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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抵上海，首先一个难题是报馆没有为我准备住处，而上海那时租屋，非有金条不可。辗转搬了几次家，最后，为了解决住房，接了复旦大学的教职，在徐汇村一幢日本式平房安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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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那时《大公报·文艺》方面我仅仅挂了个名儿，主要工作是写写国际性社评，不需要坐班。当时上海《大公报》总管理处设在南京路，编辑部则在民国路。那里，每星期四举行一次社评委员会，一般由胡霖或王芸生主持。写国内问题的除胡、王外，还有李侠文、贺善辉两位。国际方面，日本问题一概由李纯青执笔；美国原由章丹枫负责，我的范围只是欧洲大陆及英伦三岛。后来章教书去了，美国也划给了我。一九四六年我还用塔塔木林这个笔名写过《红毛长谈》，以及一些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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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国内的政治格局是只许一边倒，不允许走自己的路。国际上，两大阵营势不两立，斯大林和杜鲁门都不相信苏美人民能并存在地球上。尤其自以为垄断了原子武器的美国方面，大有恨不得早日打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势。国内也剑拔弩张，经济上濒于崩溃。我头一个月领的教授级薪水，是好大一捆钞票。朋友靳以劝我马上把它变成实物——见到什么买什么，否则第二天就能贬得值不到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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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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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大公报》的“不偏不倚”两面不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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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标榜“不偏不倚”的《大公报》处境实在不妙。左的方面骂它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而南京的衙门几次发出警告。一回，我正在民国路开会，报馆被一帮暴徒包围了，他们大声砸门，咒骂报纸替共产党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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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一天凌晨，我正在徐汇村宿舍里，蓦地传来了砰砰砸门的声音。我爬起来去开门。那位在英国牛津长大的格温吓得以为来了明伙强盗。进来的却是持枪的大兵。他们冲进卧室，翻完了书架又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全掀起丢开，一面用枪托子在榻榻米上使劲顿。最后毫无所获，气哼哼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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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不搞政治，然而自从写起社论，就有个立场问题。我对资本主义——尤其对当时美国麦卡锡那套，深恶痛绝，但在英伦待了七年，对苏联三十年代肃反的情形也略有所闻。我真诚地希望战后的中国取苏美之长，走自己的路，而不当任何一方的傀儡。这想法同《大公报》的立场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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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公报》写的社论，责任都写到个人账上，不能说是公正的，因为社论要先在会上讨论，随后总编辑下指示，交稿后也并非就原封不动地发表出来。记得一位同事写过一篇全面支持学运的社评，登出时却面目皆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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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国七年，回来后在大动乱中偏偏干的又是耍笔杆子这个至为危险的行当。过去编过那么多年文艺副刊，并未触犯过谁。此次回国，老板要发挥我当驻外记者期间得来的那点知识，是很自然的事。我呢，自从一九三七年报纸缩张之际，成为首批遣散人员起，就立下个志愿：再干报纸，除了副刊，另外还得专一行。因此，旅英后期，我曾钻研过一阵子国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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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写文艺社评的四个字害了我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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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仅止写点国际社评，也不至于惹出乱子。偏偏一九四七年五月，社评委员会要我配合文艺节，写一篇关于文艺的社评。这时，我因为不谙国情，就在社评的一段中谈到九旬的萧伯纳还在创作，而我国作家“年甫五十，即称公称老，大张寿筵”。倘若我事先晓得某大权威已于鲁迅逝世后，成为文艺界最高领导，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闯这个祸的，因为当时人们对他就是称做“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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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会对祝寿如此反感呢？这里有一段背景似应提一下。一九四六年我回沪后，一位戏剧界名人曾通过我，向《大公报》洽编了一份《戏剧周刊》，占一整版。这个周刊是我向老板推荐的，我对它道义上负有一定责任。周刊为另一位更大的戏剧权威出了个“祝寿专号”。原定每期排新五号字，也许由于祝寿词来得不够踊跃，那一期全排了四号字。老板因而严词质问我这个推荐者，以致我从此对祝寿活动起了反感。如果我那时略识时务，无论怎样也不应该说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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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乱子对我造成的恶果，是我始料不及的。尽管我比沈从文幸运，一九四九年七月总算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然而除了一九五六年间短短几个月，我基本上被排斥在文艺队伍之外。“称公称老”这四个字足足害了我三十年（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我一直背着《新路》的黑锅，也仅仅在一九五六年解放过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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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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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国未破而家先碎，当时的夫人回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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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与英国友人合影[陈纮（左）、谢格温（中）、批评家约翰·海沃德（前）、萧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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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我的灾难好比是连环套，一环套着一环。中间还穿插着一九四七年我在私生活中遇到的一桩不幸。我当时的妻子谢格温虽然有个中国父亲，她又是在上海出生的，但襁褓期间就跟着英国母亲去了英格兰。一九四六年年初抵上海，我们在先施旅馆下榻，半夜里出现了臭虫。生长在英国中产阶级家庭、连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的她，这是破题儿第一遭挨臭虫咬，大哭大闹了一阵。三个月内我带着她搬了五次家，还在闸北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仓库住过一个时期。被大兵搜查那档子事，使她受了不少刺激。她反复嚷着：“这不是我的国家！我要回英国！”这样，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个歹人轻而易举地就破坏了我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她回英国去了。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我急于离开上海一段时日，却又不想再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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