有劳动者分配小块土地，种植粮食作物——其实就是改头换面的公用地（马希1982；威廉斯1973）。当然，这个提议忽视了这一点：使贫穷的劳动者成为自给自足者，也就等于资助了低劳酬制度。1842年“贫穷劳动者（小土地分配）特别委员会”所担心的，却是给劳动者分配土地可能成为“忽略他平常的有偿劳动的诱因”（里德19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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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公用地充满了政治含义。处境悲惨的工厂工人以及与他们同样悲惨的农业劳工（尽管二者结构不同）联合成一种影响巨大的力量。激进的请愿示威和威胁性的游行，其目标就是获得对于民众立宪权和权利宪章的支持。这些示威不过是对一个保守政府的抵制的最新表现，这种抵制可以上溯到英国历史上13世纪的农民叛乱。[83]进入公共空间（通常是城市周围的公用地）的争议在1795年后达到高潮。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工在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时，又被当地的规定和内部规章排除在可供他们发泄政治怨气的公共空间之外，警察和国民军强化了有关的司法规定。对农业劳工而言，压制性的惩罚体现在工作和住房方面。给他们居住的宿舍尽管拥挤，但只有受雇之后才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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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的男女激进分子和宪章运动者，深受托马斯·潘恩的共和主义影响，汲取了法国革命的教训，聚集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公共空间。他们在开阔的高沼地和公用地举行大型集会，抗议政府的政策或抗议引进替代手工的机器，这类集会具有集市和狂欢节的特性。在群众集会上，抗议者举着旗帜，戴着红色贝雷帽或“自由之帽”。这些旗帜和帽子通常由妇女制作，她们在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妇女在集会上发表演讲，冲在鼓动宣传队的最前沿——这种行动被视为逾越了常规的性别角色；当丈夫们被监禁或押送到囚犯殖民地时，她们还得承受厄运的重压。此外，她们还得确保自己丈夫的悲惨境况引起报界的持续关注，因此推动了激进事业在全国的开展（施瓦茨克夫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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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沼地和公用地举行的大型集会引起对中部地区密谋叛乱的恐惧，而那里的军事操练活动加剧了这种恐惧——就在同样的高沼地和公用地里，公民们模仿着法国大革命的公民—士兵（citoyens-soldats）进行夜间操练，为他们希望拥有的“拿起武器”的权利而做准备[84]（爱浦斯坦1994；埃文斯1995；加德恩1986）。军事庆典具有一种壮观性，本来是为吸引中产阶级以外的志愿者的，这些可以看作是宪章派对于军事庆典的挪用和逆用。类似的颠倒秩序和等级的狂欢伴随着激进的煽动家的法庭辩护（爱浦斯坦1994），犹如大型户外集会一样，这类狂欢是戏剧化的、表演式的政治话语。它们是对政府权威的挑衅，带有武装叛乱的可能性，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在1819年8月发展到一个高潮，即激进派在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的大型户外集会（爱浦斯坦1991；加德恩1986；霍恩1980；汤普森196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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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千到1万名群众手无寸铁，举着横幅，旗杆顶上挂着红色贝雷帽，手拿月桂枝，在乐队的带领下井然有序地进入曼彻斯特城，行进到集会场所。在这个时代，“表演、展示和观看是社会机制必不可少的部分”（罗素1995：17），在圣·彼得广场举行的宪章派集会上，盛会式的表演具有一种悖逆性的文化政治意义。这层意义并未被集会的地方色彩所遮盖。群众集会最终演变成一次骚乱，因为按照地方法官的命令，骑兵举着马刀杀过拥挤的人群去逮捕讲台上的演讲者。9名男子和2名女子被杀死，上百人受伤，这就是著名的彼得卢大屠杀（Peterloo Massac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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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大约3万人聚集在利兹城外的亨斯莱特高沼地抗议彼得卢大屠杀[86]。他们举着横幅，其中一幅画着一个戴锁链的男子，“被两个重担（国债和税收）压弯了腰。画的上端写着‘生来自由的英国人’，下端写着‘不列颠人永远不要做奴隶’”（赖特1970；转引自埃文斯199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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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彼得卢大屠杀而设计的徽章显示了贫穷劳动者充当“工资奴隶”的状况，颠覆了约瑟夫·威基伍德制作的英国反奴隶制的官方徽章（鲍姆1994）。后者画面上一个强壮的奴隶单膝跪地，手腕脚踝都铐着锁链，身上只有一块布围系在腰间，双手紧握，哀求地举起，头向后斜仰，眼睛向上望着一个看不见的他者。在他的下面是一行带状的铭文：“难道我不是人，不是你的兄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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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卢徽章边缘是一圈骷髅和交叉白骨，中间有三个人物。一个是跪着的男子，衣衫褴褛，双臂前伸，手掌向上，头向后斜仰，嘴大张着，面带恐惧。他正仰视着一个戴刽子手面罩的穿制服的士兵，后者双膝前曲，举着滴血的屠刀正要砍下来。这两个人的身后是一具工人尸体。徽章一边的铭文写着：“难道我不是人，不是你的兄弟吗？”另一边则回答：“不！你是一个穷织工！”[87]织工们见证了种种推进工业资本主义的野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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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年2月27日，乔治·戈登·拜伦勋爵在上议院对同仁做了第一次发言。当时拜伦尚未成名，他充满激情地讲述了居住在他新门寓所附近的纺织工人“空前的惨状”，是他亲眼看到的。他的讲话被用来支持否决对“捣毁机器者”——即那些破坏新安装的纺织机械的人动用死刑的议案，但否决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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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尔森1991：22，着重号为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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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彼得卢大屠杀以及其他暴动和骚乱的发生，政府采取措施暂时中止了人身保护令，限制自由集会。这些措施的动因是害怕训练有素的暴民采取革命行为。在这个全国性的危机时期，这种政治戏剧很快得到舞台上的再现，并反映在时代背景气氛中——政治戏剧就依托于此上演。当彼得卢大屠杀上演时，埃德蒙·基恩[88]正在居瑞巷皇家剧院出演《加勒比首领》的主角。