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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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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地铁救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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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街道委员会带领，而且既不强迫，也不分组。太阳一落，居民们就各自携带简单衣被，秩序井然地钻进离得最近的“铁管子”——伦敦人这么称呼他们的地铁。站台很长，没有人为三姑六婆用席子占地方，所以总能找到一块栖身之所。伦敦的地铁尽管很深，可每逢附近中了弹，睡在站台上照样受到震动。次晨就看到多少人家又成为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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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轰炸那几个月，我为重庆《大公报》写得最是勤快，很少有一周不寄通讯的，而且有的通讯长得要连载几天才能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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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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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我和未来的新加坡第一副总理一道钻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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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阵子每晨从地铁钻出，把衣物放回住所后，我就踏着碎玻璃碴、断裂的管子，去采访挨炸后的伦敦了。救火车将胶皮管对准火海中的巨厦喷射着，义务防空队队员小心翼翼地挖着尸体——或者压在瓦砾下一息尚存的罹难者。圣翟尔教堂后边弥尔顿的墓碣和石像炸倒了，连圣保罗教堂周围也拦了起来，成为“危险地带”——附近大概有未爆炸的定时炸弹。保险公司也不能自保了，它的写字间屋顶被揭开，墙上还残留着“火险”、“寿险”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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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没有地铁，等于光着身子挨打。可重庆地下当时大概也不会有伦敦这么复杂的管道网。尤其一旦煤气管道炸裂，就臭气熏人，随时都可能爆炸起火，方圆几英里都得禁止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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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也有过这样的经验：还没来得及拉警报，敌人已飞临上空了。于是，就得立即找掩蔽的地方。当时我同一个泰米尔青年拉贾拉南住一层楼。每逢遇到这种场合，我们就一道钻到公寓的一张大饭桌底下。那是座专门接待东方人的公寓，同住的有一位学提琴的锡兰（斯里兰卡）姑娘，以及几个中国人，有银行职员，也有学物理的。只有拉贾拉南和我是搞文学创作的——其实，他当时在学法律，但也写写小说。后来，同我一样也干起记者这个行当来。六十年代末，他当上了新加坡的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一九八三年我重访新加坡时，与他旧友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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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的伦敦，人们终日被刺耳的防空警报环绕，房屋被毁，亲人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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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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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大轰炸中的赛美、演出与音乐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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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而言，修养差的，遇事慌张，而修养好的，则依然能保持镇定。民族也是这样。在通讯里，我着重描写伦敦人在大轰炸中的良好秩序，以及他们在危难中的幽默感。说来难以置信，“戴防毒面罩的女士赛美”之类颇为荒唐的趣闻，经常见诸报端。我在寰球戏院见到过令我肃然起敬的一景。那晚演的是《雷岩》。演到第二幕，隐隐听到外面在拉警报。帷幕临时落下，剧场经理从幕缝中走出，向观众深鞠一躬，说：“请原谅我打搅各位，外面正拉警报，照官方规定，观众有愿去防空壕的，可以退席。”观众只报以一阵掌声来表示谢意，却连一个退席的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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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伦敦市中心的国家绘画馆内所举行的午餐音乐会。票价低廉，只需一个先令，而节目极精彩，因为都是第一流的钢琴家（如麦丽亚·海斯）或提琴手。所谓“午餐”，只不过是临时设台出售的三明治。因为是绘画馆，所以没有座位。大家都手捏着三明治，边吃边听古典音乐。德国是欧洲古典音乐的摇篮，所以节目不是巴赫就是贝多芬。这也表现出英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熟多了：不因希特勒而迁怒于德国音乐家。我每次去，总一边欣赏演奏，一边觉得英国人这是向狂轰滥炸的纳粹示威。时常里边演奏，外边正拉着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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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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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床上一层炸弹片，我却迷上了桥牌，遭遇了燃烧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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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说命硬，却也不是从未遇过险情。那阵子我不是去地铁，就是到住在钢骨水泥巨厦的友人顾宪成家里过夜。也正是那时，我迷上了桥牌。有一次天明我回到自己家里，发现窗户被炸裂，床也东倒西歪，上面是一层炸弹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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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在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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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英后不久，我就通过诗人罗伯特·特里威林结识了德籍犹太诗人兼医生布鲁特大夫。他们住在市中心。有一次我到他家去度周末。星期天晚上他们夫妇出去赴邻居家的宴会了，我独自为他们看家。晚上九点左右拉了警报，正在楼上倚床看书的我，只穿着一身睡衣就跑到底层楼梯底下躲避。没多久，轰隆一声巨响，那幢二层小楼中了弹——幸亏是一颗烧夷弹，登时楼顶起了火。布鲁特夫妇马上赶了回来。这时，义务消防队来救火了。布鲁特太太一进家门，就冒着硝烟冲上楼去抢救箱笼细软。一向对哲学和音乐比对医学更有兴趣的布鲁特大夫，则背对着火场，摊开双手大声慨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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