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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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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高才生们本事高强的恶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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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有捉弄新生的坏风气。刚进剑桥，我本也有些担心。可他们并不欺生，甚至把我当作自己人。记得第一次用餐时，邻座的一位陌生同学就小声教我晚间外出迟归，遇到学院关上大门后，怎样爬进来的窍门。他说了近三十种爬法。可我告诉他，我从小就不会上房，也无意在这里惹是生非。学院的有些规则，还是上一世纪订的，从中可以窥见当年纨绔子弟的放荡，例如有一条是：“不得在学院内点放烟火或带进卖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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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恶作剧的传统依然遗留着，这也是由来已久了。据说当《墓园挽歌》的作者、诗人托马斯·葛雷（一七一六至一七七七）住校时，总担心宿舍失火，自己被困，就在窗框上拴了根粗绳，准备一有火警，立即顺绳爬下。一晚，同学们在他窗下放了只大木桶，盛满了水，然后鸣钟告警。只见葛雷在众目睽睽之下，照自己预想的爬出窗口，顺绳溜下。扑通一声，整个身子落入桶中，围观的同学大为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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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萧乾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读研究生期间，西班牙画家格里戈里奥·普列托（Grigorio Prieto）为他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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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恶作剧往往既表现了机智、幽默感，又显示出胆量。我到剑桥之后不久，一天早晨，看见王家学院右首大学评议会的旗杆上悬了一辆自行车和一件粉色女内衣。驻足看热闹者都赞叹干这勾当的本事高强，大学当局可头疼了。直到下午才有能手爬上去取下半空中的展览物。学院里有位住一楼的同学以熟睡闻名。一天，调皮鬼夜晚把草坪上牧放的一匹马拉到他卧房。次晨醒来，他才发现大马正在房里不安定地转悠，地板上则满是湿臭的排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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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剑桥读书，上课听讲是次要的，每个学生都有位导师——有指定的，也有自投门下的。每位导师只带两三个学生。每个星期一两次在预定的时间——一般是下午四点用茶的时候，师生随意坐在长沙发上。不是先生讲学生听，而是老师启发、指引（比如该看哪些书），学生则宣读当周自己写的小论文。鼓励学生提问、阐述自己的观点以至同导师争论不休。这是一种几近奢侈的教学法，然而也是最能开拓思路，激发创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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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我的导师瑞兰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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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剑桥剑河边，读英文学研究生，此间读意识流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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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导师乔治·瑞兰兹是有名的才子，英国象牙之塔的宠儿。他不但学识渊博，而且还长于演剧。我看过他演的希腊悲剧和他导演的《渥勒普尼》。凯恩思贵族逝世后，他接任剑桥艺术剧院的院长。当时我研究的是英国心理派小说。他先鼓励我广泛地阅读，然后逐渐引导我进入劳伦斯、伍尔夫和福斯特的研究。在他的启发诱导下，我先后写了十几篇小论文。每逢我在文中从东方人角度提出出格儿的看法时，都分外引起他的兴趣。特别在钻研西方尊为艺术顶峰的乔伊斯时，我写了一篇小论文，说《芬尼根觉醒》只能是文学史上一个偶然现象，正如十八世纪劳伦斯·斯泰恩的《特里斯川·项迪传》和菲尔丁的《汤姆·琼斯》那十八卷每卷前的序章一样，是一番绝技表演（tours de force），不可能成为小说创作的正途和主流。在中国，尤其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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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兰兹本人对乔伊斯是推崇备至的。我交去的那篇论文，实际上是说乔伊斯走的是一条死胡同。我先从文学的社会功能谈起，也谈到了作者与读者感情的交流，否则文学就成为变相的文学游戏。我这个东方人的论点必然使他大为震惊，同时，也可引起他的兴趣。我们接连两个下午讨论了这个问题。显然，这里存在两种角度，两个截然不同的出发点。然而谈话间，他不是在维护他自己的看法，而是更着重于倾听，以便理解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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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他邀洁若和我去他书房吃茶的那天，曾指着那张长沙发对洁若说，那就是当年他“教”过我的地方。是呀，我们各坐在沙发的一端，他使劲吧嗒着烟斗，不断转着那对蓝眼珠，耐心、专注而且同情地倾听着我这个东方青年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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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剑桥，我学会了冷静地听持相反观点的人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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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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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让我至今怀念的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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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偶尔的恶作剧，只不过给剑桥生活平添了一些风趣，最使我怀念的，还是大学里丰富无比的课外活动。那是大学教育不可分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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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自然是学生联合会，那既具俱乐部性质（有便餐厅，也常举行舞会），同时也是英国议会政治的摇篮。每星期六晚上都举行辩论会。会场基本上仿照英国下议院的格局：坐在台上的主席相当于议长，座位呈马蹄形，坐着正反双方的主辩、助辩和拥护者。主辩人之外，还常从伦敦邀请闻人来支援。记得一九三九年一次辩论的题目是：英国应援助中国抗日。正方请《新政治家与民族》主编、援华会理事金斯莱·马丁来支援，那次的主辩是马来亚华侨林骅。反面的阵容中还包括一个日本学生。辩论言辞激烈，但秩序井然。坐在旁听席上的我，唯一感到不舒服的，是林骅在反驳那个日本学生时，还口口声声称他做“尊敬的对方”，刺耳极了。我心想：这完全是虚伪的绅士客套。可是听过几次辩论之后，我体会到这是体现着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尊重对方。同时，这种礼仪也可以避免像民国初年北京国会里飞墨盒、舞手杖的场面。文明不文明，就看是以理还是以力服人。五十年代在北京参加政治学习，我很不习惯的是一方动不动就用帽子、用追问动机来压制对方。三十几年后，证明以力服人，只能“服于”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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