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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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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着装这一媒介，和谐的缺乏被传达出来。高科技衣着的仪式化展示，标志着一些徒步者对由形象引导的市场经济所做的实际和比喻意义的投资。非科技衣着的仪式性展示则标志着对资本主义物化休闲活动的抵制。着装也成为记忆形成的主要场所，引起对过去的徒步经历和所遭遇的天气条件的联想。着装是一个严肃的问题，由此可见山地徒步者和当地人的“道德分界线”（查普曼1993）；而且在生命救援时，会引起不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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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湖区（正如所有山区一样）天气会突然出现极端变化，体温突降造成的死亡是一年中会随时碰上的危险。一两个小时内，一会儿大汗淋漓，隔会儿就得穿上200抓绒夹克或外层防水的羊毛衫抗风，戴上帽子、围巾和手套，套上防水裤子保暖防风，这类事情司空见惯。相反，在干冷的五月清晨出发，走过薄薄的白雪，行走几个小时后就得穿上短袖了。体温骤降引起的死亡事件减少，有些徒步者认为这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多使用高科技、重量轻、防水的外套，以及汗湿之后依然保暖的纤维——诸如抓绒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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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质材的衣服具有象征意义，突出了穿着者的地位，含有炫耀性的成分，因而得罪了一些徒步者。宝娜就对我说过：“徒步服装已成休闲款式——徒步靴子，看起来像徒步靴子，其实没有用。休闲服装是财富的标志。”另外一些人虽然欣赏这种衣服的功能，却悲叹有时服装颜色太抢眼，造成颜色污染。有幅漫画就生动地反映了这些态度，画面上凯西克山区救援队的两个队员穿着高科技夹克，在令人难以睁眼的暴风雪中紧皱眉头，非常愤怒。回头指着山上雪中踉跄而模糊的两个人影。一个队员对另一个说，“他们拒绝救援，因为我们的高泰科（Gore-Tex）夹克与他们的犯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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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中关于高科技服装的回答表明女性比男性更不赞同这类服装。一些徒步者有时咄咄逼人地表示要抵制进入这种徒步装备市场，继续穿着老式的打补丁的裤子、夹克或旧毛衣。玛丽恩就说：“我去参观一个户外服装展览，听见两个买主说‘我们还没开发利用徒步装备市场呢’。我就想，‘伙计，你们可甭来开发利用我！’我马上就有了防范心理。”靴子似乎是例外：几乎每个人都穿着这样那样“合适的”徒步靴子。很少看见正儿八经的成年登山者穿着威灵顿胶靴的，只有个把人因为徒步靴子太贵只好穿胶靴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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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子是得到不少仪式化关注的对象：在外徒步一天，一回来就马上刮掉靴子上的泥土、挖净鞋底，接着再把靴子放在暖和的靴屋里烘干。皮靴子干后就打上貂皮油、擦光剂或涂上其他防水油或亮光油。早晨出发前再给靴子上油或抛光。有些人特别喜欢把靴子擦得像新栗子那么油亮，并引为自豪。这样做的多为男性，有些人提到是在部队上学会了擦靴技巧。同伴常拿这一点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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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者杂志登满了评论靴子的文章，据说文章作者穿着靴子走了几百英里进行性能测试。英国脚的特殊性成为卡尔玛登山鞋两页广告的主题。整页版面是一张彩色照片：一只打了水泡的脚后跟吸引眼球。寸把高的印刷体标题是：“多数靴子是欧洲人的尺寸。问题是，英国脚不是。”对页登着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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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尔玛我们发现大多数英国人穿的徒步靴子都有问题。这些靴子不合脚。这是因为我们从小就喜欢穿完全合脚的鞋子，让脚自然伸展。因此我们英国人比欧洲人的脚要宽。不幸的是，多数徒步靴子制造商没有跟上步伐，制作的是窄脚的欧洲尺寸的靴子。我们摒弃这种窄靴思维，制作我们自己新型的金牌K-SB系列靴子……更宽。专为英国脚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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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徒步1996：38—3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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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欧洲的刻薄幽默感强调了英国“自然的”优越性。