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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剑桥剑河边，读英文学研究生，此间读意识流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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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导师乔治·瑞兰兹是有名的才子，英国象牙之塔的宠儿。他不但学识渊博，而且还长于演剧。我看过他演的希腊悲剧和他导演的《渥勒普尼》。凯恩思贵族逝世后，他接任剑桥艺术剧院的院长。当时我研究的是英国心理派小说。他先鼓励我广泛地阅读，然后逐渐引导我进入劳伦斯、伍尔夫和福斯特的研究。在他的启发诱导下，我先后写了十几篇小论文。每逢我在文中从东方人角度提出出格儿的看法时，都分外引起他的兴趣。特别在钻研西方尊为艺术顶峰的乔伊斯时，我写了一篇小论文，说《芬尼根觉醒》只能是文学史上一个偶然现象，正如十八世纪劳伦斯·斯泰恩的《特里斯川·项迪传》和菲尔丁的《汤姆·琼斯》那十八卷每卷前的序章一样，是一番绝技表演（tours de force），不可能成为小说创作的正途和主流。在中国，尤其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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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兰兹本人对乔伊斯是推崇备至的。我交去的那篇论文，实际上是说乔伊斯走的是一条死胡同。我先从文学的社会功能谈起，也谈到了作者与读者感情的交流，否则文学就成为变相的文学游戏。我这个东方人的论点必然使他大为震惊，同时，也可引起他的兴趣。我们接连两个下午讨论了这个问题。显然，这里存在两种角度，两个截然不同的出发点。然而谈话间，他不是在维护他自己的看法，而是更着重于倾听，以便理解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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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他邀洁若和我去他书房吃茶的那天，曾指着那张长沙发对洁若说，那就是当年他“教”过我的地方。是呀，我们各坐在沙发的一端，他使劲吧嗒着烟斗，不断转着那对蓝眼珠，耐心、专注而且同情地倾听着我这个东方青年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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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剑桥，我学会了冷静地听持相反观点的人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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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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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让我至今怀念的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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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偶尔的恶作剧，只不过给剑桥生活平添了一些风趣，最使我怀念的，还是大学里丰富无比的课外活动。那是大学教育不可分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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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自然是学生联合会，那既具俱乐部性质（有便餐厅，也常举行舞会），同时也是英国议会政治的摇篮。每星期六晚上都举行辩论会。会场基本上仿照英国下议院的格局：坐在台上的主席相当于议长，座位呈马蹄形，坐着正反双方的主辩、助辩和拥护者。主辩人之外，还常从伦敦邀请闻人来支援。记得一九三九年一次辩论的题目是：英国应援助中国抗日。正方请《新政治家与民族》主编、援华会理事金斯莱·马丁来支援，那次的主辩是马来亚华侨林骅。反面的阵容中还包括一个日本学生。辩论言辞激烈，但秩序井然。坐在旁听席上的我，唯一感到不舒服的，是林骅在反驳那个日本学生时，还口口声声称他做“尊敬的对方”，刺耳极了。我心想：这完全是虚伪的绅士客套。可是听过几次辩论之后，我体会到这是体现着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尊重对方。同时，这种礼仪也可以避免像民国初年北京国会里飞墨盒、舞手杖的场面。文明不文明，就看是以理还是以力服人。五十年代在北京参加政治学习，我很不习惯的是一方动不动就用帽子、用追问动机来压制对方。三十几年后，证明以力服人，只能“服于”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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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在伦敦与留学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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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的各种学会太多了，我只能选对我最实惠的参加。由于参加了“电影学会”，我得以最少的代价（一个先令），每周看到些好片子，从而对电影艺术的发展获得系统性的知识。我看了苏联十月革命初期的一些名片，如《生活之路》和《表》，也看过从未公演过的艺术片，如苏联名导演爱森斯坦所拍的一部反映墨西哥农村生活的片子。那是三十年代美国左翼作家募款请他拍的，言明长度为一小时四十五分钟。不料爱森斯坦这位艺术家迷上了墨西哥天空那草莽鱼鳞般的云彩和高可数丈的仙人掌。自然背景拍了两个小时，故事竟还没开始，只好请他草草结束。后来一个平庸的导演来个狗尾续貂。故事是交代了，但同前半相比，摄影呆板粗陋，表演手法拙劣，简直令人看不下去。宣传与艺术有时会出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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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参加了个“读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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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与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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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去英国友人家度周末，晚饭后往往有个节目：朗读。这真是一种十分高雅的节目，也是一种小规模的戏剧表演。我听过狄更斯、乔治·艾略特和盖斯凯尔夫人小说的朗读。读得绘声绘色，大大增强了我对原作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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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以为“读剧会”也是由行家来朗读，自己只消坐在那里欣赏，岂料参加进去后，每次读剧都事先由学会秘书长分配角色，不能光带着耳朵去听。我向来不擅长模拟表演，如今还要模仿一两百年前的英国人——即便是个仆役的角色，也是难以胜任的。每次轮到我时，总有些结结巴巴，十分狼狈。然而通过参加那个学会，我认识到文字流畅上口的重要性。有时写完一篇东西，常自己先朗读上一遍，看看中间有没有疙瘩，或者语感上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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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会都是自发组成的，多在晚间宿舍里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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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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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罗素、李约瑟邀我吃茶；与轰炸机驾驶员的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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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会在英国社会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战时，由于食物配给的严峻，请饭不易办，茶会变得更为流行。在剑桥的两年，我每周都要赴几次茶会，有学院内部师生或同学间互请的，也有本学院以外的，例如三一学院的著名哲学家罗素以及正在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都常邀我去吃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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