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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华兹华斯，政治经济学家哈丽特·马蒂诺（1802—1876）对于铁路把工人带到山区乡村的运输潜力热情有加。正像华兹华斯一家一样，她也居住在湖区，而且“宣讲”湖区清新的空气和开阔天地能使所有禁锢在嘈杂肮脏的工厂和城镇的人们都受益。她也将铁路当作把新观念带进她认为是落后的湖区社会的一种方式。在湖区，一些有名望的自耕农对农业科学几无认识，也无多少技术。贫穷悲惨之处不亚于遥远的城镇中看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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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诺是一位颇受欢迎的作家，[111]她用浅易的文字写了一本湖区指南（1855）。指南提供了平价酒馆和住所的信息，还附有全景图插页，标出山峰和山脊名称。正文前后的衬页刊有湖区周边豪华旅馆的广告，列举了最近入住的那些名声显赫的欧洲贵族，还刊登了吸引中产阶级的旅馆广告。[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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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地和环湖徒步成为方兴未艾的中产阶级时尚时，关于公用道路和人行道权利的争论应运而生。这场争论导致凯西克地区保护协会于1856年创立。抗议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多达500人参加了某次抗议活动，而另一次抗议活动则有2千人参加（《曼彻斯特卫报》1887；转引自希尔1981：41）。即使记忆有些出入（《曼彻斯特卫报》刊登的信是在回忆1857年发生的抗议事件），但显而易见，的确有许多徒步者（无论是来自湖区内还是湖区外）参加了抗议关闭人行道的集会。[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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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当进一步把铁路延伸进湖区的议案提出后，人们害怕铁路除了可能增加一些工业家的消夏住宅外，还会使中部城镇的工人潮水般涌向湖区——毕竟火车旅行既便宜又快捷。法国农民曾被比喻成麻袋里的土豆（马克思[1852]1972：123—124）。来湖区一日游的英国工业无产者被告诫省下钱来就在自个儿家附近度假，不要外出旅行去受那个罪：“犹如煤块一样从麻袋里”被倾倒在凯西克和温德米尔，被铁路“卸煤一般从一站卸到另一站”（罗斯金187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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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被想象成无生命的物体，当然与那些受过教育独自登山漫游的人有云泥之别。预料中的愚蠢游客反衬出“英格兰……边界地区的农民……在他们身上力量和美德依然存在，代表了遭受机械和商业败坏之前的英格兰的身体和灵魂”（罗斯金1876：5）。公正地说，这种责难针对的是势头迅猛的大众旅游业。25年前，一次只能运送几千人到湖区某个小镇做便宜的远足，现在一放假，数以万计的游客蜂拥而至（沃尔文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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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使湖区保护者怒不可遏的是开矿和采石这类大煞风景的破坏活动和威胁。在早期的导游指南里，原始工业的煤矿和采石场要么被视而不见，要么被当作如画风景的构成元素。对于四处铺开的铁路工程来说，开矿和采石是补偿工程造价的必要手段，这规模就大不相同了。对铁路和煤矿利益的抵制在道德美学层面和经济层面进行。由于对这类工程的抗议开始采取有组织的形式，华兹华斯的早期论点被用于环境之战。铁路反对者一度被指控鼓吹“一种自己的‘美学圈地议案’，该议案为了……那些有品味的人的利益，将给崎岖壮观的斯基多板岩圈上栅栏”（《威斯特摩兰公报》1876；转引自马歇尔和沃尔顿198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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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水库可以缓解工业城市供水短缺问题，但对湖区则构成另一个可怕的威胁。瑟米尔湖（常在湖畔派诗歌中出现）被曼彻斯特公司选做水库坝址。该项目在议会提出，反对者在1877年联合起来组建了瑟米尔保护协会（TDA）。由当地名人发起，如罗伯特·萨默维尔（湖区的一个出版家）、约翰·哈沃德（格拉斯米尔的一个地主）和卡里斯勒主教，协会得到了学术界、土地贵族的支持，还赢得了闻名全国的公众人物如罗斯金和卡莱尔以及公用地协会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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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宣读提案时，科克茅斯（华兹华斯湖区出生地）的议员艾萨克·弗莱彻发言表示支持，反讽的是，他提出该项目能保护瑟米尔风景区。