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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印度法案》的斗争中，丘吉尔争取了不到100名保守党议员的支持，他们几乎都是党内的极右翼人士。大多数议员对丘吉尔反对印度任何形式的选举民主都没有多少同情。用麦克米伦的话来说，他的态度被认为是“反动和不切实际的”[51]，人们再次怀疑丘吉尔的判断力。一位名叫V. W.杰曼斯（V. W. Germans）的政治评论员在1931年指出：“公众认为他才华横溢，但为人鲁莽、头脑发热、容易冲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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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丘吉尔在1933年对重新武装的德国日益增长的威胁发出警告时，很少有议员团结在他周围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是那些在德国问题上与他意见一致的人也不愿支持他，他作为领导人的价值已经严重降低了。实际上，在反对绥靖政策的斗争中，丘吉尔在议会中只有3个坚定的支持者：布思比、女婿邓肯·桑兹，还有一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布兰登·布拉肯（Brendan Bracken），他于1929年被选为下议院议员。布思比在印度问题上与丘吉尔有着强烈的分歧，两人的关系也有所降温。然而，到了1932年，两人的分歧已经弥合。丘吉尔向他的前议会私人秘书建议：一起前往美国，在英国报纸上报道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会议。由于某种原因，那次旅程并未成行，布思比虽不像以前那样与丘吉尔的关系那么亲密，但他仍与这位长者结盟，以唤起国家和人民对重整军备的迫切需要。1934年11月，当丘吉尔在议会提出一项极具争议的修正案，宣称英国的武装部队，尤其是皇家空军，“已不足以保障国家的和平、安全和自由”时，布思比是该修正案的5名联名签署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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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期，丘吉尔在朋友家的乡间别墅里度周末，他和同为客人的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夫人一起去森林里散步。卡特夫人是丘吉尔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和他一样坚决反对绥靖政策。在他们散步时，她说他必须提醒全国人民注意独裁者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危险。“你一定是个唤醒者，”她说，“你必须唤醒公众，只有你能做到。”[53]他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说：“是的，问题是我将一个人做这件事。我不会有任何压力。我没有跳板。最糟糕的是，我没有追随者。”在这种情况下，她继续说：“我们必须为你招募一批追随者，必须为你制造一个跳板。”丘吉尔知道，自己最好不要反对她。他和维奥莉特女士做了近30年的朋友，这么长时间足以让他知道，一旦她下定决心做某事，她就很少放弃，直到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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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丘吉尔对女人的陪伴（除了他的妻子）一般都不感兴趣，而且他坚信女人在公共生活中没有一席之地，他和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夫人的关系就不免令人惊讶了。丘吉尔对女性的厌恶从来没有延伸到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身上，也许因为她和自己太相像了。和丘吉尔一样，维奥莉特也喜欢政治斗争，从20岁出头起，她就一直是自由党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在很多人看来，她具备的情感力量和语言能力都可以与丘吉尔相媲美。就像丘吉尔一样，她尖酸刻薄、聪明绝顶，可以用智慧来碾压对手。她享受智者辩论中的交锋，是少数几个在口头辩论中偶尔能胜过丘吉尔的人之一。维奥莉特夫人与人争论时常常情绪激动，会不舒服地靠近交谈对象。一个熟人回忆起一件事，“一位邻座客人在晚餐时把自己的叉子伸到（维奥莉特夫人的）嘴里”[54]。在另一个社交聚会上，维奥莉特夫人的热情驱使她的谈话对象——约翰·科尔维尔，一位曾担任张伯伦和丘吉尔议会私人秘书的年轻贵族，背靠在壁炉旁，把裤子都烧焦了。丘吉尔曾经形容她是“一个如此聪慧的女人”[55]，并着重强调了“聪慧”。多年后，一位政治评论员写道：“如果她是个男人，她会在政治上达到顶峰。”[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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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奥莉特夫人和丘吉尔相识于1906年，当时他32岁，是自由党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政府的一名初级大臣，而她19岁，是财政大臣的女儿。在一次晚宴上，他们毗邻而坐，这位金发碧眼的优雅少女被这个粗鲁年轻人的谈吐迷住了，她随后跑回唐宁街11号，叫醒了父亲，告诉他：“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天才。”[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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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语言的共同喜爱点燃了友谊，尽管偶尔会有大发雷霆的时候，但他们的友谊维持了近60年，直到丘吉尔去世。维奥莉特夫人曾说：“语言是他心灵的通行证。在一场争论中，我常常会在一扇紧闭的大门前白白浪费几小时。但是，如果有人通过几句幸运的话，或者唤起了他的想象或感情，使他明白过来，那么门就打开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准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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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当阿斯奎斯接替坎贝尔-班纳曼成为英国首相时，作为她父亲最亲密的知己之一，维奥莉特向父亲施压，要求他任命丘吉尔为英国海军部第一大臣。1911年，丘吉尔首次以英国贸易委员会主席和内政大臣的身份证明了自己的勇气之后，他就这样做了。在往返于内阁会议的路上，丘吉尔经常造访唐宁街10号维奥莉特的客厅。许多人，包括维奥莉特夫人的继母玛格特，相信维奥莉特爱丘吉尔，并想嫁给他。1908年，当维奥莉特得知丘吉尔与克莱门汀·霍齐尔订婚的消息时，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刻薄地写道：“他的妻子对他来说，就像我常说的那样，不过是个装饰性的餐具柜罢了。她太没出息了，他也不介意她再差点儿了。我不知道他最终是否会介意她像猫头鹰一样愚蠢。”