尽管这部戏剧的背景发生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讲述的是一个前奴隶受强烈的复仇心驱使的故事，却同时反映了加勒比种植园暴动以及北方工业地区骚乱（鲍姆1994；巴克西德尔1993；拉塞尔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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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或革命得到舞台上的表现时，既显露出对无政府主义暴徒的恐惧，也显示了对“人民”的自豪。探究一下诺曼征服前的神话，可以发现“人民[被]表现为能够记住自己古老权利的人”，在他们的身上蕴藏着自然的感知力（巴克西德尔1993：223）。当宪章派激辩出版自由时，通俗的和无许可证的剧院受到宪章派支持，成为表达社会紧张局面的另一个场所。激进文化的表演性方面，比如审判场景，再现在为募集基金而上演的戏剧中，比如宪章派的“民主戏剧《威廉·退尔》”（汤普森1984：118）。在剧院里，在激进分子用来抗议的图像里，在文学精英们的心里，种族和阶级正被联结起来。牙买加暴动促使骚塞（湖畔诗人之一）写道：“上帝保佑我们本国穷人的悲惨状况不会在将来某一天……在这个国家引起可怕的后果！”（转引自鲍姆199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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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混乱的大背景下，改革或革命成为英格兰压倒一切的议题。印刷资本主义激发出一种全国想象来支持国家向土地主阶级“阐述”自身，同样，它也为激进派和激进化的报界提供了可能。不断增长的识字率和主流报刊日趋扩大的自由度帮助形成了早期的劳工协会或工会，入会的成员是“纺织厂地位卑微的白人奴隶”（雪莱；转引自鲍姆1994：140）和同样卑微的农业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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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奴隶解放的争辩加剧了危机。1807年议会通过了废奴法案，但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解放却要等到1833年。犹如反对奴隶“贸易”一样强烈，拜伦这样的公众人物抨击废奴主义者没有为生活在痛苦中的英国农业劳动者和穷工人说话，而华兹华斯则写道：“尽管不存在戴镣铐的奴隶”，英国的工场和农田“在屈辱的苦役下呻吟着”（《人性》1829；转引自鲍姆19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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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界的不满表现为工团主义、纵火犯罪和残害家畜，与工业界的工联主义和激进的革命威胁联合起来（阿彻1990；佩恩1993；明盖伊1989；霍布斯鲍姆和鲁德1969）。中产阶级也看到了政治和宪政改革的需要（赫尔辛格1994；霍恩1980；斯特德曼·琼斯1983；D.汤普森1984；E.P.汤普森1966）。要求改革的游行之频繁和波及范围之广泛，显示了危机的严重性和几近革命的不满之深度和广度。游行规模也很庞大：1831年秋和1832年春在伯明翰和伦敦举行的游行分别有上十万人参加。不管福音卫理教派是否颠覆或转移了这次革命性的冲动（奥尔森1990），到1831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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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处于革命一触即发的状态，一旦开始，（如果我们考虑合作和工联理论的同步发展）其迅速激进化的态势就很可能预告了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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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汤普森196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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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的改革法案让年资产征税估值超过10英镑的中产阶级成员拥有选举权，因而化解了革命的趋势。尽管议员席位从人口稀少的选区再分配给新兴的工业城市，新增了80万个选举人，但还是不够。扩大选举权，以此打破土地主对政府政策的政治操控的斗争还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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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共有的激进主义在第一个改革法案的问题上分裂。它通过财产界定使原则问题政治化，阶级差别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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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英国历史上此前或此后的任何时期更明显，比任何其他国家更突出，参与国家的政治体制的资格完全依据于是否拥有产业以及是否拥有固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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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汤普森19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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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之前“人民”还是一个包罗所有人的术语，1832年之后“人民”成为“劳工阶层”的同义词（加德恩1986；斯特德曼·琼斯1983）。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开始类聚。在贫穷劳工分化的过程中，1834年的济贫法意义同样重要，该法案“使他们不属于救济对象，并区别于贫民”（波拉尼1944：166）。反济贫法的暴乱在19世纪40年代此起彼伏，部分由于“爱尔兰联盟和宪章派的公开关系”，宪章派的集会上更是充斥了革命的语言（D.汤普森198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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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地上的群众示威、革命象征符号的出现、向议会提交请愿书的庞大的游行队伍，所有这一切于1848年4月在泰晤士河南的克宁顿公用地举行的宪章派集会上得到集中体现。宪章派中主张“武力”斗争的人将这次集会视为一次武装暴动的聚焦点。如此预想的集会引起了巨大的恐慌，维多利亚女王转移到了更安全的怀特岛，同时威灵顿公爵指挥精兵强将集结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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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次集会视为英国卷进横扫欧洲的革命狂热之中的重要时刻——这一预想实际上失败了。大约只有2万宪章运动成员参加了集会，当局不准他们进入伦敦市区。费格斯·奥康纳和其他宪章运动的领袖向下议院递交了请愿书（据称有525万人签名），但是在奥康纳发表演讲之前，一个委员会以伪造签名为由否决了请愿书。改革和革命都没有实现。那些希望有威胁作用的示威者自己也遭到威胁。排他性的政治程序依然如故，各类宪章运动者被限制在自己的社会和政治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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