奥丽薇，一位曾在罗马尼亚孤儿院做志愿者的退休护士，谈到自己在欧洲独自徒步时说，欧洲人把休闲散步视为“特别英国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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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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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入这一传统的过程中，有一个变化表现在住宿舒适度方面。在富裕的20世纪80年代，湖区合作假日协会中心在英国各地提供的简陋客房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受人欢迎，预订客房的数目开始下降。一项动议为之而起：试图既维持连续性印象，又不要与合作运动及其连锁店混为一谈。组织更名为乡村假日协会，形象得到改变——从老式的工人阶级“合作”自助组织变为服务范围更广的“乡村”圈，这种语言的转变其实含有商业化的用意，反映出英国的中产阶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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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CHA（乡村假日协会）已经成为一个经历着重大转型阵痛的组织。某中心的活动经理认为，如果该组织还想继续做生意，就得完成这种转型。协会被迫出售一些中心以整合名下资产。在我进行田野考察期间，协会还在继续关闭另外的中心。同时，该组织忙于改进保留下来的中心，因为现在很少徒步者愿意与人共用走道尽头的浴室和卫生间，或者同时和五六十个人争用一个投币公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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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在我开始田野考察时，CHA增设了一个新头衔——活动经理。这类经理引导徒步活动，常年或夏季住在中心。他们监督带领徒步的自愿者，并监督组织夜间活动和徒步的主持人。随着徒步活动的难度加大，徒步领队也变得更加职业化，以便吸引徒步市场里要求更高、一般也年纪更轻的人群。结果，CHA现在组织的有些假日徒步每日行程16英里，含有5千英尺高度的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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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也开始调整它的营销策略。1998年，对开本纸张光滑的彩色手册取代了有点寒酸的两色传单，也登载了CHA的网页广告。与此同时，协会与纯盈利的假日组织合作，开拓了特别假日活动范畴，将徒步与教授多种业余爱好（如风景绘画）结合起来。此外，21岁到35岁年龄段的假日活动、家庭假日活动以及专为单亲家庭定制的假日活动隆重推出。这些不同于过去的活动反映了20世纪末期品味与社会现实的改变。总之，所有这些很难使我们想到该协会本身是植根于19世纪的“禁酒基督教”（Cold Water Christi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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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有组织的徒步，第一个星期入住的是CHA的拥有33张床位的瑞士木屋，位于波罗戴尔山谷，此地景色非常优美。从第一个星期的经历，我看出组织内部延续与变化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一种紧张局面。在乡村假日协会微观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反射出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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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分成两类：一类为预订了一周的导游和晚间活动的游客，一类是使用中心一个星期左右进行自助徒步的游客。第一类的主要成员为60多岁，一般显得不很强健。他们选择难度较低的徒步。这一群体中只有一对夫妇年轻些、强健些，参加了难度中等的徒步。从问卷答案看，这类人显然属于较低收入档和最低收入档（1万—1.5万英镑，合1.6万—2.4万美元），甚至属于5千英镑以下（合8千美元）。他们不爱说话，似乎彼此很少交谈。当假日开始的周六下午，队员互相见面自我介绍时，我的调查引起这群人的询问诸如：“你是税务所（国税局）的吗？”当时我纳闷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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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两个人年龄在25岁以下：活动经理玛丽和她的一个朋友，朋友来拜访她时就参加了该周的徒步活动。她们两个都没有参加晚间活动。晚间活动由当周的“男主持”道格拉斯和“女主持”罗斯玛丽主持。在过去的35年里他们一直是CHA的活动主持，之前他们已是协会会员。晚间活动包括小测验、竞猜游戏和拼字比赛。没有举行ceilidh（夜舞会），道格拉斯说是因为人员不够。凯尔特语“ceilidh”一词经常用来指英国各种徒步中心晚上举行的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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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主持和女主持提供了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CHA的过去，同道之谊和宗教内涵的历史。