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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了起来，头脑清醒了些后，就去马宝道了。临走，给何伦教授留了封短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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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抱歉，报馆有急事，不能如约等候。更抱歉的是，白白害你跑了三趟。正是为了这个娃娃，我不能改变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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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底的一天，一家人就登上“华安轮”，经青岛来到开国前夕的北平。现在回顾起来，当时促使我做出决定的就是“回家”这个念头。家，像块磁石，牢牢吸住我。我像只恋家的鸽子那样，奔回自己的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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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可以说是从小就没有过家。母亲早逝后，就搬进了学校宿舍，十四岁上又摆脱了寄人篱下的环境。北京城就是我的家。在大轰炸中的伦敦，即便躺在地铁站台上过夜，我的心也驰向那座被护城河和垂杨柳围着的古城。一九八五年年底，我还在几篇《杂忆》里宣泄了自己对它的依恋。正如我在《梦之谷》中所描写的，一九二八年我在汕头买到几只“北京”彩蛋（松花），就曾把上面沾满稻壳的泥巴抠下来，供在书桌上，以慰乡思。那阵子我常在梦中亲吻北平的城墙。在汕头，我改名“一燕”、“若萍”，总是忘不了自己的游子身份。当时倘若真和那位潮州姑娘去了南洋，我估计也待不长。我的心好像早已深深地埋在北平的城角下了。所以不管我有多少顾虑，怎么犹豫，最后的抉择是注定了的。我要回到北平去，在那里，我要第一次筑起自己的家，一个稳定可靠的家，并力所能及地做点有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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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在这种本能的——是本能，而不是认识或觉悟——驱使下，谢绝了剑桥大学的邀请，做出终老于北平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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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踏上东车站的站台，我就长叹了一声：可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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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东车站早已作废，改为铁路工人俱乐部了。这座位于前门箭楼东侧的车站曾在中国近代史上充当过重要的舞台。当年冠盖往来，车水马龙。它也是我个人经历上的一座里程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我从这里去的潮汕，一九三五年七月，我又从这里搭车去的天津《大公报》。如今，又是从这里，我走上革命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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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动机（为了安居）也许很不纯。对每个人来说，“解放”的意义都不尽相同。人到了三十九岁就不怎么喜欢漂泊下去了。我想，该打倒的，打倒了。今后，就跟在革命大旗后面，同大家一道，重整家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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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才认识到一九四九年的我，有多么无知，把“安家”想得多么轻而易举！折腾来折腾去，经过种种难以意料的风浪波折，三十四年后——也就是一九八三年，我才混上个可以安心放胆住下去的家，一个估计不至于再迁移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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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这个地方后，由于它刚好同马路对面的两座“高知楼”遥遥相望，竟然还有朋友替我不知足起来，嫌我这儿没澡盆，没地板，没坐桶。其实，最初曾给我三处来挑。另外两处我连看也没去看。我说，中了，而且这回永远也不再搬了。因为我知道，还有多少三代人住一间斗室的，多少家还在睡着双层床，很多中国人还在排队上着公厕，我还有心思去挑挑拣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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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那天，我慨叹说：人生几何，哪能把那么多时间精力全花在搬家——特别是为搬家而合脸舍命去奔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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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还没有这么个窝，或者有了而仍不满足，还想更上一层楼，那我就不会写此文了。那样岂不别有图谋了吗？为了避嫌，我也得躲着这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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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是由于已打定主意老于斯死于斯了，我才来写此文。我个人搬来搬去本是微不足道的，不值得去费笔墨。然而个人经历中往往反映着社会的演变。正因为如此，野史才是正史的补充。说不定我的搬家史也能从侧面反映一下近三十几年来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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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鸽在归途中，也不免遇到风雨甚至闪电；然而一旦飞回故巢，就安顿下来了。我这只归鸽在飞回来之后，却又搬动了十几回，不少次搬动都和个人的政治命运分不开，而个人的命运又同时代是息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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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170635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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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旅英七年：一个中国记者的二次大战自述 附录 萧乾和史迪威将军之女——建立在两条公路上的跨国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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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九三九年萧乾就写过一篇《印缅友谊值得争取》，发表在六月十五日、十六日的香港《大公报》上。文中描述了一个放弃在马来半岛上的一份产业，志愿到中国来驾驶汽车的印度青年。他告诉萧乾，自己是由于热爱中国文明，憎恨日本侵略者，才前来支援中国抗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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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约摄于一九二二年，史迪威夫妇在北京大方家胡同住所门前。一九二一年四月，史迪威担任总工程师，指挥一万二千名工人，修了一条从山西汾州府（现称汾阳）通到黄河的铁路。一九二二年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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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还谈到，旅缅侨胞多至三十万，然而彼此不团结。日本人寥寥五百名，活动能量却极大，在驻仰光的日本使馆指挥下，挑拨民族关系，造成缅甸亲日反英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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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的香港《大公报》上刊载了萧乾在当年三月所写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滇缅路是从云南省昆明经楚雄、下关、保山、潞西到中缅边境畹町的一条长达九百五十八公里的公路。一九三八年全线通车。这条横贯云南省的重要交通线一度成了我国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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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十月，萧乾抵伦敦，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报道战时英伦形势。在洋山洋水面前，他心系浴血抗战的祖国。一九四〇年六月六日，他在伦敦执笔《滇缅路开放之前》，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七日）上。一九九五年把此文收入《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这部自选集里时，他加上一段按语，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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