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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利用自己的声望，在他成为总理后邀请了许多英国社会和政治领袖来德访问。1936年3月，希特勒公然违反《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公约》（Locarno Treaty），占领了非军事化的莱茵兰，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英国客人。1936年8月，大批贵族和议员涌入柏林参加夏季奥运会。9月，又有数十人返回德国，参加在纽伦堡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纳粹集会。历史学家唐纳德·卡梅伦·瓦特（Donald Cameron Watt）说，许多怀揣着“世界最美好愿望”[25]的游客在朝圣归来后，“成为德国和纳粹外交政策的无偿仆人”。在一次会面后，洛锡安勋爵（Lord Lothian）写道：“今天的核心事实是，德国不想发动战争，并把放弃战争作为解决它与邻国争端的一种方式。”[26]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把希特勒描写成“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奥地利‘圣女贞德’”[27]。从纽伦堡回来后，玛吉·格雷维尔深情地说：“我亲爱的棕色小衬衫。”[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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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英国贵族苦难的制造者——大卫·劳合·乔治——也曾一度迷恋希特勒。1936年，在访问德国后，这位前首相在《每日快报》上撰文，将希特勒与乔治·华盛顿相提并论，称他是“天生的领袖，一个有魅力、有活力、一心一意维护和平的人”[29]。后来，劳合·乔治宣称：“我只希望今天能有一个像他这样高素质的人来领导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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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是所有访问德国的政治人物都对他着迷。回国时，鲍勃·布思比和罗纳德·卡特兰对希特勒及其政权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芝加哥百货公司巨头马歇尔·菲尔德（Marshall Field）的外孙罗纳德·特里（Ronald Tree）也是如此。罗纳德在英国长大，1933年被选为保守党议员。特里在1934年和罗伯特·伯奈斯一起访问了德国。[30]由于伯奈斯曾在报纸上发表过批评纳粹的文章，因此他和特里被禁止会见希特勒或德国政府的其他官员。相反，他们秘密会见了纳粹政权的反对者，这些反对者还告诉他们，集中营当时是为“国家的敌人”而设立的。在那次访问中，特里还目睹了相当多的针对犹太人的街头暴力。他“被说服了，就像我的演讲证明的那样，……除非希特勒一早就知道我们将以武力对付武力，否则在他的领导下开战是不可避免的”[31]。不久之后，当杰克·麦克纳马拉去德国时，获准参观了一个集中营。在那里他看到挥舞警棍的党卫军卫兵威胁面无表情的囚犯。麦克纳马拉后来写道，在他的一生中，“我从未见过人类如此胆怯”[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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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小群反对绥靖政策的议员中，有两名议员对德国发生的事情有更广泛、更深入的了解。在1931年当选议员之前，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保罗·埃默斯-埃文斯（Paul Emrys-Evans）曾在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担任武官，后来又在外交部工作。进入下议院后，埃默斯-埃文斯继续频繁地在伦敦的别墅宴请前外交部同事，他们都坚信政府正在向独裁者屈服，“灾难即将降临”[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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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哈罗德·尼科尔森曾在外交部和外交界任职20年，并于20世纪20年代末担任英国驻柏林大使馆参赞。意识到德国在停战后不久就开始秘密进行非法军事集结，早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前，尼科尔森就警告过白厅，德国正在积聚力量。他说：“如果我们在具体事情上表现软弱，在我们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之前，我们将面对一个全副武装的德国。”[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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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和其他议会“反叛分子”遭受到巨大的挫折。他们预见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危险，却无能为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到50岁，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和同龄人会进入政府，占据有影响力、有权威的职位。但这样的人太少了。他们是被战争摧毁的迷惘一代。其他的年轻人——“反叛分子”的兄弟、表兄弟、儿时的朋友、同学——可能会赞同他们进步的观点，反对与独裁者和解。这些人躺在散布于法国和比利时的坟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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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老一代政治家——拉姆齐·麦克唐纳、斯坦利·鲍德温、内维尔·张伯伦以及他们的同僚——继续紧握权力不撒手，就像他们自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所做的那样。正如布思比所说，在这些“老派的平庸之辈”中，担任过两届工党政府首相的麦克唐纳最无足轻重。1931年至1936年，他是所谓的国家政府的名义首脑，实际上当时掌权的是鲍德温和保守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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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保守党领袖的最初几年里，斯坦利·鲍德温是布思比、麦克纳马拉、埃默斯-埃文斯和麦克米伦等年轻的保守党进步人士眼中的英雄。鲍德温是一个直率的人，生得敦实，是正派和诚实在公共生活中的代表。他是一个温和的调解人，对1926年总罢工的巧妙处理受到了广泛的赞扬。布思比曾称鲍德温和他的父亲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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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鲍德温性格温和、为人正派，但他在1935年再次成为首相时已经68岁了，与现代社会完全脱节了。他喜欢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淳朴的乡绅，喜欢回顾早已消失的英格兰宁静的乡村价值观。