在第一次晚餐上，道格拉斯以欢快的语调宣称我们每顿进餐不要总是与同一个人相邻而坐，因为“这儿的每个人都是好伴儿”。接着他做了一个冗长的感恩祈祷。他祈祷的时候，我看到有些人像我一样显得吃惊。这些人都是那些没有预订徒步导游和晚间活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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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道格拉斯的交谈我发现，他觉得同道感和共同体已被撇到一边，而这正是CHA“在过去日子里”突出的特色，取而代之的是近年来入侵的个人主义。他告诉我，直到1991年他还在假日徒步周主持周日晚会，他很遗憾这种习俗正在消逝。他指出总部管理发生了变化，因而政策也就发生了变化。[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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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道格拉斯试图维护CHA的连续性，变化还是在发生。他觉得悲哀的是，出去徒步，男士不再携带午餐大篮子；徒步途中的下午茶，女主人不再切割蛋糕传递给每个人。他认为那些事情可以帮助女主人确定自己的角色：关照客人的安康。有些习俗如晚餐后一起洗碟子，他认为可以帮助培养在一个群体中的归属感。（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已经失去却仍被牢记的过去，厨房入口处才醒目地贴着一张告示声明不允许客人进入这个区域。）道格拉斯认为过去与现在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现在是每个徒步者早晨取走已打包的午餐和点心，自己带着，想吃什么多少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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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不允许变化发生的一个领域是：他坚持徒步者不得走在他前面。[178]所以我落在他后面一两步，倾听他的谈话，他遗憾地看到近年来福音派教会的发展夺走了那些本可能成为CHA新会员的年轻人。道格拉斯将福音教会运动的大力纳新与CHA缺乏代谢等同起来，这说明了对协会性质的认识——它代表着什么，或更确切地说，在他年轻时代表着什么。这种缺乏年轻人加入的现象在几个星期里有不同的人提及。其原因被解释为家庭结构的变化：青少年不再需要与父母住在一起，因此他们再也不参加家庭徒步这样的活动。这种看法也许能够说明近年来协会的努力：大力开发年轻人假日、年轻家庭假日，推出富有体力挑战性质的徒步活动以吸引那些不然有可能把CHA当作“老年人”协会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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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利用中心作为徒步基地的人在晚上没有参加大组的活动。他们要么成双结对，要么独自徒步，非常了解湖区。他们属于偏年轻的人群（36—45岁和46—55岁），处于较高或最高收入档（5万英镑以上，合8万美元以上）。有一对夫妻不只徒步山地而且漫游英国。他们是澳大利亚一对珠宝商夫妇。鲍勃，五十好几，出生于印度，父母是英国人，在英国公立学校接受教育。杰姬五十出头，从小移居澳大利亚。他们这次漫游英国的行程包括湖区，就是为了看看“华兹华斯的风景”。他们在学校都学过他的诗歌，觉得如果没有游览华兹华斯诗歌中提到的山脉和山谷就等于没有真正到过英国。他们驾车游览湖区，只是偶尔参加难度较小的徒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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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杰姬和鲍勃一样，伊恩和波琳觉得他们漫游进入了某种时间弯道。他们来自中部，是刚退休的商人，带着相对昂贵的徒步装备，并且认为这很好，只要“这些装备用以真正徒步而非商业大街的做秀”。伊恩和波琳对男主持那种过时调调颇有不满，随时说出他们的意见。伊恩感到整个英国出了问题，道格拉斯是英国问题的象征。他们还批评CHA的客房陈旧不堪，提到了男主持来自实际上已经消逝的过去，提到了英国制造业摇摇欲坠。英国问题包括一种普遍性的害怕变化的情绪，凡事向后看的方式波及工业、商业和社会政策，领导层缺乏远见卓识，不愿投入资金及时改善基本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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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精神的要素之一就是帮助那些本来支付不起度假费用的人。部分赞助和免费假日的基金来自每一个CHA周所获得的捐助。在我这一周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一目了然，外在差别表现在服装、语言和风度方面；内在差别可以从问卷中反映出来。我参加的其他CHA周徒步项目中，没有哪一个项目像这个集中了如此多的低收入客人。这使我认为我一定是预订了一个大致留给受资助的徒步者和（或）特邀徒步者的项目呢。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对现场管理保持沉默，不会公开表示喜好或不满，但会欢迎其他人说出他们的喜好并引起某些改变。这也许能解释我开始进行调查时所遭遇的质疑——我可能发现的某些事情会使某些人丧失免费或资助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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