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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的“让我们出发”项目主要是为了吸引那些“没有徒步传统”的人们进入乡村，但是这个项目没有产生预期效果，部分原因是“特别是亚洲女性没有男性亲戚陪伴就不出门，而且——如果她们穿上纱丽，更是难于爬过栅栏的梯蹬”（冈宁汉姆1996）。RA的另一个“家庭漫游日”的项目效果略佳。它所设计的短短的2—4英里的散步距离旨在吸引有小孩子的家庭，尽管“过去9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非会员黑人和亚裔家庭参加……但仍只占一个小群体的很小部分。不过，数目在增加”（冈宁汉姆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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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徒步者同伴，在他们家乡的徒步俱乐部中是否有黑人或亚裔；而在“我们的”徒步周中一个都没有，我也问他们对此怎么看。除了能在学校队伍中见到少数族裔，徒步过程中我没有碰见一个。遗憾地承认他们家乡的徒步俱乐部中也没有少数族裔后，我的同伴还提到了RA发起的运动。至于少数族裔特别在湖区是缺席的，有些人解释说湖区不是一个有着“他们的”历史的地方。继续沿着这一答案追寻下去，我发现这意味着这样两件事情之一：他们没有在英国乡村徒步的历史，因为他们在孩提时或年轻时没有被带到这儿来；而且（或）他们也没有把乡村与早期定居、战役、文学、艺术和农业联想起来的历史。黑人和亚裔被认为是城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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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被有些人当作“英国性”的堡垒体验着。对他们来说，风景的作用不仅是暂时逃离社会和经济变化的避难所，也是摆脱城市化了的英国人口现实的避难所。在回答是否参加过国外的徒步旅行时，人们不由流露出爱国主义。多恩，一个六十多岁的退休男性，活跃在地区RA俱乐部，与当地管理人行道的市政官员交往甚密，从来没有参加过国外的徒步旅行。他说，“我不会拿英格兰的四分之一英寸交换其他地方的一英亩，我才不会”。这句话是我在第三章里已经探讨过的意识形态的回闪。这种意识形态存在于风景与自然、本土和民族相关之时。这显示出民族/民族主义如何通过融入风景的文化方式，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形式的归属感，归属于更宏大的东西——不论是群体还是乡村（作为民族或风景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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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兹华斯将湖区称为“一种国家财产”，在第三、第四、第五章论及的问题是：“谁的国家”？今天，种族掩盖住了阶级，而“谁的国家”的问题已经承载了更宽泛的涉及到人种和种族排斥的含义（吉尔利1987）。这个议题以昭然的视觉形式和文字形式由黑人艺术家英格丽德·波拉德表现出来。她的假日摄影，手工上色之后使人忆起旧明信片或水彩画，展示了英国风景中的波拉德和其他黑人。照片的文字说明涉及到权力与无权，占用和可能（不可能？）再占用。有张照片的文字使人想到华兹华斯的“我独自漫游，像一片孤云/……/突然我看到一大片/金色的水仙”，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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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黑人的体验只存在于都市环境里。我觉得我喜欢湖区，在此我独自漫游，我一张黑脸，在白色面孔的海洋里漂荡。游览乡村总是伴随着一种不安、恐惧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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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德1984；转引自金斯曼199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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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德的其他文字说明还讽刺性地提到威廉·布莱克的诗歌。波拉德的作品“表达了在英国的黑人集体经验”（金斯曼1995：306）。这种概括是否合乎情理，我不知道。我的研究对象中没有黑人，我本来是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不同视角的资料的。不过，正因为我不知道，本身倒可以证明波拉德的体验是有概括性的。然而，风景可以由少数族裔从经验的层面上重新解释、重新认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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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女孩在布雷肯山乘坐矮马拉的车旅行一天，“每个人都回想起她们曾居住过的克什米尔和米尔布尔。