这位从未在军队服过役，也没有目睹法国和比利时大屠杀的首相，斥责年轻一代“焦灼且愤世嫉俗”[36]的观点。他敦促“坦然而快乐地”接受这个世界是一个有道德的地方。布思比挖苦地指出，对于那些在一战阴影下长大的人来说，听从鲍德温的建议“有点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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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其他国家的政府正在制定革命性的新政策来应对大萧条，大萧条摧毁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美国制定了新政，法国有人民阵线，德国有第三帝国，苏联有五年计划。英国政府没有效仿这些国家。就像内维尔·张伯伦和政府的其他资深保守派一样，斯坦利·鲍德温从未意识到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内阁里的老人们身穿黑色外套、条纹长裤和有僵硬白领的衬衫，与许多英国客厅里陈列的老式达盖尔蜡像画中端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很像。查尔斯·里奇（Charles Ritchie）是一位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被派往伦敦的富有洞察力的加拿大年轻外交官，他形容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领导人是“有条不紊、受人尊敬且意志坚定的人，他们过着舒适的生活，远离贫穷和危险，对这个绝望、暴力和需要探索的时代一无所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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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地生活是鲍德温最大的愿望。“安全第一”是他的座右铭。他以迟钝的方式回避以任何激进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或减少失业与贫困。他对外交事务不感兴趣，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另一场战争。他对和平的渴望与许多同胞的愿望如出一辙，他们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屠杀之后，不想再与欧洲纠缠不清，只想继续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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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英国政府和公众一样，相信国际联盟能够维护世界和平。但是，由国际联盟执行的集体安全理念，从这个国际组织在战后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存在严重的缺陷。美国拒绝加入该联盟，德国在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后退出。作为国际联盟的主要成员，英国宣称自己支持国际裁军，并在战争一结束就开始削减武装力量和军备。1938年，杰克·麦克纳马拉指出，国际联盟有一个“伟大而崇高的理想，只有为之奋斗才能实现”[38]。他说：“相反，它被用作不作为的借口……我们（英国人）指望别人为我们战斗，为我们承担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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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国际联盟就证明了它在对抗侵略者和维护和平方面都是失败的。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时，英国以缺乏美国支持为由，拒绝介入，而没有英国的领导，国际联盟的其他成员也拒绝采取行动。希特勒和欧洲另一位法西斯独裁者——意大利的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1935年10月，在地中海和北非进行了近一年的威胁和挑衅后，意大利入侵了东非国家阿比西尼亚，阿比西尼亚立即呼吁国际联盟成员国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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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1935年11月的大选，鲍德温和保守党支持对意大利的侵略采取强有力的集体安全措施。保守党以压倒性优势横扫选举，赢得了超过工党和自由党近250个席位的多数，部分原因是他们支持国际联盟对意大利实施制裁。新政府名义上仍然是一个多党联合政府，但鲍德温仍然担任首相，保守党仍然控制局面。两个反对党就像国际联盟一样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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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之后，鲍德温政府和国际联盟都未能勇敢地面对墨索里尼。温和的经济制裁是国际联盟对意大利采取的唯一惩罚措施，但收效甚微。英国政府决心不冒与意大利开战的风险，并急于将墨索里尼排除在希特勒的势力范围之外。与此同时，英国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安抚意大利独裁者。选举刚过两周，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和他的法国对手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就秘密同意了一项计划，允许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亚有些自由，以此来结束冲突。当《霍尔-拉瓦尔协定》的内容被泄露给新闻界时，引起了公愤。鲍德温迫于公众压力，迫使霍尔辞职，由安东尼·艾登取而代之。然而，首相并没有试图进一步控制墨索里尼，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战争仍在继续。1936年6月，也就是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全境的一个月后，对意大利的经济制裁被取消。后来，一位反对绥靖政策的保守党人写道：“‘强奸’阿比西尼亚也许是独裁者胜利时代的转折点。我们没能兑现给阿比西尼亚提供援助的承诺。一个非常虚弱的（意大利）的夸大其词让40个国家面对狂妄自大的侵略行径时，变得玩世不恭和麻痹。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成了欧洲历史上最悲伤的事件之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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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少数几个保守党人抗议鲍德温对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的放任态度，其中包括布思比和麦克米伦。就连温斯顿·丘吉尔也倾向于淡化意大利的进攻。在下议院的一次辩论中，布思比认为，对袭击阿比西尼亚视而不见，将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相信英国永远不会抵抗侵略。麦克米伦对首相政策的反对更为激烈。1936年6月23日，在政府放弃对意大利的制裁后，他是仅有的两名投反对票的保守党议员之一。麦克米伦在鲍德温手下，6天后辞去了党鞭的职务，这实际上意味着他要退出该党，不再被视为“政府的官方支持者”[40]。