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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发现瑞士总统并没有罗斯福、丘吉尔或蒋介石那么大权柄。他得绝对听命于议会，而那个议会又是全国二十五个省议会所组成的。至今，省议会的选举还像中古时代那样，在露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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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国还是以国联为首的许多国际和平组织的所在地。瑞士处在战争圈之外，可日内瓦的万国红十字会在六年欧战中，曾为双方被俘人员传递了五千万封家书，分配了近亿件慰问包裹。在他们登记室的卡片匣里，有五千万张卡片，上面记录着战俘的转移、踪迹或死亡记录。数百名女工作人员（有领薪的，也有尽义务的）每日都在登记或查找着卡片。我随手翻了一下卡片匣，每张寥寥数行，都是一篇心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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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上空击落，死于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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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尔森集中营患肺结核，旋即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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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亚洲组中仅占一角，死亡者大多是英美沉船上的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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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一个美国大兵问吹嘘瑞士民主的人：你见过你们的总统吗？那个人说“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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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很少看见警察巡逻。这不能不归功于教育的发达。他们有七所大学，四百种报纸。这是大思想家卢梭及心理分析家荣格的故乡。它曾吸引众多的欧洲学者。德国哲学家尼采、法国评论家圣勃夫都曾来此讲过学，但瑞士把教育重点放在中小学上，所以它是地球上文盲消灭得最彻底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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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黎士开往日内瓦的二等火车上，我同对座的一位中年人聊了阵天。他顺口讲出许多数字，我很吃惊他对瑞士经济情况那么谙熟。及至他在伯尔尼下了车，我才知道他原来是粮食部长。据说一个来瑞士度假的美国兵在一辆电车上大谈美国如何民主，人们随时可以进白宫去见总统。那个瑞士人只说，在瑞士，总统和平民没有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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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你们总统吗？”美国兵有点不服气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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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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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大相信这个故事，可驻瑞士的中国使馆里的朋友告诉我，那里的总统确实乘电车去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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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第十五章 回国：大十字路口的命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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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刚一结束，《大公报》就拍电要我立即回去，而我自己呢，更是归心似箭，恨不得插翅立刻回到故土。当时，只要是往东走的交通工具，我都抓住不放。搭不上飞机，就打听起轮船来。战争期间，许多客轮都改装成运输船了，我找到的就是一艘货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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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走了一百天才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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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由伦敦飞到上海只需十几个小时。一九三九年我从九龙坐船到马赛，走了将近一个月。一九四六年我在东伦敦登上格林诺高号货轮，由于沿途港口设施多遭破坏，水雷还未排除尽，足足走了一百天才抵达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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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不失为一次惬意的旅行。同船十八人，均是有急务在身、享有优先权的乘客，否则连这样的船也休想搭上。我们沿着蒙哥马利和隆美尔角逐过的北非，驶过平静的地中海。一到埃及，我就觉得到了自己所属的东方。我悄悄问那贯穿东西半球的苏伊士运河，战后的新秩序究竟是啥样儿？我伫立于船桥，看甲板上的纷杂景象：起重机恍若一只长颈鹿在一起一落。棕肤卷发的埃及人拖着褴褛的长袍在装卸，黄皮肤的宁波海员头上遮了顶油污的小帽，在操纵发动机。但站在船桥上指挥的，依然是穿雪白制服、佩戴金光闪闪的肩章的英籍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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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烟波浩渺的红海和印度洋，我们来到远东的门户——新加坡。船在这里一停就是三十几天。承胡愈之先生的安排，我踏访了沸腾的马来半岛，看到依然飘挽着英国旗帜的这片土地上，民族独立运动在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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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我当上了复旦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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