小小的村庄、溪流、绿色的田野……有时使你迷失：你感觉像回到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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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特尔1991；转引自丹尼尔斯19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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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与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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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世俗的或宗教的，在日趋扩大的徒步活动中，日常的问题很快显而易见。天气炎热时，为求舒适，男人脱掉衣服很方便，但对女性来说，哪怕是和一群女性徒步，也不容易这样做。天气酷热时，途中小憩，或者“蕨草地休息”变得尤其重要，由于需要新陈代谢，徒步者会大量饮水。在长着浓密的欧洲蕨丛的地方，一切都没问题。但是，不是总有欧洲蕨覆盖着地面，有些季节，找个方便的地方很不方便。[181]几乎是一种隔离和划界的象征性行为（道格拉斯1970），女性找个地方方便——跑到专门指给女性使用的一堵墙边或岩石丛里，即使真的能躲开自己那群人里的男性眼光，也会被其他上上下下的登山者看个一清二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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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徒步团队里，有个妇女来了月经，需要经常停下来。她不好意思向领队（男性）解释，队里的许多女性就在她有需要时一起要求小憩。徒步周结束时，男人们说他们从来没有与膀胱如此虚弱的女性一起徒步过。他们从来不知道真实原因。其他女性提到她们在徒步之前会服用避孕药以避免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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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埃里克·朗缪尔那本简明扼要的《登山技巧和领队艺术》对月经问题也是回避的，不着一字。在一个徒步中心，一位正在接受领导能力训练的徒步者向我推荐了这本书。他认为这是登山领队的“圣经”。书中详尽地讨论了男女少年（15—18岁）和成年人（19—50岁）不同的卡路里需求，不同天气条件下这些需求的变化，以及不同年龄段的精神和体力状况，但却没有提及月经引起的不同需求。（也没有谈到50岁以上的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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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男性设置的能力、耐力和速度标准是另一种“男人的误测（mismeasurement of man）”（原文如此）。在男女混队中的女性，即使她们占多数，还是某种程度上的少数派。她们不去设定徒步速度，她们退到群体后面，而男性“自然地”被吸引到前面和领队一起走，和他一起核对路线等等。（当我们碰到单独徒步的夫妻时，即使他们不属于任何有组织的团队，也总是丈夫走在前面，查看地图。）男性是地图查看者、抉择者、领队——这种不言而喻的竞争优势使得很多男女混合团队中的女性说她们更愿意只与女性一起徒步。这里，她们指的是按照地区结成的女性群体。这样的群体气氛“更加放松”，而且“没什么竞争性”，能使女性“发展自信力”。但是她们还是放弃了参加专门为女性组织的假日徒步的想法，因为觉得这类团队“实际上”是同性恋团队，她们在里面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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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礼仪可能具有性别区分意义，对此局外人看不见，只有在失礼的时候才会注意到。在给一个小群体中的每个人（其中一个是男性）买一轮饮料时，我问各人喝多少。一位女子要半品脱的当地啤酒，其他女子也要同样多。于是我点了那么多杯半品脱的啤酒，对此那个唯一的男性感到有些不自在了，他主动提出支付半品脱和一品脱之间的差价。显然，半品脱和男人的酒量是不匹配的。由这件事情我发现，男性总是一品脱一品脱地喝啤酒，即使他们喝了六七品脱后开始要半品脱时，也会小心翼翼地将那半品脱啤酒倒进前面用过的一品脱玻璃杯里。为女性准备的半品脱啤酒装在不同的玻璃杯子里（女人用弧形玻璃杯喝，而男人用直边玻璃杯喝），这样就绝对不会把男性的半品脱与女性的半品脱混淆。的确从很多细小的动作里看出差别的象征（道格拉斯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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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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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的一些男性徒步领队和徒步者，由于英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缘故，他们在55岁到60岁之间就被迫退休了。尽管生活相对舒适，拿着不错的退休金，也有适度的金融安全保障，许多人（当然不是全部）对提前退休还是耿耿于怀。尽管他们表达了对关系到退休金的通货膨胀的忧虑，但是多数人则强调他们需要工作更多是由于个人原因而非经济原因。所有人都去寻找活动打发他们新近空下来的时间。