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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是不是从小不大同女性接触，才成为这个样子？他连连摇头说，他上的小学和中学都是男女合校。他一直生活在异性中间。他反问我，难道中国就没有像他这样的人？我回想了一下。一九二六年我在北新书局当练习生的时候，确实遇到过一个奇怪的伙伴。然而那是我生平仅遇到的一个。三十年代在上海，倒听说过亚尔培路有男妓。但那都是为生活所迫，出来供洋人玩弄的。一般中国人都是男娶女嫁。我没接触过这样变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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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决表示不相信，甚至认为我不肯对他讲真话。那时，同性恋在英国还是犯法的。这本身就给他一种自卑感。现在回想，我当时的反应一定使他很失望。因此，从那晚谈心后，我对学笛子以及他对教笛子的劲头都淡了下来。有时我觉得他在躲我，仿佛认为我在轻蔑他。我虽然没那样，可在我心目中，他好像从一个正常人变为一个怪物。多年后，当我对这一生理现象有更多的了解之后，我对那位同学产生了负疚之感。他把自己生命中的一个隐秘吐露给我，但我非但未同情他，反而对他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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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在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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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在十四五岁时，对男性的同学也有过一阵子莫名其妙的炽热感情。记得星期天我曾傻傻地在校门口伫候一个同学返校——他回自己家度周末了。那种依恋之情和日后同异性恋爱颇有相似之处。记得班上另外一些同学也有过这种情况。然而那仅仅是感情上的贴近，最多“挨一下脸”。最重要的是，很快我们就各自被异性吸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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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期还在一篇题为《丑事》的短篇中写过这一现象，在《国闻周报》上发表后，从未收过集子。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我对这种“超友谊”的否定态度。及至了解到西方的同性恋之后，我才知道小时那种痴情算不上什么。也许只是在孤寂的童年中寻找一种感情出路。西方的同性恋在古希腊找到了诗意的根据。为中国人奠下人生哲学基础的孔子，讲的是三纲五常。我学变态心理学时就常想，中国没有职业的心理分析家。倘若有，他非喝西北风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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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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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苏珊发誓教会我跳舞却死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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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难以相信，最后治好我那头疼病的是一条牧羊犬和威尔士西北部长满蓝色石南花的丘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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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感谢威廉-蔼理斯一家。在我病得什么研究工作也继续不下去的时候，苏珊（就是一九八四年以来一直苦口婆心催促我写这本回忆录的朋友）把我带到她老家波特美朗半岛上去，将我托付给她父母之后，她就回伦敦去了，战争期间，她在政府部门从事机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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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令人神往的自然风景区。苏珊的父亲克劳夫自一九二五年起，便倾自己的全部积蓄，在这里经年累月修建起一片仙境。这位杰出的建筑师用毕生精力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里的一切，说得上是英国建筑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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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在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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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蔼理斯家在北威尔士是望族。祖先当过国王。苏珊的母亲阿玛贝尔是位作家。他们住在北威尔士西北角的群山里。住宅建在一座宏伟花园的一角，新旧两幢相接。旧楼古老得简直说不出年代，新的也是十四、十五世纪建成的。家具、壁炉，到处都积着历史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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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苏珊是在伦敦笔会上认识的。她从皇家美术学院毕业后，就在达廷吞教绘画。她最爱画海洋生物。一九四〇年我在笔会的午餐会上演讲的那天，阿玛贝尔因病没能出席，苏珊代表母亲出席的，和我邻座。从那以后，我们就常一道听音乐，看展览。我参加了她和经济学家尤恩·古波·威利斯的婚礼。她听说我这个当记者的竟然不会跳舞，就发誓非把我教会不可。我们去了几趟皇家咖啡馆，有一次在舞池里我差点儿把她绊倒。她终于死了心，说天下难找我这么没有一点节奏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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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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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牧羊犬与威尔士的丘陵风光治好了我的头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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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在苏格兰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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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我在闹病，而且是这种莫名其妙的病，她的家就对我敞开了大门。我先在她家住了些时候，后来又搬到一个牧羊人的家里。小小的茅屋坐落在山脚下，一对纯朴敦厚的老夫妇只会讲几句简单的英语。家里养着一条黑白花的牧羊犬，叫笛琪。它身材细长，有着一对和善的眼睛，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我坐在壁炉前听音乐，它总趴在我脚边，不时地还歪着头，带着温情朝我望。每天下午它都陪我在铺满蓝色石南花的山谷里散步。笛琪在前边打头阵。它走一段就停下来，回头望望我，像是在听候吩咐。每次总走到一个可以远眺爱尔兰海的山头，再折回来。这么走着走着，一路哼着一些熟悉的小调，头上那道箍居然就由松开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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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及一九八六年重访英伦，承苏珊厚意，我同洁若曾两度去那个过去医治了我的地方小住。苏珊同尤恩膝下有三女一儿。现在，儿子拉宾和儿媳十分能干地经营着波特美朗这片别墅群的旅游业，大女儿安薇尔在帮父母设计陶瓷——他们办起了一座二百人的波特美朗陶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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