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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回沪不久，就在格温口口声声嚷着“这不是我的家！我要回英国！”的当儿，有一次胡老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南京当局同他商量，要借调我去伦敦，接替叶公超的文化专员职务，他征询我的意见。我坚决谢绝了，说：“我不是国民党员，生平也最怕做官。如今好不容易回来了，再也不想走了。”由于我这斩钉截铁的回绝，家庭内部还发生过一场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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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就更离奇了。上海金融界一位先生有一天突然请我去吃饭。他当时是孔祥熙的左右手，解放后，才知道他其实是地下党的重要成员。席间还有一位安徽大学校长。约我吃饭的用意原来是要我为陈诚将军去“讲学”，讲讲欧洲政局。我当即一口回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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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那位安徽大学校长接连到复旦找了我三趟，说如果不肯给陈总长一个人讲，可以成立个班，总长也在座听讲行不行？我还是坚决没有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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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件事促使我下决心立即离沪赴港，参加那里的《大公报》改版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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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口，我感谢杨刚和李纯青两位的指引。在那里，又一个十字路口在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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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跋章 回家：一九四九年的命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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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平没喂过鸽子，可从小就对鸽子——特别是信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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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什么可叫它们传递的，使我感兴趣的也不在它们那套神奇的本事；吸引我的，使我无限神往的，是它们对“家”的依恋——执拗的、什么山川都无从阻挡的依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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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家”，左不过是稻草铺成的小小的窝吧。窝里没有什么豪华的陈设，只有几只咕咕咕叫着的雏鸽。然而那个窝以及窝里的小生命却占据了它们的全部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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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子不会像传递鸡毛信的红小鬼那样意识到绑在它们腿上的纸条对军事或民用的重要性。它们脑子里只有一根弦：不论路有多么遥远，多么崎岖和险阻，反正它们得回家。家就是它们的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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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信鸽的人，利用的也正是它们那股恋家的执拗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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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从上海到洛阳，或者从武汉到北京，得飞越多少江河湖泊、崇山峻岭和广漠无际的平原啊！一路上，晴天得挨烈日暴晒，遇上暴风雨还得经受疾雷霍闪的折磨。必然会有个别信鸽归途不幸给雷击中，栽到林间山谷里丧生的，然而那改变不了它们的本能——它们那种“我要回家”的强烈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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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苍鹰，鸽子并不以貌惊人。尺把长的身躯，圆圆的小眼睛，那咕——咕——咕得儿咕的啾声单调而且平淡。然而在那小身子儿里装着怎样的坚毅和果敢啊！它们的生活目标无比单纯：就是要回家。它们为之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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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一次春耕劳动中，我一锹下去刨出个老鼠窝。不论是四害还是五害，老鼠当然都跑不掉，它们偷吃谷物，十恶不赦。对于自然界的敌人，我向来没手软过。唯独刨出那个鼠窝之后，我并没举起锹把，立刻将它拍个粉碎。我被窝里井井有条的布置吸引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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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同旁处一样，也是黄中带黑，可没想到离地不到一米还有这么个“家”！细心的老鼠把窝分成几格，就像儿童玩“过家家”的那种雏形小房间。偷来的谷物并不乱堆，玉米呀，豆子呀，都分开放，而且好像还有间“婴儿室”（这时，大老鼠要么闻声吓跑了，要么外出找食去了）。称它“婴儿室”，是因为里边蜷卧着七八只初生的幼鼠：浑身光润，呈淡粉色，每只长仅寸许。我撂开锹把，蹲下来，忘情地端详着。心下不禁赞叹起老鼠的治家之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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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像是生命的定心砣。也不知“安居乐业”最早见于什么典籍，这四个字一针见血地点明了生活中的一个因果关系。世上也许有流亡者写出过了不起的作品，可我漂流在外的那七年，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不论徜徉在苏格兰的雷梦湖畔，还是眺望罩着积雪的阿尔卑斯山，我的心情都轻松不起来。俗话说相思使人消瘦，乡愁的滋味也苦不堪言哩。外在的景物越美，心里越是沉重，仿佛陷下个空洞，或有一只刺猬在里边滚爬。人家一过节，不管是圣诞还是复活，晶莹的彩色灯泡在枞树枝上闪亮着，个个穿起盛装跳舞，我却只能游离在那片欢乐气氛之外。对于游子，那不啻是火上浇油，越发勾起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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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年初，我曾站在生命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上，需要做出决定自己以及一家人命运的选择。当时，我的母校剑桥大学要成立中文系，系主任何伦（Gustav Haloun）教授邀我去讲现代中国文学课。他不但函约，三月间还亲自来到香港。他从大公报馆打听到我的住址后，就气喘吁吁地来到九龙花墟道我家，苦口婆心地劝我接受大学的聘请。他说此行一则为新创办的中文系购置一批书籍，再就是促我去剑桥。这回和一九三九年那次大不相同。大学不但负担全家旅费，还答应给我终身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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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伦原是捷克人，三十年代中期他看到希特勒气势汹汹，估计凶多吉少，就入了英籍。他是位连鲁迅的名字也没听到过的《诗经》专家，夫人曾是柏林歌剧院的名演员。两天后，这位怕爬楼梯的老教授又来了。这回先声明不是代表大学，而是作为一位老朋友来规劝我。他提到战后捷克的玛萨里克死得不明不白，提到匈牙利出了红衣主教案之后，多少无辜的人受牵连。他伸出食指，颤巍巍地说：“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长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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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告辞，他说第二天早晨再来听回话，还逗了逗坐在婴儿车里吮着奶瓶的铁柱儿说：“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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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闻我要去北平，几位东方的“何伦”也上门来劝阻。有的说，“你别看共产党眼下对你这么笑眯眯，那张脸说变就变。共产党只容得下应声虫。像你这样好发议论，去了非栽跟头不可。在那里栽跟头可不是儿戏，会闹得家破人亡，六亲都不认你，更不用说旧时的朋友了。”有的为我出起主意：“上策嘛，还是接下剑桥这份聘书。中策？要求暂时留在香港工作，那样既可以保持现在的生活方式，受到一定的礼遇，又可以静观一下，反正这么进去太冒失了。进去容易出来难哪！别看这里的大党员眼下同你老兄长老兄短，进去之后人家当了大官儿，你当个普通干部的时候再瞧吧。有老朋友了解你？到时候越是老朋友越得多来上几句。冲你这个燕京毕业，在国外待了七年，不把你打成间谍特务，也得骂你一通洋奴。委屈吗？不会让你像季米特洛夫那样当庭慷慨激昂地讲一番的，碰上了德雷菲斯那样案子，也不会出来个左拉替你大声疾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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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也有我个人的顾虑。为了那篇“称公称老”的社评，我开罪了大权威。我已经预感到他在文艺界泰斗的地位。进去之后，平时日子不会好过，万一出点差池，他那些讨伐我的文章必然成为置我于死地的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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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有时是位很爱拿架子的客人，心事有如门闩，有它横在门槛上，想合眼入睡是妄想。即便合上眼，也仍像坐在电影院的池座中心：黑白的，朦胧带点彩色的，一幕幕闪个不停。我似乎看到自己像小时见到的白俄乞丐那样，成了无家可归的白华，一个无国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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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了，窗外青山抹上一层赭色。摇篮里的娃娃仿佛也在做着噩梦，他无缘无故地在那里抽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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