[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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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维奥莉特逐渐意识到的那样，克莱门汀·丘吉尔既不是“一个装饰性的餐具柜”，也不“像只猫头鹰一样愚蠢”，但她肯定比维奥莉特夫人更愿意让丈夫主宰他们的世界。尽管维奥莉特尊敬丘吉尔，并反击任何说他坏话的人，但她的意志力太强了，不愿留在幕后，成为丘吉尔强烈需要的那种助手。在28岁时，她嫁给了她父亲的议会私人秘书莫里斯·博纳姆·卡特（Maurice Bonham Carter）。卡特向她求爱多年，并承诺与他结婚并不意味着她放弃独立和自由，最终赢得了她的芳心。维奥莉特相信了卡特的话——或许比他的本意更加字面化。[60]多年来，她一直与著名的商业银行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密友奥斯瓦尔德·汤因比·福尔克（Oswald Toynbee Falk）有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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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维奥莉特夫人又有传统的一面，她认为身为人母的责任限制了她从政，也限制了她成为议员。十多年来，她远离政治，养育了4个孩子，直到希特勒的崛起促使她再次采取政治行动。作为一个宽容和个人自由的狂热信徒，当维奥莉特夫人看到对这些价值观的威胁时，从不保持沉默。她曾说：“我的性格里没有中立。自从我出生以来，就从来没有骑墙观望。”[61]她以黑白分明的方式看待人和事，对她来说，希特勒和纳粹从一开始就是黑暗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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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希特勒上台3个月后，她在一次自由党会议上说：“在德国，我们所认为的自由似乎已经消失……转眼间，它几乎不做任何斗争，就被噩梦般的暴力统治所取代。”[62]她相信除非英国不只是口头上支持国际联盟，否则另一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她和她的好朋友布兰奇·达格代尔（Blanche Dugdale，也称巴菲·达格代尔）——前首相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的侄女，还有罗伯特·克兰伯恩勋爵的堂兄，成为反对绥靖政策的保守党和自由党年轻议员的心腹，不断敦促他们对政府采取更坚定的立场。当一个年轻的“反叛分子”因为鲍德温和他的手下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没有勇敢地面对意大利，而犹豫是否要给他们投反对票时，维奥莉特夫人严厉地批评了他。她问这个年轻人，正如他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我的道德原则在哪里？这一切都非常困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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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由于维奥莉特夫人的推动，丘吉尔参与了一些反绥靖组织，包括一个名为“集中力量捍卫自由与和平”的组织，旨在动员所有政党的人民反对安抚独裁者。早期的保守党支持者包括布思比、卡特兰和埃默斯-埃文斯，以及备受尊敬的独立议员埃莉诺·拉思伯恩（Eleanor Rathbone）和强大的工会大会秘书长沃尔特·西特林爵士（Sir Walter Citrine）。作为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丘吉尔发表了演讲并撰写了文章，强调政府必须加快重整军备和加强集体安全，以应对德国的威胁。维奥莉特夫人也这样做了。她在一次集会上宣布：“除非世界上自由民主的国家……准备站在一起，为正义、和平和自由冒险，就像其他人准备为侵略的果实冒同样的风险一样，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失败，黑暗势力就会抢占地球。”[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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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这场运动的势头越来越大。参加反绥靖主义集会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热情也越来越高。丘吉尔甚至开始给下议院留下印象。1936年11月，他设法让鲍德温政府处于守势，迫使其承认尽管鲍德温两年前曾承诺建立英国皇家空军，但英国的空中力量仍逊于德国。鲍德温政府对事实的承认激发了丘吉尔对首相及其政府最尖锐、最有力的攻击之一：“所以他们在奇怪的悖论中继续前行，决绝地犹豫不决，坚定地随波逐流，顽固地反复无常，拥有无上权利，却毫无作为。所以我们要继续为‘蝗虫’准备更多的时间——这些时间也许对伟大的英国来说至关重要。”[65]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后，鲍德温哀怨地为自己争辩，却于事无补。他说如果他“到各地说德国正在重新武装，我们必须重新武装起来”[66]，那么保守党就会在1935年的选举中落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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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承认他重视政治上的胜利，而不是国家安全后，他的声望就一落千丈，他的外交政策也被质疑。就连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承认他遇到了麻烦。与此同时，丘吉尔、维奥莉特夫人和他们的盟友在英国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英国人越来越有决心迫使他们的领导人直面独裁者。丘吉尔写道：“我们有一种感觉，我们不仅即将赢得人们对我们的观点的尊重，还将使它们占据主导地位。”[67]但后来，爱德华八世和辛普森夫人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机会又一次溜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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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国王不是有意为之，他也常常帮到希特勒。作为威尔士亲王，他曾是英国最著名的纳粹德国的辩护者。1936年1月，在接替父亲乔治五世不到一年中，他明确表示打算娶他的情妇、一位再婚的美国人沃利斯·辛普森（Wallis Simpson）为妻。这让他的国家陷入了一场长达数月的宪法危机，这场危机暂时掩盖了英国重整军备和对抗希特勒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国王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竟然是丘吉尔，他在爱德华退位问题上的拖延破坏了他在反对绥靖政策斗争中辛苦恢复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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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显然不赞成国王的亲德观点，但他始终是浪漫主义者，是英国君主制的热情支持者，他的妻子曾说他是“国王神圣权利的最后一个信徒”[68]。