由于退休前就进行徒步休闲，现在他们就把徒步当成一种值得追求的爱好，一种重新安排时间和构建自我形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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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前航空交通管理员，是这样认为的：“我过去的工作压力非常大，而我退休后，每天的压力变成了决定我该喝黑莓酸奶还是纯酸奶！于是我想，是该开始干干领队的工作了。”一个退休后从事徒步领队的人，在年轻时就为CHA一类的组织担任过领队。许多退休人员都在孩提时期由父母领着参加各类机构（通常是CHA）的休闲徒步旅行。玛丽恩，我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女性领队之一，说依据她的经验，这些退休男性很难适应休闲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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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仍然想支配，他们有主见——固执己见，有时说服他们做点超出常规的事情，简直比登天还难。他们是井底之蛙：“这是我的项目，我只走这些线路，我只参加这种晚间活动，我只这样做，这是我的路。”如果你建议：“如果我们这样做怎样？”他们就会很担心，因为他们以前没有做过。男人总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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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的支配技巧被带进全国性徒步假日机构以及地区性徒步俱乐部。通过这些俱乐部，他们经常插手地区政治，诸如进入权和规划的议题——本质上具有争议性的领域。斯坦，一个提前退休人员，当地徒步俱乐部积极分子，曾经组织活动抵制在过去受到保护的乡村附近开发房地产。尼戈尔，伦敦一个区议会前首席行政官，也领导过抗议——抗议在乡村兴建大型超市的规划，这个大型超市会灭绝当地商业街的所有商店，改变当地风景，大大增加周边地区的汽车和卡车交通流量。他认为像他这样的人是前局内人，了解“游戏规则”，由“猎场看守人变成了偷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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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男性在退休前就为担任徒步领队做铺垫，偶尔会替补意外生病的领队带领徒步旅行。有些人则是无意之中当上了领队。罗宾，海上石油钻塔工人，参加了西班牙的一个徒步假日，那儿的“领队糟透了”，结果他们团队的14个人“结下了真正的交情”。第二年，团队的多数人出现在英国，共同参加了假日徒步。他们玩得非常痛快，因此继续一年见面两三次。由于罗宾是他们中最有经验的，他就成了领队。他很喜欢这种经历，于是开始参加山区徒步领队训练项目，计划退休后成为职业领队，现在他已经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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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和社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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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到共同感和争端可以并存的同时，我已建议在世俗性朝圣的架构里考量徒步群体——人在徒步过程中经历共同感。我将这个观点放在地区性徒步俱乐部的长时间维度之内细察，俱乐部成员在几年内或更长的时间内一起徒步旅行。我想了解徒步俱乐部是否成为一个调解空间，在这里，结构性的等级世界被暂时而多次地抛弃，随之产生的是给人更平等感觉的经验性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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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视角，我们不妨假设一周徒步团队和全英国境内的地区性徒步俱乐部构成了一个比较隐蔽的网络里多重和移动的点。这个网络不仅标出了一种社会运动的“原因”而且还标出了运动的“方式”，尽管这种运动是非政治的，却具有引起政治改革的能力。当然，徒步运动里的一些特别群体的确“使复杂社会中的一些基本困境的存在公开化了”（梅卢奇1989：222）。把徒步看成是一种社会运动，这一观点有悖于从社会不满来解释一场运动（比如宪章运动）起源的传统社会运动理论（克兰德曼斯，科里斯和塔洛1988；梅卢奇1989），但却符合新社会运动的理论。新运动具有如下全部或部分的标志：为取得信息的权利而斗争，为参加“运动”而参加运动，参加运动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以及对环保议题的意识（梅卢奇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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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更广的层面来看，作为社会活动的徒步涵盖了公众与私人、形而上与生活现实的内容。它包含了自我代谢的全国性组织机构以及自然减员的群体——一起徒步的男女会员，他们有时拒绝接纳新会员。在这种也可称为社交活动的社会运动中，行为人进入这样一个领域，他们制造意义、调解生活危机、建构个人和群体的身份认同。通过当地、地区性和全国性徒步组织创造出人们交流和争论进入权和规划问题的公共空间。同时，徒步群体也创造出发生人际关系的私人空间（无论是短暂的还是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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