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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我更喜欢划成小块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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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徒步比我每天的工作更能带来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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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农业效率居于第一位,乡村的景色外观居于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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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大片农田单种一样庄稼,如油菜,显得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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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从我年轻时候以来,风景已有很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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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风景的变化对于生产更便宜的食物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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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乡村的变化意味着历史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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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移除围篱来扩大农田面积,改变了风景外观,这一改变是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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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我年轻时野花种类比现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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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保护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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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英格兰的西南部乡村最“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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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比起我的工作来,徒步具有更大的“康乐”和“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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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假如能减少农业对乡村的破坏性改变,我宁愿花更多的钱买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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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商业林的针叶树应该与阔叶林套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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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科茨沃尔德和南方高地的缓坡是“典型”的英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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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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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和北大钱理群先生有过一次电话长谈。钱先生兴致勃勃介绍了他“认识脚下的土地”的构想和一些研究细节,并希望我能发挥自己的外语所长,引介一些理论文献。为先生的热情所感染,我满口答应。不曾料到的是:这次谈话把我这个偏安文学批评一隅的文体研究者引至一个更大的学术领域,从相对自闭的新批评分析模型转向更为开放的文化研究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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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我已经收到他的赠书《贵州读本》,对于先生的学术理念和方法,有了一个比较入微的了解。何谓“阅读脚下的土地”,钱先生引而不论,却为我后来的理论跟进预留了空间。当时,全球化话语的涡流席卷中外学界至少有10年之久。阿帕杜莱就宣称全球化是所有学院人士的焦虑之源。期间,相关议题、不同取向的研究势头猛烈,催化并繁衍了一个庞大的学术谱系,产生很少的共识,却制造出更多的分歧。在此背景下,对于“土地”以及与土地一词联结在一起的概念,诸如“本土”、“地域”、“地方”的思考,则成为一种对立批评(antithetical criticism),与全球化话语形成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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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受爱德华·萨义德的“对位阅读”(countrapuntal reading)的启发,部分受侯世达(Douglas R.Hoftstadter)写作方式的影响——他在《哥德尔、艾舍尔、巴赫》(Godel,Escher,Bach)一书中,尝试了一种他称之为不同寻常的结构:“在对话和章节之间有一种对位”——[182]研究生讨论课上,我会引导学生细读一部理论原文经典,同时配备一部与其形成对立批评的著作进行对读,以期产生“思想对话,观念碰撞,势均力敌”的复调叙述的效果。所以,2004年春季,在《西方正典》(Western Canon)的讨论课上,我为哈罗德·布鲁姆这本书选定了《贵州读本》。仅从二书的题目就可以想见它们的对称、对比乃至对峙的关系——西方/非西方;中心/边缘;普世性/地方性;精英/草根……也许,最重要的一组关系是:书写性文本/具象性土地。