《星期日泰晤士报》认为，麦克米伦的“叛变”为他曾经充满希望的政治前途敲响了丧钟，并把他置于“每个议会都能找到的一小撮贱民”[41]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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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布思比所预测的那样，希特勒敏锐地注意到英国在与墨索里尼对峙时的失败。1936年3月，他下令德国军队占领非军事化的莱茵兰——德国西部的一个狭长地带，横跨莱茵河，与法国、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接壤。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被禁止在该地区修建防御工事或驻军。截至1936年3月，这是希特勒最明目张胆地违反德国的条约义务的行为，也是他对英国和法国最戏剧性的挑战。正如麦克米伦所意识到的那样，这也是对西方安全和权力的致命打击。通过占领并在莱茵兰加强防御，德意志帝国可以制订计划来攻击它的东部邻国，从而确保自己可以免受来自西方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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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他大多数英国政客对麦克米伦称为“历史转折点之一”的情况漠不关心。只有少数议员，包括布思比、丘吉尔、埃默斯-埃文斯和爱德华·斯皮尔斯，敦促鲍德温政府接受希特勒的挑战。布思比告诉下议院，德国元首在莱茵兰发动的武装行动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拥护的“大骗局”的一个例子，英国和法国必须戳破这个骗局。丘吉尔告诫说，如果不能与希特勒抗衡，法国和低地国家将受到德国的攻击。但这些警告没有得到重视。作为公开表态的人士之一，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写道：“下议院‘非常亲德’，这意味它害怕战争。”[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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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自己也承认，他的行动确实是虚张声势。“进军莱茵兰后的48小时是我一生中最伤脑筋的时刻，”他说，“如果法国人当时进军莱茵兰，我们将不得不羞耻地撤退……”[43]但法国，尽管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却宣称需要英国的帮助来对抗希特勒。当英国拒绝援助时，法国也拒绝行军。希特勒的冒险成功了，英国社会和政府上层似乎很少有人介意。前外交官洛锡安勋爵，也是劳合·乔治的前任秘书，说：“毕竟他们只会走进自己的后花园。”[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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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初，包括麦克米伦、布思比、特里、麦克纳马拉、尼科尔森、埃默斯-埃文斯、斯皮尔斯和新当选的罗纳德·卡特兰在内的大约35名反靖绥主义议员，组织了“12月俱乐部”，该俱乐部的名字来源于臭名昭著的《霍尔-拉瓦尔协定》签订的月份。斯皮尔斯说，议员们越来越担心政府拒绝回应意大利和德国的侵略，议员想向鲍德温及其手下表明，“如果采取行动符合国家利益，我们中有很多人做好了在紧急情况下独立于党鞭采取行动的充分准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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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斯皮尔斯和他的后座议员同僚们都知道，他们在下议院没有足够的票数直接挑战鲍德温和压倒性的保守党多数派。为了扩大影响，反绥靖势力需要团结整个国家，为此，他们需要一位全国公认的领导人。乍一看，选择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温斯顿·丘吉尔是最著名的绥靖主义反对者，也是英国下议院军备重组的倡导者。碰巧的是，丘吉尔对年轻的保守党人因未能在下议院发挥更大影响力而产生的挫败感表示同情。1928年，他给鲍德温的信中写道：“你提到了议会培养了很多年轻人才，但是你几乎没有为他们做什么。这些青年才俊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处理实际事务。”[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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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下议院几乎没有人愿意与丘吉尔扯上关系，当然也包括年轻有为的保守党进步人士。20世纪初，在反对印度有限自治的激烈运动中，丘吉尔将自己置于议会的深渊。像麦克米伦这样的议员，几年前还依偎在这位伟人的脚下，现在却对他极端右翼的观点避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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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麦克米伦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恼火的局面。在20世纪20年代末担任英国财政大臣之后，丘吉尔就把他在印度事务上的影响力消耗殆尽了！1929年工党赢得大选后，他一直留在保守党的领导层，但在1931年，因为强烈反对该党支持印度自治的提议，他从影子内阁辞职。当年晚些时候，保守党控制的新政府成立，财政大臣是内维尔·张伯伦，而不是丘吉尔。丘吉尔的辞职，以及他在印度问题上对政府的谩骂，是他未来被排除在鲍德温政府和张伯伦政府所有高级职位之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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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4年里，丘吉尔坐在下议院过道下面的角落里，领导了一场针对《印度法案》（India Bill）的激烈的防御战。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私人的、情绪化的问题。作为第四轻骑兵团的下级军官，19世纪90年代末，他在印度待了将近一年。近40年过去了，他仍然迷失在帝国的幻梦中，对印度问题的复杂性和这个国家的紧张局势几乎一无所知。对丘吉尔来说，印度仍然是帝国皇冠上最珍贵的宝石，因此，印度必须继续处于英国不容置疑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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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政府支持者指出，在关于印度的辩论中，丘吉尔有时“愤怒得几乎发狂”[47]。他对鲍德温和其他政府官员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此外，他对印度和那些寻求印度独立的人的言辞攻击是极端的，甚至是恶毒的。他宣称，印度教徒是“肮脏的，他们受到污染的保护，免受应遭的厄运”[48]。他认为，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半裸着大步走上总督府府第台阶与国王的代表进行平等谈判，使人震惊和令人作呕”[49]……印度独立的想法是“对文明的犯罪和震撼世界的灾难”[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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