[114]他说该公司获取瑟米尔蓄水区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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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或1.2万英亩坎伯兰最美丽的部分，[将会保护该地区]免受那些审美绅士们的入侵，他们跑到那里浏览风景，在美丽的湖畔建造哥特式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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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彻1878；转引自马歇尔和沃尔顿198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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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水库反对者的压力，特别是自由党议员威廉·爱德华·福斯特的压力（他在1870年提交的《基本教育法案》对于义务教育制度至关重要），保护这片风景区成为公众或全国范围的呼声。结果，议会专门成立了一个专责委员会而非通常意义的特别委员会，对瑟米尔工程进行调查。所有的利益方都需提出证据，而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受影响的有产者（马歇尔和沃尔顿1981）。水库反对者失败，瑟米尔湖被排干、扩大，改建成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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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瑟米尔的人备受阻挠，公司禁止库区的雇员和租户“给游客提供隔夜住宿，提供点心和饮料”（希尔1980：39）。审美绅士不得进入瑟米尔，直到1989年（没错，是1989年，而不是1889），公众与瑟米尔景区缘悭一面。直到1989年现代的水处理设施才允许开辟湖边人行道以供公众使用（威尔士1989）。但是，曼彻斯特水务公司的针叶树人工造林计划（当然对湖区风景又是一种威胁）已经营造出了大片阴郁的树林，缺乏林下植被，毫无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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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瑟米尔法案的争论中专责委员会的地位，也为后来其他议题的辩论开了先例。围绕瑟米尔一案进行的斗争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专为保护瑟米尔成立的委员会不足以阻止私人利益集团在议会获胜。保卫具有民族重要价值的财产需要全民族的声音。1883年年初，修建穿越德文特湖南面霍尼斯特隘口的铁路干线的动议就召唤出了全民族的声音。按计划，这条铁路将成为当地采石业的专用线，但也会带来另一种可能：游客藉此可以走进本来与世隔绝的山地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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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者在全国性和地方性报纸上发表看法，认为这一计划是对“民族神殿一次不必要的毁灭”。为此组织了全国性的请愿活动，呼吁保护这一地区的风景，请愿者把它描述成“在大城市时代自然本身的英国大学”（马歇尔和沃尔顿1981：214—215）。提案人撤回了他们的动议。1883年夏季又有一条提案被提了出来：建造一条通到伊纳达尔湖源头的铁路。在第二次宣读时勉强得到通过，递交给委员会，由于瑟米尔的先例，这一提案也循例递交给一个特别委员会，就在这个时候，铁路提案人将它撤回了。文化精英们通过他们的修辞手段——即把伊纳达尔湖的文学和绘画关联提升到民族性价值的高度，而大获成功，保住了湖区这片风景；此时，当地的企业家却在力陈湖区的商业前景。[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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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名人的核心团体开会商议了好一阵，最后在1883年组建了湖区保护协会（LDDS）。这一组织堪称政治诗学或诗歌政治的范例，成员主要由全国性的华兹华斯学会会员组成。这将近六百人大都居住在湖区之外的地区，来自法律、政治和学术圈，由此可见这片原本蛮荒之地的风景区的民族性和典雅化特性（马歇尔和沃尔顿198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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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家、学会人物和风景保护者所属的团体互动呼应，形成保护湖区的合力。有一些人非常激进，挑战私有财产和土地主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洛厄1989，塞缪尔1994）。激进派的思想领袖是哈德维克·罗恩斯利、约翰·罗斯金、奥克塔维亚·希尔和罗伯特·亨特尔。卡农·罗恩斯利，克罗斯维特的牧师，是LDDS在当地的组织者之一。迁居湖区之前，他在布里斯托尔和伦敦的贫民窟任教区牧师，在那儿经由奥克塔维亚·希尔的导师约翰·罗斯金引见他认识了希尔。