公众和议会都认为，如果国王执意要结婚，他就必须退位，丘吉尔反对这种看法，他让爱德华坚持下去。然后，在1936年12月7日，他“满怀激情、一身白兰地酒气”[69]，恳求下议院不要急于做出判断，结果却被充满敌意的下议院压倒。第二天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写道：“这是现代议会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挫败。”[70]鲍勃·布思比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一点。他说：“在那致命的五分钟里，丘吉尔反对绥靖政策的集中远征颓然溃败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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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和丘吉尔的其他盟友一样，布思比对丘吉尔的判断失误感到震惊。正如《旁观者》（The Spectetor）杂志所言：“没有人会否认丘吉尔先生的天赋，但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或者在错误的时间不做错误的事情，并不是天赋的一部分。”丘吉尔的大多数支持者能克制住自己，而暴怒的布思比却没能克制住自己。1936年12月7日下议院休会后，他立即给丘吉尔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写道：“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让我觉得，那些对你最忠诚的人几乎不可能在政治上盲目地追随你（就像他们想做的那样）。因为他们不知道下一次会降落在什么鬼地方。”[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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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他平静下来，布思比后悔自己冲动地寄了这封信。“我真是太傻了，”多年后他说，“因为（丘吉尔）很清楚自己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不应该再雪上加霜了。”[73]他为自己的指责向丘吉尔道歉，并解释说，他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他坚信“在未来两年里，你是唯一能拯救这个国家和世界的人”[74]。丘吉尔后来承认，他严重误判了英国人的情绪，但他向布思比保证，他没有恶意。然而，正如布思比后来看到的，他和前导师的关系在这次事件中遭受了重大打击，今后将产生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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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哈罗德·麦克米伦的话来说，退位危机“削弱了当时最伟大、最具先见之明的政治家的声誉和政治地位”[75]，但恢复了斯坦利·鲍德温的声望，他娴熟、温和地处理了这场争议，受到了广泛赞扬。1937年5月，鲍德温将首相职位交给内维尔·张伯伦，退休并搬到位于伍斯特郡的乡间别墅。哈罗德·尼科尔森评论道：“没有人像他一样满怀深情地离开。”[76]与此同时，丘吉尔痛苦地意识到英国重整军备的“欠账越来越多”。但由于没有政治资本做任何事情，在193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不在聚光灯下，致力于撰写报纸和杂志文章，并完成了一本四卷本的传记，记述了他杰出的祖先、第一任马尔伯勒公爵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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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丘吉尔再次陷入政治荒野，反对绥靖政策的保守党希望另一位议会同僚来领导他们的事业。他就是40岁的外交大臣，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位获得高职位的年轻保守党人之一。作为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的倡导者，艾登被他这一代政治人物视为内阁中唯一一位坚定的重整军备和抵抗运动的拥护者以及内阁中优柔寡断的调解人。当然，他的支持者相信，他会意识到形势的紧迫性，并团结反绥靖势力。当然，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指望艾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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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bert Boothby，I Fight to Live，London：Gollancz，1947，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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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obert Boothby，I Fight to Live，London：Gollancz，1947，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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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illiam Manchester，The Last Lion：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Alone，1932-1940，New York：Dell，1988，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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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obert Boothby，Boothby：Recollections of a Rebel，London：Hutchinson，1978，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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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obert Boothby，Boothby：Recollections of a Rebel，London：Hutchinson，1978，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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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obert Boothby，Boothby：Recollections of a Rebel，London：Hutchinson，1978，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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