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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和牛津两家大学的组织形式,有点像我国旧式的大家庭。它有个总的机构,叫大学评议会,但实权——特别是财权,却分别掌握在各学院手中;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各学院的底子厚薄不一。正校长只挂名而不驻校,副校长则由各学院院长轮流担任。评议会是大学的枢纽,是个立法机构,同时,掌握着学生的履历和成绩。所有正式生入学后都要到评议会来登记注册。毕业时,在这里领取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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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大学评议会登记注册是一次十分隆重的典礼。那天,我披上黑袍戴上方帽,随着旁的新生走进一间大厅。桌上放着一个羊皮封面的厚册。弥尔顿、拜伦、达尔文……所有历代剑桥学生入学时,都曾在这个册子上签过名,还要写上家庭简况。我们挨个儿虔诚肃穆地在册子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边写边感到传统所具有的特殊力量。同那些显赫人物列入同一名册,当然是无限光荣的,同时也是一种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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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黑袍、“斗犬”、“高桌”、酒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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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袍原来大有讲究。我那件研究生服好像比本科生多了一根飘带,教授的还镶了一道红边。两年间,除了睡觉或入厕,那黑袍就像蜗牛身上那个壳壳一样,总罩在我身上。这是中国古僧侣制度的遗留,也是有别于市井的大学成员的一种标志,像军人的风纪一样,看得十分认真。入晚,斋务长还派出一些稽查员(学生称他们“斗犬”)去大街小巷巡逻。倘若发现了某人未穿黑袍,就像交通警察那样掏出小本,记下姓名和所属学院,要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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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中央的大草坪也有讲究。未获学士学位的,不得走草坪。研究生可以斜擦着边走。只有教授才可以大阔步地从草坪中间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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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一九八四年重返英国,在剑桥与英国老朋友荡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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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十点学院就关上大门,来访的女客必须在那之前送出。在饭厅,每餐开吃前先得起立,诵拉丁祷文。然后才呼啦一声坐下用餐。教授们坐在高台上,称做“高桌”。饭菜同我们毫无二致,只是席间他们可以喝到葡萄酒。在战时,那可不是微不足道的特权。王家学院的酒窖是常为人妒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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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重访英伦时,我当年的导师瑞兰兹博士曾邀洁若和我去学院小住。这才知道战后剑桥有了不小的变化。如今男女合校了,姑娘们索性住进了学院。不少繁文缛节都减免了。黑袍方帽也改为只在举行隆重典礼时才披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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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高才生们本事高强的恶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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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有捉弄新生的坏风气。刚进剑桥,我本也有些担心。可他们并不欺生,甚至把我当作自己人。记得第一次用餐时,邻座的一位陌生同学就小声教我晚间外出迟归,遇到学院关上大门后,怎样爬进来的窍门。他说了近三十种爬法。可我告诉他,我从小就不会上房,也无意在这里惹是生非。学院的有些规则,还是上一世纪订的,从中可以窥见当年纨绔子弟的放荡,例如有一条是:“不得在学院内点放烟火或带进卖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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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恶作剧的传统依然遗留着,这也是由来已久了。据说当《墓园挽歌》的作者、诗人托马斯·葛雷(一七一六至一七七七)住校时,总担心宿舍失火,自己被困,就在窗框上拴了根粗绳,准备一有火警,立即顺绳爬下。一晚,同学们在他窗下放了只大木桶,盛满了水,然后鸣钟告警。只见葛雷在众目睽睽之下,照自己预想的爬出窗口,顺绳溜下。扑通一声,整个身子落入桶中,围观的同学大为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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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萧乾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读研究生期间,西班牙画家格里戈里奥·普列托(Grigorio Prieto)为他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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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恶作剧往往既表现了机智、幽默感,又显示出胆量。我到剑桥之后不久,一天早晨,看见王家学院右首大学评议会的旗杆上悬了一辆自行车和一件粉色女内衣。驻足看热闹者都赞叹干这勾当的本事高强,大学当局可头疼了。直到下午才有能手爬上去取下半空中的展览物。学院里有位住一楼的同学以熟睡闻名。一天,调皮鬼夜晚把草坪上牧放的一匹马拉到他卧房。次晨醒来,他才发现大马正在房里不安定地转悠,地板上则满是湿臭的排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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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剑桥读书,上课听讲是次要的,每个学生都有位导师——有指定的,也有自投门下的。每位导师只带两三个学生。每个星期一两次在预定的时间——一般是下午四点用茶的时候,师生随意坐在长沙发上。不是先生讲学生听,而是老师启发、指引(比如该看哪些书),学生则宣读当周自己写的小论文。鼓励学生提问、阐述自己的观点以至同导师争论不休。这是一种几近奢侈的教学法,然而也是最能开拓思路,激发创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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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我的导师瑞兰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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