此时的希尔正热衷于住房改革和英国军校学员运动，她也是公用地、敞地和人行道保护协会（公用地协会）的重要成员，她曾引导协会为保留瑟米尔风景而辩护，但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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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亨特尔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起为保卫公用地而工作，与政治经济学家亨利·福赛特一道为政府改革而努力，福赛特也是公用地协会成员。亨特尔曾经策划过各种措施（前一章已经讨论）防止新的誊本地产的产生——根据誊本地产保有权，土地主可以将庄园的公用地划为己有，用于发展房地产。当时，LDDS正在抵抗铁路的入侵，而罗恩斯利正领导着协会的一个分部，努力使进入权问题成为协会常规议程的一部分；亨特尔领导的公用地协会则试图争取（公众）进入伦敦伊平森林的权利。1895年，亨特尔、罗恩斯利和希尔创建全国历史古迹和自然美景托管协会（国民托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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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保护哲学的内在冲突很快凸显出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俨然已成文化价值之象征的湖区，通向湖区和环湖的道路已经不堪重负。那些曾经支持LDDS的土地主把便道给封闭了。过去是保护湖区免受诸如开矿、铁路或水库的外来威胁，现在则要保护湖区免受那些对湖区“爱得要死”的游客、别墅建造者和随之而来的服务业的侵扰。这种状况持续到现在，湖区依然无法摆脱它早就陷于其中的现代困境。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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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湖区出现了最早的论战，挑战有产者随心所欲开发自己的土地的权利……湖区不仅成为重要的旅游中心，也成为新观念的温床——孕育人、地产、道德和环境之间的合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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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和沃尔顿198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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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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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国家公园的概念得以形成。然而，谁构成“国家”？1867年第二次改革法案扩大了选举权，选民几乎翻番。城镇和大城市的许多工人获得了选举权，然而农业劳动者和矿工仍然被排除在外，直到1884年第三次改革法案增加了200万乡村选民。到那时为止，甚至在那个时候，具有国家意义的风景观还在矛盾中蹒跚：进入风景区还是阶级区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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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几章我们已经探讨了英国乡村别墅里丰富的艺术收藏品如何帮助改造大庄园的风景，庄园本身成为艺术品，一个（自然）风景的国家画廊。到19世纪30年代，公众开始讨论起艺术品。艺术品是否最好收藏在英国乡村别墅里，成为统治这个国家的精英们的镇宅之宝？这些艺术品是否应该列入国家收藏，以使人人有权接近和欣赏？博物馆是否应该只为“安静、严肃而孤独的观众”服务（赫尔辛格1994：128）？——听起来使人想到那些精英，他们漫游湖区，独享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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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罗斯金向议会的国家博物馆委员会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建议另建一种博物馆系统，专门为工人阶级服务，博物馆只配备起码的管理人员，以使工人能自由自在地带着妻儿前往“他们的”博物馆。[117]博物馆给工人阶级展出有价值的作品，至于最珍贵的艺术品（国家珍宝）则不要拿出来。这样，“阶级差别将制度化，成为一种满足全体国民有差别的观赏需要的恰当方式”（赫尔辛格1994：129—130）。全民性的观看不会产生全民性的观赏者。观赏者因阶级、性别和宗教的不同而类聚或群分，美学民族主义赖以汲取的资源就是英国乡村别墅的居住者。介入审美生活并非与工人阶级无缘（远不是这样），但是要在恰当的空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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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金强烈谴责品味受质疑的大众来到湖区，他的根据也是分寸的问题：知道自己属于什么地方，不要到处跑来跑去的。当谈到湖区问题，罗斯金气势咄咄地质问支持扩延铁路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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