随着对读的深入,我和学生一起发现了许多微妙之处,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的一个教学计划:“表面上在谈论一个想法,但是实际上以稍稍隐蔽的方式在谈论另一个想法”(侯世达语),但并未抵达我的目标:将钱先生“阅读脚下的土地”这一学术意识发展成一种连贯性和解释性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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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丰富的理论资源已经存在,只等我们适度地挪用,创造性地借用。这就是方兴未艾的风景学(landscape studies)、地方研究(place studies)和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三个业已壮大、貌似独立的学科,其实与决定性地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走向的人文地理学颇多交错叠合之处。某种程度上,它们的核心概念、重要术语,乃至研究方法都源自人文地理学,又融入派系纷繁的文化研究之中。简言之,它们具有一切新兴学科的跨越性和模糊性;换言之,它们的疆界随着新的关注、方法或问题的介入而在不断移动。在为“阅读脚下的土地”寻找理论性支撑或解释性描述的过程中,我逐渐将范围锁定在与人文地理学瓜葛甚深、近乎同构的风景学上,试图以此为基点展开纵深搜索。之所以如此锁定,是因为在把“阅读脚下的土地”这个比较感性的表达切换到理论层面时,我注意到美国学者皮尔斯·刘易斯(Peirce F.Lewis)在其《阅读风景的原则》(AxiomsforReading the Landscape)一文中,提出一个基本原则:“所有的人类风景,不管如何平常的风景,都有着文化意涵,因此,沃兹M.ThielgaardWatts认为我们‘可以阅读风景,正如我们能够阅读书本’。我们人类的风景是我们无意为之,却可触知可看见的自传,反映出我们的趣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渴望乃至我们的恐惧。”究其知识谱系,这一原则应该是人文地理学泰斗杰克逊(J.B.Jackson,1909—1996)观点的翻新:“一本丰富而美丽的书总是在我们面前打开,我们必须学会阅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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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假设是:既然风景(landscape)一词汇聚和裂变出的同义词和近义词,如土地、地方、区域、空间、记忆、权力、栖居、家园、身份、国族等已经成为当代各种社会理论的建构基础或参照框架,它也应该能够成为一个理论棱镜,透过它可以观察作为一个地方的贵州、作为风景的贵州、作为表述对象的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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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动机,我申请了美国费曼基金,在UIUC进修一年。期间,我系统地研读了大量风景研究专著,并精选了一套丛书。从下列书目就可以看出它们的主旨:《风景与认同》(Landscape andIdentity)、《风景与记忆》(Landscape andMemory)、《寻找如画的风景》(The Search for the Picturesque)、《风景与权力》(Landscape andPower)、《风景人类学》(TheAnthropology ofLandscape)、《恋地情结》(Topophilia)等等。其中,《风景与认同》、《寻找如画的风景》两书,我认为对于贵州具有特别的理论烛照和旅游规划指导的意义。《风景与认同》重点考察了英国湖区和峰区文化赋值(cultural valorization)、公众为进入两大风景区所进行的各种斗争、徒步团体的身份建构……而《寻找如画的风景》主攻18世纪下半期的英国风景美学与旅游的互动关系,对于正在急于把自己建造成“公园大省”的贵州颇能提供一些发展思路和前车之鉴。两书都涉及到如画美学(the Picturesque)如何改变了人们的风景感知和审美趣味,如何使英国西北部——凯尔特边区戏剧性地成为英国的阿尔卑斯山区,游客趋之若鹜的绝美之境,浪漫主义的精神圣地。“画境游”(picturesque tour)得以流行,剧院、绘画、明信片、杂志、广告等媒介的作用居功至伟,它们熏陶了,或者说规训了游客的品味,引导他们拿眼前之景比照他们熟悉的17世纪荷兰和意大利风景画作品,从而抬升了峰区、湖区、苏格兰高地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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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套丛书的实用价值,我觉得将它们放在贵州出版似乎更能彰显书地相得。多年前,我在四川外语学院攻读英美文学硕士学位时,曾在几个假期,与当过知青、机智老练的大师姐在贵州山区徒步漫游。美好的80年代犹如褪色的黑白底片,时常在我的记忆里显影:两个女生,肩背帆布包,携带一架海鸥相机(克劳德镜子的升级版?),日行山间公路,夜宿乡村旅店,饱览如画美景。一路上,我总是把黔东南黔西南奇崛的群山、奔涌的急流、荒凉的原野“误读”成司各特笔下的苏格兰高地风景,把远处田坎里身着百褶裙的苗家农妇“误认”成腰系格子裙的苏格兰山民,不时招来满腹现代派理论的师姐的反讽,惹出她关于“抒情”、“移情”、“矫情”的高谈阔论。某次,我指着路旁70度坡地上稀疏瘦矮的玉米对她说:“这可不是麦格瑞戈族人的农田吗?”曾躬耕于凉山阿坝的师姐狂笑:“玉米不是燕麦。”向来俏皮的师姐还顺便帮我复习了一遍约翰逊博士著名的定义:“燕麦是英格兰人用以喂马而苏格兰人藉以糊口之物。”可惜当时我是余生太早,身处前互联网时代,无缘得知诸如《恋地情结》(1974)、《发现日常风景》(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1984)这些风景研究的奠基之作,不得预见将有一批包括《寻找如画的风景》(1989)和《风景与认同》(2000)在内的风景研究力作问世,更未想到20年后自己会从英美文学专业转入风景研究领域——这个转向并非由于学术兴趣的突变,而是因为研究对象的导接。在阅读相关文献时,我感觉一些新锐的话语或观念,诸如“地方感”、“定位于风景的自我意识”、“想象的共同体”、“深植于风景之中的文化民族主义”、“风景殖民主义”……与其说是领我瞻望学术前沿,不如说是引我“后视”(rearmirror)自己的风景经验。尤其是阅读达比的《风景与认同》时,我感觉仿佛有一束强光照亮了幽封在过去之洞穴的记忆,青年时代的即兴之举:原来与师姐在贵州的徒步假期,我们所看所想,我们的争论……是可以得到风景理论的追认、解释乃至放大到意味深长的程度。如果真能穿越,我好想回到二十多年前那个夏风拂面的下午,回到贵州威宁洛泽河岸某处。我要援引达比的考证来为我的文化模仿辩护:“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包括法国革命期间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英格兰与法国之间充满公开的敌意,这种敌对关系具有周期性发作的特点。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人出国休闲旅游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可能性或可取性大打折扣。同样,国内的远距离旅行也颇为不易或多有限制。但是若有可能,他们会到英格兰群山起伏的北部乡村以及北威尔士旅行,这也是英国旅行者能感受到阿尔卑斯山式的震颤(frisson)的最近距离……”。甚至,我要追加一句煽情的话:“我正在感受阿尔卑斯山式的震颤。”更甚至,我要对屡屡带我绕开收费关卡,翻墙或跨栏溜进景区[183]的师姐说:“搁在19世纪的英国湖区,我们这种行为属于‘非法侵入’。”当然,我也要用达比的观察来分析自己的误读误认:“古典教育,犹如绘画知识一样,使得游客把风景与文学联想起来,将当地人变成了艺术装饰。”反思自己的观景行为是否也是一种伪精英的“凝视”:在我们这两个来自相对发达的内地的游客眼里,欠发达的贵州苗疆是否犹如18世纪相对落后的凯尔特边界,只是一个引发审美联想的对象,至于如画美景背后的贫穷与衰败则不在我们的关注之内?追问自己对于贵州的依恋是否属于达比田野调查的范围:以象征的方式归属一个非出生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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